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公持：「素丞相」桓譚|文史知識

「素丞相」桓譚

您大概知道有「素王」之稱，那是指孔子，說他身份雖然不是王，但他的功德、他的權威夠得上稱「王」。但您聽說過還有「素丞相」一說嗎？這是東漢著名思想家王充送給桓譚的雅號，意思是他雖然沒有當過丞相，但他的知識、他的能力，做個丞相綽綽有餘。

桓譚非聖無法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縣人，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少年為郎，善彈奏古琴，精於音律，又博學多通，遍習五經，曾從劉歆、揚雄學，辯析疑異，研習大義，不為章句之學，顯示哲人風範。桓譚學有心得，養成批判習性，「喜非毀俗儒」，因此落落寡合，頗與時輩不合。王莽先攝政，後登極，建立新朝，桓譚任「掌樂大夫」。其時眾多文士競相褒稱新朝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連名聲顯赫的劉歆、揚雄，亦參與其中，揚雄還寫了《劇秦美新》一文，吹捧王莽「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并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而桓譚默然自守，不參與對新朝的曲意奉承。新朝不久覆滅，桓譚又在更始帝劉玄幕中短暫擔任太中大夫。據載，此為漢代九卿之一光祿勛的屬官，「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漢書·百官公卿表》）。可知其地位不低，但並無實權。

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政權後，大司空宋弘舉薦桓譚為「通儒之士」，拜為議郎、給事中。朝廷每有燕會，常令桓譚彈琴，以為佐樂。而桓譚不願以俳優弄臣自居，反而認真議政，曾上疏《陳時政所宜》，文中論及君臣關係，通過楚莊王說：「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桓譚提出君臣「共定國是」，體現了在君臣關係上的相對性主張，一定程度上凸顯出士人的人格意識。在皇權體制已經強固建立的東漢時期，其說甚不合時宜，結果「書奏不省」，劉秀連看都不看。

桓譚接著再次上疏，謂：「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皇帝對他的議論不予置理，他竟敢抗議說「不勝憤懣」，態度未免過於認真，也頗為「不敬」。他還要「復陳」，而所「陳」內容，更加令劉秀難以接受，因他猛烈抨擊圖讖。所謂「圖讖」，包括「河圖」「讖言」，它們只是一些內容虛妄的政治性神學預言，為政治野心家服務。劉秀在新莽亂局中最後取勝，曾經得益於讖書《赤伏符》，那裡說「劉秀髮兵捕不道」，給他的行為貼上了「天命」之符。由此，他對圖讖極其信奉，稱帝後常依據讖言或緯書（依附於《六經》的一些神學色彩濃厚的著作，相對於「經」而稱「緯」）決定重大政務，包括重要人事任命。晚年更「宣布圖讖於天下」（《後漢書·光武帝紀》），將它們當作不刊經典，要廣大文士學習。但是桓譚卻唯獨敢在這個問題上唱反調：

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只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

他指出「讖記」非「先王」「聖人」所記述，與「仁義正道」「五經之正義」不符，有時也有偶然巧合，則與「卜數」（卜卦算命之術）類似。讖記是「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矯稱」之產物，是假造的文獻，所以虛妄不可信。他肯定劉秀曾經對玩弄「黃白之術」（即所謂「鍊金術」）的方士採取「窮折」即徹底追究的手段，予以打擊；但又直截了當地說皇帝「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桓譚此文，言辭犀利，理直氣壯，抗言帝王，最是文章骨鯁所在，盡顯其個性風采。但此文得到的效果卻是：「帝省奏，愈不悅。」（《後漢書》本傳）

此後，朝廷為建立靈台，討論選址問題，久議不決。那靈台相傳是周文王始造於豐，是為了觀氣象而作。《詩經·大雅》中有一篇《靈台》，專詠此事。這本來是一件挺正經的事，劉秀卻問桓譚：「吾欲以讖決之，何如？」桓譚默然良久，然後答道：「臣不讀讖。」劉秀聽了追問其故，而桓譚的回答又是闡述一番「讖緯」非「經」的大道理。這是再次披逆鱗。劉秀大怒，說「桓譚非聖無法」，將要處之以極刑。桓譚叩頭流血許久，才得免於刑罰，結果是將他貶出朝廷，去六安郡任丞，也就是郡太守的屬官。桓譚遭此打擊，惚惚不樂，病卒於路，年七十餘，也算得上長壽了。

