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證「紅山文化」的前世今生2

07-23

（續）話又說回來，就是在貢桑諾爾布親王聘請日本人鳥居龍藏來到喀喇沁王府傳播文化、教授學生的同時，這位被譽為人類學家、考古學者的鳥氏，在業餘之時盜挖了位於赤峰紅山後的遠古人類遺址。據日本學者回憶說：鳥居龍藏當年是從今巴林左旗的遼代上京城（可以理解為歷史上契丹和遼國的國都）遺址等地，南下來到昭烏達盟的紅山一帶，並有案可稽地記錄了鳥氏在赤峰紅山後附近地面上發現了一些陶片。可能隨後，鳥氏即在赤峰的西拉木倫河、英金河、老哈河以及遼西等地從事考古挖掘活動，而這一帶恰恰就是後來證明的紅山文化的重心區域。鳥居龍藏在赤峰市北郊英金河畔「紅山後」等地總計發現了60餘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並言稱見到了環繞著石頭的古墓（積石冢）。其實，鳥氏看到的這些環繞石頭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後來震驚世界、被專家們稱為「積石冢」和「金字塔」式的祭壇，都是組成紅山文化墓葬群的主要建造遺迹。有人曾表示惋惜，認為鳥氏沒有進行深入調查，於1908年帶著「對紅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遺憾離開了」喀喇沁，似乎假如鳥氏繼續挖掘下去，紅山文化就可能提前發現。其實，我們有理由懷疑，鳥居龍藏1914年發表的《東蒙的原始居民》一文，並不是他在沒有深入調研或因為時間倉促難以深入等客觀因素而導致所謂的成果簡單，並與後來所謂的紅山文化這一震驚世界的考古文化探索研究淺嘗輒止。而是，鳥氏此次的中國之行，其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於調查和挖掘有關蒙古利亞人種先祖的遺物，或為日滿同祖同宗尋找物據和文物。鳥居龍藏成果總結的情報價值，遠遠大於科研深入價值；其目的側重點不同，又何必要為他人做嫁衣。試想，鳥氏逗留於該地區時間長達兩三年之久（日本人秋山進午認為：鳥居龍藏是在日本明治40年（1903年）來中國的。如果此說成立，那麼，鳥氏逗留此地時間就長達六年之久），而日後的日本軍隊侵略中國撲奔的第一個目標就是這塊神奇的土地。為何侵略者的大隊人馬中都有所謂的考古學家帶隊？包括所謂的考古專家濱田耕作和水野清一，為何直奔當時荒無人煙的巴林草原的縱深腹地？又為何目標異常明確地直奔遼上京、遼祖陵——耶律阿保機隱藏於深山裡的陵墓？甚至連巴林右旗北部草原深處高達49米索伯力嘎的遼代白塔也遭受盜掘（日本盜空白塔寶藏之後，感到罪孽深重，於是就在白塔的前面入口處，修建了一幢藏式小塔以示謝罪。這幢藏式小塔的壺門裡都可以容納蹲客休憩）。要知道日本侵略者都是大隊武裝的長驅直入，目標如此明確而不計勞工費用和給養開銷之巨，如果沒有事先詳細的調查測繪，就不可能實行日後的盜掘遼祖陵、遼祖州、遼上京等大批文化遺址的搶劫盜挖行動！好在老天有眼，侵略者始終沒有找到遼祖陵的入口才使得耶律阿保機得以幸免於難，否則，北方兩河流域這一帶的文化遺址豈能倖存於今日？要知道，這塊神奇的土地上，流淌著中國北方的兩河——西拉木倫河水系的老哈河等遼河上游流域；以及——大凌河水系等另一支母親河流。這些河流孕育了中國北方的民族及其文化，包括紅山文化在內的原始文化、東胡文化（東胡人發源於西拉木倫河流域）、契丹和遼金文化（遼代國都在巴林左旗），元代及其北元文化（塞北草原的蒙古族文化），滿清文化（大清皇帝與塞北兀良哈氏蒙古貴族的文化交融）。直至今日，在赤峰市的旗縣大部分範圍之內都嚴禁私自動土。假如自家挖個菜窖，完全有可能會遇到古墓文物。即便是颳了大風、下了暴雨，都可能出土文物。因為，這一帶文化遺址疊壓、交融，從原始社會直至明清歷時整個古代文明歷程，各階段的歷史文化都有出土的案例和被保護的對象。

