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台灣現代派小說的創作特點

07-23

始終將傳統融入於現代

——論台灣現代派小說的創作特點

上世紀60年代，現代派思潮在台灣文學界風行一時。它打破和否定流行於台灣文壇的「反共文學」和「逃避文學」而創作的以人物為中心，注重描寫人和人性，探索人的內心世界及其複雜性的小說。它們在藝術上不再重視傳統手法，而是向西方學習，廣泛採用西方現代小說表現形式和表現技巧，代表作家有白先勇、聶華苓、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七等生、施叔青等。

這些作品從重在表現自我到側重反映社會，有很強的寫實意味。綜觀60年代這些或比較"西化"或比較"寫實"作品，它們大致上也還是有些共同的特徵。

首先是表現了台灣知識分子失望於社會現實的政治冷漠感、個體孤獨感和身份危機意識。台灣現代派小說家對於西方現代主義的學習，並不是純粹的模仿。他們以西方現代小說作為創作的楷模，在實際創作中卻一般主要從自己的生活經驗中出發，使台灣現代派小說大部分作品不僅致力傳達作者的"現代感"，而且包含有豐富的社會內容。

西方現代主義表達了西方現代知識分子精英對社會文化的深刻失望和深刻的精神困惑，因此往往外化為對種種諸如冷漠、孤獨、內心焦慮、惶恐不安等人性狀態的細膩、深入的刻畫。這種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精神，也深刻感染了60年代的台灣現代派小說家。他們借現代主義小說形式所傳達的，也是他們對台灣社會現實的深刻失望與個體精神的痛苦與迷惘。如聶華苓《台灣軼事》中的許多小說，都曲折反映了對台灣社會黑暗和腐敗現狀的強烈不滿。七等生的一些寓言小說類似卡夫卡的《變形記》，通過小人物的灰色人生，隱喻黑暗社會對人性的無情壓迫和扭曲。這兩位作家的創作說明，台灣現代派作家在以實際創作反對那些"反共文學"的庸俗的同時，並不完全是採取"逃避主義"的方式轉向感覺、潛意識和夢幻的世界中去，而是在表達政治冷漠感的同時，深藏著一種積極的批判精神。

其次是注重對內心世界的開拓。現代派小說把自己的主攻方向和描寫領域規劃在對人們內世界的開拓上。他們的作品注重刻畫人物內心，通過人物的心靈世界來反映現實世界，運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技巧和各種西方現代主義藝術表現手法，細膩地描寫和展現人物的內心情感、潛意識、夢境、幻覺等。

這些小說將人物廣闊的社會活動轉向內心，將人物有規則的性格活動轉向不規則的意識流動，將人物的常規行動轉向變態。雖然一部分作品脫離了生活，脫離了社會，但對人們內宇宙的開拓卻獲得了空前的突破。有些作品不僅對人物的淺層靈活動進行揭示，而且十分關注人物潛意識的開發。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現代派小說脫離社會、脫離生活的弊端，增加了作品的社會批性。許多現代派作家在這種創造中顯出了才華。

最後則是表現手法、藝術形式的刻意求新。在台灣現代派小說創作中，最廣泛的現代表現手法的運用是象徵手法和意識流手法。而在時空交錯藝術、創造複合意象和複合形象等手法的運用上，也往往新意倍出，雅文翩至，給人以目不暇接、美不勝收之感。

象徵手法既非現代派小說獨創，也非現代派小說家所獨有，但對於現代派作品又確實具有特殊的價值。尤其是現代派的詩，幾乎達到了無象徵便無詩的地步。在小說中，象徵手法尤其是一種表現力極強、內涵極豐富、方法極靈活的藝術，是深化主題的一種有效手段。如七等生的《放生鼠》，不僅象徵著主人公羅武格，而且象徵著小說的主題--放生。整部作品的結構，就是以"放生鼠"這個含意豐富而深刻的寓言故事為基點和終點進行構思的。因此把象徵手法和小說的構思、立意相結合，把方法和內容相結合，把人物和主題糅合在一起，開拓了象徵的境界，擴大了象徵藝術的疆域。在叢魁的《盲獵》中，盲與夜的交互象徵造成的黑暗、空茫、絕望氣氛，則是以象徵烘托作品的氣氛，既造成人物的生存和生活環境，又表達出種種複雜的思想內涵。這些都是現代派小說成功運用象徵手法的典型。

