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之下西方左派與自由派如何就針對中國達成一致

危機之下西方左派與自由派如何就針對中國達成一致 ● 安德魯馬丁·費希爾 　　 　　一、回顧1982年的債務危機 　　 　　回顧有關1982年債務危機的觀點很重要，因為那場危機是美國霸權主義復興的轉折點，結束了美國自混亂的70年代以來在經濟、政治、軍事領域慢慢衰退的過程。 　　在危機前後，南半球主要受影響的地區就是那些深深融入國際經濟、特別是國際金融體系的地區。正如阿瑞吉所說的，20世紀80年代，當美國政府通過急劇增加利率來緩解其不斷遞增的經常項目赤字，開始在全世界競爭資本時，隨之而來的全球資本流動方向的逆轉，將世界南半球地區一分為二：一方在為北方提供廉價工業產品中具有強大的競爭優勢，而不太需要與美國競爭國際資金；而另一方不得不直接與美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競爭，其獲勝希望是渺茫的。從這個角度講，在眾多不利因素中，拉丁美洲的不幸就在於它被卡在了國際等級的中間，向上不能進入北方的工業強國，向下不能與飛速發展的亞洲四小龍競爭廉價勞動力生產。1982年的債務危機和隨之而來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被視為強有力的脅從機制（subordination），因此使拉美沉淪、失敗。 　　簡單回顧一下當時的幾種套話就有利於我們了解它們的作用。其中有一種思想認為上個世紀70年代出現的通貨膨脹、美元強大的流動性、先進工業經濟體出現的滯脹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問題都是1973年首次出現的石油價格衝擊所致，當時石油輸出國組織將油價提升了四倍，在國際金融市場體系還隨之出現了石油輸出國組織將剩餘石油收益以貸款和投資形式重新投入石油進口國的行為。因此，剛剛解放的國際金融市場僅僅扮演著一個有效中介的角色，來調整一些國家在市場干預中不能吸收自己的過剩現象所帶來的收支失衡。 　　70年代國際美元流動性增強和通貨膨脹的根源，就是60年代美國財政和貨幣政策通過國際銀行的不斷自由化擴張的結果。在同一時期，這一問題因為日益加劇的國際銀行自由而進一步加重。很顯然，美元流動性的增強和通貨膨脹的加劇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價格衝擊時就已經出現了。當時認為，這主要是由於美國自6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存在的財政赤字，這些赤字從某種程度上講是因為越戰和凱恩斯主義導致的。與此伴隨而來的美元流動性的增強被大洋彼岸自由化的歐洲美元市場傳播到全世界，並進一步加劇。事實上，1971年，美國降低美元含金量的主要原因是，在長期赤字和國外對美元和美國黃金儲備的需求不斷增加的情況下，難以維持現狀。（從那個時代的角度考慮）特別是在面臨德國和日本的強大競爭的情況下，美國當時採取了浮動匯率這樣的激進措施，允許美國通過貨幣貶值來調整其收支失衡。 　　因而，儘管當時政治左翼和右翼都在激烈討論滯脹的真正原因，而實際上很顯然，始於60年代末的國際美元急劇增長的流動性才是全球通貨膨脹的驅動力。然而，接踵而至的石油價格衝擊明顯而方便地被公眾當成了滯脹原因的替罪羊。羅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 在《國際事務》一書中回應這種短視行為時提請人們注意：「60年代里，全球進出口價格每年增加不超過1%，但是從1970年到1972年間，每年遞增超過6%，到1973年秋，石油價格爆炸前的最後12個月里，遞增高達30%。」他認為：「這不可能跟美國巨大的、且日益增加的對外赤字一點關係沒有。美國的對外赤字衝擊了世界貨幣系統，使得世界儲備在從1969年末至1972年末短短三年時間內翻了兩倍，創歷史新高。」 　　當時的這種論點值得回顧，因為它證明臨近事件改變人們短期記憶的速度之高，讓公眾沒有看到滯漲的真正原因。 因為，與當時流行的學術性的說法相反，特里芬等人認為石油價格暴漲只起到了一個激化作用，從某種程度上講，石油輸出國組織調高油價只是對70年代早期出現在工業發達國家的通貨膨脹加劇的一種緊急應對措施，而事實上，當時其石油出口交易跌至3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在應對出口下滑問題上，石油輸出國組織不僅成功了，而且還立刻為石油輸出國帶來了影響，那就是它們在短時間內難以吸收的大量的貿易順差。很多人認為，相對來說，這些順差在70年代美元流動性增強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小。不管怎麼說，這些順差的確代表對國際收支失衡的一種暫時的重新調整，然而，這些順差在20世紀70年代末已經被消耗殆盡。 當時普遍認為，儘管石油輸出國的貿易順差不是國家收支失衡的誘因，但卻確實加劇了這種收支失衡。@觀察者網 　　 　　國際收支失衡的真正原因 　　 　　國際收支失衡的真正原因是美國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以及60年代中期以來通過國際銀行的改革，美國政府依賴其霸權地位的能力增強。在這種背景下，由於非常低的、有時甚至出現負的實際利率，加上大量的資金以及在債務危機出現前夕勢在看漲的國際銀行的放貸操作，債務積累也就成了70年代的特徵。很明顯，在此背景下，債務人也有機可乘。 　　特別是在那些信貸聲譽比較好的中等收入工業化國家，政府和企業受到外匯管制已長達幾十年之久，現在突然間取消外匯管制，也不用參與那些由這些管制導致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周期性的調整計劃。當然，這些調整計劃極不受歡迎，而且嚴重損害了工業化。特別是，在這點上，並沒有特別的意識形態或政治上的傾向；在自由的國際銀行的運作下，智力、阿根廷、社會主義國家波蘭、石油進出口國家和很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甚至韓國等國家的右翼軍事政權，在這次黃金國（El Dorado）的廉價美元流動期間已經介入到大筆借款當中。然而，不管怎樣，貿易順差暫時轉到石油出口國的事實很容易使石油輸出國成為替罪羊。目前，除指責不負責任的債務人以外，這已經成為反覆討論的另一主題。 　　關於後者還有一點值得回顧，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急劇提升利率，到1981年6月，利率高達20%，這一項貨幣戰略就同時引發了許多不良後果，包括利息支付的巨大增長；受到美國吸收全球流動資產的影響而導致的新銀行貸款枯竭；為了享受美國政府債券有擔保的高利率，南半球大量的資金外流，並因拉美政府強烈保證要維持完全可兌換性而加劇；因北美和歐洲的經濟蕭條而導致的南方出口貿易需求驟減等。