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國「中國化」——人文社會科學的轉型之路

十八大之後，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如同中國社會一樣，所發生的一個最為重大的變化，就是「西方化」進程漸趨終止，延續了近30年之久的「西方化」發展取向得到堅決扼制。如同人們所觀察和感受到的，近若干年，整個中國的精神氣候、文化氣候、學術氣候，的確正在發生深刻變遷，整個中國社會的語境正在被重構，整個中國本身正在朝著更加本土化的方向迅跑。

受這一變遷影響最大的領域無疑是「西方化」最深刻、最徹底的那些領域，就人文社會科學而言，這一趨勢對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等學科的左右可能最大。所以，筆者曾經斷言：「文革」結束以來，社會科學高速發展繁榮的局面已告一段落，至少已進入一個發展大大放緩的新階段。因為所有社會科學背後的預設都是自由主義，而自由主義在今天已處於一個受限制的狀態，因而這些學科陷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那麼，這些學科今後何去何從？如何選擇各自的發展方略？主要出路在哪裡？本次演講對此試作探討，以作引玉之磚。

與整個中國正朝著更加本土化的方向發展這個大趨勢、大走向相適應，當前的人文社會科學事實上也面臨著一個向本土化轉型的巨大挑戰。

這應該是一個艱難的轉型，其難度不亞於中國社會的轉型。因為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體系，是上個世紀初以西方特別以歐美為藍本建立起來的，這個結構體系的所有層面和板塊主要是西方的，包括所有的研究范型、理論工具、方法路徑、設計旨趣均是西方的，基本上是一種全盤性的橫向移植。在我們本土的學問分類中，只有一門學科能和西方學術分類直接相通，這就是史學，其餘全部存在一個調整與轉變的問題。由於沒有相應的基礎，而移植過來的這些學科絕大多數都是白手起家、從頭開始。儘管經過一個世紀的轉化、適應和積累，但這些學科的西方化氣質並無大的改變。

上個世紀初中國學界對歐美學科體系自覺不自覺的全盤接受，意義巨大，功不可沒，是中國學術從傳統向現代的結構性轉換，而且這一來自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迄今無疑仍有巨大價值，今後很長時間仍會被沿用。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否利用西方學術分類這一框架，使這一學術分類的研究內容和對象轉向本土經驗？換句話說，我們能否把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管理學，甚至中文、歷史、哲學等學科工具化，統統變成認識轉型期中國的利器，與此同時，重構或重建這些學科本身？如同前面所說，社會科學高速發展的局面已告終結。我們現在能否把社會科學所遭遇的這一嚴重困境變成鳳凰涅槃的重大機遇？在我看來，上述問題的解決完全可能，而出路就是本土化。也就是說，當前佔主流地位的這一學科體系仍有自己的巨大發展空間，關鍵是調整方向，這個方向就是中國經驗。從較長時段來看，這些學科的生命力和出路，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到對中國經驗和中國轉型問題的探討上，從而指導並詮釋這個轉型，並向全世界提供對這種轉型的說明和概括。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近30多年來的快速工業化進程都是驚人的，在近30年間，中國不但基本完成了從延續了五千年的農耕社會向工業社會的深刻轉型，用一代人時間走過了西方200－300年所走過的路程，而且這種轉型走的還是一條迥異於西方的獨特的工業化道路。這條獨特的工業化道路，給人類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提供了哪些西方沒有的東西？這條道路顛覆了哪些基於西方經驗的社會科學結論？這條所謂中國道路的特徵和問題在哪裡？在西方如此不看好中國的政治體制、社會體制的背景下，而恰好在這30年，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奧秘在哪裡？準確地回答和詮釋這些問題，正是當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各門類的廣闊用武之地。