桓譚畢生堅持反對讖緯，遭遇君怒，付出個人政治前程方面的沉重代價，這在古代思想文化史上頗為突出。他反對讖緯的態度，是基於他本人崇尚知識、追求真實的思想信念。這是一種可貴的思想品格。在兩漢之交神學迷信甚囂塵上、佔據官方主流文化地位的背景下，他代表著部分文士中正在發展的知識主義潮流。這使他站到文化制高點上，並與當時那些「俗儒」劃清界限。桓譚以其「非毀俗儒」與「非聖無法」的表現，昭示著一種正直的人格素質：學術不臣服於權力。其思想和人格的光彩熠熠生輝！對此，宋代葉適評論說：「譚與揚雄、劉歆並時，低徊亂亡，無所阿徇，雖稍疏闊，要為名世，光武不能容於列大夫間，而摧折之致死，可謂褊而嚴矣。」（《習學記言》卷二十五）葉適批評光武帝，推重桓譚，並且說他優於揚雄、劉歆兩位大名士，頗稱允當。

桓譚畢生勤於著述，《後漢書》本傳載：「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又「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然而後世散佚不少，殊可嘆惜。

論世間事，辯照然否的《新論》

《新論》為今存桓譚的主要作品。關於其寫作時間，書中多寫及「王翁」（即王莽）敗亡事，並分析其原因，可知當作於新莽之後。又《後漢書》本傳載：「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可知本書之完成在東漢建武時期桓譚被貶斥之前。今存逸文內容實頗龐雜，大略有思想歷史分析、社會政治評論、道德倫理說教、生命生活辨惑、文學經驗總結，等等。王充嘗論其作意說：

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云論說之徒，君山為甲。自君山以來，皆為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觀見其文，奇偉俶儻，可謂得論也。（《論衡·超奇篇》）

王充對桓譚讚美有加，其評價高於司馬遷、揚雄等，而「奇偉俶儻」則是對該書寫作風格的總評。據《後漢書·馮衍傳》李賢註：「俶儻，卓異貌也。」

《新論》中「論世間事」，首先是政治事。他在政治社會領域多有建言，所論方面甚廣，且頗有卓見。如對「王」「霸」之術的批評：

唯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後教以禮儀，而威以刑誅，使知好惡去就。是故大化四湊，天下安樂，此王者之術。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權統由一，政不二門，賞罰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術。王道純粹，其德如彼；伯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王霸篇》）

夫王道之主，其德能載，包含以統乾元也。（同上）

儒者或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此言未是也。傳曰：「孔氏門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事者，惡其違仁義而尚權詐也。」（同上）

王者易輔，霸者難佐。（《求輔篇》）

桓譚政治理想無疑在「王道」。崇尚「王道」，批判「霸道」，是其主旨。觀其所描述的「王道」內涵，與漢代現實狀況頗存距離；而看他所描述的「霸道」種種形態，則是對秦漢以來社會政治現實的真切概括：「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權統由一，政不二門，賞罰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術。」可見在桓譚心中，當時已實行二百年的皇權、帝制，基本上是一種「圖王不成」的「霸道」，他的態度是「惡其違仁義而尚權詐」，「王者易輔，霸者難佐」，明顯表示厭惡排斥，並予以批判否定。桓譚於此所「辯照」之「理」，與其「非毀俗儒」「非聖無法」的基本思想立場相一致。

在政治歷史評論方面，《新論》對漢武帝的評述最有代表性，書中曾全面論述漢武帝其人，凡政治、軍事、文化諸方面建樹及其過失，皆有中肯論述，無不如實評騭，既無諛頌，亦不隱諱，褒貶基本適當：

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製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惟漢家為最盛焉，故顯為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然上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土，又乃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西夷大宛國有名馬，即大發軍兵，攻取歷年，士眾多死，但得數十匹耳。……又歌兒衛子夫，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即立子夫，更其男為太子。後聽邪臣之譖，衛後以憂死，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征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所謂通而蔽者也。（《識通篇》）