1982年，從墨西哥開始，那些大的拉美債務國紛紛出現經濟停滯。由於美國銀行面臨較高的金融損失風險，這對美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產生了嚴重的威脅。在引發金融危機的渾水中，很明確，責任和潛在風險是由債權人和債務人以及北半球和南半球（拉丁美洲國家）共同承擔的。然而，事後我們知道，代價大部分是由後者承擔的。拉美國家或主動或勉強地將大量的私有合同債務公有化，而且還採用通過削弱國家經濟以求快速產生貿易順差的穩定性政策以維護這些公有化債務。在拉美債務危機的歷史中，這是第一次為求穩定而採取的無奈之舉。 　　從北半球的金融角度來講，與預期相比，這種結果非常成功。然而，把金融失職的責任歸咎到拉丁美洲債務國頭上的這種說法很好地證明了一個事實：儘管是以南方公眾的巨大社會損失為代價，北方金融部門卻相對安全地逃過了金融危機。除此之外，在北方，當工人們正煎熬在經濟大蕭條引發的最高失業率中時，這種說法也轉移了責任。（儘管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官方關於失業的定義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被模糊了，而當時的失業率比目前美國危機引發的失業率還要高。）借用迪亞茲-亞歷杭德羅（Carlos Diaz-Alejandro，1984)在債務危機的實質分析中的開場白：「譴責受害者是逃避責任的最好方法。」他詳細地闡述道： 　　「從1980年至1981年期間，由於各種內部及外部原因，大多數拉美國家的經濟需要進行改革和調整，以適應新的國際經濟大環境……然而，由於決策者的無能和遲鈍……原本是一場嚴重的但是能夠控制得住的蕭條，已經變成了自20世紀30年代初以來一次空前的發展性危機。這主要是由國際金融市場的崩潰以及國際貸款條件和規則的突變造成的。」@觀察者網 　　 　　新權威理論的偽善 　　 　　新權威理論的偽善顯而易見；在求穩定的名義下，南半球經濟完全失控了。當南方大量資金流向北方時，這毫無疑問支持了北方自1983年以來的經濟復甦。迪亞茲-亞歷杭德羅在討論為什麼拉丁美洲的精英們會支持、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會鼓勵採用尋求穩定和調整的措施時，他分析了拉美此舉的地方政治經濟原因。他總結說： 　　「國際體系大約成立於1984年，該體系通過過高的實際利率、保險以及各種避稅措施，鼓勵破壞拉丁美洲混合經濟體系的合法性。事後，各國在各種壓力下不得不將私有債務公有化，並幫助那些有外債的地方私有企業。各種各樣的外債不斷地被歸為國家債務，並認定，不論公有的還是私有的，都是整個國家和現任政府的責任。」 　　在這種背景下，與之後所有危機中出現的普遍現象一樣，這次危機的焦點隨之轉移到了拉美國家政府的失職行為上。這種轉移焦點的做法後來上升為修辭學上的機會主義：反覆把焦點放在經濟危機的表象上，彷彿這些表象才是危機的真正原因。政策建議也效仿此舉，以年輕的薩克斯（Jeffrey Sachs）的回應為代表。薩克斯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緊縮來降低預算赤字的行為是在面臨地方資產風險的情況下恢復私企信心的一個重大舉措。 　　貨幣主義者對於這次危機的意識形態反應就是，通過本次危機成功地將造成不穩定和收支失衡的責任歸咎於突出的貿易順差國（石油出口國），並同時合法地將系統性調整的重擔轉嫁給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外圍國家。同時，北半球經濟卻利用外圍國家帶來的契機而獲利。在隨後的結構調整計劃（SAPs）中也體現了這種意識形態反應。結構調整計劃更普遍地反映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經濟秩序結構重新調整的必要性，也就是說，美國的海外地位從20世紀70年代的經常項目順差轉變為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一貫的且不斷增長的經常項目赤字。從1983年以來，美國通過金融方式及里根總統的軍國主義回歸來恢復其霸權地位，可以說，在全新的結構基礎上，債務危機是便於美國霸權主義重新抬頭的關鍵機制之一。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新自由主義一攬子政策充分地理解為一種霸權手段——因為沒有其他理由在經濟危機下提倡新自由主義。 　　因此，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新自由主義共識成功地將第三世界應對1982年債務危機時的政策失敗完全轉變成為一種西方經濟意識形態的勝利。特別是，世界經濟的衰退以及墨西哥、委內瑞拉和奈及利亞這些主要石油生產國對外匯的迫切需要，導致了油價的飛漲。而拉丁美洲和非洲沒有迅速從經濟蕭條中恢復過來的事實也證明首先必須進行結構調整。這種面臨系統性危機時的意識形態修正主義非常成功，以至於隨後的說法在當今的主流發展研究文獻中甚至沒有受到左翼學者的挑戰和質疑。1982年的危機據說是國際經濟體系中心不斷加劇的不均衡造成的後果，而實際上，目前爆發於國際經濟體系中心而非外圍國家的大危機也被很多人認為是自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最大的一次。@觀察者網 　　 　　二、關於美國信貸泡沫和中國儲蓄過剩 　　 　　針對目前金融危機的爭論還在激烈進行，人們一再將國際體系中心的經濟危機的責任轉移到外圍國家，目標再一次指向最明顯的貿易順差國——中國。罪責就是中國的干預性經濟策略以及其可以理解的、但卻是錯誤的瘋狂的外匯積累已經成為美國信貸泡沫的重要原因。邏輯是，來自亞洲的大量外匯儲備是從1997—19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後選擇特殊政策的結果。由於中國將其外匯儲備的大部分以美國國庫券的形式持有，或者進行非政府投資，比如臭名昭著的購買證券化次級債，所以這些過剩儲蓄就在美國再循環。這樣，亞洲儲蓄過剩就成為刺激美國信貸泡沫的關鍵原因。凱恩斯理論大概基於這樣的觀點：這種儲蓄在泡沫破裂的地方終究會弄巧成拙；貿易順差國應該受到懲罰。尤其是中國，現在必須做一些沉痛的調整來糾正其之前的政策錯誤。中國不但要致力於平穩國際金融體系，還應從根本上准許人民幣升值並放寬對金融部門的限制，以擴大居民的消費。 　　 　　扭曲的凱恩斯主義 　　 　　關注一下《金融時報》馬丁·沃爾夫的專欄有助於我們更詳細地弄清這些觀點的邏輯步驟，因為他在該欄目的普及與宣傳上很有發言權。