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麗絲·門羅：加冕的「主婦」 | @二十一世紀商業評論 | 21商評網

82歲的加拿大柯林頓鎮老嫗艾麗絲·門羅竟然沒有接到從斯德哥爾摩打來的長途——她出門去了女兒家並且還睡著了。瑞典文學院的秘書以為，作家們在這一天都有足不出戶等電話的習慣。

這位筆耕逾半個世紀的女性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們給出的獲獎理由是—「艾麗絲·門羅是當代短篇小說大師」，她也成為了加拿大首位諾貝爾文學獎折桂者。

在門羅得獎後的次日，她的好友、74歲的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英國《衛報》撰文稱，「門羅女士獲得諾獎的道路並不平坦，她的寫作建立在一種長期的『失敗』之上。」阿特伍德是加拿大另一位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作家。

在獲獎之前的多年，門羅一直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西方評論界曾視她為那類崇高的但可能得不到諾獎的作家，這是一個很卓越的類別，其中包括納博科夫、博爾赫斯—當然還有契科夫。終於，諾貝爾文學獎沒有讓艾麗絲·門羅成為遺珠。

漫長的寫作排練期

門羅的人生堪稱一個家庭婦女的文學逆襲。1931年，門羅出生於加拿大東部安大略省休倫縣溫格姆鎮—該地日後成為她作品中故事發生的地理背景。

與契訶夫類似，門羅的幼年生活不太幸福，她的父親從事狐狸和貂的養殖，母親是一位鄉村教師。9歲這年，母親被診斷出患有帕金森綜合征。家境清貧的門羅在上學期間，做過女招待、煙葉採摘工和圖書管理員。

西安大略大學提供的獎學金讓門羅有了機會及借口「逃離」這個家庭。「當我離開家的時候，我母親已經無法自己穿衣服、自己梳頭髮。人們年輕的時候，想像不到殘廢是種什麼樣的感覺，覺得總會想到辦法克服難關。但當我年紀漸漸變大，我能想像到那種情形，也開始同情母親。」2012年門羅接受《紐約客》採訪時這樣回憶。

兩年之後的1951年，年僅20歲的大二女生艾麗絲便選擇了退學，嫁給了她的同學詹姆斯·門羅—只因「他願意帶我去西海岸」。

這些經歷，可以在國內目前唯一出版的門羅短篇小說集《逃離》中找到影子。在以朱麗葉為主人公的三個短篇小說里，朱麗葉逃離女校教職去追隨偶然結識的漁夫，她的父親逃離原有的生活去做農夫，她的女兒驟然離家，棄她而去。

叛逆的結果是寂寞。婚後的第二年，她的大女兒出生，隨後她又生了兩個女兒，不過，二女兒在出生後不到一天便不幸夭折，1966年又生下第四女。對於門羅而言，這種生活有著令人窒息的氛圍。

婚姻帶來的另一個變化是生活環境的變遷。婚後的她跟隨丈夫離開安大略來到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他們先在溫哥華居住，1963年又到了維多利亞市，並在那開了一家門羅書店—該書店目前仍在經營。

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門羅太太是個標準的家庭主婦。她會忙裡偷閒，趁孩子睡了，或者午睡，或者不用照看書店的任何機會，寫上一句半句，「我不會打橋牌，不會打網球—這些很多人都在學習的東西。我很羨慕，但是覺得沒有時間學，不過我總有時間望著窗外。」

在日後的回憶中，門羅表示，作為蘇格蘭後裔，家族幾乎每一代都出過作家，所以她得出結論，「蘇格蘭人無論多貧困，最無法放棄的就是閱讀本身」。

在門羅所處的時空中，要誕生一個文學之星的幾率近乎於零。「乘孩子們午睡時寫作是很難的，我不敢講這個大話，現在的女人恐怕也做不到。這是我年輕時最艱難的地方。但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挺不錯，因為那時我並沒真正做好寫作的準備，只是『排練』而已。」

門羅最初的寫作舉步維艱，在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前，她無數次給出版商寄出小說手稿，這些手稿都在幾周後被退回到她的郵箱。

