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敏：以和平機制替代暴力機制——讀《萬曆十五年》

兩年以前，有朋友向我推薦一本書，說是很值得一讀，書名是《萬曆十五年》，作者黃仁宇。當時從網上下載了電子版，但是一直沒有看，一是因為看電子版太累，二是因為要考試沒有時間。今年春節終於在一家書店裡面買到了此書，也逢春節有大量的時間來閱讀和思考。中國歷史的近現代部分被塗抹的一塌糊塗，而相距較遠的明朝相對來講則比較客觀一些。歷史是面鏡子，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今天的很多事物都可以在歷史中找到對應物。可以說，今日中國之最近的傳統，以明清影響最大，例如重刑主義。特別是明太祖的專制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局面歷史上能與之匹敵者為數不多，但是也留下很多的後遺症，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向我們細緻地展現了這一點。中國的歷史在興衰中輪迴，如何避免這種輪迴是當代中國人的歷史使命。

皇帝是一個國家機關，這是現代人的論斷，在古代人眼中可能並不如此。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是現代人對古代中國的國家政體的描述。皇帝，是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是終身的並且是世襲的，因此古代的皇權是絕對的權力，在某種意義上講，不受任何限制。作為國家機關的皇帝在國家的運作中處於中樞的地位，國家的事情，事無巨細都要向其請示批准。但不幸的是皇帝是人不是神，只要是人他就要受到自身條件和自然規律的限制，精力有限、壽命也有限。

精力有限就產生委託的必要，壽命有限就產生繼承的問題（在現代還有退休的問題）。委託授權就在授權者和被授權者之間產生了防範的必要，如同今日憲政國家的人民要防範政府異化一樣，古代的皇帝要防止文官貪贓枉法、防止武官兵變奪權。這種微妙的關係是一個歷史難題。在現代，統治者打著人民的旗號稱受命於民，因此人民擔心統治階層濫用權力；但是如果統治者是專制獨裁的，獨裁者本身也會對下面的人產生不信任感。古代皇帝用人的選拔機制和考核機制與現代大不相同，例如明代，地方官的考核也要在京城進行。這種選拔和考核機制是官場裙帶關係滋生的溫床。人們要想陞官沒有人推薦是不可能的，考核要想順利通過，就得事先疏通關係。原因在於，皇帝不可能事事親為，所以，就得委派大臣代勞，而這些受委託的大臣除了受皇帝的事後制約之外，幾乎沒有別的事前制約機制。也就是說，只要皇帝與大臣之間的信息渠道不暢通，受寵信的大臣幾乎可以為所欲為。這樣，巴結這些權臣就成為當官者的一大要務。官場關係學就是在這種條件下代代相傳，直至當今。

精力有限所產生的第二個弊端在於，統治者無論身體狀況如何，都要親理朝政，即便在暮年老朽昏聵之時。對於統治者個人來講，可能能夠滿足其權利慾，但是對於國家來講，卻未必是好事。大多數皇帝在年輕時還能夠治理國家，但到了年老時，卻難免產生大權旁落的情形，太監專權、外戚專權、權臣專權在歷史上屢見不鮮。終身制使國家不能始終保證有一個精力充沛的領導人，同時，在昏君當道時，老百姓所能做的只能是盼其早死或者造反。一國不容二主，退位的皇帝往往以太上皇自居，但是，這和皇權是對立的。終身制的一個解決方案就是領導人的退休待遇問題，如果國家領導人退休以後的生活和安全得不到保障，那麼國家領導人終身制的難題就不好解決。

繼承製使得國家無法選擇合適的、優秀的領導人。領導階層應該是精英階層，中國古代的官僚階層可以說是精英階層，但是皇帝卻未必總是精英。因為，皇位的繼承是按照既定的規則來運作的，不僅是老百姓無權選擇，有時連皇帝本人也無法選擇。這樣，爭儲就不可避免。優秀的皇子，例如李世民和朱棣，未必是按照規則該繼承皇位的人，但是他們卻不甘居於人下。儒家思想的一個假設前提就是明君統治，推行仁政，進行德治。但是，繼承製不能保證優秀的和合格的領導人，老百姓卻沒有選擇的權利，於是在昏君的統治下，人們的生活的安寧很難保證。這種國家系統的腐敗往往是全局性的，上行下效，坑壑一氣，昏君伴隨著貪官，酷吏也為虎作倀。專制中央集權的帝國的崩潰是命中注定的，只要歷史條件已具備，就如草灰一般，根本經不起農民起義的打擊。