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底，沃爾夫形象地提到米爾頓·弗里德曼的一句名言「我們現在都是凱恩斯主義者了」，指的是2007年時他一直支持的共識被粉碎了。他認為新的共識使我們回歸到自由放任主義（他沒有使用確切的術語，但有暗示）和社會主義（他使用了這個術語，指國家進行經濟干預的強烈形式，不是真實的社會主義）兩者之間一個更平衡的方式。在政治壓力急劇上升，要求英國將那些走向失敗的金融機構國有化的時候，針對已經開始的大規模金融救市行為的討論也就順理成章產生了。 　　在這個專欄里，沃爾夫總結了凱恩斯的三大教訓。第一，市場不總是有效的（或者我們不應該太把金融家的觀點當回事）。第二，不能用分析單個企業的方法來分析總體經濟（就是說，整體的運轉方式不一定會像其組成部分一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教訓是，我們不應該把經濟當成道德故事」。沃爾夫的前兩點是模稜兩可的，需要詮釋。連經濟學家迪帕克·萊爾也認同，重要的問題不是市場是否無效，而是為什麼無效。但是，沃爾夫的第三個教訓最能體現他對凱恩斯理論的修正，因為凱恩斯的確將經濟視為一幕道德劇。例如，在《丘吉爾先生政策的經濟後果》一文中，他不認為一個自我約束的金融體制具有技術中立性。相反，他提出了「深深烙印在我們的金錢契約系統」中的帶有階級偏見的思想。因而，沃爾夫完全迴避了凱恩斯這種不受約束的金融體系會毀壞資本主義的論斷。甚至更重要的是，沃爾夫在他的論點中根本沒有提到僱傭和工資的問題。而事實上，就是因為失業和認為降低工資是扭轉失業的一種方法這種荒謬的思想，強烈推動著凱恩斯極端地主張推翻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存在的（並且在過去的30年里一直存在的）英國經濟權威範式。 　　相反，沃爾夫將注意力放在了重新平衡全球需求的問題上。考慮到凱恩斯晚年致力於創造一個戰後均衡的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這樣貿易順差國和赤字國都會受到懲罰，沃爾夫除了提出用財政措施來應對金融危機以外，關注國際收支失衡似乎是他對凱恩斯理論的另一認可。在沃爾夫看來，他呼籲「建立一個新的全球金融管理體系和貨幣政策，來抑制信貸激增以及資產泡沫」。在提到明斯基時，他說：「意識到一個複雜金融體系的弱點是一個好的開端。」他沒有批評而是建議我們必須除掉思想的有色眼鏡，以謙遜和實用主義的精神面對這項任務，除此之外，關於這一點沃爾夫沒有給出更多的指導性建議。 　　這種沒有信貸泡沫的穩定的金融體系思想有著巨大的吸引力。事實上，這已成為狂熱的新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以及大部分經濟理論家的明確目標。更重要的問題是這些泡沫是怎樣產生的以及如何消除。沃爾夫在之後的專欄里對此做了詳細說明，他把注意力轉向中國，認為中國是儲蓄過剩的主要來源。例如，2009年6月，他提出了一個認為全球儲蓄過剩的傳播導致美國金融體系崩潰的權威論斷。通過引用高盛投資公司一份不公開的資料，他分析說，全球儲蓄過剩導致全球經濟走向危機的兩個顯著特徵是：國際經常項目失衡的飛速加劇（特別是在新興經濟體出現的巨額順差），以及各種債務的名義和實際收益率的全球性下滑。他列舉了由高盛集團文件所披露的兩個顯著特點（全球實物資本回報率的增加及股票風險溢價的增長），然後他又增加了一點：許多工業品的美元價格面臨強大的下行壓力。另外，他認為全球有效勞動力供應的大幅增長，以及全球新興信貸方極端的風險轉移，是造成以上幾點的原因。而這些問題又導致了海外凈資產的積累，這些積累又主要被用於儲備，我們完全可以通過政府部門的所得來解釋這一點。 　　沃爾夫補充說，亞洲新興經濟體（首先是中國）支配著這種流動。他將這一事實以及他提出的第五個顯著特徵（許多工業品的美元價格面臨強大的下行壓力）歸因於政策決策，尤其是中國的匯率機制，因此，他將所有的矛頭都指向中國： 　　「保持低匯率的決定也限制了許多工業產品的美元價格。我要補充一點，2000年股市泡沫的破裂也加大了股市的感知風險，因而也增強了那些被認為較安全的信用工具的吸引力，2000年代初我們目睹了這些信用工具的出現。薪資壓力可能也助長了對借貸的依賴，因而助長了21世紀初的信貸泡沫。」 　　沃爾夫與高盛集團那些未披露身份的作者持有的相同觀點就是：新興儲蓄過剩造成低債券收益率，由此引發了我們已經目睹其後果的瘋狂的貸款行為。如果監管更完善，造成的麻煩本來會小一些，但必須得有人借這筆錢，這是宏觀經濟引發的問題，也是愚蠢、貪婪和監管不力的後果。 　　他總結說：「中國決定累積約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錯誤之舉。」特別是如果其債務國（就是美國）因不能通過繼續借貸來消費中國的過剩儲蓄而無法還債時，中國就必須接受恢復全球經濟平衡的後果。為了達到此目的，中國必須首先修正其匯率制度。 　　沃爾夫在9月份重申了上述看法。他指出，這也難怪中國政府對價值超過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的風險會感到緊張。然而，「沒有人強迫中國累積這麼多的外匯儲備。相反，美國決策者一貫地（且明智地）建議中國不要這樣做。在犯下我認為是重大的錯誤後，中國政府不能指望任何人來幫助他們擺脫困境。未來幾年，中國貨幣大幅升值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中國政府對此抵抗得越久，損失（以及調整所帶來的痛苦）也將會越大」。 　　這次，他又參考了2009年莫里斯·戈爾德斯坦(Morris Goldstein)和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撰寫的由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並指出，與其他一些政策如進一步的金融改革相比，從長遠利益來看，貨幣升值還有助於再平衡中國經濟。他認為，「理想情況下可通過名義匯率升值實現」的實際匯率的提升將是結束中國通過外匯干預大幅補貼其出口的最主要的方法。這樣也將有助於增加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份額。2009年11月17日，奧巴馬訪華，沃爾夫再次強調了這種緊迫性，他堅持認為：「美國有權利保護自己免受這種重商主義的危害……我們已經花了足夠長的時間來討論中國的匯率政策。應該開始採取措施了。」 　　考慮到自經濟危機初期以來沃爾夫的一貫姿態，那麼奧巴馬政府甚至小布希政府對此事件採取或多或少相同的立場就不足為怪了。事實上，美國財政部部長蓋特納上台後的首批行動之一就是於2009年1月宣稱中國是一個貨幣操縱者，雖然他很快就摒棄了這一極端挑釁的立場。值得注意的是，數年之前，布希政府已經考慮到這一威脅了，但還未表態。