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失敗原因：貴族和皇族錯誤理解皇權至上

2012年07月27日 10:02來源：中華讀書報 作者：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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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滿洲貴族和皇族錯誤理解《欽定憲法大綱》中關於皇權至上的另一個規定，即大權統於朝廷，皇帝享有頒布法律、召集解散議會、設官制祿、黜陟百司等權力，以為君主立憲體制中的黜陟百司就是皇上有權任用一切官員。這顯然是對《欽定憲法大綱》的誤解。

本文摘自《中華讀書報》2012年07月25日13版，作者：馬勇，原題為《晚清政治變革：滿洲貴族的貢獻及局限》

晚清最後十年政治變革，確實在深度和廣度諸多方面激活了中國人的政治參與意識，但如果追根溯源，這場政治變革的最初動力其實來自統治者內部，是皇族和滿洲貴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意識到舊的遊戲已經沒有辦法玩了。

改革先鋒

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知恥而後勇，很快轉身向東，追隨日本走進「維新時代」。然而為時不久，膠州灣事變發生，中國步入一個政治變革急劇年代。陰差陽錯，很快又發生1898年秋天政治大逆轉，譚嗣同等「六君子」未經審判而被殺戮，百日維新夭折，漢人士大夫因此而心寒。所以等待清廷經過1900年義和團戰爭打擊而幡然醒悟宣布新政改革時，應者寥寥。

1898年秋天政治大逆轉之後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變，特別是漢人士大夫階層對政治的冷漠，如果從宮廷政治層面說，這實際上為皇族及滿洲貴族更大幅度介入現實政治提供了一個重要契機，雖然有一批皇族及滿洲貴族因為煽動民眾排外被判定為「肇禍大臣」受到嚴厲處分或處罰，然而毫無疑問的是，另外一批皇族、貴族卻因這一系列事件逐漸走到現實政治前台，成為此後政治變革急先鋒。

義和團戰爭之後的新政有複雜的國際背景，是列強政治壓力下的產物，但從中國政治發展內在理路看，新政也是接續幾年前維新運動往前走。只是從政治主導力量說，先前的維新運動有一個龐大而無法駕馭的漢人知識人。這一次，其主導力量好像比較牢牢地控制在朝廷，漢大臣和各地督撫都起到相當大作用，但朝廷並沒有像幾年前那樣因形勢發展而失控。

朝廷的控制力無疑來自滿洲貴族特別是皇族力量的增強，滿洲貴族這個特殊的群體在政治上的影響力隨著這場政治變革在上升。一個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年僅十八歲的醇親王載灃，在1901年被委派充任頭等專使赴德國道歉謝罪。這雖然有德國為君主制國家，不得不遵從皇室禮儀去考慮的因素。其實從清廷政治發展視角看，載灃出使德國也有提升皇族成員世俗政治地位以推動政治發展的意思。一趟德國之行為載灃贏得不少政治資本，為他們後來的政治作為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會。

載灃等皇族、貴族被清廷刻意提拔起來之後，在政治上確實逐漸發揮了重要功能，1901年開始的新政和1905年開始的預備立憲，幾乎全程可見皇族、貴族青年才俊的身影，他們可能沒有漢大臣在科舉道路上一步一步爬行的艱辛，沒有漢大臣的文史功底和才華，但他們從小長在深宮大院，從小就在政治高層長者身邊玩耍，經多見廣，舉止談吐頗有令人自嘆弗如之處。所以他們在政治改革中大膽昌言，痛陳舊體制弊端，呼喚新體制，這些都是發自真誠，也確實都對政治發展作出相當重要貢獻。考察憲政大臣端方、戴鴻慈上《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明確指出中國未來政治出路只在君主立憲一途，君主立憲的意義並不是立意限制君主權利，而是通過議會和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分擔責任，使君主「常安而不危」。至於鎮國公載澤，更是預備立憲改革中的重要人物。載澤奏請預備立憲的密折詳盡分析了各國政治體制優劣，尤其是其對君主立憲「三個有利於」的概括，從現實主義政治原則上說服了光緒帝和慈禧皇太后。

根據載澤分析，君主立憲的好處有利於「皇位永固」、有利於「外患減輕」、有利於「內亂消弭」。實事求是地說，這三個「有利於」都是朝廷整天最擔心的事情。君主立憲既然能夠做到這些，朝廷有什麼理由拒絕呢？當然，這些看法早些年就有人認識到了，張謇、梁啟超等先知先覺很早就有詳盡論述，只是天高皇帝遠，假如不是這些皇親國戚開始覺悟，不是他們就近遊說，預備立憲或許也會開始，但不可能這麼順利這樣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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