這也就意味著，經濟學、政治學、法學在更強烈地面臨一個本土化的轉型，這個本土化轉型的本質就是把中國經驗升華為一般的理論原則，從而豐富、補充乃至部分修訂被我們視為普適規則的若干經濟學預設、政治學預設、法學預設。無論我們當前的社會科學能否認識到這一點，也無論認識到後短期內能否做得了，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本土化轉型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唯一出路。

從這樣一個角度看，當下我們高校正在進行的「雙一流計劃」，就不是一個推動學科轉型，而是一個加速學科建設的計劃。而這種所謂學科建設在我看來，既是影響、制約學科轉型的最大障礙，又無法實現所謂「雙一流」的目標本身，因為只要你現在仍在原有軌道上建設、運行，就不可能實現「雙一流」，當然自然科學或許可行；換句話說，只有你轉型了，才有可能成為一流，不轉型，老是跟在人家的後邊走，怎麼可能成為一流呢？頂多是二流，而且永遠是二流。當前人文社會科學的主要任務是推進原有的學科建設還是加速學科轉型？看來確實需要我們認真檢討一番。

很長時間以來，學科建設似乎已變成學科存在的最高價值，甚至是唯一價值，這很不正常。學科建設曾經是積極的，分科治學曾經具有巨大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學術史價值。這一點在上世紀80年代基本上是正面的，因為此前30年基本上沒有自覺的學科建設，沒有自覺的學科意識。在長達30年的時間裡，所有的學科均已成為意識形態的分支，似乎沒有自身存在的價值。當時既沒有獨立的學術，當然也就更沒有獨立的學科建設可言。呼喚學術獨立遂成為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的強大思潮。

不過，學術獨立不是獨立於社會，不是獨立於時代，不是獨立於現實。80年代的學術獨立思潮最後一步步地走向學術拒絕社會、拒絕現實、拒絕時代的道路。當前被神化的學科建設實際上就是這種學術獨立思潮登峰造極的結果，它已成為學者新造的豪華象牙塔。越來越多的學者躺在這個新創造出來的豪華象牙塔里備享物質極大豐富所帶來的種種好處，而日漸淡忘學術本應回報社會、回報時代，應該關注、思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這裡的關鍵在於，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究竟是面向問題，支持對問題的研究，還是強化自身的存在？很久以來的做法是只關注學科自身的建設，而忘記學科的存在是為了解決問題，是養成解決問題的能力：經濟學是為了解決資源如何配置以及由此帶來的發展問題，政治學是為了解決社會管理中的制度安排問題，法學是為了解決社會的公平正義的實現問題，軍事學是為了解決戰爭和國際建設問題，等等。學科的設置和建構本來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分門別類、分科治學是為了研究問題，現在卻越來越本末倒置，乃至捨本逐末，棄本就末。

要而言之，分科是為了治學，但治學不是為了學科，更不是鞏固分科，而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相對於問題、相對於研究對象，學科的存在本來只具有工具的意義。然而，現在的學術界卻像一個不負責任的外科醫生一樣，每天只沉溺於對手術刀的打磨、把玩和觀賞，而忘了手術刀的用途，是為了解剖，是為了救死扶傷，是為了解除人類的痛苦，完全「異化」了：手段變成了目的本身，工具變成了本體，一切都反轉過來了。

譬如，筆者所在的史學理論學科，近20多年來日益從歷史本體論走向歷史知識論、歷史認識論，從歷史理論走向所謂的史學理論，也就是說越來越放棄了對歷史進程本身的理論研究，走向對歷史認識過程的研究。經濟學是否也是如此？越來越重視所謂學科建設，越來越輕視、忽視乃至無視對外在經濟現象、經濟事實本身的探究，越來越不注意對獨特的中國經驗的探究，對獨特的中國市場經濟之路的探究。而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學科的學科建設卻在高歌猛進。