同樣，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稱，巨大的資金流入加劇了以美國為中心的金融危機，也使市場約束和預防風險錯誤定價的措施崩潰。換言之，與他的前任格林斯潘一樣，他對因果關係的解釋也是從順差到資本流入，再到資金流動性和監管失靈。他認為東亞經歷1997年經濟危機後，大力推動出口導向型經濟和加大貿易順差，造成國家儲蓄、消費和投資之間的不平衡。減小此風險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大匯率的靈活性。@觀察者網 　　 　　西方左派的倒塌 　　 　　另外，一些喜歡批評的「自由主義的」、也被稱為「左派的」經濟學家也進一步強調這種觀點，認為本次危機就是儲蓄過剩問題。例如，美國新凱恩斯主義學派的代表保羅·克魯格曼也將重點放在了中國的匯率機制上。他在2009年4月指出，21世紀初，中國開始出現巨大的貿易順差，同時也開始吸引大量外資流入。如果中國採用浮動匯率制（比如，像加拿大一樣），那麼中國的貨幣將會升值，反過來，這也會放緩中國的出口增長速度。 　　但是中國反而選擇了保持人民幣對美元匯價的基本穩定。為此，當美元大量湧入的時候，中國必須將它們全部買下。隨著時間的推移，貿易順差在持續增長——同樣，中國的外匯儲備也在增加。 　　他認為，必須改變這種習慣：「兩年前中國的儲蓄可以遠大於投資，並且可以在美國處理其過剩儲蓄。現在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了……。問題是中國還沒有實行應對這場全球危機所需要的深刻改革。當然，日本、歐洲還有美國都沒有進行。」克魯格曼在相關的博客中對此作了進一步解釋，將當前的危機清楚地界定為流動性陷阱，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零利率，我們也會開始出現儲蓄過剩問題。他解釋道：「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所需的儲蓄供給過大。[他特彆強調]而如果中國人消費多儲蓄少，在我們看來那倒是一件好事。換個角度說，我們正面臨一個全球的節儉悖論，每個人都希望其他人儲蓄得更少。」此外，這種所謂的新凱恩斯主義理論似乎基於這樣的思想：即過度儲蓄沒有根據總需求來進行調整。 　　在保羅·克魯格曼早期的博客中，他的批判性的評論並不多，然而在2009年10月22日的專欄中，他與上面提到的本·伯南克和蓋特納站在同一立場並以更加嚴厲的態度批判了中國。他認為：「中國的不良行為正給世界其他經濟體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目前唯一的問題是整個世界，尤其是美國將會如何應對這種威脅。」他認為，直到2001年左右，中國保持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穩定的政策還是可實行的，但之後，「就甚為奇怪了」。有意思的是隨後，在他關於中國的穩定匯率政策在美元價格下跌時是如何有效地導致人民幣貶值的討論中（下節要講），他沒有提及中國自2005年起對人民幣作出的升值調整。相反，他總結說，人民幣貶值導致了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並補充說：「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瘋狂的購房熱導致了房產泡沫的膨脹，為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做了鋪墊。但是中國即使在美元貶值的情況下仍然堅持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不變的政策，現在可能會對世界經濟產生更嚴重的後果。」因此，在談判中國貨幣操縱的問題時，他鼓勵美國官員保持強勢態度。他為以後沃爾夫主張的基調打下了基礎，他堅持認為：「在世界經濟仍然不穩定的狀態下，我們無法容忍幾個大國採取以鄰為壑的政策。針對中國的貨幣問題，我們必須採取行動。」 　　甚至左翼學者也支持上述觀點。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羅伯特·威德。這就有些自相矛盾了，因為在大多數問題上他經常與馬丁·沃爾夫的意見相左，但是在這個問題上他似乎認同以儲蓄供應方來解釋這場危機。他說：  　　「國際收支失衡在國際層面上不會造成貨幣迴流，但是對於國際收支赤字的另一方，也就是那些消費大於收入的國家來說，國際收支失衡卻會造成國內信貸迴流問題。信貸循環機制也會因此而崩潰。」 　　他提醒人們注意，2003年後，作為GDP中的一份，美國財政赤字下跌，導致私營企業的蓬勃發展和經常項目赤字的大幅上升。他似乎在暗示這是國際收支失衡帶來的必然結果。信貸迴流到私人部門將促進這種轉變。這種信貸迴流以資金流入的形式進入按揭貸款（例如，中國央行購買了由美國政府支持的房地美住房抵押貸款公司發行的債券），創造不動產繁榮，使家庭將其資本利得通過股票凈值提取的形式，轉變為超過其收入的消費。這種消費在GDP中占很大比例。 　　他認為，當這樣的信貸再循環機制失控之後，金融危機就發生了。 　　他以此來解釋「貨幣政策和金融調控中的『錯誤』是如何產生的」（他暗示這些錯誤是國際收支失衡的後果）以及這場危機導致美元陷入困境而不是使美元幸免於難的原因（可能原因同上）。因此，他總結說，國際收支失衡難辭其咎，「各國對這場危機的相應現行政策僅僅關注到了金融體系的問題，而對收支失衡及其背後的原因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威德對這場危機的理解非常簡單，那就是，本次危機其實就是國際收支失衡與信貸迴流之間的因果關係。如果是這樣，他的觀點實質上與沃爾夫、伯南克以及克魯格曼的觀點是一致的。 　　更準確地講，就是因為許多左翼和右翼人士中實際存在的這種共識，為強大的意識形態重建提供了可能。也許這種重建的表現形式不會完全與左翼人士極力反對的新自由主義相吻合，但是它卻合法有效地將調控的負擔轉嫁到這些貿易順差明顯的外圍國家頭上。這些外圍國家還不具備工業競爭實力，而只是被深深納入日益由北半球工業國家支配的區域或國際經濟體系中。換句話說，即使關注到了國際收支失衡，這種觀點也忽視了隱藏在這些生產、銷售、所有權或權力背後的結構問題，還是這些結構導致了失衡。事實上，從後者來講，本次危機可以說代表了對這一國際生產體系的顛覆式重組的里程碑式事件。 　　如果真是這樣，美國的工資被壓低和中國的貿易順差將可能只是正在發揮作用的、更大的全球力量作用的結果，包括國際經濟體系中心的美國的經濟金融化以及東亞自1997—1998年危機以來的網路重組。 　　 　　三、凱恩斯在北京 　　 　　難道儲蓄過剩真的是由新興市場的順差引發的，然後通過美國金融部門蔓延到美國，並逐步加劇?借用傑奧夫提利(Geoff Tily)的話說，從一個凱恩斯主義者的角度看，這樣的邏輯簡直就是本末倒置。換句話說，這是基於供給創造需求的原理(薩伊定律)。