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問中國文化與信仰

一、基督教是否可以「中國化」？

卓新平：我研究基督教快四十年了，最近我們國家倡導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最早也是我們在基督教發展中提出基督教中國化背景下形成的，為什麼要提基督教中國化？就是在目前中國存在的各種宗教中，應該說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張力是最大的，其中國化的過程，從利瑪竇開始，但走得很艱難，到今天沒有真正的問題，所以說，它與儒家的對話是非常早的，但它沒有延續下來，另外我們在外來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融合中有一個好榜樣——佛教，它沒有達到佛教的境界。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對基督教是持開放態度，但基督教融入中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外在的原因是當年佛教之所以融入中國，它的根在印度社會已經消失了，所以它沒有一個外在的氛圍和影響，而基督教一直到今天有強大的外在氛圍。明末清初，基督教融入中國為何沒有成功？就是我們後來說中國禮儀之尊，西方社會，包括教宗對中國禮儀持有排解態度；儒家方面也不含糊，對基督教也有一種排斥。從這個方面來講，雙方的互動還應該繼續，而且我不認為今天的互動是劍拔弩張的，應該回到明末清初利瑪竇的狀態。

二、中國的「士」與政治的關係？

卓新平：這個問題至今尚未解決，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視教育的傳統國家，教育始終貫穿人類一生，教育是什麼？就是讓你成為士人，但這個「士」和家人的那個「世」不一樣，儒家強調「學而優則士」，你要優秀才能去議政，但在今天的文化或是以往的文化中曾出現過這樣的現象，叫「學而士則優」，就是你為官從政了，在各方面才是優秀之輩，應該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有潛能和智慧，但在過去沒有得到充分發揮，今天同樣潛力很大，也就是說我們在教育的認知上出現一些偏差，將來能否糾偏，將會決定中國「士」的命運，也會決定整個中國的命運。

三、假如儒家成為一個宗教會怎樣？

卓新平：如果儒家出了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命運會不一樣，但今天的精英社會，包括剛才講到的蔣慶，實際上他是以儒家為宗教組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今天中國，儒家作為一種形態是一種邊緣化的出現，與主流意識形態有很大差別，雖然蔣慶有種帝王師的抱負，但他會懷才不遇，今天的中國，一方面儒家非常重要，但儒家不可能再以過去的形態，承擔今天中國社會發展的需求。

所以，我個人認為中國文化信仰的重建，是以儒家一些極其優秀的元素作為基礎，然後融合中國意識文化傳統，包括孔子遺忘的元素，融合當今世界文化的精華，這樣形成新的海納百川，新文化的共建，在這個共建中，儒家會發揮其重要作用，但不可能獨尊，這樣的話，在儒家研究中，應持有清醒、冷靜地分析，切忌頭腦發熱。

整個中國文化的體制，從古到今，頂層設計都非常重要，到今天，我們看到這種頂層設計的重要性和決定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要面對這個現實，根據頂層設計，然後為頂層設計提供一些積極的、正確的、有影響力的建議或策略。

我們作為中國知識分子傳統，不可能也從來沒有走到頂層的最上方，只是起一個古代的模式的作用，所以中國的知識分子有遠大的抱負，但要有自知之明，我們知道以前的知識分子保護更大，柏拉圖時候還想到哲學王，從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開始，王當不了，就當帝王師，一直到亞歷山大帝，為知識分子帶來一些警醒和興奮。

四、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中國是否出現了信仰危機？

卓新平：中國的信仰問題有一個不言而喻的現狀，無論是宗教信仰，還是政治信仰也好，都出現了一種非常值得關注的危機，有的說中國不是在出現宗教復興，你怎麼談危機，但是在宗教復興的過程中，今天宗教的追求，很多已經使中國出現了一些嬗變，出現了一些不正常的狀況，往往把很多中國本真的東西遺棄，而且存在一些表層的、次要的因素，這個就不談。

政治信仰方面的危機，應該說這種衝擊跟文革有關係，文革中間，全民的政治信仰達到一個頂峰，大家都非常亢奮，因為我們是從這個時代走過來的人，但文革結束之後，人們開始深刻反省，而這種反省又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從這個方面來講，我認為這種政治信仰的危機，在今天依然存在，能否根本改觀，我們還要看，但不能旁觀，要積極爭取。