這些經歷讓她變得不那麼自信。1994年在接受《巴黎評論》記者採訪時，她表示，好在以前和文學圈不熟，不然，她可能被那些高談闊論嚇得不敢寫了。

「真正的問題是寫作本身，我常常寫不好。我也經歷了寫作的『學徒期』，提筆最初我從未想到會如此困難。幸運的是，當時有一個關於『尋找加拿大文學』的激烈討論，多倫多那些關注的目光，將我從困境里挽救出來。」門羅在《紐約客》的訪談中稱。

直到1968年，37歲的她出版了處女作《快樂影子之舞》，這本遲到的作品讓她摘得了加國最高文學獎—總督獎。這一年，加拿大國內的女權運動正處於高峰。

1972年，離婚之後的門羅回到了出生地安大略省，成為西安大略大學駐校作家。當時的門羅偶爾會穿梭於各種舞會，在這樣的舞會裡，男人和女人相互曖昧而不必談婚論嫁。四年後，門羅嫁給了傑拉德·弗雷林，弗雷林是她大學時的老友，兩人重逢時喝了三杯馬天尼，之後便決定結婚。

門羅的現住處柯林頓鎮是一個3000多人的小鎮，是弗雷林的故鄉，離門羅的出生地溫格姆也很近，她筆下的不少故事均以溫格姆鎮的人事為原型和背景，並從中榨出各色人等皮袍下藏著的內心黑洞。

遠距離地觀察一切

中國文壇一直高度崇拜長篇小說，寫短篇的門羅因此長期被忽略。如果沒有在2009年獲得國際布克獎，她的作品或許仍不 會在國內出版。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入圍國際布克獎的作家包括2001年諾獎得主奈保爾和2010年的略薩。

在國際文壇中，門羅的地位早已確立。1978年，她的第四部小說集《你以為你是誰》再給她捧來了一座總督獎，1986年的《愛的進程》則為她帶來了第三座。上世紀80年代起，每隔幾年的短篇小說集為她帶來世界級聲譽。

除了1979年到1982年間，門羅大部分時間一直隱居在柯林頓。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門羅曾隨首批加拿大作家代表團到訪中國，時任中國作協副主席丁玲曾與其見過面。

「她是個非常非常低調的人，有意選擇不和文學圈子走得太近，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她也沒有出現在電視上，只接受了有限的幾家媒體訪問。」加拿大國際廣播電台中文部製作人梁彥這樣形容，她為上海九久讀書人翻譯了《巴黎評論》的門羅訪談，這篇兩萬多字的訪談即將在國內出版。

門羅的創作基於其對生活細緻入微的觀察以及她對人性的感受，「她的作品有著很強的濃縮性，每一篇四五十頁的短篇，讓別的作家來寫，也許能敷陳成一部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83歲的翻譯家李文俊在《逃離》的譯後記中這樣寫。

2008年，門羅長女西拉出版了一本寫給母親的傳記《母女的生活》，在書的扉頁，西拉引用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詩句—「說出全部真相，委婉地」。

在書中，西拉寫出了一些外人不知的作家母親的寫作生活，「我母親沒有參與任何文學社團……周圍也有她尊敬喜愛的作家，但她沒出去和他們交朋友……原因之一是她很看重自己的工作，整個寫作過程那麼微妙不確定，她得全力保護，她最不想做的事就是以作家的身份惹人關注。」

「作為一位藝術家，她為自己營造了一個巨大的超然氛圍，她遠距離地觀察一切……試著獲取一個更加寬廣的視野。」西拉說。

「來自內心的呼喚」

早在1996年，美國知名作家約翰·厄普代克在《紐約時報書評》評論門羅小說時說，「來自內心的呼喚」始終貫穿在她的作品之中，這種呼喚使其作品具有回首往事和自傳的特點。

儘管門羅本人多次否認自己作品的自傳性，但厄普代克的論斷仍深具眼光。門羅的早期創作多為女性成長主題，故事人物是一些剛進入家庭生活的女孩子，為愛情、性、背叛、孩子等苦惱，1971年出版的《姑娘和婦女們的生活》就被認為是以門羅自己的生活為模型寫作的。