套用在對目前危機的討論中，就是亞洲的儲蓄驅動了美國的總需求。或者，用沃爾夫的話說，「……總有人必須去借這些錢」或者，就像威德所說的，如果「國際收支赤字保持穩定(或者上升)而且財政赤字下降，那麼肯定會出現私人部門債務的減少。」 　　凱恩斯原本是反對這種邏輯的。實際上，準確地說他就是依此來反對被他稱為「經典」的東西(傳統經濟理論，即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的。事實上，他認為總儲蓄應該根據總需求調整，反之則不然。就當前的背景來說就是，美國的總需求導致了美國的對外收支失衡，這種對外收支失衡反過來又促使服務於美國總需求的經濟實體的收支失衡(主要通過這些經濟實體的投資需求來調整其總儲蓄這種措施)。美國總需求受赤字開支的影響，而赤字開支受崇尚戰爭、減稅和補貼富人以及私人部門需求變化的影響。私人部門需求隨金融自由化、金融創新以及由此引發的信貸泡沫的不同階段而遞增。換句話說，國際經濟體系中心的自由放任的金融化驅動了國際收支失衡。中國的貨幣總儲蓄高(包括來自銀行系統的貸款以及國外的資金，這個我們接下來會有討論)是因為投資率高。從某種意義上講，在眾多因素中，這種高投資率是對歐美總需求的響應。所以，中國不斷增長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是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結果，而不是其誘因。 　　需要強調的一點是，與「供給」主義(新古典主義)的解釋相比，凱恩斯主義更適合用來解釋當前的情況。首先，要認識到，儘管西方評論家普遍不這麼認為，但是中國政府很早就敏銳地關注到GDP中消費份額較低的問題。 　　比如說在1998年，中國政府對東亞經濟危機的第一反應其中一條就是剌激內需，也就是從那時開始，這也成了中國一個頗具爭議性的話題。例如，胡鞍鋼，這位清華大學頗有名氣且頗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曾強有力地提出要高度重視農村和農業的發展，強調提高家庭收入水平，而不是用增加經濟總產出的辦法來應對疲軟的國內需求以及不斷加劇的區域發展不均衡狀況。胡鞍鋼推動了很多重要政策，比如，他提出的西部大開發運動2000年被中央政府採用，從那時起，該政策就在調轉區域間經濟不均衡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儘管有爭議認為此次調轉是以加劇中國西部內部區域經濟不均衡為代價的)。然而，這些政策以及國家此後更多的大規模努力根本未能提高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極低的消費份額，在21世紀頭10年，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消費比例還是在持續下跌。 　　沒有完成降低GDP中投資份額的比例這一目標也是由於別無選擇。在中國大量積累低收益資產即美元儲備的背後，不一定存在某種深層戰略。事實上，當中央政府意識到自己沒有能力平衡其國際收支時，它就迅速並謹慎地採取了應對方案，就是至少通過沖銷策略來調節國際收支失衡。不管平衡與否，考慮到中國所面臨的巨大挑戰，經濟增長總是一個需要優先考慮的因素。中國仍然是一個很貧窮的國家城市失業率相當高，農村一直處於貧困狀態(這不是壓縮消費的問題，而是低生產率的問題)。並且，在這種背景下，從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讓二分之一的中國人口在下一代實現城市化的計劃已經啟動。考慮到這些當務之急，如果消費不能引導增長——儘管消費增長很快，但還比不上投資增長的速度——那就必須依靠投資引導，這不是可選擇的，而是必須的。 　　 　　中國人的儲蓄 　　 　　此外，通常認為中國的高儲蓄率源於高的家庭儲蓄，而其高的家庭儲蓄反過來又造成投資與消費相對立這是另一件值得關注而又似是而非的事情。通常認為高額的家庭儲蓄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於預防性質的，意思就是，家庭儲蓄率之所以高，就是因為健康和教育成本不斷增長以及社會保障及公共養老金缺乏。 　　另外一種觀點認為高的個人儲蓄率是由金融抑制政策導致的。通過回顧20世紀90年代對東亞產業政策的抨擊，佩蒂斯作了一個較為深刻的分析他認為問題就出在那些旨在促進經濟突飛猛進的產業政策上。這些政策以隱蔽或公開的方式蓄意迫使家庭將資金投入到利潤頗豐的產業中，比如基礎設施建設或製造業上。儘管這些政策能大力促進就業和製造業的增長，但是也導致了生產和消費的增長嚴重不同步。 　　這些政策包括幣值低估(通過提高進口商品的成本來降低實際收入)、極低的利率(迫使存款人——多數為家庭——去資助借貸人——多數為製造商)、存貸款利率之間的巨大差額(這使遭受呆賬、壞賬的銀行可以進行資產重組)、工資增長緩慢、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其他對製造業的直接補貼政策。因此，通過利用家庭財富來提高生產商的利潤，中國想刺激消費與GDP同步增長的能力嚴重受挫。當然，儲蓄率造成生產與消費之間大的差距，當生產比消費高的時候，必然會引起中國儲蓄率的上升。 　　區分清這些概念很重要，這裡很有必要回顧何新華和曹永福(2007)的重要文獻。他們指出，家庭儲蓄並不是中國高的國民儲蓄的原因，而政府和企業部門的儲蓄才是中國高儲蓄率的真正原因。他們解釋說，家庭儲蓄率增長的現象是對城鎮和鄉村地區的家庭收入分開調查得出的。然而，根據他們最新的數據顯示，農村家庭儲蓄率在1999年時達到峰值28.6%，之後到2004年都一直在下降。雖然作者提出城鎮家庭儲蓄率其實也有下降趨勢，但是在2004年以前城鎮家庭儲蓄率還是持續小幅增長的。然而，綜合來看，由於城市化政策的實行，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家庭平均儲蓄率已急劇下降。於是他們反對用「預防性存款假說」來解釋中國的高儲蓄率的說法。尤其是，他們指出總家庭儲蓄只佔整個國民儲蓄的一小部分，從1992年的52.3%下降到2001年的41.6%。由於政府消費佔總消費的比率以及資本形成總額佔GDP的比率一直持續增長，所以可以推斷，2001年後，家庭儲蓄占國民儲蓄的比率還在進一步下降。 　　通過資金流動的框架圖，何新華和曹永福解釋說，高的國有儲蓄率是由非金融組織和政府部門儲蓄率快速增長造成的。政府部門可支配收入的儲蓄的持續增長是政府機構改革的結果，包括政府支出和工資支出的緊縮，加上增加政府收入的稅收改革等。非金融部門儲蓄份額的增長是由於整個行業的盈利能力加大，而不僅僅因為是國有企業。@觀察者網 　　很顯然，儘管政府和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儲蓄率高而且在不斷遞增，但是這些儲蓄還是無法滿足投資需求，還需要各種形式的借貸以滿足投資需求。