五、對當今政教關係（中國政府與佛教、基督教等）的看法？

卓新平：現在執政黨提出一個積極引導與中國社會主義相適應，宗教也是採用一種積極適應的方式，但是我們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現在有諸多障礙沒有超越，所以這種引導或適應，沒有落到實處，今天的狀況還是令人堪憂。為什麼這麼講？因為講對宗教的認知，應該說在全世界來看，中國對宗教的認知是最差的。

也就是對宗教這種現象貶損最多，在這種情況下，宗教的適應，它有一種內在的表達，在一個否定自我、貶損自我的社會，讓我去適應它，它有內在的熱情和能動嗎？很難。我為什麼說今天社會出現「兩面人」的現象，就是這種現實的使然，從這個方面來講，積極引導和積極適應，我們還有很多工作去做，最根本性的工作是改變中國社會、國人的思想觀念，對宗教有一個層次的認知和反省。這個東西不能獨立，要對話，彼此之間要有一些深入性、開明性、開放性的對話。

別的方面不能做起來，至少要在學術層面做起來，但學術方面也非常複雜和危險，我們非常希望宗教學成為一個顯學，但還有漫長的路要走，我已經走了40年，但並不樂觀，希望走上這條道的人要冷靜分析，但還是希望要有人走這條路，為什麼呢？現在譚嗣同越來越少，在關鍵時刻就跑，好漢不吃眼前虧，現在社會這樣的人比較多，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上，真正堅持真理、披荊斬棘的人很少，所以我對整個形勢並不看好，在中國的文化復興上，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中國文化復興也是一種分化。

今天，我們看到中國社會在經濟上已經是世界第二，非常強大，而且整個世界對中國有呼喚，為什麼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說法？聯合國那麼欣賞，為什麼我們搞「一帶一路」，本來國家只有65個左右，結果超過130多個，超過一倍，這就是對中國的期盼，但中國要自問，我們準備好了嗎？首先是思想、文化方面，再不準備好，就會錯失千年難遇的良機。

今天的時代應該是在過去幾百年來說是最好的時代，不管是世界和國家來說都是最好的時代，應該說歷史給了我們機遇。但能否抓住，要靠我們自己。解決民族宗教問題，就是我們重要的一個坎兒，如果過了這個坎兒，中國會順利發展，若過不去，中國還會繼續在現狀中徘徊，我非常抱歉，對這個問題只能做一個相對保守和悲觀的回答。

六、「絕對一神」宗教觀與中國的「圓融和合」觀念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卓新平：實際上我們看中國文化的發展，多神教跟我們現實輸出相關聯，我們說，民則信、民則辦，有一種功利性的需求；第二個特點，中國人認為神、人之間沒有絕對合理，人通過修鍊、升華可以從人到聖賢，到仙到神，在西方的觀念當中是不可能的，中間是隔斷的，但是我們可以不斷超越，這是中國的特點使然，這裡有它的圓融和包含，但太過於功利，缺少一種超越自我的境界，這就是所謂的「形而上」的境界，這種境界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也是需要發掘的。

沒有這種「形而上」，在中國文化對話中間有三個難題：首先是李約瑟的難題，我們有四大發明，為什麼沒有現代科學、工業革命？第二是黑格爾認為中國沒有哲學，中國的那些東西沒有達到系統性；第三大難題是利瑪竇認為中國沒有宗教，「儒教不是宗教」是利瑪竇提出的，他認為中國人的信仰還在迷信狀態，沒有達到高度，像基督教那種信仰高度。

我們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我們可以考慮中國文化在思辨體系、形而上中間究竟怎樣？因為形而上在中國是玄學的說法，但在西方跟哲學是一個體系的，這樣的話，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文化的特點，但要看到他們的差異，中國文化如果是揚長避短的話，這就涉及到「絕對一神」的觀點，從今天來看是一種張力，但這種張力無論是從西方文化的審視，還是從中國文化的來講，都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強調具像，但是沒有在表達中得以具像化，基督教、天主教是上帝，佛教是佛，這種具像性的表達是受語言、地域、文化等因素限制，如果信仰在一定超越層面，不同宗教是可以共在的，如果我們達到這個層面，「絕對一神教」是不可能達成目的的。我們現在還處於問題之中。