在終身制和繼承製這個問題上，萬曆皇帝同樣沒有選擇。規則是成制，不能違背。他不能退位，退位意味著自尋短見；他也不能選擇自己中意的皇子。對他形成壓力的是文官階層，這種壓力不是具體的權力，而是輿論。授權委託的結果是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文官階層，他們是皇帝的助手，皇帝可以隨意的撤掉甚至處死其中的任何一個人，但是皇帝卻要依靠這個階層，也離不開這個階層。文官階層有著共同的利益，或者是相似的利益，這使得他們能夠形成一致意見。這種壓力是無形的但是能感覺得到的，即便是皇帝，有時候也不得不承認它的存在。如果萬曆皇帝一意孤行，只能導致官僚階層的消極反抗，導致官僚階層的分化，形成朋黨，在另一個層面上導致爭儲悲劇。依據祖宗成憲選擇的皇帝是一個平庸之輩，但是符合官僚階層的利益，對於帝國來講，卻是個悲劇。

西法東漸在國家體制層面上的追求就是民主與憲政，這就要求國家領導人的選擇上實行任期制和選舉制，廢除終身制和繼承製。人民在國家領導人的選擇上有表達意願的機會，從而實現國家政權的和平交接。萬曆皇帝的特權在國家領導人的選擇方面遇到了阻力，但是這並不是他的特權受到了挑戰，而是他在挑戰祖宗的特權，即挑戰成憲。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成功了，那麼帝國的秩序就會打亂，因為後來者就會以他為例，爭儲就會名正言順。帝國的秩序不同於民主秩序，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之間沒有什麼明文的說法，國家權力可以隨便侵犯個人的權利。在這樣的情形中，作為普通百姓的個人，期盼的是由一個賢明的君主，如果與期望的相反，也沒有太多的表達的機會，唯一的表達方式就是暴力，所謂官逼民反。如果平民百姓在國家領導人的選任上有自己的發言權，國家領導人是他們投票選出來的，即使是這位領導人不合格，可以通過彈劾程序將其免職，那麼，中國古代和近現代的許多流血衝突就會避免。任期制替代終身制也會產生相同的效果，如果人們選出的領導人不合格，那麼下次選舉的時候就不投他的票，不選他，這樣也可以解決問題。萬曆皇帝在立儲問題上遭遇挫折，便消極怠工，不理朝政，在這種情況下，文武百官拿他沒有辦法，老百姓也拿他沒有辦法，因為彈劾的對象只能是官員，而不能是皇帝本人。這樣，人們只能在期待中度日，對於普通人可能暫時無所謂，但國家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影響個人的命運，而普通人卻沒有選擇的權利。

我們觀察歷史就會發現，多數王朝亡於農民起義，大明帝國就是被李自成的起義軍所滅。帝國的官僚機制腐敗、賦稅沉重橫徵暴斂、土地兼并集中現象嚴重，這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普通民眾在壓抑中生存，精神無所寄託，就會轉向秘密結社，從而宗教流行。當時逢大災之年，人們無法謀生時，結社和宗教的力量便顯現出來。人們無法用和平的方式表達的意願可以用暴力的形式來表達。"替天行道"是最常用的借口。人們有反抗暴政的權利，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合法的，從來沒有被否定過，王朝的興替就是在這種暴力的解決方式中完成的，令人無法理解的是，這種方式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因為，農民起義的結果是一個暴政取代另一暴政。起義的人們解決自己的問題，但是沒有解決後代人的問題。

以和平的解決機制替代暴力的解決機制，是現代中國努力的方向之一。

王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