一方面肯定漢武帝「材質高妙」，文治武功，皆有建樹，「自開闢以來，惟漢家最為盛焉。故顯為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評價很高。同時，又指出他種種錯誤和缺失，毫不隱諱。最後做出「通而蔽者」的結論，應當說甚具歷史眼光，頗為中肯允當。比班固《漢書·武帝紀》「贊」語以頌揚為主，更為切實嚴正，富於史家批判精神。同樣是對於漢武帝，班固的評論可是不太一樣，我們不妨作一番對比，應當說很有意思：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壇，禮百神，紹周后，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在肯定武帝文治武功的成績方面，二人所說大體一致，只是桓譚說得比班固更加全面；而對於漢武帝的過失問題，桓譚則明確批評說「上多過差」，指出其過失和差錯頗多，不是一兩件，並且列舉了一些事例以為證據。而班固則只是說「如武帝……不改……」，說得很委婉含蓄，而且最終落實到「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的正面讚頌上去，顯得小心翼翼，連已故皇帝也不敢得罪。

《新論》又論神道事。桓譚斷然說：「無仙道，好奇者為之。」（《辨惑篇》）劉歆是他的師友，但在神仙問題上他們分歧很大：「劉子駿信方士虛言，謂神仙可學。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余見其庭下有大榆樹，久老剝折，指謂曰：『彼樹無情慾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杭朽蠹，人雖欲愛養，何能使不衰？』」（同上）指出生命盛衰自然規律不可抗拒，理路清晰，劉歆難以反駁。《新論》中「辯照」神仙偽說的文字尚有不少，如：

哀帝時有老才人范蘭，言年三百歲，初與人相見，則喜而相應和；再三，則罵而逐人。（《辨惑篇》）

余嘗與郎冷喜出，見一老翁糞上拾食，頭面垢丑，不可忍視。喜曰：「安知此非神仙？」余曰：「道必形體，如此無以道焉。」（同上）

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卻老之術。君惠曰：「龜稱三千歲，鶴稱千歲，以人之材，何乃不及蟲鳥耶？」余應曰：「誰當久與龜鶴同居，而知其年歲耳？」（《祛蔽篇》）

范蘭自稱「三百歲」，似乎深得神仙至道。但被人「再三」盤問，即惱羞成怒，要「罵而逐人」，露出流氓騙子本相。有糞上拾食老翁，竟被人當作「神仙」，桓譚則明確說如神仙必作這副骯髒凄慘模樣，那神仙有何可取可羨處！至於他反駁方士西門君惠之語，則表現出強大的思辨能力：你說龜鶴三千歲，但有誰能與龜鶴長期同居止，證明它們確實有三千歲？如此詰問，對方誠難回應。是皆表明在桓譚面前，「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其言信然。

《新論》所論「世間事」中亦包括學術和文學。首先，他強調學習的重要性：

余少時學，好《離騷》，博觀他書，輒欲反學。（《道賦篇》）

揚子云工於賦，王君大曉習萬劍之名，……余欲從二子學。子云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同上）

成少伯工吹竽，見安昌侯張子夏，鼓琴謂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以為知音。」（《琴道篇》）

虛心好學，「習」能生巧，這是增長才學的不二法門。桓譚治學上強調「通」，司馬遷和揚雄是他最心儀學者中的兩位，而他們都是發奮勤學的楷模。

桓譚也論述了著作與人生境遇之關係，其謂：

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本造篇》）

此前司馬遷有「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的議論，深刻闡述了生活與創作的密切關係。桓譚此說，襲其思路，增加了賈誼、淮南子、太史公、揚雄等例證，當是對史遷所論之補充發揮。

《新論》甚至也討論自然科學方面的問題。據《隋書·天文志》載：「其後桓譚、鄭玄、蔡邕、陸績，各陳周髀，考驗天狀，多有所違。」由此可知，桓譚在天文、數學等方面也作過深度鑽研。關於「天狀」問題，其所持為「蓋天」之說，與揚雄等所主「渾天」說不同。他亦曾參與「日初出與日中遠近」討論，主日中遠之說。其具體結論未必正確，但論證的過程表明，他的自然觀測能力和數學計算能力很強。

要之，桓譚能夠度越當時一般「淺儒」「俗儒」的見識，對重大的社會和人生問題作出「證定」，除了其思維理性強固之外，與其本人知識結構亦相關。桓譚博學深思，學術理性強大，追求知識孜孜不倦，是漢代知識主義潮流的代表人物之一。

桓譚知識主義信仰堅定，又能堅持正直的人格操守，故而難免與時俗有所不合，甚至與皇帝發生齟齬，而其人生道路難得遂志，亦其宜也。宋代王禹偁有詩云：「賈誼因才逐，桓譚以讖疏。古今當似此，吾道竟何如？」（《偶題》三首之一，《小畜集》卷十）感嘆殊深，千古共之。