現在學術評估的標準是只看論文的篇數、出版的著作、刊載論文期刊的等級和研究隊伍的年齡結構、學緣結構和職稱結構是否合理，而不問是否發現和解決了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哪些問題。譬如，我們很少看到哪個高校，尤其是著名高校，以解決了多少實際問題、透徹地研究了多少外在事實為標準，來判斷所在學校的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等的相對地位。而與此同時，近20年來，各個學科的所謂學科建設越來越紅火，越來越轟轟烈烈，越來越好看！

不特此也，另外一個很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學科的劃分本身：現在的學科劃分，越來越變得只具有教育學的意義，從分科治學變成了分科學習，越來越不具有推動科研的意義，或推動科研的意義日趨淡薄。某種程度來講，現在的學科設置框架已只具有便於初學和入門的意義，而於高深研究者已無幫助，而於解決問題也無幫助，甚至於變成壁壘和障礙，變成楚河和漢界。

所以，當前的人文社會科學已經暴露出比較嚴重的問題：學科設置本身已經壁壘化、鴻溝化，已從推動學術進步的動力變為阻擋學術進步的障礙，但又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學科建設已成買櫝還珠，捨本逐末。可以說，當前的學科設置和學科建設聯手強化了學科自身的存在，導致了對問題研究的割裂，乃至對問題研究的迴避。其間的要害是：我們究竟是應該以問題為平台整合學科，還是以學科為平台切割問題？毫無疑問應該是前者。從以學科為本體向以問題為本體轉移，是當前學科轉型的要義之一，學科應成為問題的工具，應從本體化走向工具化。眾所周知，數學早就工具化了，據說，物理、化學、生物學等也正越來越工具化。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包括史學、文學、哲學、人類學等，是否也應越來越工具化？成為研究與詮釋中國問題、中國經驗的工具？值得學界深思。

當然，「學科建設」與「問題研究」並非天然或絕對對立，旨在研究和解決問題的學科建設，永遠是需要的、必要的。這裡所強調的只是：問題第一，學科建設其次；所反對的是，本末倒置，捨本逐末，乃至有末無本，而這一點恰好是當前學界的主流。

總之，克服了一味追求學科建設重大缺陷的中國社會科學，應該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研究旨趣轉移到中國問題上來，轉移到中國經驗上來，在中國本土上深耕細作。這就是我這裡所說的社會科學的轉型。人文社會科學應該儘早轉型到更加透徹地解讀和說明中國的道路上來，而不是一味地在遠離時代、遠離沸騰的現實的學院里搞所謂的學科建設。

那麼，衡量一個學科轉型是否成功的標誌是什麼呢？能否構建一套本土化或準確反映中國經驗的概念術語系統，則是筆者這裡所要強調的「標準」。就20世紀的大線索而言，無論中國與世界，佔主流地位的可以說都是西方的概念或話語系統。我們知道，西方話語以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為其基本內容。但這一話語系統無法準確表述或完整呈現中國經驗。西方話語之所以無法表達中國、闡釋中國，就在於西方話語與自由主義密不可分，而在目前中國，佔主流地位的生活方式基本上與自由主義無關。而非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並不一定沒有自己的價值，其價值並不一定沒有普適的意義。

眾所周知，中國有著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歷史、傳統、文化、社會生活、語言符號。從根本上講，中國的確需要另一種話語系統來講述，來表達。但近百年來，由於受制於我們所移植的人文社會科學整體框架，我們都是竭力在追逐西方，用西方模型、西方話語來表述和表達中國，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緊張。

以史學界為例，從一個特定的視角看，20世紀的中國史學界其實一直在跟著外國人的屁股轉：甲午戰後到民國成立，我們的史學跟著日本走，以致有人說中國現代史學發源於東京；五四運動至抗戰前，中國史學界又跟著法國漢學走，伯希和成為一代史家宗師；從戰後到「文革」，中國史學界又跟著蘇聯走，莫斯科的史學家成為最高的權威；近30年特別是近20年來，中國史學界又跟著美國後邊亦步亦趨，一批美國史學家特別是美國「中國學」家成為許多人的偶像。

