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樓文化:文人與麗妓的風雅社交

唐人狎妓圖

文 | 李書崇

摘自《性文化簡史》,群言出版社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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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娼妓的等級,習慣上以她們所居的樓、堂、館、所來劃分,最低級別的娼妓只能活動於「寨」「寮」「窯」中了。而青樓,有紅顏居於上,可想而知伊人的財產地位和生活環境。這種自幼養尊處優、接受過琴棋書畫全面訓練的高雅美女,當然不可能為那些急著尋找洩慾對象的貧窮性饑渴者提供服務。這些具有高文化素養的女子,實際上是以彈箏酒歌,低唱淺酌為一種活法;她們的詩詞酬答、采蘭贈芍之類,是這種活法的日常內容,沒有什麼強烈的功利目的。因而,她們處在一定程度上的自在狀態中。她們與公卿名士們的交往,是一種自由狀態下的平等交往,其中沒有義務和責任,沒有禮數規矩,沒有輿論監督。這在禮教禁錮之下的人際關係中,真是人性得以舒張的一方樂土。

明永樂中,內閣宰輔楊士奇、楊榮、楊溥,皆當朝重臣,官拜太子少師、少傅,位居大僚,時號「三楊」。處在這「高處不勝寒」的位置之上,三位閣老刻意向公眾輸出的形象有多嚴謹整肅,就可想而知了。但據《堯山堂外紀》載:三楊時不時也湊在一起會飲,飲則召妓侑酒。遇名妓齊雅秀被三楊召,有人擔心氣氛難以調控,怕三位大人物板起面孔不苟言笑。齊雅秀赴會時故意晚個時辰才到,三位大人問其為何姍姍來遲?齊回答說因為看書來遲;再問看什麼書?答曰看《列女傳》!三楊聽後捧腹不止,笑罵齊「母狗無禮!」齊雅秀應聲回答:「我是母狗,各位是公侯(猴)。」妙言不脛而走,傳於京師。像這等大雅似俗的諧謔,恐怕很難出現在三閣老的公務和家庭生活中。這樣一份輕鬆,實非青樓不可得。

以風雅著於史者,莫過於唐之青樓。這個功勞首先要歸於開元年間的唐明皇。《唐史·禮樂志》稱其「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由於明皇對聲色歌舞的特殊喜愛,宮中除盛設樂妓(當時宮內女子總數已達四萬之眾)外,還在東西兩京設宮外左、右教坊,以作為後備役宮妓。以此看來,唐時官吏盛行妓樂,凡宴飲必召妓侑酒,「視聲妓絲竹為固有之事」也就毫不足怪了。

這個現象中引人注目的是文化因素。唐時官吏,多為文人學士。自隋代開科取士以來,皇家通過科舉這一公平競爭的途徑,把社會精英通通吸納到了官吏隊伍中。科舉以「明經」和「進士」兩科最受重視;明經科取儒學學者,進士科取文學和時務對策人才。從這兩科出身的宰相在唐朝達142人,以致社會認為「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出身,終不以為美。」(見《通典·選舉三》)官吏的高文化素質,在狎妓中必然表達為高雅的審美趣味。先有「市場需求」,後才會有「適銷對路的商品」。《開元遺事》中說:「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每年新進士,游謁其中,時人稱為風流藪澤。」新科舉子所以必到平康坊狎樂,是因為「大中皇帝常游北里,朝士宴聚,亦多在此。」孫棨《北里志·序》中說——

諸妓皆居平康里,舉子新及第,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咸可就諧,如不惜所費,舟車水陸備矣。其中諸妓,多能談吐,頗有知書言話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別品流,衡尺人物,應對排次,良不可及。

高素質的麗人群和社會名流,共同組成了當時的風雅社交圈。這個社交圈的香艷輝煌,是盛唐時代一筆濃墨重彩的風景。盧照鄰在《長安古意》中有這樣的描繪——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年白馬七香車。

