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棋源於《周易》之二

引言《周易》以「易道廣大,無所不包」被稱為「大道之源」。在古人的知識體系中,《周易》哲學思想具有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地位,古人往往把《周易》作為觀察世界、理解世界的範式,用以解讀現實事物。

在這一維度上,當圍棋進入古人的視野,當探究圍棋的意義和棋理成為需要,以《周易》哲學思想解讀圍棋就成為古人的自然選擇。圍棋和《周易》一樣古老,確切起源已不可考,當先民用石子、樹枝、獸骨在象徵大地的方格上占卜或遊戲時,也許就有了《周易》和圍棋的雛形。

先秦關於圍棋的記載很少,《左傳》、《論語》、《孟子》、《世本》中偶有提及,主要把圍棋看作一種遊戲,並沒有涉及圍棋義理。秦漢時期,社會各階層熱衷於博戲活動,「世家子弟富人或鬥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人們好喧囂、逐財利,「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

博戲變化簡單,帶有強烈的賭博性質,與技藝性較強,需要更高修養的圍棋相比,更容易為社會大眾所接受,於是出現了「博行於世而弈獨絕」的現象。班固有感於此,作《弈旨》以弘揚弈道,其曰:局必方正,象地則也。

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黑白,陰陽分也。

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

成敗臧否,為仁由己,道之正也。

《弈旨》是中國古代第一部圍棋理論著作,被奉為圍棋史上「五賦三論」之首。在《弈旨》中班固提出了圍棋之設乃效天法地,圍棋之行以陰陽為基本二因素,模擬天地之運,其中之關鍵在於行棋之人是否恪守天道之正。

班固為闡明圍棋的價值和意義,以《周易》哲學思想對圍棋進行了解讀,建構了具有易學內涵的圍棋義理。經過這樣的解讀和建構,圍棋之道得以確立,並且實現了與《易》道,與天地之道的相通。

班固之後,古人進一步發展、完善了以《周易》哲學思想為基礎的圍棋義理,其中對「圍棋之道」的闡發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一、棋局象易數《弈喻》曰:「弈之為言,易也。弈之數,周天之數也。

弈之子分黑白,陰陽之象也,而運之者,心也。善弈者,不泥象數而求心,不遺象數而求心者也。

《弈喻》以《周易》象數思想對圍棋進行了詮釋,認為弈之數即是《易》之數,弈之象即是《易》之象,弈之道即是《易》之道。弈道與《易》道相通,無內無外,既在象數之中,又在象數之外。

「象」、「數」是《周易》特有的對「道」的解說方式,六經皆言理,獨《易》兼言象與數。在《周易》中「象」的含義主要有:物象、卦象、爻象,以及作為動詞,用作取象、象徵之意。「數」的含義主要有:大衍之數、陰陽之數、卦數、爻數、策數以及天數、地數等與數字直接相關的內容。

《周易》中的象是從具體物象中抽象來的,象的變化可通過數來表示,數的變化則反映了物象中對立因素的消長。「象」與「數」體現了《周易》哲學思想對「道之流行變化」基本特徵的本質抽象與認知模式,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意義。

由於圍棋本身即具有「象」和「數」的特徵,當古人以探究圍棋之道的視角觀察圍棋時,看到的是圍棋棋局與《周易》象、數思想的契合。《弈理析疑·序》說:天地生成之數,具於河圖洛書,前聖因之而作易。

蓋有是數即有是理,弈雖小數,理實寓焉。言乎對待,如乾坤之開闔也;言乎布置,如八卦之成列也。

其一氣相生,如引伸而為六十四卦也。其迎機而動,如觸類而為四千九十六卦也。

其餘起伏對照脫卸斷連諸法,與易之承乘比應無不吻合。惟是數無紀極,理有要歸,自非精研其理,則毫釐疑似之間,能洞徹者鮮矣。

認為易數即是天地生成之數,而弈數通於易數,弈數之理通於易數之理,以理統數即能洞徹棋局變化之幽微。

棋之三論,一曰漢班固《弈旨》,二曰魏應瑒《弈勢》,三曰梁沈約《棋品序》。其曰:「有能悟其一,當所向無敵,況盡得其理乎?」參見,[宋]高似孫《緯略》卷2《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夫萬物之數,從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有一。