三素丞相、大豪傑

關於文學創作，桓譚頗有志於此，自述「余少時見揚子云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致疾病」（《新論·道賦篇》）。可見其「用精思」之「劇」，竟影響了身體健康。劉勰嘗據此發揮謂：「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于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文心雕龍·神思》）在劉勰看來，桓譚（以及王充、張衡等人）屬於「思之緩」一類，文思緩慢，創作起來有些累。劉勰的說法有無根據？難言之矣，可備一說吧。至於桓譚自己說的「小賦」，應該有些數量，但今存唯《仙賦》一篇，其序曰：

余少時為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部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為「存仙」。端門南向山，署曰「望仙門」。余居此焉，竊有樂高眇之志，即書壁為小賦，以頌美曰。

賦為短制，自稱「小賦」。唯寫「王喬、赤松子」，「呼則出故，翕則納新」，「仙道既成，神靈攸迎」之類，所撰「頌美」之詞，不免落入「俗儒」者流。好在本篇終屬「少時」所為，當時見識未廣，思慮尚淺，偶遇朝廷大典，親炙目睹，少年興發，一時衝動，山呼萬歲，一般人自屬難免，是亦不必深究而求全責備者也。重要的是，桓譚後來思想漸見成熟，走上「非聖無法」的道路，成就一代傑出文士，終與「淺儒」「俗儒」者流分道揚鑣。由此亦可印證，但凡傑出人物，皆有成長漸進過程，桓譚自不能免。

關於桓譚本人的文學風格，劉勰又嘗論曰：

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文心雕龍·才略》）

此是說其文章，尤指《新論》。「富號猗頓」，篇幅宏富之謂也。「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二句，劉勰之意，當言桓譚的文學才具長於論說文章，而詩賦麗文稍有「不及」。關於此點，其實桓譚本人也有所說。他自述嘗熱衷於「揚子云麗文高論」，且「猥欲逮及」，可知他在「麗文」和「高論」兩個領域，都曾作出過努力。自劉勰之評語中可知，似乎其撰作「麗文」之「才略」稍弱稍「緩」，故有所「不及」也。然而今存桓譚「麗文」作品嫌少，所以劉勰的評論難以得到實證。當然，我們相信劉勰不會無的放矢，他當初必定看過足夠的材料，才做出如此評說，我們大體上可以採納。再者，桓譚詩賦作品遺佚甚多，此一現象本身似乎也表明他確實「長於諷論，不及麗文」。這是我的推論，僅供參考吧。

桓譚既持學者品格，崇尚知識，又挺君子操守，正直不阿，深受後世學人尊崇。王充比桓譚年齡稍小，實際上是同時代人。他曾說：

世間為文者眾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為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為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論衡·定賢篇》）

這裡就是「素丞相」一說的出處。王充說《新論》能夠「論文以察實」，這就叫做能「割文」；而「割文」與「割肉」道理是一樣的：當初陳平「割肉」公正，便是「丞相之驗」，後來果然做了丞相；桓譚既然能夠公正「割文」，這也是「丞相之跡」，可惜他沒有做成丞相，所以他是「素丞相」。

嗣後對桓譚的讚頌更多，而視角各有不同。宋代王安石有詩云：「崎嶇馮衍才終廢，索寞桓譚道不謀。」（《嚴陵祠堂》，《臨川文集》卷二十五）肯定他堅守自己的「道」而不懼人生「索寞」的精神。又宋代周紫芝直謂桓譚為「大豪傑」：「有人於此，確然自信而無所疑，毅然自守而不可奪，爵祿不能勸之使從，刑僇不能威之使懼，非天下之大豪傑，吾知其不能矣。余於東京而得桓譚焉，……觀譚展轉於新室紛更之餘，終不肯一言以取媚於時。及中興之後，讖說益盛，而犯顏力諍，以辨其非，則其人自視豈隨其波而其泥者哉？故曰士有特立獨行，不移於舉世之所好，而自信其道者，然後可以謂之大豪傑也。」（《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五）這是敬仰桓譚的人格。清代樸學家們對於桓譚執著追求真知真識的精神大為佩服，更將他當作治學的偶像：「愚謂桓譚《新論》足以證今古文《孝經》之偽，豈不足以證古古文《尚書》之真哉？ ……余敢望桓譚其人，而輒旦暮遇之也哉！」（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二、卷五下）一位文人學士身後竟擁有如許多知音，能夠得到不同時代優秀人物的讚賞表彰，真是無憾了！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