王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

龍銜寶蓋承朝日,風吐流蘇帶晚霞。

百丈遊絲爭繞樹,一群嬌鳥共啼花。

游蜂戲蝶千門側,碧樹銀台萬種色。

復道交窗作合歡,雙闕連薨垂鳳翼。

梁家畫閣中天起,漢帝金莖雲外直。

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

……

鴉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

妖童寶馬鐵連線,娼婦盤龍金屈膝。

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棲。

隱隱朱城臨玉道,遙遙翠幰沒金堤。

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西橋。

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

娼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囀口氛氳。

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

……

帝王將相、卿士公侯,皆好歌舞聲妓,整個上流社會人人都有狎娼冶遊的愛好,必然蔚為風氣,誕育出發達的青樓文化。「興來攜妓恣經過,其若楊花似雪何」「紅妝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寫翠娥」「落花一片天上來,隨人直渡西江水」,李白詩中的極美意景,往往由麗妓興發。而妓中則有詩才直逼李杜者,如西蜀名妓薛濤。薛原為官宦人家女兒,父歿後居成都百花潭,與白居易、元稹、牛僧孺、劉禹錫等人交往,頗負才名。其詩作中有如《牡丹》:

去春零落暮春時,淚濕紅箋怨別離。

常恐便同巫峽散,因何重有武陵期。

傳情每向馨香得,不語還應彼此知。

只欲欄邊安枕席,夜深閑共說相思。

明唐寅所作的《宮伎圖》

才情如此雅緻,而人品有黃鐘大呂的豪氣,其所作絕句,竟於人以雄渾之感:「水國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誰言千里自今夕,離夢杳如關塞長。」像這樣的妓女,僅以其文學藝術上的造詣而言,即便現當代的職業女作家,也勢難望其項背。無怪乎當時頂尖級的文人才子們都爭相與之結交。這種文人與麗妓間的相互感染、砥礪,造就了無數風情雅士、名媛麗姝。牛僧孺出鎮揚州時,用杜牧為書記。這杜牧風流成性,業餘時間都泡妞去了。牛作為長官怕他出事,每每派專人暗裡盯著這位屬下。杜毫不知情,放肆地在外花天酒地。後來杜遷官侍御史,牛出於愛護臨別時叮囑他不要太率性,注意保重身體。杜竟然文過飾非,自稱向來很檢點。牛也不戳穿他,只是把當年在揚州時便衣保護他的記錄送給了他,使他大慚不已,且十分感激這位長者。自嘲之中,杜牧寫下了「落魂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事載於鄴《揚州夢記》——

會丞相牛僧孺出鎮揚州,辟(杜枚)節度掌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遊為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煌羅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沒馳逐其間無虛夕。復有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謂得計,人不知之。所至成歡,無不如意。如是且數年。及征侍御史,僧孺於中堂餞,因戒之曰:「侍御史氣概遠馭,固當自極夷塗,然常慮風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曰:「某幸常自檢守,不至貽尊憂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兒取一小書簏,對牧發之,乃街卒之密也,凡數千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對之大慚,因泣拜致謝,而終身感焉。

其實,杜牧完全沒有必要向牛老爺子撒謊,老人家是頗能理解風雅的。其他如白居易、劉禹錫之輩,則根本就不諱言狎妓之事。據《容齋隨筆》載,河南尹李待詔邀集白居易、劉禹錫、郭居中等15人參加禊禮——消除不祥的祭祀活動,竟然「會宴於舟,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宋人對白居易之輩的狎樂也艷羨不已,《中吳紀聞》中說:「樂天為郡時,嘗攜容滿、張態等十妓,夜遊西湖武丘寺,嘗賦紀游詩。為見當時郡政多暇,而吏議甚寬。」夜遊西湖,一次就擁妓十名!後世謂唐人尚文好狎,白居易真可謂是一個極好的活註解。後在長安與元稹相交,亦多率性自任,「征伶皆絕藝,選妓悉名姬」,每每「夜舞吳娘袖,春歌蠻子詞」。元稹要去越州作短時勾留,白竟慷慨大度地將自己所戀歌妓商玲瓏「借」給他親狎一月!