一百多年的中國史學界心甘情願地成為外國同行的追隨者，這一方面實現了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型，另一方面我們由此付出的一個沉重代價是對中國經驗的忽視和疏遠。更重要的是，我們在世界學術界中正心甘情願地做初級學術產品的加工。如20世紀中國史學界的一個主流傾向是「跨學科」，是「用社會科學治史」，但這一主流的實質，基本上是用西方理論來整理中國材料，用西方概念來表達中國經驗，用西方社會法則來統貫中國歷史。

如同中國的相當一部分工廠正處在世界產業鏈的末端一樣，如今的史學界也一直充當西方學界的學術小工，像螞蟻一樣辛苦收集資料，然後貢獻給那些西方巨匠，讓他們去做理論化的工作，然後再把這些「理論」作為所謂的「社會科學法則」輸入國內。如果這些「法則」與中國經驗相符，倒也無妨，問題是這些法則無不與中國經驗隔膜乃至背離。

上面歷史學領域的狀況，實際上反映了當前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普遍狀況。中國經驗已經十分雄厚，中國材料已經汗牛充棟，中國案例已經無法窮盡，形形色色的具體的微觀研究成果也堪稱如恆河沙數，但是，我們並未從這些東西中抽象出應有的中國理論、中國法則、中國定理、中國範式。由此，我們所得到的一個重大教訓是，中國學界今後在向西方學界輸出材料，輸出初級學術產品的同時，必須儘快同步輸出「概念化」和「理論化」的高級學術產品，這一點因中國國際地位的快速提升而變得異常緊迫。中國學壇正在成為世界學壇不可或缺乃至越來越重要的部分。從中國經驗、中國歷史中抽繹出來的「中國法則」，也會越來越成為國際學術界的關注焦點。甚至可以斷言，再過十年，隨著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中國法則」也將會隨之獲得更具普世價值的意義。我們必須儘快從世界學術界的學術小工，變成世界學術界的思想和理論「大師」。

所以，中國學界目前已經到了一個轉變的關鍵時刻、重大時刻，這就是從出材料、出文獻、出數據，出案例、出調研報告，向出理論、出思想、出概念、出話語、出方法論的轉變，從實證向實證與思想並重轉變，套用一句流行的話，中國的學術也必須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變。

中國學界在出材料、出文獻階段停滯得太久了，這本來是治教條主義之偏，但卻由此走上了以偏治偏的道路，而且越走越遠，堪稱背道而馳，反其道而行之，這同樣是一條斜路，不是正道。近60年來的中國學術界，前30年是教條主義，後30年是實證主義、經驗主義，教條主義固然不是正道，經驗主義也同樣不健康。

總之，從中國經驗上升到中國理論的時刻已經到來，中國應該從材料、文獻、數據中心向世界的理論中心、思想中心、學術中心或演變或前進。

下面仍讓我以歷史學為例，更具體地談一點進一步的看法。眾所周知，近30年來，中國史學界的主流傾向是厭棄理論、厭棄史觀。長期以來，人們之所以遠離歷史理論、歷史觀，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原有的歷史理論、歷史觀，大多是從西方引進的，與中國歷史本身有較大距離，甚至格格不入，也就是說對中國獨特的歷史道路沒有解釋力，何況，這些東西在西方學術界也早在20世紀前期即被拋棄。因此，要想恢復歷史觀、特別是中國史觀的權威地位，就要重建一種基於本土經驗的中國史觀。而且，重建這種基於本土經驗的中國史觀的條件和基礎已經具備。

自「文革」結束以來，從上古到近代，一方面，中國史研究領域裡的幾乎所有知識點，都被學者們深耕細作過了，都被透徹地重新研究過了，也都被或深或淺地解釋過了，並形成了一系列有顛覆性的局部認識；另一方面，歷史學的整體面貌卻依然陳陳相因，依然在前三十年所形成的基本認識上打轉轉，中國史的整體敘事框架根本沒有改觀，這是值得反思的。筆者認為，問題就出在「歷史理論」或「中國史觀」的因循守舊、缺乏開拓上。