我們怎麼就沒有看出來鳥居龍藏對紅山文化的貢獻在哪呢？如果說，仔細尋找鳥氏對我們紅山文化有何貢獻的話，那麼，就是鳥氏的文章引起了學者的注意力，使得更多的人關注中國北方這塊神奇的土地，客觀上對於後來的學者也起到了提示作用。把他們在中國非法盜挖的紅山文化及其其他文物在日本大學研究展示，這對於中國的學術進步又有何益可言？然而，日本軍隊叮咬遼西和赤峰的真正目的，早在1932年日本內閣制定的所謂《大陸政策》就已經說明：「欲滅亡中國必首先滅亡滿蒙。」因此，日本的史學界、考古學界，按照日本政府的這一政策，對中國東北地區特別是遼西及內蒙古東部地區進行了大量的歷史考古研究和挖掘工作，這些都為炮製滿蒙從來就不屬於中國所屬的濫調和製造「滿蒙獨立論，」而積極尋找所謂的歷史和文化依據在忙碌。日本的學者們在華這些看似複雜的偽裝表演，在中國老百姓看來不過是一句話概括：「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

初識紅山階段的文物地位

倘若從紅山文化中心區的地圖來看，赤峰市和紅山文化的重要出土地的敖漢旗，正處在遼寧西部的包裹之內，或者換言之，遼西的紅山文化重要出土地，包括震驚世界的朝陽市牛河梁的紅山文化遺址群，如女神廟、祭壇、積石冢等文化遺址、古城遺址，都與赤峰市的敖漢旗界樁互為介入融合。早在建國以後，我國眾多的考古工作者都對紅山遺址及鄰近地區、其他具有相同內涵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了進一步的調查和試掘。最初研究的目標亦即是出土的文物只是紅山文化的石器、印紋陶器、彩陶等，還包括少量的人體的遺骨。然而，正式的發掘報告中還沒有發現並提到紅山文化玉器。既是偶爾發現的紅山文化玉器，大多是散失於民間或被野外撿拾的玉器雕刻小件，倘若探索斷代的話，這些玉器多被認為商周時期的素麵文物，或認為是戰國要麼就掛靠在漢代的素麵裝飾品玉飾範圍之內。

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遼寧省義縣萬佛堂（北魏時期的摩崖石造像群及其石窟寺）附近對新石器時代遺址開始進行調查。1954年，汪宇平先生來到昭烏達盟對紅山細石器遺址進行了調查。同年，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尹達先生將自己撰寫並準備發表的部分學術論文《中國新石器時代》請梁思永作序。梁思永建議他把昭烏達盟紅山新石器內容寫進文稿。12月，尹達先生的《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文在權威的考古學雜誌《考古學報》上發表。根據梁思永的意見，尹先生作為補充並以「關於赤峰紅山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為題撰寫了篇幅很短的論考，簡潔地分析了「赤峰第一期文化」的陶器和石器。正如尹達先生的後記中所謂：正是由於校閱此書原稿的梁思永先生的提示他才動筆的，把本來應納入論考中的內容另立一篇，作為論考的補說。尹達先生認為：「紅山後新石器時代遺址，從陶器和石器的特點分析，這種文化遺存，很可能是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相互影響之後所發生的新的文化遺存，也就是說，是含有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兩種因素的文化遺存，我們可以名之為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紅山文化』，它的分布範圍，包括遼寧、內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長城地帶。」這是紅山文化作為考古學的文化概念首次在學術論文中出現，也為紅山文化的正式命名奠定了基礎。而此時，儘管梁思永先生已經病逝一年有餘，但是，我們應該承認：紅山文化的這一考古文化概念的提出，是以尹達、梁思永為代表的中國考古學家多年探研的結果，時間是1954年12月，在《考古學報?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文中正式命名。