越來越多的政府經費直接用於固定資產投資，或者通過將資本轉移到國有企業中進行間接投資。同樣，非金融企業儲蓄金(如收益)大約只能滿足自己投資需求的一半。儘管還有包括投資組合融資和不斷遞增的國外融資，而後者占銀行貸款的比例從1992年的229%上升到2001年的39%。銀行借貸是彌補以上缺口的重要融資方式，換句話說，這時候的國民儲蓄率大幅上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貨幣擴張、信貸創造、外來融資水平的提升和公司收益再投資能力的增強，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技資需求。 　　 　　儲蓄與升值 　　 　　貨幣升值問題是儲蓄-供給經濟學(savings-supply-side)(新古典主義)對中國發展經歷分析的又一誤區。即，他們根本不能確定貨幣升值是否會影響中國的外匯盈餘，更重要的是，他們根本不確定中國的人民幣是否被估值過低。在對此的大量爭論中，2005年，勞和斯蒂格利茨(Lau andStiglitz)在各國呼籲中國貨幣升值運動的巔峰時刻做出了顯著的貢獻。那時，他們認為「現在沒有可靠的證據表明人民幣估值過低，並且現在調整中國的外匯匯率不必要，也不符合中國的利益，也會影響全球經濟的穩定。」在各種理由中他們提出中國的多邊貿易盈餘只是小額盈餘。他們認為，貨幣升值不可能在很大程度改善美國對中國的國際收支逆差，因為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總價值中，從美國進口的投入品占很高的比率(據說高達70%-80%)。這將抵消升值對價格的影響，因為更高的出口商品價格，被生產這些商品所需的進口投入品價格的下降所抵消。 　　另一方面，他們認為升值將立即造成中國農產品價格下滑，降低農業收入。佩蒂斯在其論證中忽略了這一點。佩蒂斯認為升值將會通過降低進口消費品的價格而提高收入，但這一論點主要是指城市家庭消費，並且假設城市家庭的大部分消費品需要進口。然而同2008年一樣中國40%的勞動力仍從事(主要是自主經營)農業生產。勞和斯蒂格利茨沒有提到的一個相關事實就是：以出口為導向的企業很可能會通過以下兩種機制之一來降低單位成本，以應對由升值造成的任何競爭代價c這兩種機制就是降低報酬(或在相同的工資待遇條件下加大工作強度)或提高勞動生產率。其實，從2005年起就可以清楚地觀察到這兩種機制，都是針對(通過降低)工資支付來提升企業收入額，從而加大家庭可支配收入與國民收入增長之間的差距。@觀察者網 　　儘管這些觀點反對人民幣升值，但從2005年7月到2008年7月，中國政府還是允許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大約20%。而同時很矛盾的是，商品貿易順差從2004年大約佔GDP的3%。增長到2007年超過9%的峰值，特別是在2004年到2007年間與美國的貿易順差翻了一番，也就是說即使在人民幣升值以後，中國的貿易順差還在增長。目前，堅持人民幣繼續升值的人好像沒有觀察到這個事實。但它表明了國際收支失衡跟人民幣實際的相關估值無關，然而卻與國際貿易和生產組織背後的結構變化有關。 　　即使我們反駁「儲蓄過剩推動貿易順差的產生」這個觀點，但是，如上所論述的，我們還是可以得出這樣的論斷，產出過剩是由政府旨在促進經濟發展而採取的鼓勵和資助性政策人為加大投資水平而造成的。因此，按照這種邏輯，可以認為產出過剩引發了國際收支失衡。 　　勞和斯蒂格利茨則指責美國政府赤字導致了國際收支失衡。仔細審查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和美國經常項目赤字產生的先後順序對分析這一問題很有用。 　　 　　失衡的原因與結果 　　 　　通過簡單的對比可以發現，中國貿易順差剌激美國信貸泡沫形成這一觀點是本末倒置。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從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時高達400億美元收縮到2001年的174億美元(佔中國GDP的1.3%)，而與此同時，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從1410億美元增至3980億美元。2000年爆發的網路泡沫和2001年美國經濟的衰退輕微地扭轉了這個趨勢，但之後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繼續急劇增加。而相比之下，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在2004年後才剛開始以可與之相近的速度增長。直到2004年，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只緩步增長到690億美元，而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到2004年就增至6310億美元。與1997年對比，中國貿易順差到2004年都未翻番，而美國經常項目赤字此間已增長了4.5倍。中國貿易順差的名義增量在這些年間只有287億美元，而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已增長了4904億美元。就此而論，2003年美國財政赤字佔GDP比重的減少引起美國私營部門赤字擴大以吸收全球國際收支失衡的盈餘(主要是中國的盈餘)，這看起來特別似是而非，至少在針對中國方面。只從2005年開始，中國經常項目順差才開始以類似美國自東亞金融危機後財政赤字直線增加的速度突增。 　　如果只查看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雙邊貿易平穩，好像中國造成美國問題有些道理，這也是大多數美國經濟評論家感興趣的地方。然而，根據中國與另一地區貿易平穩所發生的同樣巨大的變化來看，結論就會不同。這個另一方就是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東亞及東南亞大部分國家)突變的貿易情況：從1999年的小額順差及2001年小額赤字，突然轉變為到2004年大約740億美元的赤字，幾乎趕上同年對美國810億美元的順差。這種貿易赤字在2005年之後停止了，不是因為貿易變緩，而是因為中國對亞洲的出口額開始趕上從亞洲的進口額。 　　中國對亞洲的進口額從2001年的1470億美元增長到2007年的6200億美元(超過了總進口額的一半)，而對美國的出口額從2001年的520億美元增長到2520億美元，對歐洲的出口額從490億美元增長到2880億美元。換句話說，2007年中國的貿易順差大約相當於其對亞洲的進口額以及對歐美的出口額總和的23%，或者說是其在世界範圍內迸出口總額的129毛。