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恢復中華」？

楊奎松：「恢復中華」？ 讀中國近代史，都知道孫中山早年革命，從興中會到同盟會，一直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作為革命綱領的首要內容。但許多年來，無論中外研究近代史的，包括研究孫中山革命史的，很少人對這八個字深入推敲過。極個別討論到這八個字的文章，也必定不談「恢復中華」幾個字。誰都知道，這裡講的「韃虜」，主要指當年居於統治地位的滿人。照今人的用詞習慣，對於當時的滿人統治，用「推翻」「打倒」最好，用「驅除」就有點費解。都是中國人，革命黨能把滿人「驅除」到哪兒去呢？同樣的道理，推倒滿人的統治，包括廢除帝制，把中國另建成一個像美國那樣的「合眾國」，亦或像後來那樣的中華「民國」，就可以了，另外提出一個什麼「恢復中華」的目標，也多少有點讓人覺得多餘。「中華」不就是中國嗎，推翻了滿人統治，接過來另建新政權就好了，再加一句「恢復」，豈不是畫蛇添足？讀辛亥革命到中華民國成立的歷史，不少讀者也會對武昌起義時的十八星旗，到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變成五色旗的情況，有些印象。但估計也很少人會追問：為什麼革命黨要用十八星旗，不直接用五色旗？五色旗象徵著漢、滿、蒙、藏、回「五族共和」，相信多數讀者都清楚。問題是，十八星旗代表的是什麼？十八星，指的是清朝統治時期的「內地十八省」，又稱「漢地十八省」，也就是明朝基本版圖所在的「兩京十三省」。之所以被稱作「漢地」，是因為起家於黑龍江流域的滿族統治者，入關前通過殺戮和籠絡的雙重手法，將關外漢人虜為滿族王公貴族的包衣（即奴僕），基本「滿化」。入主中原後，又進一步把山海關外劃為滿人基業的龍興之地，關內漢人只能住在漢人聚居的「兩京十三省」範圍內，不能踏入關外一步。為防範關內漢人，他們還長期實行了嚴格的族群隔離政策。關內漢人聚居的「兩京十三省」（逐步改為十八省）維持明制不變，從職業、身份、給餉，到住地與婚姻，都嚴格將滿人與漢人相隔離。同時，清廷卻對周邊蒙古、西藏、回疆區別對待，因俗而治，不搞所謂「留髮不留頭」，即剃髮易服的強制性滿化政策。顯然，滿人入關，不僅推翻了漢人政權，而且對漢人大肆殺戮，圈地奪田，以統治者身份居高臨下，防範歧視，這自然也就埋下了漢人的某種反抗心理。19世紀末西方民族主義思想傳入前，在南方漢人中最具號召性的革命口號「反清復明」，就是以恢復漢人統治和明朝版圖為目的。19世紀末受到西方現代民族主義思想影響之後，這一口號就逐漸發展成為孫中山興中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誓詞；再進一步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後，才又發展成同盟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十六字綱領。由上可知，對20世紀初中國那些革命黨人來說，他們不懷疑中國古來有之。但他們心目中的中國，不同於大清帝御批中的「中國」，更不同於後來民國政府案頭文牘中的「中國」。還在1900年，章太炎就發表過《正仇滿論》一文，對此做過解釋。他說：「今日逐滿，亦猶田園居宅為他人所割據，而據舊時之契約界碑，以收復吾所故有而已。」彼東三省仍在，滿人仍可回到那裡去維持自己的帝制。面對八國聯軍入侵所引發的各種救國、救亡言論，留日學生創辦的《國民報》《開智錄》等報刊，也接連發表文章予以批駁。他們忿然表示：「我國人日言為外人奴隸之恥，而不知為滿洲奴隸之恥；日言排外種，而不知排滿洲之外種。滿洲賊之盜我中華也，二百八十年於茲矣。」又說：彼白人每每視我為「支那」人，殊不知「彼之所謂支那國者則清國也。夫清國雲者，一家之私號，一族之私名也，而以吾漢種冒之乎！」不難看出，當年革命者的訴求很明白，即他們的革命，不在救國，而在復國和建國。革命，就是「驅除韃虜」；復國，就是「恢復中華」；建國，就是「創立民國」。換言之，就是把滿人送回東三省，在原本屬於漢人的關內十八省，重建一個漢人的共和國家。把中國視為漢人國家，把漢地十八省視為中國版圖，甚至也曾經是梁啟超等改良派知識精英的觀點。梁這時也曾幾度撰文提出：中國的歷史範圍雖可分為五部，但「中國本部」僅為漢地十八省是確定的。他基於當今世界之通義，即所謂「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民族之各自尊其國」，斷言「吾中國者，前此尚未出現於世界」，非從頭建立不可。具體到革命黨之領袖孫中山，在這方面就講得更多，也更直白了。他指出：民族是從種性發展出來的，「我們漢人就是小孩子，見著滿人也是認得，總不會把滿人當做漢人。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根本。」「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我們今天的使命，就是要還我中國。因為，「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因此，當今非驅除韃虜，「光復我民族的國家不可。」既講中華、中國，又嚴格區別漢人、滿人。視中華、中國為漢人之屬，必欲驅除滿人於關外，在關內原屬明朝版圖之地恢復舊邦，再立新國，這正是20世紀初那些年革命黨人的一項重要的政治主張。辛亥革命時武昌起義者所以會揭出十八星旗，也正是這一派革命黨人政治主張勝利的彰顯。嚴格說來，即使站在後來者的角度，要讀懂彼時革命黨人的思想言論，也不需要太高深的學問修養。但事情遠非如此。一旦後來的歷史情境改變了，人們的政治訴求、思想觀念，乃至於情感立場和價值判斷，也會隨之改變。後來人再想要準確理解歷史中人的思想言論主張，往往就變得極為困難了。