一者,生數之主,據其極而運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數。

分而為四,以象四時。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

外周七二路,以象其候。枯棋三百六十,白黑相半,以法陰陽。

局之線道,謂之枰。線道之間,謂之罫。

局方而靜,棋圓而動。自古及今,弈者無同局。

《傳》曰:「日日新。」故宜用意深而存慮精,以求其勝負之由,則至其所未至矣。

其對棋盤路數的闡釋與《周易》大衍之數相契合,《繫辭》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易》以天地之數為基礎,確立《易》之演化,在此演化過程中,以「一」為數之始,模擬三百六十日周天之運。

董仲舒說「物莫不應天化,天地之化如四時」,這種契合意味著弈理應天而化,弈理與天理如出一轍。《棋經十三篇》依據《易》之數理,確立「一」為棋局之始,即確立了圍棋「生」的本根。

圍棋之「從一而起」首先隱喻著宇宙萬物有生於無的生成之道。象棋對弈從「有」開始,開局時棋盤上雙方兵馬已嚴陣以待。

圍棋則從「無」開始,從空無一物的棋盤上落子,無中生有。圍棋的「從一而起」是對「太極本無極,自無而有,生化肇基,化生於一,是名太極」的直觀形象的詮釋。

圍棋的「從一而起」還象徵著宇宙萬物繁生於簡「生生之謂易」的發展之道。「一」確立之後,據其極而運四方,從第一顆棋子落枰,黑白交替行棋,陰合陽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變,圍棋逐漸由簡單至複雜,由有限進入無限。

元儒四家之一的虞集在《玄玄棋經·序》中說:「蓋其學之通玄,可以擬諸老子眾妙之門,揚雄大易之准,且其為數,出沒變化,深不可測。」即是說,圍棋之道可以比擬老子所說的眾妙之門,揚雄所說的天地法則,圍棋數理之運用,或隱或顯變化萬端,深不可測。

《繫辭》曰:「易與天地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因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於是「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然後「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聖人通過「觀」天地之象,知無形之幽和有形之明,然後設卦會通,所以說《易》道即是天地之道,觀卦象之推演,即是觀天地之象的變化。《棋經十三篇》說:「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數。

分而為四,以象四時。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

外周七二路,以象其候。」其仿照《周易》象天則地之象提出了圍棋之象。

圍棋之象的提出具有重要意義,圍棋的思維方式本質上是象的思維——以象達意。圍棋亦稱「手談」⑤,唐代棋僧子蘭《詠棋》詩說:「共藏多少意,不語兩心知。」胡獻徵《官子譜·敘》說:「棋之為道,智巧運於無形,變化征於有象。有象者可見,而無形者難傳。

以有象傳無形,棋譜所由作也。」圍棋的「以有象傳無形」,正與《周易》「象」的思想相契合,《繫辭》說:「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圍棋之象的提出,確立了在圍棋中以《周易》之象的思維方式來觀察、理解棋局的展開,在這樣的維度上,棋局中任何一個變化都是道之流行變化的呈現,弈者眼中的棋局自然是「有天地方圓之像,有陰陽動靜之理,有星辰分布之序,有風雲變化之機,有春秋生殺之權,有山河表裡之勢。

盛衰,莫不寓是。惟能者,守之以仁,行之以義,秩之以禮,明之以智,又烏可以尋常他藝忽之哉!」二、棋子法陰陽東漢李尤在《圍棋銘》中說:「局為憲矩,棋法陰陽。」《棋經十三篇》說:「枯棋三百六十,黑白相半,以法陰陽。」陰陽是《周易》哲學思想的核心內容,《周易》認為萬物皆負陰抱陽,以陰陽變化來說明宇宙萬物的一切現象。

陰陽思想經《易傳》闡發,已滲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圍棋子分黑白,古人把直觀的黑白棋子與陰陽聯繫起來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圍棋義理提出的「法」陰陽,除了指出黑白棋子象徵陰陽這一表象外,還具有更深層次的含義。

《周易》卦象的基礎是陰陽二爻,陰陽二爻按照陰陽二氣的消長,排列組合形成卦象;圍棋棋局的基礎是黑白棋子,黑白棋子依照弈者的構思相互作用,勾連列布形成棋局。二者形式相近,不同之處在於陰陽二爻的變化是陰陽二氣消長的結果,黑白棋子的列布則是弈者構思的產物,當黑白棋子的列布符合陰陽消長的規律時,即是臻於「道」了。

