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間諜校友談冷戰思維的中國影響

從間諜校友談冷戰思維的中國影響張濤在奧巴馬和梅德韋傑夫的漢堡外交花絮發生後沒幾天，美國聯邦司法部門於6月底公布了一起跟蹤已久的俄羅斯間諜案11名指控人涉嫌利用各種身份潛伏在美國為俄政府從事情報工作。這檔子事一時間不僅在美當地的大小報刊搶了很多版面，也得到了不少國際媒體的關注。嫌疑犯中有一個叫安娜·查普曼的紅髮女郎，因為外形出眾和經歷不凡，尤其吸引媒體和網民的眼球。不過，對於我那些剛剛從肯尼迪政府學院畢業的資深MPA同學們來說，他們最感興趣的間諜指控人反而是大眾媒體沒有過多關注的一名男士。這位老兄名叫唐納德·希斯菲爾德（Donald Heathfield），今年48歲，持加拿大護照，被捕前就居住在哈佛附近，號稱是一家管理諮詢公司的CEO。同學們之所以對這位仁兄如此青睞，原因很簡單：唐納德也是資深MPA 大家庭的成員之一，10年前畢業的校友。在美國社交網站臉書（Facebook）上，一些來自歐美的同學頗花了些時間來八卦此人此事，更有好事者試圖猜測我們這屆是否也隱藏著不同版本的唐納德。他的一些美國同學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似乎開始有了先知先覺的能力，回憶說唐納德喜歡交朋友，熱衷於參加各種社交活動，但對自己未來的職業規劃總是語焉不詳。總而言之，這些特徵都被事後諸葛地賦予了神秘的間諜色彩。有意思的是，在臉書上，來自東歐和亞洲國家的同學對此事都不怎麼言聲。筆者結合在過去的一年裡於政策層面學習的感受，就不能不談一談這起間諜案背後的歐美式冷戰思維，以及這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潛流對中國目前外交政策的影響。經濟的全球化應該說對冷戰思維多少有些對沖作用，也是這種思維模式近年來呈隱性狀的主要原因，但毋須否認的是，在不同意識形態和體制的國家之間，無論他們在民間商務乃至政府外交的層面上打得如何火熱，在很大程度上冷戰思維永遠存在，而且這種存在是合理的。記得大學時上口譯課，經常需要翻譯中國方面的外交辭令，當時只要聽到「求同存異」這個說法就會心中竊喜，因為和其它一些晦澀的說法相比可以說是順手拈來，字面上較容易翻譯。現在再看這個說法，倒覺得其實這是個只可意會而難以言傳的字眼。中國高層政府官員在和歐美國家的同行對話時，這個詞使用的頻率比較高，但如果無法對此說法賦予相應的實質性內容，對方很有可能只是在心裡炒一炒冷戰思維的剩飯，而無法指望他們能有建設性的回應。這個字眼放在中國目前不差錢的語境下，很容易被理解或者誤解為強勢金元外交的一種體現，尤其在冷戰思維尚存的主要歐美國家。即使在政府層面對方能夠會心領受，這種來自擁有不同價值觀和體制的國家的「買單」行為也會在民間造成不利於中國形象建設的反彈情緒和行為，而來自民間的壓力反過來又往往會被政客利用，惡性循環，長遠來講只能助長在各個維度針對中國的不友好和誤讀。可以想見的是，中國在外交領域所依賴的經濟槓桿一旦疲軟下來，在純粹利益基礎上建立的所謂盟友關係將會凸現其非常脆弱的一面。 「求同存異」僅僅作為一種冠冕堂皇的外交辭令，在當今看似簡單化但其實愈發複雜的國際環境下已然過時。考慮到經濟的全球化加上揮之不去的冷戰思維模式，如果中國外交策略的出發點還繼續是剃頭挑子一頭熱，「同」和「異」兩個字不能和大多數國家能夠認可的價值觀相關聯以及產生共鳴的話，那它最終充其量只能是讓菜鳥翻譯們開心的作業題目。 在中國尋求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軟實力的今天，對冷戰思維根源的重新審視和相應解決方案的探討不僅是一個外交問題，也勢必會涉及到中國政治體制和觀念的與時俱進。冷戰思維，餘威尚存。一名肯尼迪學院中國同學的親身經歷也許對此更有說服力。這位同學去一位教授的辦公室商討論文題目，進門寒暄過後，教授就直勾勾地看著他問：「告訴我，我怎樣才能確定一個中國學生是不是間諜呢？」（作者張濤畢業於哈佛大學和Wake Forest大學，曾先後做過駐外記者和跨國公司經理人，目前從事投資和政策諮詢工作。本欄目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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