如前所說，應該看到，長期流行的「中國史觀」或「中國歷史理論」，基本上是「歐洲中心論」的產物，中國人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事實上長期在「歐洲中心論」的指導之下。即使當下的中國史學界，也是這樣。這種局面造成了多方面影響，甚至在方法論上我們也只能受制於人。

中國史學界為什麼非用從西方經驗中提煉出的理論、概念和觀念工具來研究中國歷史不可？這是因為，任何經驗研究、實證研究，都必須使用一定的理論模型、概念工具和思想資源，否則，寸步難行。問題在於，我們自己一直沒有基於本土經驗的模型、工具和資源，所以不得不借用「他山之石」來攻本土之「玉」。我們為何「一直沒有」為具體歷史所必須的模型、概念、工具和資源呢？說來話長，原因眾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的史學界一直奉實證主義為圭臬，視綜合概括和理論抽象為鴻毛。

大規模綜合概括的缺席所導致的「歷史理論」的貧乏，是當前中國史學界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中國史學界繼續前行的瓶頸。

如同剛剛所說，近幾十年來，我們在所有的知識點上實現了刷新，我們積累了雄厚豐富的具體研究成果，我們又出土了大量簡帛資料，我們的史前研究已使我們能更遠地走向「上古」，但是，對所有這些東西，我們卻未能同步地進行大規模的綜合和概括，未能同步地進行「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工作，從而也就無法形成「中國史觀」或「中國歷史理論」。

「抽象化」和「概念化」，是歷史學研究領域裡的重要一環，在這一領域如同在經濟學領域一樣，光靠堆積材料和事實是無濟於事的，因為材料和細碎的事實是如此之多，如果不經過去粗取精、由表及裡、由此及彼、由現象到本質的「抽象」，如果沒有「概念」的導引，我們就會被這些材料和事實包圍而不得脫身，從而無法把握歷史的「本來面目」。「亞細亞生產方式」「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萌芽」等等概念，固然曾使我們的歷史研究走了一些彎路，但這些概念給中國史研究的推動，卻有目共睹、舉世公認。我們現在所做的不是因噎廢食，從拋棄這些不準確的概念走向拋棄「概念化」本身，在潑髒水時連孩子也一起破掉，而是走向新的「概念化」之路，即基於中國的本土經驗、材料和事實，重新抽象出一套新的概念系統，以指導對中國歷史的進一步研究。

可以預期，基於本土經驗的中國歷史理論體系一旦形成，現在的普世主義世界歷史敘事肯定將會大面積改寫，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等也才能最終奠定在鞏固的歷史根基上。所以，致力於中國歷史理論、中國史觀的概括、提煉和升華，是當下歷史研究的迫切需要。

由大規模綜合概括的缺席所導致的「理論」的貧困，不但是當前史學界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中國史學繼續前行的瓶頸，看來這也是當前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所面臨的最主要矛盾和瓶頸。從歷史學的實例上來看，現在人文社會科學界也應該儘早進入一個大規模綜合的新階段，也應該儘早進入一個大規模理論化的新時代。各學科的具體的學術研究成果均已經堆積如山，現在人文社科界最重要的任務是大規模的理論化和概念化。能否像當年馬克斯·韋伯一樣，對中國、對中國文明和中國文化做出一些成體系性的大判斷、大概括，提供一個富有解釋力的大概念、大框架，看來是當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總之，中國學界應該把更多的心力，更多的時間用在研究中國問題、中國材料上，從而鍛造一種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範式，這個任務事實上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提出來了。這實際上是一個未完成的「世紀任務」，未解決的「世紀難題」。