《周易》陰陽思想可概括為陰陽的對立制約、陰陽的互根互用、陰陽的消長平衡、陰陽的相互轉化四個方面,認為一切事物和現象都存在著相互對立的陰陽兩個方面,而這種對立又是統一的。對立體現了陰陽兩面的相反性和差異性,統一體現了陰陽兩面的相成性和相關性。

陰陽的交感或相互作用促進事物的變化,當陰、陽交感處於平衡時,事物處在「變」的階段;當陰、陽消長失去平衡,達到物極必反時,事物處於「化」的階段,事物將發生質變。圍棋在對弈過程中同樣存在各種形式的陰陽對待,如死活、大小、先後、緩急、厚薄、向背,等等,所以幾乎所有古代圍棋理論著作都注意到了圍棋與陰陽的重要關係,認為圍棋之道即是陰陽之道。

《繫辭》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圍棋義理「法」陰陽的提出,明確了弈者對棋局的構思應當效法陰陽消長之道,明確了「法」陰陽是弈者的終極追求。

沈約認為圍棋「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虞集認為圍棋有「陰陽動靜之理」,提出了對弈中的「動靜」觀念。在《周易》哲學思想中,動靜是與陰陽相對應的一個範疇。

《周易》的主要內容分為象、數、理三個方面,八卦為物象,六十四卦為物理,陰陽為物象之兩儀,動靜為物理之兩儀,陰陽與動靜為《周易》之兩儀。陰陽自為體,動靜自為用,陰陽交,物象成,動靜交,物理成,陰陽動靜交,大道成。

動靜在《周易》哲學思想中佔有重要地位,只識陰陽不識動靜不為知易。圍棋義理在法陰陽之後提出了知動靜,明確了《周易》動靜思想在圍棋對弈中的重要作用,正如棋家所言:「若弈,則非天下之至靜者,不能審其理於機先;非天下之至動者,不能神其用於莫測。」三、棋之妙在變化清人翁嵩年在為《兼山堂弈譜》作的序言中說:「弈者變易也,自一變以至千萬變,有其不變,以通於無所不變。變之盡而臻於神,神之至而成於化也。

合乎周天,盡其變化,握幾於先,藏神於密,非通於造化之原者未易語此也。」強調了變易在圍棋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了圍棋中明「變」與「不變」,以至「通變」的重要性。

翁氏關於「弈」之變易的論說源自《周易》變易思想。《易經》自古就有「變經」的說法,《易緯·乾鑿度》雲:「《易》一名而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變易思想是《周易》哲學思想的核心

《周易》認為宇宙萬物都是變化著的,只有「道」本身不變,宇宙萬物的變化都是依循「道」而展開的。《周易》每卦六爻,代表天、地、人三才之道,三才之道又分別有陰陽、柔剛、仁義之分。

六位的陰陽與六爻的柔剛,彼此交錯,互相迭用,構成了易卦的演變規律。圍棋最明顯的特徵及最精妙的所在即是變化。

《棋經十三篇》說:「自古及今,弈者無同局。」強調的就是圍棋的變化無窮。

《周易》中變化的具象是易卦,易卦指向宇宙的萬物萬象,宇宙萬物萬象是變化無窮的,易卦也是變化無窮的。因此,可以用易卦的變化無窮來解讀圍棋的變化無窮,可以用易卦的演變規律來規範棋局中的變化選擇。

《繫辭》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周易》認為,事物有變就有常,有常就有變。《周易》在「變動不居」中昭示了「恆常通久」的不變法則,又在「恆常通久」中表現了「唯變所適」的可變規律。

清人徐敦祺在《弈萃·敘》中說:「蓋弈之義理無窮,千百變而至萬萬變,生生死死,怪怪奇奇,然變化固多,而登峰造極終究歸諸平淡,不外規矩準繩。」規矩準繩即是常,認為圍棋中同樣體現了「常以制變,變以貞常」的「道」之法則,循於此才能登峰造極。

宋代圍棋書譜《忘憂清樂集》整個中卷都是關於圍棋「定勢」的內容,元代圍棋書譜《玄玄棋經》中也專門有一部分研究圍棋之「定勢」。古人所謂「定勢」即現代圍棋術語中的「定式」,指對弈雙方在棋局局部「接觸戰」中均依循棋理下出正著,形成「兩分」的局面,由於結果黑白雙方均可接受,從而形成一種固定的下法。一方面,「定勢」可以看作是圍棋中「常」的一種表現形式;另一方面,由於「定勢」只是在棋局局部可以看作「兩分」,當與周圍的局勢聯繫在一起進行全局的考察時,往往要根據不同的周邊配置選擇不同的「定勢」,或者對「定勢」招法進行有針對性的「變招」,這即是「常」中有「變」,此一「常中有變」是根據全局需要進行的,所以在「全局為重」的層面上同時貞定了「變中有常」。