50歲之後，門羅開始爆發驚人的創作力。她筆下的人物也變為在中年危機和瑣碎生活中掙扎的女性，有著慾望和遺憾、強大和軟弱。

在1990年出版的《我年輕時代的朋友》一書的短篇《不一樣地》中，門羅通過一位中年婦女對往昔的追憶，描寫上世紀中葉以來婦女解放運動對道德觀念所帶來的衝擊，以及個體在道德轉換過程中所付出的痛苦代價，其中不無門羅自己的心影。

進入新世紀之後，門羅的寫作非常穩固，通常是有新作先在《紐約客》刊登，之後結集成書。她最新的自傳體短篇《親愛的生活》便是如此。

該書是打開門羅作家生涯大門的一把鑰匙，她自己稱它們是「關於我的人生，我要說的最初與最終的話，也是最親密的話」。小說集內的前十個故事回顧了安大略省的小鎮風情，而最接近傳記色彩的四個故事保留到了最後。在這些小說的最後一段里，門羅這樣寫：「母親生病臨終之際我沒有回家，也沒有出席她的葬禮。當時兩個孩子還小，在溫哥華無人可以替我照看他們。我們幾乎付不起旅費，丈夫又一向鄙棄正統的禮數，但為什麼要怪他呢?我也是這麼想的。我們說過一些不能被原諒的話，也說過我們將永遠不能原諒自己。但我們就是這樣做的—我們一直都是這樣做的。」

「瞧，屋子裡的大象」

進入新世紀以來，三位女性先後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她們分別是2004年的耶利內克、2007年的多麗絲·萊辛和2009年的赫塔·米勒，這三位得主的一個共同點是作品中都有過或多或少的政治傾向。

與這三位女性作家相比，門羅的小說沒有什麼政治背景，「如果要硬摳政治的話，她作為蘇格蘭後裔的族群身份，會時常在她的小說中或隱或顯地表現出來，但這種身份政治，也只能算是一種小政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撰文分析。

門羅最喜歡的作家是美國作家尤多拉·韋爾蒂。韋爾蒂終身未婚，深居簡出的她，從16歲起就一直住在美國的南方小鎮，她的小說永不厭倦地描寫著美國南方小鎮里的生活。

門羅也永不厭倦地寫著加拿大小鎮的生活，「門羅小說提到的小鎮是加拿大重要的組成部分，實際上是最早的拓荒者、移民群體的延續—有自成一體的文化習俗，小鎮文化之於加拿大，就像美國南部對於整個美國的感覺，是加拿大特色的一部分，很難用一兩句話概括加拿大文學的特色，但門羅是從加拿大的根兒上出來的。」陳曉明說。

與韋爾蒂類似，門羅擅長把庸常生活中那些細碎的裂縫寫得心驚膽戰，一次地下室漏水留下的是斑駁泥濘的人性，她似乎不經心地一指：「瞧，屋子裡的大象。」

門羅小說的多數主題是典型「門羅式」的：愛、秘密、背叛以及日常生活的本質，文字簡約精當，往往於細微處見精神，像《逃離》里的中年婦女，無處可逃。

「有時候，門羅的故事讓人覺得畫布很小，時間通常局限在人物一生，地點不脫她熟悉的安大略小鎮，人物勉強可以坐滿一張普通餐桌，好像小津安二郎的電影，類似的人物、情節和時空背景，固定的幾位演員在那裡走換，電影開始你覺得已經看過，而且不止一次，一旦開始情不自禁又陷了進去—有意思，你告訴自己，看完了只覺若有所思，回味無窮。」台灣作家張讓說，張讓是台灣出版的兩本門羅小說《逃離》(台譯本書名為《出走》)和《感情遊戲》的譯者。

在2009年參加國際作家節時，門羅在與英國作家黛安娜·阿西爾一起暢談自己的寫作時這樣說：「一個故事並不像一條前後延伸的公路，可以將人們帶往某處……它更像是所房子，你進去，然後在那裡待上一段時間……你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房子里。每次回去，這所房子—這個故事，都比你上次看到的包含更多內容。它有一種自身的存在感，一種自身存在的必要性，而不是僅僅為迷惑你或者給你提供落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