而後面這個比例自21世紀開始增長，但實際上比1997年和1998年少。從這個角度來看，有一點也很明確，就是最近的貿易順差雖然名義上很大，但大都是通過出口加工產品形成的，尤其是在東亞和歐美之間的加工貿易。@觀察者網 　　很快地中國的順差就以外匯儲備積累的方式出現。儘管沒有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增長得快，但是在2001年，中國的外匯儲備開始出現了增長。顯然，這是因為從2001年到2005年間，大量的資本流入中國。這些在很大程度上與美國2001年經濟衰退時大量資本流出，和同年中國加入WTO後，在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快速增長有關。之後，很多資金流入都與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以及外國對中國進一步直接投資有關。換句話說，這些資本流動是美國金融化的一個反射而不是其原因。此外，資本流入實際上代表了中國對美國金融資本的有效補貼，中國為其境內的外資和相關的沖銷操作所支付的報酬率，大大高於其為沖銷外資的流入而持有的外國貨幣(大部分以美國國庫券的形式持有)所獲得的收益率。無論如何也不能說，中國通過其資本流入沖銷政策而積累的外匯儲備導致了美國信貸泡沫的形成，因為大量資金流入都是由於美國首先實行信貸擴張而引起的(還有源於支持諸如英國及其海外殖民地的金融中心的信貸擴張)。資本項目增長比經常項目增長早大約3至4年的時間，這表明經常項目增長是由被資本項目引導的國際生產及銷售的重組而產生的，這和上文貿易資金流動所反映的國際經濟結構一樣。 　　有一點不得不提，中國經常項目順差是對美國國際收支失衡所作出的反應。 　　從年度名義增量來看，從1998年到2000年和2002年到2005年，美國赤字增加的速度比中國順差增加的速度快得多。只有在2006年這個觀點還能成立，儘管此時美國的信貸泡沫已經達到峰值並已開始衰退。 　　很顯然，只有美國處在蕭條時期，這個觀點才可能成立。極具諷刺意義的是，根據這個分析框架，中國順差在美國經濟中起著消極的而不是積極的作用。從這個角度來看，把信貸危機歸咎於中國就等同於把火災歸咎於消防車。 　　分析事情發生先後順序的關鍵問題涉及自2001年以來中國作為重商主義代表突然出現的原因。很顯然，直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還是典型的後進外圍工業化國家的特點，這種增長的爆發通常以經常項目赤字而告終，最後需要緊縮政策來補救。中國擺脫這個典型的外國後進工業化國家的困境，似乎與在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後從中國通過的、以東亞為中心的國際生產網路的出口路線改變密切相關。正如上文所討論的，這可以通過對貿易平衡的區域分類研究推斷出來O它揭示出中國對美國及歐洲產生巨大貿易順差的模式，與東亞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對東亞及東南亞產生巨大貿易赤字的模式相似。@觀察者網 　　 　　越來越多關於亞洲跨國公司(MNC)的文獻強有力地證明了中國在這些生產網路中只佔據第三層甚或第四層的位置。阿圖科羅拉(Athukorala)和山下(Yamashita)認為中國作為亞洲生產網路中進行最後組裝的主要場所，加大了中國與美國之間貿易順差的增長。於中國有豐富的勞動力，美國公司從它們的亞洲基地向中國提供高端零部件在中國組裝。總的來說，赤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國際生產分工過程導致的結構現象造成的。 　　因此，他們認為，與其說中國通過實現由生產加工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到生產加工信息技術產品的結構性轉變而成為高新技術強國，不如說"中國在以東亞為中心的全球生產網路中承擔的最後裝配工序的地位在迅速鞏固"。姚順利在一篇批判羅德里克的評論文章中提出「人們很容易認為『中國機械行業和電力機械及部件』的出口激增代表了中國出口產品的技術革新……所有的跡象表明中國對外貿易中這些行業出口的增長與中國的加工貿易體制以及外國企業對中國的服務外包是緊密聯繫的。」這些觀點補充了何新華和曹永富(2007)先前的觀點，認為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來自國外的金融資本已迅速大規模增長，成為非金融企業的資金來源，並越來越多地代替政府資金和銀行貸款。 　　換言之，認為人民幣升值是解決全球收支失衡的一個辦法，這種觀點迴避了中國只是負責商品最終裝配的，其生產的這些商品註定要通過由北方跨國公司控制的生產及經銷網路，供美國及歐洲進行消費。這種觀點還迴避了美國及歐洲同時進行金融化的事實。金融化不僅剌激了這些貿易最終目的地的消費，還鞏固了在21紀世頭10年北方跨國公司對這些生產網路的控制。對這個關鍵生產鏈的無知導致人們對於中國貿易失衡的意義以及誰真正擁有和控制順差所代表的財富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比如，鄭永年和易靖韜認為： 　　中國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並不代表隨時可以自由支自己的財富，而是一筆相當大的間接債務。2005年，中國的外匯儲備中僅有一半可以作為財富，供北京用以履行國際支付義務。剩餘的資本流入(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及短期的外國借款)可以理解為隱含債務……最終都是要由中國償還的。@觀察者網 　　中國所持有的外匯儲備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意義的，特別是因為很大一部分外匯儲備是國外跨國公司投資的合資企業的利潤，很明顯，這些是不會返給中國的。 　　在更詳細地談及後進工業化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收支失衡中所扮演的角色時，簡·克勒格爾(Jan Kregel)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貿易平衡惡化的另一面是在全球市場上運營的美國公司過去10年收益率增加。」 　　從以上角度來審視目前關於全球失衡的辯論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認為，中國在國際上佔有強大的地位，因此中國應當捨棄積累儲備的防禦策略進而積極地通過加強開放政策、減少對其匯率的干預來調節國際貨幣和貿易系統的失衡。這種想法將中國看成是此貨幣及貿易系統擴張及調整背後的中心力量之一。