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兩岸法學學術交流不應受政治影響

07-23

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與台灣政治大學法學院聯合舉辦第六屆「兩岸民商法前沿論壇」，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在會上做主題發言，回顧兩岸民法交流淵源，並提出兩岸法學家應超越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隔閡，繼續開展學術交流。

以下是江平發言實錄，鳳凰網大學問獲授權精編。

演講者：江平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

責任編輯：劉昱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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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

我主要想講改革開放以來海峽兩岸法學交流的基本情況，講海峽兩岸法學家之間的友誼。在這個問題上我有更多發言權。

《民法通則》通過，到今天整整30年。在大陸民法通則通過之後的第二年，香港搞了一個民法通則講習班，當時報名的有香港、澳門的學者，也許也有台灣的學者——我不確定，因為那時港澳也沒回歸，台灣跟港澳聯繫甚至比大陸更方便，我在那個講習班上講了課。

1988年，我們在香港舉辦了《民法通則》討論會，應該說這是海峽兩岸民法學界交流的正式開始。1987年開始，蔣經國先生開放了「老兵可以回鄉探親」的政策，大量台灣同胞回到大陸，所以彼時在香港舉行《民法通則》討論會，時機很成熟，海峽兩岸法學家都在那裡聚集。台灣方面有王澤鑒教授，中方有我，但是那會我受邀去義大利，就沒有參加。但這確實是海峽兩岸法學交流的開始，也是啟動海峽兩岸法學學者互相見面、互相討論問題、互相討民法問題的非常合適的場合。

這之後因為發生了些風波，延遲了兩三年。緊接著兩岸法學交流比較重要的節點是章孝慈先生訪問（大陸），大陸法學院和台灣東吳大學從那時候開始交流。章孝慈先生第一次見面時他推薦了兩個學生當我的博士，兩個博士都是東吳大學法學院老師，嚴格說來他倆都沒有經歷過正式的博士考試，但是因為是章老師推薦，我們也接受了。後來章孝慈先生再次訪問中國政法大學時不幸腦出血，之後緊急用飛機送回台灣，最後成了植物人，這是非常不幸的遭遇。從章孝慈先生訪問大陸來看，我們跟台灣學者之間的法學界的交流變更多是從台灣東吳大學開始的。

之後就是1994年和王文傑教授的教學與交流。王文傑報了我的博士生，第一個三年都留在大陸，潛心研究大陸法治變化，在法學界應該是第一人，他和龍衛球教授兩個人是同班博士生，兩個人從那時候開始建立了很良好的友誼。王文傑教授在學術上是非常努力的，他不僅取得了中國政法大學博士，也讀了台灣政治大學博士，兩個博士學位花費了很大力氣，而且在王文傑博士答辯時，台灣的王澤鑒教授、賴源河教授都去了現場，那次論文答辯場面很盛大，也吸引了很多人來參觀，我覺得這是個很可喜的成就。從那時到現在也有20多年了，現在王文傑教授頭髮都白了。

還有一個值得提的是謝懷栻教授，他是法學研究所的，謝教授說他很少有機會出國，正好那時我們有一個公司法研究的項目，有筆經費可以去台灣，謝懷栻教授當時就表明「別的地方我都無所謂，台灣我是非常想去的。」1942年謝懷栻在重慶政治學校讀法律時畢業了分配在法院，正好日本投降，他是第一個被委派到台灣去接受（日本投降）的法官，當時還簽發了一個無罪判決，對台灣很有感情。謝教授那次去台灣之後，台灣學術界對他很尊重。謝老跟台灣一直有非常深的情感和友誼。

我2003年左右去台灣時給「司法院」上課，受到很高的禮遇，當時我講的是「中國民法典草案」，那時（民法典草案）其實是一個很潦草的、很粗略的草案，可是台灣方面依舊人手一冊。我其實很尷尬，因為畢竟很難說那是一個正式的文本，是當時為了上會需要才做的東西。可見當時台灣「司法院」來說也很重視我們的民法典起草工作。

我上一次訪問台灣是2014年，那時正是馬英九第二次當選，我和賀衛方一起去的，去了之後馬英九見了我們兩個人，這對於大陸法學家是很高的禮遇了。我們一共談了40分鐘，先是馬英九介紹了一下台灣的法學情況，我講了大陸的法治狀況，互相都聊了很多。從這個角度來看，大陸法學家去台灣可以和台灣地區「總統」有40分鐘的會見談話，我把它理解是海峽兩岸法學家交流很高的層次。

我之所以回顧這段歷史，就是覺得海峽兩岸法學界交流來之不易。我們沒有更多政治上的糾葛、意識形態上的隔閡，更多是出自對法學專業的熱愛，大家為共同法律事業而努力。我覺得我們現在在大陸和台灣兩岸的溝通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和台灣政治大學之間的溝通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也是龍衛球和王文傑兩人友誼的體現，我感到很驕傲，因為他們兩個都是我的博士生。我也祝願海峽兩岸的法學交流能夠不因為現在形勢而受到中斷或者阻礙，能夠繼續發展下去。年輕一代也應該體現這種友誼，更多開展交流。

蔡英文不承認兩岸共識這一點上給兩岸交流構成很大陰影，我希望這個陰影不影響我們的友誼、不影響我們的交流，希望兩岸法學家交流更加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