紅山文化概念的明確並不意味著文物常識的普及。當年很多人甚至包括文博部門的專業人員，也無法把紅山文化的概念性文物與其具體的文化內涵聯繫起來。簡單地說，在遼西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群出土大批精美玉器雕刻作品之前，人們普遍無法把散落在民間特別是牧民手裡的煙荷包上的玉墜與紅山文化相對照。牛河梁的紅山文化玉器面世之後，應運而來的就是在位於瀋陽市的遼寧省文物總店，以及遼西各地區徵集到了幾塊玉雕豬首龍。內蒙也不甘落後，在赤峰市的巴林右旗那日斯台一帶也出土、徵集到了一批包括豬首龍在內的各式各樣的玉雕文物，都是屬於紅山文化的玉器傑作。然後，遼寧省阜新地區，出土了石塊堆砌的龍、泥塑，及其典型紅山文化的玉龜，遼寧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發現了東山嘴紅山文化遺址，玉雕雙龍首璜、綠松石鴞以及諸多的泥塑女神像殘件等。就是在河北省探索黃帝陵的考古發掘中，也曾在墓里女主人的脖頸上摘下一個玉質玦型的小豬首龍。總的概算一下，紅山文化所涵蓋的地理範圍，凡是發現遺址或者試掘的同種類型的文化現象，從內蒙古的北部到黑龍江起，南到河北省的北部；東到遼東的邊境線，西到內蒙古的中部地區（內蒙古西部則為河套文化）。紅山文化核心位於遼寧省朝陽市的東山嘴和牛河梁及近在咫尺的內蒙古敖漢旗，以此向外圍輻射，四面八方均有重大遺址發現，如阜新查海和胡頭溝；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巴林右旗的那日斯台等，縱橫交錯多達數千。簡單地說：紅山諸文化的分布相當於熱河全省，是以西遼河流域、大凌河流域及遼河上游最為密集。

紅山文化第一條碧玉龍的發現始末

就目前而言，大凡提到紅山文化恐怕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雕刻精美的素麵玉器，造型憨態可掬、磨製工藝精美絕倫。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範圍內，空前絕後、絕無僅有，均達到了史前工藝美術玉雕神器的極佳水平。這些代表紅山文化文物玉雕作品的最初發現，還是從一條富有傳奇色彩的碧玉龍的曲折故事開始的。故事的來龍去脈經過近四十年口頭傳播而演繹成多種版本，但是，基本公認傳播聲高的赤峰版本的故事歷程大抵如此：

1971年農曆八月的一天下午，17歲的張鳳祥和其他7位農民受生產隊委派去到原昭烏達盟（今赤峰）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村北的小北山上平整樹坑。挨到傍晚感到疲勞的張鳳祥就席地而坐，在林地邊緣土坎邊上休息。他百無聊賴毫無意識地隨手翻著身邊的浮土，發現儘是些像雞蛋一樣大小的石頭，他覺得奇怪就一邊翻看一邊往外扒拉。突然，「嘩」地一聲漏下去好多土。再仔細一瞧，發現洞穴裡面有一塊兒光溜的1米多長的石板。掀開石板看到下面是一個用石頭砌成的井字形石坑。在石坑裡面張鳳祥找到了一條像鉤子似的一件東西，上面生滿了厚厚的土銹包裹物，張鳳祥把這東西拿在手裡掂量一番，以為是塊兒破舊的銹鐵就沒太在意，在收工回家的路上還把這東西拿給別人辨認，楊德成就用鐵鍬把兒用力敲了幾下，想敲掉上面的土銹，卻怎麼也敲不掉。於是，隨口說了句：「這麼塊兒破鐵有啥用？」說完便隨手扔到了路邊，大伙兒繼續往家走。進了村子快走到家的時候，張鳳祥突然想：「那塊兒鐵咋說也有1斤重，能賣4分錢，可以買好幾塊兒糖呢！」於是，他又順原路返回尋找，把那塊兒東西撿了回來。回到家後，張鳳祥將這銹鐵鉤子扔在了屋子角落。當時，張家五兄弟中的老大張鳳祥，時常需要哄哄弟弟，其中老末兒年僅4歲。為了廢物利用，張鳳祥就把這銹鐵鉤子拴上繩當拉車的玩具給弟弟玩。小孩子整天拽著這銹鐵鉤子滿世界地跑來跑去。十來天過去了，粘在上面的土銹逐漸被磨掉，露出了墨綠晶瑩的本來顏色。在此期間，這件露出玉色的鐵鉤子被同村一位頭腦靈活者花3元錢買走，後被張鳳祥的父親張金貴花5元錢贖回。張金貴受到啟發仔細觀察後，認為這東西有可能是一塊玉，村裡見過世面的人也認定像玉。從那一天起，張家再也不捨得拿它給孩子隨便玩耍了，父親張金貴還扯了紅布，把這露出玉質的鉤子包裹得嚴嚴實實鎖在卧櫃里。就是這樣，張鳳祥做夢也沒有想到他無意中竟然成為了紅山文化玉雕神器「中華第一龍」的第一位主人。