文人麗妓的結緣,極大地推動了青樓文化的發展,使其匯流於中國文學藝術中,成為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自唐開始,名士名妓間上演的情愛故事代代迭出,不絕於史。如唐之關盼盼與徐州節度使張建封、白居易;霍小玉與隴西進士李益;西蜀薛濤與元稹、白居易;女冠魚玄機與李郢、李憶、溫庭筠;北宋李師師與詞人周邦彥;台州嚴蕊與秦風、唐仲友;錢塘名妓王朝雲與詩詞大家蘇東坡;元朝揚州名妓酈雲紅與趙孟頫;明朝京妓蘇三與王景隆;汴梁名妓杜十娘與李甲;金陵名妓李香君與商丘侯方域;董小宛與冒辟疆……真是數不勝數。而所舉這些青樓女子,無一不是色藝雙絕、善詩詞歌賦、通音律琴棋。很難設想,如果沒有她們,中國還會不會有李商隱、杜牧、韋應物、白居易、元稹、溫庭筠、柳永、周邦彥、蘇軾、秦觀、賀濤、毛滂是之類極負「青樓薄倖名」的文學大家!

從整部中國文學史看,唐代詩盛,妓女善歌詩;除薛濤名震詩壇外,還有李季蘭、關盼盼、魚玄機之輩,皆詩中靈傑。宋代詞興,青樓則善歌詞;麗妓多精曲拍,解詞意,能琅琅上口,悱惻動人。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嚴蕊。嚴蕊本台州營妓,文思敏捷,揮毫賦詞倚馬可待。台州守備唐仲友愛納之。遇道學家朱熹以「肅清官箴」為名,將嚴蕊投入官牢,嚴刑拷問,要她指供唐仲友,嚴至死不屈,堅不吐實,沒有出賣任何人。除嚴外,宋時能作詞、唱詞的佳麗還有趙才卿、鄭雲娘、聶勝瓊、馬瓊瓊之流。至元代曲大興,戲劇漸盛,妓中則多善唱演藝者,如順時秀、天然秀、朱簾秀等等,都是吟風弄月,搬演閨怨曲唱的「第一手」。明代,按胡應麟的說法,是一個「不求多於專門,而求多於具體,所以度越元宋、苞綜漢唐」(見《詩藪》)的時代,因而妓中多全才,如秦淮名妓馬守貞,人稱四娘,工詩善書,又長於繪畫,筆墨瀟洒恬雅,為時人稱道。

薛濤

只是宋元以降,成都和蘇州、杭州、揚州漸成煙花粉黛之都,妓業有從「藝」向「色」傾斜之概。明中葉之後,重色之風已較明顯,嫖客選妓有「大同婆娘」「揚州瘦馬」之說。其中尤以「揚州瘦馬」最受歡迎:「維揚居王下之中,川澤秀媚,故女子多美麗,而性情溫柔,舉止婉慧,固因水澤氣多,亦其秀淑之氣所鍾,諸方不能敵也。然揚人習以為奇貨,市販各處童女,加意裝束,教以書算琴棋之屬,以邀厚值,謂之"瘦馬』。」(見《五雜俎》)

但無論如何,妓女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實在功不可沒。王書奴在其《中國娼妓史》中說:「唐宋元詩妓詞妓曲妓,多如過江之鯽,乃知娼妓,不但為當時文人墨客之膩友,且為贊助時代文化學術之功臣。」這個評價,可說是非常中肯。林語堂則認為:

妓女在中國的愛情、文學、音樂、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是怎麼強調都不會過分的。男人們認為讓體面人家的女子去擺弄樂器是不合適的,於她們的品德培養有害;讓她們讀太多的書也不合適,於她們的道德同樣有害。繪畫與詩歌也很少受到鼓勵。但是男人們並不因此而放棄對文學與藝術上有造詣的女性伴侶的追求。那些歌妓們都在這些方面大有發展,因為她們不需要無知來保護自己的品德。……中國知識婦女的歷史,一部分需要在這些歌妓的身世中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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