意識流手法是以現代心理學為基礎的，是心理的文學化，或文學的心理化。作家筆下的意識流，不僅具有豐富的感情色彩和思想內容，而且是為塑造人物性格，體現創作意圖服務的，是具有性格色彩和時代特徵的意識流。與傳統小說的心理活動描寫不同之處是，現代小說的意識流手法除刻畫人物的意識活動外，更加註重描繪人物的潛意識生活，在呈現意識生活部分也總是以自由聯想的方式加以表達，因此在小說語言上與傳統小說表現出極大的不同。台灣文評家周伯乃認為意識流小說最大特色"就是小說語言已不再是傳統小說的語言，而是近現代的小說語言。特別重視意象的重疊，是超出日常慣用的語言而創造出一種足以捕捉那些瞬現即滅的人類意識活動的語言。這種語言，亦就是超現實主義所謂的自動語言"是最能展示現代人內在精神世界的語言"。意識流手法在台灣現代派小說中使用非常普遍，像於梨華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白先勇的《遊園驚夢》等，都是運用意識流手法非常純熟的作品。

此外，像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王文興的《家變》等採用時空交錯並用的手法，將西方文學中的時空藝術引進作品，打破了傳統小說較為僵板的時空描寫，使作品變得更加活潑富於變化。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通過創造意象的方式創造出清醒與錯亂、正常和反常兩個世界，形成一種非正常狀態和正常狀態、現實和非現實意象的重疊與複合，達到表達作者思想和情感的目的，等等。這些新的藝術形式的探索對於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和世界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白先勇是台灣現代派小說作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在他的小說作品中我們能強烈地感受到將傳統融入於現代中的藝術的特點。

在論及白先勇的小說藝術時，夏志清認為："白先勇是當代中國短篇小說家中的奇才。這一代中國人特有的歷史感和文化上的鄉愁，一方面養成他尊重傳統、保守的氣質，而正統的西方文學訓練和他對近代諸大家創作技巧的體會，又使他成為一個力創新境，充滿現代文學精神品質的作家。"可以認為，夏志清的這段話概括了白先勇主體意識上的雙重性。他首先是一位現實主義小說家，以現實生活為思考對象，用寫實手法表現對現實的思考，而在認識、思考和反映現代的時候，他仍保持著傳統的思想方式，因而，融傳統於現代，便成為白先勇小說在創作上的重要藝術特色。白先勇屬於那種探索"永恆主題"的作家。他的傳統的保守的氣質更多的表現在他的思想深受東方古老哲學的影響。在他的創作意識中浸透了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而這種傳統的保守的氣質卻並不與現代精神相抵觸。因為現代仍然可以作為傳統的一個發展階段而存在，仍可以用東方哲學的觀點去考查。

雖然白先勇在自己的創作中大量借鑒西方現代派的技巧，但從根本上說，在他作品中流淌的仍是中國文學的血脈。他的小說熔中國古典小說與西方小說的藝術技巧於一爐，博採眾長而形成細膩、含蓄、深沉而優雅的藝術風格：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既較多地採用"以形寫神"的手法，同時也融進了意識流的技巧；在結構安排上，他把傳統的"縱剖面"的寫法與西方的"橫截面"的寫法相結合，在結合中西小說的不同結構藝術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嘗試；在敘事觀點的選擇運用上，他的小說也體現出了中西小說技巧相結合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