古人專門對「定勢」進行種種研究,常其所常,變其所變,體現了對圍棋之「常變」觀的重視。《繫辭》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其中一道就是「尚其變」、「通其變」。

又曰:「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即是說,通達《周易》的變化,就能成就天地間萬物的變化;極盡易象卦爻的變化,就能預測確定天下物象。

同樣,在圍棋中如果能通其變,極其數,就能因時之否泰,定用之行藏,「動靜屈伸,唯變所適」,就能因敵之變化而取勝,可以謂之神了。四、棋之神在「知幾」清人吳瑞徵論圍棋曰:「夫弈雖小技,具有至理。

先哲擬之天道,合之兵機,非極深而研幾者不足知也。」其「研幾」一說來自《周易》。

《繫辭》說:「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周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一部研討「幾微」的書。

《繫辭》說:「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孔子感嘆說:「知幾其神乎?」《周易》「明幾」思想認為,認識到事物的「幾微」就可以神妙地駕馭事物的發展過程和發展方向。事物的變化是有道可依的,任何事物總是從萌芽狀態而弱小,而成長,而壯大,最後衰弱而消亡。

當事物的轉化還處在初始和隱蔽狀態的時候,及時發現其徵兆,有目的的加以扶持、培育,使其向有利的方向發展,則吉無不利,天下事務可成。所以《繫辭》說:「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

」

圍棋棋局變化,據北宋沈括計算是「大約連書『萬』字四十三」,他認為棋盤上每個點有黑、白、空三種狀態,所以圍棋變化數是3的361次方,約為10的172次方。

但沈括並沒有計算打劫、提子後空出的位置重新落子等情況,圍棋的變化要遠遠大於這個數字。

曰:「弈之為道,數葉天垣,理參河洛,陰陽之體用,奇正之經權,無不寓焉。是以變化無窮,古今各異,非心與天游、神與物會者,未易臻其至也。」可見,圍棋在「知幾」的維度上與《周易》十分契合。沈約在《棋品·序》中說:圍棋「體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

義出乎幾,爻彖未之或盡」。認為圍棋之義在其幽微之處,圍棋幽微之處變化萬端,卦爻變也未必能夠窮盡。

在古人看來,圍棋與《易》一樣變化無窮,非「知幾」無以通其妙,無以成其務。《棋經十三篇》說:凡棋有益之而損者,有損之而益者。

有侵而利者,有侵而害者。有宜左投者,有宜右投者。

有先著者,有後著者。有緊避者,有慢行者。

粘子勿前,棄子思後。有始近而終遠者,有始少而終多者。

欲強外先攻內,欲實東先擊西。路虛而無眼,則先覷。

無害於他棋,則做劫。饒路則宜疏,受路則勿戰。

擇地而侵,無礙而進。此皆棋家之幽微也,不可不知也。

《易》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這裡說的棋家之幽微有兩層涵義,一是精審細微之處的變化徵兆及其可能對全局產生的影響,一是察見對手隱藏的意圖。

此兩者皆幽隱難見,所以引《繫辭》說「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幾」在古文中亦訓作「機」,明人董中行在《仙機武庫·序》中強調了圍棋知機的重要性:棋乎仙乎,非鏡於至精,達於至變,而入於至神者,孰知其機乎?弈始陶唐,匪教朱是為河圖、洛書,實大棋局燦而為日月星辰,幻而為龍、虎、鳥、蛇,只此奇奇偶偶,孰能出乎其樊,畫之入敘之九羲,禹之象疇彰子之三百六神,堯之黑白,列譜之無所不有後人之機變,儘是為不朽者也。

《仙機武庫》是明代編纂的一部棋譜集,董氏在序言中認為「知機」是圍棋的最高境界,譜中所列「著著皆機」,可以用於啟迪後來。五、棋之用在「時」、「位」圍棋的棋子無級別劃分,無功能規定,決定棋子作用的是「時」和「位」。