七、中國人是否宗教觀念淡薄？宗教與信仰是什麼關係？

卓新平：宗教是信仰的一種表達方式，雖然大多數中國人的宗教觀念比較淡薄，但中華民族的信仰表達卻是非常深刻的，不遜於任何一個民族，只是說我們在世界性宗教建構發展中，我們是內涵式發展，他們是外延式發展，如果把它深化的話，它是一種信仰精神，宗教是這種信仰精神的一種表述方法，但不是唯一，從這方面來講，我們中國是既有宗教傳統，更有信仰根基。不能籠統的說中國人的宗教觀念淡薄，只是從今天的社會來看，這種現象比較明顯，這與中國的歷史有關，使我們在世界上看來比較特別，從這一點來講，我覺得如果我們按照宗教學對於世界宗教，基本宗教是什麼，信仰是什麼，以這樣一個理念來審視，我們對中國文化、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會有一種新的認識，這個需要我們發掘。

八、民間巫文化是否能上升為信仰？

卓新平：你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其實我們回顧人類宗教信仰的歷史，最初都體現出一種巫文化的特點，中國有，其他國家亦如此，只是在宗教發展過程中，它把巫的層面不斷揚棄、淘汰，形成一種與時俱進的發展，所以巫文化是我們對中國和世界宗教信仰遠古的記憶和回憶。

從今天現象來說，我是不太同意的，一是我們國內有一些人認為宗教是出於迷信的狀況，跟巫術差不多，尤其是道教上，處於術的層面；另一方面，西方一些學者根據他們的弘揚，貶稱它為巫文化，無論是境內還是境外，我認為是把中國宗教貶損了，沒有看到差異，實際上楚文化和巫文化是差不多的，你說巫文化就停止了，其實不是，它也在不斷發展。

巫文化的想像力和浪漫色彩，在我們的文學、戲劇、藝術當中表現出來，其實這個東西也不是中國獨享的，在古希臘文化當中有兩個文化體系：一個是阿波羅文化體系，一個是神話體系。它是酒神境界，最高境界是「醉」，這是一種巫文化的表現，像古希臘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的悲劇意識，這種悲劇的發生，乃至對基督教是神學的發展都起到重要作用。尼采就強調過酒神精神，實際上就是巫，我們不要孤立來看，從全世界發展中，最早都有這個東西，同樣阿波羅崇拜到現在也沒有了，已經轉化了，升華了，在文化當中提煉。

從這個方面來講，我們不要把人類一下子設計成四五十歲成熟的人，他是從嬰兒走過來的。所以說，宗教的認知有不同層面，有嬰兒時期的發育、成年時期的發育，巫文化是幼稚的，但它可能給我們帶來童年回憶的溫馨，也不必要完全否定，謝謝。

九、基督教在中國的前景如何？

卓新平：應該說基督教在中國的文化前景非常深遠，但要有華麗的轉身。如果沒有華麗轉身的話，很難，現在講上帝，也講耶和華，它作為游牧民族，隨水草而遷徙，信奉的是雨神，因為敬仰神不能直接稱呼神明，所以用「阿布奈」來稱呼，隨著時間的推移，雨神變成絕對的神，出自於巴比倫之初，然後開始知識分子的反省，他說這個神不是一個民族的神，而是全世界的神。在這個過程中，西方的「絕對一神」觀念也不是天然的，也是一個發展的階段。我們要有變通思維，不僅是過去的宗教，也是今天的宗教，審視基督教，也是充滿機遇和挑戰，就看你能不能抓住。

十、儒家可能建立教派嗎？

卓新平：儒家有「師法自然」的說法，它無論是創建學派還是創建教派，機遇很大，但我們捫心自問，有沒有這樣的人出來？你想宗教出現的話，馬克思·韋伯講，必須有卡里斯瑪這種領袖式的人物才能創建教派，我們現在這種情況下，估計還沒到這個時代，因此沒必要拔苗助長，從整個社會自然而然的發展過程來看，歷史自然會給它一個答案，至於我們想改變這種歷史狀態，需要我們自己的努力，要回歸1911年儒家一教獨大的傳統，我個人認為幾乎不可能，在今天還需要不斷摸索。如果有這個機遇，那有可能開闢出一個嶄新的時代，我們是一個「新儒家」的概念，但這影響整個大眾，中華民族精英人士的儒家、新儒家的領袖式的人物還是鳳毛麟角，我現在還沒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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