造成這種認識上巨大鴻溝的一個重要關鍵，就在於時代不同，歷史情境早已兩樣了。20世紀初中國的歷史情境是怎樣的呢？第一，當時的中國還處在少數族群滿人的統治之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整體被壓迫、受歧視已達二百五六十年。滿人統治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漢人爭取平等、獨立地位，包括恢復漢人統治的鬥爭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頭；第二，當時歐洲民族主義運動正洶湧澎湃，並迅速波及亞洲各國。而這時對中國革命黨人衝擊影響最大的，又恰恰是「少年義大利」運動發起人馬志尼所主張的單一民族國家的觀念，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思想。一方面漢人革命者必欲推翻滿人統治，一方面「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民族獨立、民族建國運動已漸成世界潮流，20世紀初中國漢人革命者的「中華」觀或「中國」觀，會局限在「驅除韃虜」，恢復漢人國家的觀念和範圍內，正是那個特定時代、環境與漢人革命黨人所能掌握的特定條件相互作用的產物。也正因為如此，一旦滿族皇帝自願退位，漢人重握權柄，「中國人之中國」已成定局，還要不要驅除滿人，還要不要把國界限在十八省範圍，就不再是什麼大問題了。革命黨人多數顯然樂得將十八星旗換成五色旗。畢竟，無論保皇黨康有為等，還是革命黨孫中山等，大家都有一個「大中華」「大國族」的觀念。何況，最早提出民族自決主張的美國，也是一個多民族組成的「合眾國」，革命黨人原本就不排斥美國那樣的建國方式。但是，用五色旗取代十八星旗，並不等於「五族共和」就一定能實現。1911年12月外蒙古及西藏當局先後宣布獨立，就清楚顯示了這種危險的存在。一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中國歷屆中央政府始終都是弱勢政府，沒有哪個真有力量達成統一中國本部和疆部的主權訴求。理想是繼承清朝版圖與民族構成，現實是疆部鞭長莫及，本部也四分五裂。如此巨大的反差，不能不逐漸影響到國人的歷史敘述與歷史理解。尤其是1931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接連打著民族自決的旗號，製造出「偽滿洲國」，加之內蒙古獨立運動之後，一些中國的歷史學者率先忍不住了。1935年，日本人進一步製造出華北自治運動，傅斯年等開始公開主張「中華民族是整個的」，提出「在中國的版圖裡只有一個中華民族」的說法。1937年抗戰爆發後不久，中國知識分子更一度圍繞著這一問題發生論戰。直接交鋒的主要有兩方：歷史學家傅斯年、顧頡剛、白壽彝、張維華等堅決否認中國是由多民族組成的；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如吳文藻、費孝通等，則持相反看法。這次爭論事實上是時任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兼中研院總幹事的傅斯年發起的，因擔心研究談論「民族」「邊疆」等問題易「招分化之實」，他明確主張學者當本「愛國之忠」，今後不用「民族」「邊疆」等概念，而應儘力從史實上去證明並發揮夷漢一家的觀點，為現實政治服務。同在昆明的顧頡剛對此有「極大的共鳴和同情」。他先後寫過兩篇與傅意見相同的文字，《「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與《中華民族是一個》。他直言批評「民族自決」之說對中國有害無益，認為只是便利了內外分裂勢力。他認為「漢地十八省」和所謂「中國本部」的說法都是瞎說，是「敵人用來分化我們的」。他還提出：「在中華民族之內我們絕不該再析出什麼民族」，「在今以後大家應當留神使用這『民族』二字」。他認為像「漢人」或「五大民族」之類稱呼，都容易被敵人拿來分化中國，都應捨棄不用。只要否認中國境內存在不同民族，否認中國古來就有華夷之別及本部與藩部之分的史實，就能避免被敵國所乘？熟悉中國歷史，且依據人類學原理，從事過大量田野調查的吳文藻等人，斷然反對此說。吳的弟子費孝通因此寫了一篇批評文章，對顧文提出異議。不料，身份、地位特殊的傅斯年十分反感不說，還致函教育部長朱家驊等，主張應該在政治上予吳等以壓制。在他看來，吳文藻等純粹是「拾取『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發達之科學之牙慧』」，表面上「為學問作學問，不管政治」，實際上「專刺激國族分化之意識」。在他的干預下，吳文藻主持的民族學會被停辦，在雲南大學的人類學講座也不能講了，最後不得不離開昆明。費孝通晚年曾被人問到對這次爭論的看法，他表示，能夠理解傅斯年、顧頡剛愛國的動機，正因此，他當時沒有繼續爭辯下去。但是，他還是不能同意對方的邏輯，比如「只要不承認有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的觀點」等。很顯然，這種從現實政治需要出發來認識歷史的思維方式，影響是深遠的。20世紀50年代中期，史家錢穆在台灣還在著文批評「本部十八省」「中國本部」之類的概念，明確認為這是敵國有意混淆是非造出來做侵略中國的口實的。為什麼當今越來越多的人讀不懂歷史中人的思想言論，為什麼中外任何稍有不同的歷史解讀都可能會被人上綱上線，或認為「挑釁」，或視為「陰謀」，這也是一個原因吧。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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