時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的蔣廷黻先生當年曾針對中國學界現狀指出：「中國現在還有許多人不知道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他們的歷史是值得研究的，必須研究的，而且是可以研究。……他們看見歐美各國的大學有些什麼社會科學的課程，也就照樣建立這些課程……學市政的或者知道紐約、巴黎的市政，但北平、漢口、成都的市政十之八九是不知道的。學『政制』的都學過英美德法的政制，好一點的連蘇俄、義大利、日本的政制也學過，但中國政制呢？大多數沒有學過；就是學過，也就是馬馬虎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學政治思想的，那一定上自柏拉圖，下至拉斯基，都聽過一遍；好一點的，還對某派某家下過專門的研究。至於中國的政治思想，普通不過看了梁啟超先生的講演集。學經濟思想的，學銀行貨幣的，學會計的，學經濟史的，學社會史的，學民俗的，哪一個不是這樣？我們的大學不是在這裡為中國造人材，反在這裡為英美法造人材。」他由此認為，中國問題研究是一片急待開墾的新大陸。吳景超也主張：「清華大學的文科，其職務不只在灌輸學生的歐美的智識。大學文科的教員，應與學生一同研究中國的問題，使中國的社會科學，將來有獨立的希望。」

當時，其實不止歷史系、歷史學科，也不止清華文科，當時整個學界、思想界，無論是學院派，還是行動者，都已意識到應向本土化、中西會通的方向發展。當年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明確提出辦大學要本土化，「吾人所謂土貨的南開，即以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為學術背景，以解決中國問題為教育目標的大學」。下文將要提及的燕京大學社會學，也明確提出了「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中國共產黨人，甚至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民族化的命題，毛澤東對教條主義和對「言必稱希臘羅馬」傾向的清算，堪稱淋漓盡致。其中，最典型的是1937年前後學界興起的「學術中國化」運動，這一運動標誌著思想界在研究中國問題方面已經達到很高的自覺了。

當時的學院派在這方面似乎走在前面，不少學者已經把精力和關注焦點轉移到中國問題、中國經驗上來了。而這時做得最為出色，影響最大的，當屬費孝通先生，他的眾多成果，尤其是《鄉土中國》堪稱典範。1984年，他在此書的「重刊序言」中說，此書的成功就在於「不是一個[對]具體社會的描寫，而是從具體社會裡提煉出的一些概念」。如「鄉土社會」「差序格局」「禮治秩序」「長老政治」等等，這些概念要回答的問題是：「作為中國基層社會的鄉土社會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社會？」對於自己為什麼著意於概念的提煉和概括，費老說，因為概念「是我們認識事物的工具」「是存在於具體事物中的普遍性質」，沒有概念我們無法把握和理解對象，「搞清楚我所謂鄉土社會這個概念，就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具體的中國社會」。那麼，費老這批先驅者為何要執意回答「中國社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這樣一個問題呢？他說，他當年接受了「社會學中國化」這個學術主張；「燕京大學的學生就是想通過社區研究達到社會學的中國化。社會學中國化……是社會學的主要任務，目的是在講清楚中國社會是個什麼樣的一個社會。」

《鄉土中國》，費孝通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22.00元

如果說，《鄉土中國》等著作講清楚了傳統中國的基層社會的面貌，《中國官僚政治》講清楚了傳統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國封建社會》講清楚了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那麼，經歷了20世紀的革命和動蕩，特別是經歷了改革開放後的轉型期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諸現象，現在講清楚了沒有呢，顯然沒有。

這並不是說，近40年來這些研究一點都沒有進行，而只是說，大規模的抽象化、理論化、概念化工作尚未提到應有的高度上來進行。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尚未達到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水平。