大概過了兩個月後，張金貴想把這脫了銹的鉤子交給生產隊換點錢，可是大隊黨支部書記韓玉龍看了看說：「這東西沒啥用，你還是拿回去吧，要不然就拿到文化館去看看值不值錢？」於是，張氏父子就趕著毛驢車找到了旗文化館。當時文化館的人也認為這個東西沒有什麼用，就讓他們把原物帶了回來。有一天，張鳳祥的舅舅來串門，看了這東西就說，能用它銑成幾個煙嘴，一個玉煙嘴能換一頭大犍牛，一頭牛能值個百八。這個經濟賬還真讓張家動心了，事後還特地跑到城裡轉了兩圈打聽行情。回來之後張金貴改變了主意說：「算了，這興許是個寶物呢，就別損壞了。」又過了半年，支部書記建議張家再去旗文化館去找館長看看，於是，張家就帶著這件寶貝又一次去了翁牛特旗文化館。當時的旗文化館副館長王志富對張金貴說：「這是個玉的東西能值兩個錢。但不知是啥玩藝兒……你不能損壞它。我這兒是鑒定不了，不行你就擱下吧，我拿到別處給你鑒定鑒定。」登記完入庫手續之後，文化館就把它當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鎖在庫房的箱子里，一放就是快一年。在這段日子裡，張金貴幾次去文化館打聽結果，一直沒有個明確的說法，於是就以家裡困難為由提出要幾個錢。王志富見他不容易，說：「我把工資給你吧，你先接濟接濟。」於是，就把當月37塊錢的工資抽出了30元錢給了張金貴，就這樣張家以30元錢的價格等於變相出賣了碧玉龍。翁牛特旗文化館文博副研究員賈鴻恩事後回憶說：「我拿起那個東西看時，認為不可能是原始社會的，原始社會好像雕刻不出那麼好的工藝。只有到了金屬時代才會有。沒有金屬哪能雕刻那麼好的東西呢？原始社會沒有金屬東西，就是石頭雕刻石頭，工具也是石頭的，所以沒有證據，當時不敢說。」這就是說，當時旗文化館也不相信碧玉龍就是遠古文物。

1972年春，當時的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蘇赫站長帶隊，在旗所在地的烏丹鎮和三星他拉村搞文化認為應該屬於紅山文化的東西。之後，這件玉龍被引起了重視，並把它擢升地位放進了旗文化館的大廳里。1984年，紅山文化的考古發現有了重大突破。在赤峰地界毗鄰的遼寧省凌源縣和建平縣交界處的牛河梁一帶，考古隊員挖開了1943年佟柱臣發現的一座5000年以前陪葬有玉器的古墓，最令人振奮的是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群開始了正式發掘。這裡有女神廟、滿山遍野的積石冢、金字塔式的祭壇，還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深深開鑿于山頂石頭中間的中心大墓，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有規律地擺放著諸多精美的玉器。由此，大批紅山文化玉質神器——精美的史前素麵玉雕工藝品，接踵而來，為我們展示了富饒發達的原始社會的精神風貌。考古人員經過仔細辨認和研究後，認為紅山文化玉雕作品的典型代表應該屬於那種玦型胎狀物——玉質豬首龍。

圖1 紅山文化研究的指導者蘇秉琦先生。

無獨有偶，牛河梁發現5000多年前的玉豬龍的消息傳到翁牛特旗，文化館負責人賈鴻恩突然想起在1971年徵集的三星他拉出土玉器中就有一件這種東西。於是，他把與牛河梁玉豬龍一樣珍貴的玉器裝進挎包，立即坐火車趕到北京去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鑒定。蘇秉琦先生用手輕輕地撫摸著這件玉器，仔細觀察，並了解整個徵集的細節和過程。蘇秉琦先生的結論說：「這是一件珍貴的玉龍，是一件重要的紅山文化遺物。」賈鴻恩得到了權威的肯定，於是就編髮了一份簡報又寫了一篇文章，在文物刊物上發表。