對中國國力的錯誤估計對中國可能產生很大的危害，特別是所提議的貨幣和金融自由化的戰略在當前危機的近期重演中會導致中國經濟安全面對急劇變動的資本流動時高度脆弱。儘管中國的外匯儲備看似不少，但是面對導致當前金融危機並由北方國家金融系統創造的流動性的巨大規模，這樣的儲備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另外，與北方中央銀行為了應對危機突然創造的龐大的流動性以及目前由於北方中央銀行干預導致的從事套利交易的流動性相比，這樣的儲備也顯得微不足道。面對國際流動性劇增和可能的通貨膨脹的發生，目前中國自己的外匯儲備很可能在中期就快速消耗殆盡。從這個角度來看，在當前形勢下中國領導人的關注點，不是保持中國儲備資產(大部分在美國儲存)的價值方面，而是應該考慮避免像之前的拉丁美洲和東亞一樣陷入困境。換句話說，中國領導人對避免重新成為戰後後進工業化國家幾乎元一倖免地遭受嚴重擠壓的關注是很正確的，因為中國才剛剛借西方掀起的金融化和工業結構調整浪潮很偶然性地擺脫一點這種對後進工業化國家的限制。 　　 　　四、結論 　　 　　本文主要研究在過去及現在金融危機情況下的意識形態重建問題。首先，重新討論了關於引發1982年債務危機(美國全球霸權地位復興的關鍵轉折點)當時的幾種觀點。這場危機的根源是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有關的不平衡，然而卻被重新認定是20世紀70年代石油價格衝擊導致的順差問題，以及因此而導致的發展中國家將這些順差再循環使用的過度的、不負責任的借貸問題。這種改變為支持下述政策提供了意識形態辯護，即，將調整的重擔由北方經濟體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因此，20世紀80年代的貨幣主義共識，成功地將自己處理債務危機的政策失敗轉變為意識形態的勝利。與當前的策略一樣，他們責怪其無辜的受害者，並且反覆強調危機的結果，似乎危機的主要起因是這些危機的結果一樣。在體系性危機的情況下，這種策略是成功的，其相應的觀點在今天主流的發展研究文獻里是很少被挑戰或質疑的。事實上，很多人認為當前的危機是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從國際經濟體系中心而不是外圍出現的第一次重大危機，卻少有人認為1982年債務危機也是從中心蔓延開來的不斷加劇的危機和不均衡的結果。 　　其次，本文研究了主流經濟學家是怎樣迅速地推斷出當今金融危機是正在崛起的東方外圍國家的儲蓄過剩的問題。特別是中國的貿易順差首當其衝地被譴責為儲蓄過剩的主要根源之一。作為一種邏輯推論，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必須承擔因此而進行調整的代價，不僅要採取補救措施，還要進行中期結構調整來改變其順差狀況，主要是通過人民幣升值，以及通過金融自由化及其他市場改革措施來進行自我改革從而解放其國民的被抑制的消費。@觀察者網 　　最後，本文質疑了這些觀點，並從正確理解凱恩斯主義的角度出發，對全球失衡作出了其他闡釋。從凱恩斯主義的角度看，合理的邏輯推論應該是：美國的總需求推動了其外部不平衡，隨之又推動那些以服務美國需求為導向的經濟體的不平衡，這主要是通過調整那些經濟體的投資需求實現的，而其總貨幣儲蓄又因之被調整。將此種情況放在中國的背景下將得出中國人存儲多，所以中國的投資率不高。實際是，由於投資率高，中國的總貨幣儲蓄量(其中包括政府赤字支出，中國銀行體系的信貸、留存及再投資的企業的利潤以及國外融資)高，在眾多因素中，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來自歐美的總需求的反應O中國與日俱增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是這些進程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換句話說，由中心蔓延的金融化的新階段引發了外圍國家的國際失衡，類似於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時的情況。這一解釋可以從以下幾點證實：在過去幾十年，中國政府為了減少對投資的依賴程度所做的徒勞努力、中國高國民儲蓄率的特徵以及對中國貨幣是否真的被估值過低的評判禾定。最後，通過分析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和中國經常項目順差的先後順序，有一點不容忽視：中國經常項目順差一直是對美國收支不平衡作出的反應，並與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後以中國為終端、以東亞為中心的國際生產網路的系統性的路線改變有密切關係。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觀點或多或少地迴避了中國這個新興角色的意義，中國只是商品裝配最終端的一個依附性的大加工廠，這些在中國加工後的商品通過生產及銷售網路系統銷往歐美以滿足美國及歐洲的消費需求，而這些生產與銷售的網路系統主要並日益被北方跨國公司所控制。 　　就像在過去，主流觀點的危險在於它便利了意識形態的重建，支持把調整的負擔從北方經濟體轉移到南方替罪羊身上。以此方式，眼下，在危機發生中，一場意識形態的重建活動開始了，並且很有諷刺意味的是，它以凱恩斯的名義進行，卻嚴重扭曲了凱恩斯的大部分核心觀點。由於這種似是而非的觀點控制了全球左翼和右翼的思想，因此我們將遭受新一輪類似於20世紀80年代早期那樣的阻礙發展的大規模的體系性調整。 　　換言之，可以認為，當前針對中國的關於全球收支失衡的觀點與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新自由主義思想扮演的角色一樣，將來自中心的、強調紀律與服從的策略合法化，這些策略要麼出於圖謀不軌，要麼是在危機驅使下採取的保護性的應對措施。而他們所提倡的策略不可能解決他們聲稱要解決的問題，但是在可能造成的混亂中，儘管對中美兩國民眾會造成很壞的影響，他們卻得以重新鞏固美國的經濟霸權地位。因為，如果我們認為中美雙邊貿易以國家為單位並最終以商品貨物進行，那麼確實中國不能繼續依賴過度負債的美國消費者來繼續消耗其順差。但是我們不能從國家層面來看這個貿易系統，而應將其看作跨國企業及其控制財富的網路，那麼，經濟不平衡性就能夠並且可能會繼續下去因為這種不平衡性不是市場運行結果的表現而是力量結構的表現。所以，不管其支持者是否意識到這層含義，關於國際收支失衡的指責中國的觀點必須被看作是這種新興起的力量(跨國公司)的一種意識形態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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