明初大家王紱經典作品《山亭文會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07-23

明王紱山亭文會圖紙本設色 219x87.6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王紱(1362-1416)，明代初期畫家。紱，一作芾，字孟端，號友石，螯叟，後以字行。無錫(今屬江蘇)人。他自少志氣高逸，曾北游江淮，浮黃河，游太行，出雁門，弔古慨今。時人慕其名，爭相延請他，見其氣貌偉岸，言詞踔歷，益加器重。十歲能詩，十五歲補博士弟子員，洪武十一年到京師供職。洪武十三年（1380）左丞相胡維庸樹黨謀反，被誅，因此被牽連者數萬人。王紱亦受牽累，謫戊山兩朔州（今大同）將近二十年，建文元年（1399）被釋放回歸無錫，隱居九龍山，潛心於畫事。由於王紱數法甚佳，永樂元年（1402）被薦入文淵閣供職，永樂十年（1412）拜翰林中書舍人，他在《北京八景圖卷》中曾鈐篆書陽文長方形「中書舍人」印。他曾兩次隨明成祖巡狩北京。擅長山水，尤精枯木竹石，畫竹兼收北宋以來各名家之長，具有揮灑自如、縱橫飄逸、清翠挺勁的獨特風格，人稱他的墨竹是「明朝第一」。永樂元年(1403年)開始參與編纂《永樂大典》。性耿介，有豪貴投金購其字畫的，常拂袖而去。人勸之，他說：「丈夫宜審所處，輕者如此。重者將何以哉？」一次在京城，月下聞簫聲，他乘興作《石竹圖》。次日一早訪其人贈之，見是一個販貨的商人。那商人拿出貴重的紅色毛織地毯送他，求他再畫一幅以成對。他居然氣忿忿地將前一幅畫也撕了。　　元以來的文人畫畫，旨在「寄興游心」，「聊以自娛」，故常以文人的休閑生活為題材，如讀書、彈琴、游賞、文會、論畫等等。王紱繼承了這種畫風，《山亭文會圖》就是刻畫文人雅士聚在山下茅亭中談詩論文的情景。然而茅亭只據圖左下小小一隅，整幅畫面是崇山的全景：一峰高聳，群山環繞，山腰白雲裊裊，林木蔥鬱，有亭台樓閣，隱現其間。山腳深處，有溪水潺潺流出。茅亭中已有五人，三人圍坐案前，案上有文稿，另兩人則憑欄而立。山路上一人策杖而行，溪中一小舟載人而來，亭前坡路上有兩人駐足而談，這些人顯然是赴山亭文會而來。我數了數，共有十二人之多，但每人圖繪不過二厘米高，幾乎融化於大山之中。這種「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景象，正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對於大自然的敬畏之情。　　王紱的山水畫，取法吳鎮、倪雲林，也師王蒙，而《山亭文會圖》更多地參合了王蒙的筆意。用筆較干，山石的解索皴由淡至深多次皴、擦、染，墨色蒼潤厚重，而焦墨的點、擦，更增其蒼莽沉鬱。這正是王蒙獨特之處。「元四家」中，吳鎮多用濕筆，而黃公望、倪雲林都以淡雅簡潔著稱，只有王蒙，反覆皴、染，尤其是焦墨的點、擦，包融萬象，開創了山水畫寫意的新境界。《山亭文會圖》的用色也很有特點：山石染墨赭色，使山體益增其凝重，而在雙勾的樹葉及樓閣的窗棱上染硃砂色，雖明艷，但並不破壞墨和色的融洽，歷經六百多年依然讓我們感受到畫面墨氣的濃郁。　　而令人費解的是，王紱生於元末而長於明初，正是明朝廷大開殺戒，橫掃元代畫風之際，畫家人人自危，競相摹仿南宋馬遠、夏圭的畫風以自保。而王紱卻熔煉「元四家」之精華，並自出新意。也許是他徹悟於「自娛」的宗旨，僅畫了留在家中自賞，而將其墨竹圖拿出面世。無怪乎他的墨竹圖對明代繪畫的影響極大。畫竹大家夏昶就是出其門下。王紱的藝術風格對吳門畫派的山水畫有一定影響。但他不肯輕作山水畫，故後人有「舍人風度冠時流，筆底江山不易求」的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