當然，可喜的局面事實上早已出現：如文藝學領域，遠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了文學理論的「中國化」和所謂「失語」的問題，主張從中國文論、詩論、詞論、畫論中提煉反映中國文藝經驗的基本概念，而不是總在舶來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口號下討生活。歷史學領域裡的概念化工作也一直在進行，以「歐洲中心主義」為主導的歷史敘事模式，對中國歷史研究的妨害最大，特別「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兩個概念簡直害苦了中國史學界，所以，用新的歷史概念取而代之的追求早已成為史學界的共識，「帝制時代」「郡縣制社會」等提法已開始流行。政治學領域，近來則提出了「賢能政治」這一中國化的概念，用來對沖西方的「選票政治」或「民主政治」。「民本」這個兩千多年前的概念也被賦予新的內涵，「禪讓」「尚賢」「尚同」等古老的概念似也已煥發出新的生機。經濟學領域，「東方倫理型市場經濟」的概念已提出，以《管子》為代表的一批傑出的古代經濟學文獻已經進入經濟學家的視野。法學領域，以「德主刑輔」「絕獄去訟」為特色的「中華法系」遺產也正在得到認真清理。總之，當下各個學科幾乎都在做「本土化」的努力。但筆者也必須在此指出，在本土化的程度方面，從中西互補的角度看，各個學科應該有若干差異，其中，「人文學科」本土資源最為豐厚，理應走在前列，但人文學科卻最需要「國際視野」；「社會科學」的國際化程度最高，因而更需要「本土經驗」，這也是本文特彆強調社會科學需要加快轉型的初衷，儘管從需求方面看，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可能更需要西方的法治經驗和市場經驗。

當然，學界提出的上述概念，最後能否被認可和接受，是否真正有價值，尚有待更長時間的檢驗和過濾，現在下判斷還為時過早，但有一點則十分清楚：把哲學社會科學基本概念本土化的追求，眼下正形成為一股巨大的思潮，正形成為中國思想界一種大勢，這個大勢無疑應該繼續進行下去。在這一大勢下，各個學科都應主要面對本土經驗，重構基於中國經驗、本土材料的系統概念，最後再整合為一種具有相當解釋力、表達力的一套規範，從而在國際上造就一個有別於自由主義範式的人文社會科學的中國範式。

這個中國範式不但能講述中國的30年，更要講述中國的三千年，即從士農社會到工商社會的轉型，因為這是一個延續了三千年，乃至五千年的龐大文明體的大轉型、大過渡、大轉軌，必須從頭敘述，從頭解釋。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能否期待一種新文化的出現：就像兩漢儒學汲取了道法名墨成就了自己，宋明理學汲取了佛教成就了自己，我們能否把自由主義的精華也汲取過來，從而更大地規模地成就自己，形成一種嶄新的中國文化？

總之，未來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應從實踐上，創造一個克服自由主義缺陷或高於自由主義的以儒家價值觀為基礎的東方倫理型生活方式；從學術上，創造一種立足於中國傳統與歷史，又汲取自由主義合理內核的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學派；從理論上，建構一個基於本土經驗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概念範疇框架。而所有這些工作的總目標，就是把中國「中國化」，即創造一種從中國經驗出發、以回答中國問題為鵠的，從而最大限度地尊重中國特點、中國文化、中國傳統、中國材料、中國數據、中國案例的而且有別於自由主義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嶄新範式，以逐步改變一百多年來把中國「西方化」這樣一種趨勢與現狀！

當然，筆者也不能不在此鄭重指出：如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能在「閉關鎖國」中實現、中華文化的再起和繁榮不能在「自言自語」中完成一樣，哲學社會科學中國範式的鑄造，也不能關上大門在自己家裡進行。一個有別於自由主義範式的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範式，必須在與自由主義的對話中，並汲取了自由主義學科範式的所有精華之後才能建構出來，也才能最後走向世界。在這個過程中，「西方中心主義」固然必須拋棄，「華夏中心主義」尤不可取。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範式，看來只能在「它山之石」與「本土之玉」的中間地帶形成。

附記：本文系根據作者在2016年4月11日「上海市第二十八期中青年理論骨幹學習研討班（中國道路與中國話語專題）」上的演講提綱整理而成，研究生寧騰飛參與了整理工作，若干學界朋友閱讀成稿後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作者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