1985年《人民畫報》用整版的篇幅登載了碧玉龍的照片和蘇秉琦先生的文章，其中肯定了紅山文化及三星他拉碧玉龍的歷史重要地位。1971年在三星他拉發現的這件碧玉龍，終於被世人所矚目。因屬於國內首次發現，故而被譽為「中華第一玉雕龍」。從此，C字龍的不規範稱呼也被「紅山碧玉龍」的命名取而代之。從此，紅山碧玉龍一步登天，名揚華夏（華夏銀行的標誌圖案源於此），成了舉世矚目的無價之寶，並且多次被借調，在國內外展覽。那飄逸洒脫的造型，晶瑩剔透的古樸質感，得到了國內外一片讚譽之聲。就在赤峰人沉醉於幸福的滿足感之際，1989年，文化部下發文件，指名要調走暫放在翁牛特旗文化館的紅山碧玉龍。赤峰市博物館原館長項春松犯了難，無力阻止又不甘心，於是，就向國家博物館（原中國歷史博物館）提出2萬元的維修經費申請，用於翁牛特旗文化館的基礎建設方面。未曾想，上方極其神速地批轉了這筆小款。如今的紅山碧玉龍出土之地，豎立一甬白色大理石貼面高達10米的碧玉龍首碑，成為了赤峰市翁牛特旗烏丹鎮賽沁塔拉嘎查（村）口的標誌性紀念物。

發現牛河梁——遙望紅山文化頂峰

在發現偉大的牛河梁遺址群之前，就有很多零星的文物自我露頭，在大凌河一帶出土被撿拾。最早的文章提示信息，可追溯到當年日本人的挖掘記錄，但是，他們的熱點不在於此，自然語焉不詳。真是無巧不成書！大凌河流域的牛河梁的發現和紅山文化的命名地發現遺址一樣，都具有驚人的巧合，都是由中國的學者或者說熱心於此的愛國知識分子發現並首倡先驅。佟桂臣，就是這一普通的名字，是他在1943年的《建國教育》上發表文章，意在呼喚祖國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其文直切主題《牛河梁彩陶遺址》，但很遺憾，人微言輕，沒能引起足夠的重視。直到後來人們才懂得什麼是平凡而偉大的深刻含義。

1973年，朝陽市的喀喇沁左翼旗蒙古族自治縣（喀左縣），發掘被聯合國命名為科研四號的舊石器時代人類居住的鴿子洞遺址時，大家就在附近的山上調查古人類的生活環境。偶然間，在名為瓦房子的平整山崗上，撿到了陶片和彩陶片。就是這些陶片，引發出了紅山文化典型的無底紅陶筒形器。也就是從這一年開始，遼寧省考古所的郭大順、孫首道等專家進入朝陽地區進行文物普查，喀左縣是第一站。在喀左縣發現遺址609處，其中24處有紅山文化的文物殘片，且集中在東山嘴、草場鄉、南溝門等一帶遺址，其間彩陶片最為豐富。1979年至1982年，對喀左縣東山嘴等遺址進行發掘，暴露面積約2250平方米。在150毫米的耕土層下面就是文化層，發現石塊砌築的建築遺址，圓形的祭壇等原始公共建築，出土了石器有斧、錛、磨盤、磨棒、核、鏃等，還有大批陶器。如，斂口缽、筒形罐、雙耳小口瓮、杯、豆壺。其中，最值得驕傲的就算是陶塑的女神塑像了，有兩件裸體孕婦黃泥胎體表塗滿硃紅色的寫實立像，一件高790毫米，另一件高580毫米，可惜頭部殘缺，但仍然可見腹部隆起、臀部肥碩、曲左臂而右手撫摸上腹部，在陰部刻畫記號的女神塑像。還有就是出土了一件雙龍首的玉璜和一件綠松石的玉鴞，成為首開大凌河流域紅山文化玉器的先河。（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