「時」、「位」是《周易》哲學思想的重要範疇。在《周易》中,「時」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四時」之「時」,《繫辭》說:「變通莫大乎四時」;一是「待時而動」之「時」,《繫辭》說:「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程頤在《易傳序》中說:「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就是說「四時」之「時」和「待時而動」之「時」二者都與變化有著密切的聯繫,到了一定的「時」,就應該有一定的變化,這樣才是遵從天道。

「位」則指爻在《周易》六十四卦卦體中的位置。《周易》以卦的形式模擬客觀世界,《繫辭》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認為宇宙中萬事萬物都應有自己適當的位置,如果位置關係發生錯亂就會出現問題,所以「當位」、「得位」、「正位」就成為《周易》重要的價值取向。

在《周易》中,「時」和「位」是天道運行的體現。《周易》每卦都代表了一個時,「時」本身是不斷變化的,而六爻則代表了一時之中不同的位。

卦爻的變化反映了「位」隨「時」的不斷變化,《周易》以卦爻模擬「時」、「位」展現了天道運行的終始。朱熹在《周易序》中說:「時故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故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

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認為「時」和「位」不是一成不變的,隨時換位才是《周易》的真義。

勢之義有疏密,分疏密之形由乎布子。行之義有利害,審利害之方由乎量敵。

局之義有安危,決安危之理由乎得地。時有去來,乘則得之,過則失之。

子有向背,遠則斷之,蹙則窮之。敵有動靜,緩則守之,急則攻之。

地有廢興,多則破之,少則開之。能從時者無不濟,……知此道者,為善弈乎?認為圍棋境界的高下就在於對「時」的把握,「時」來能趁「時」而動就會有所得,能把握住每一個「時」,就會無往而不利。王弼在《周易略例·明卦適變通爻》中說: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

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

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是故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動靜屈伸,唯變所適。

故明其卦,則吉凶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以觀其動靜,則一體之變,由斯見矣。

認為就卦之名來講,可以分為吉和凶兩類,就卦之用來講,可以分為動和靜兩用,用動還是用靜要看時,吉與凶發展到一定時候會互相轉化,動靜之用要因時而變。對於圍棋來說,因時而變就是要在不同的「時」選擇應時的「位」。

梁武帝《圍棋賦》稱:「圍奩象天,方局法地。」《敦煌棋經》說:「棋子圓以法天,棋局方以類地。」圍棋被看作與天地之象相通,棋局的進程就是在天地之間以「時」為條件和背景不斷選擇「位」的過程。在正確的「時」選擇了正確的「位」就是隨時從道了。

歐陽修在《新五代史·周臣傳》中說:「治國譬之於弈,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棋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弈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

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歐陽修自號「六一居士」,其一即是「棋一局」。

歐陽修對圍棋極為喜愛,在編撰史書時用對弈比喻治國,用圍棋「當位」、「得位」的重要作用比喻用人要把他放在正確的位置上才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清人汪縉在《弈喻》中說:《易》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相雜者,相間也。「易」以剛柔相間而文成,弈以黑白相間而文成,各有位焉。

依乎天理而不可畔也。是故爻當位者吉,爻不當位者凶。

弈當位者吉,弈不當位者凶。《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當其位則變化生焉。……當於位,循乎天理者也。

循乎天理而文者,謂之國華。循乎天理而弈者,謂之國工。

明乎此,可以為人望也已。凡此者人為也。

竭其才,天事備矣。故曰「天技」也。

指出棋子在棋盤上的位置如同爻在卦中的位置,當位則吉,不當位則凶,是否當位則要依據與天地之道相通的弈道來判斷,如果棋子當位則棋局就會向好的方向發展變化。能遵循天道,落下的每一顆棋子都能「當位」,就是國手了,在這個意義上,圍棋與天道是相通的,所以說圍棋是「天技」。

結語綜上所述,圍棋正是經由《周易》哲學思想的解讀,才建構了與《易》道相通,與天地之道相通的圍棋之道。圍棋從初始的遊戲上升為「道」的載體,從此被賦予了哲學內涵和文化意義,可謂一經品題,身價百倍。圍棋之道確立後,其統攝下的圍棋義理又對社會風氣和人們的文化價值取向產生了深遠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士人通過圍棋「體道得玄」,圍棋成為「魏晉風流」的標誌之一。到了唐代,圍棋正式與琴、書、畫並稱,成為文人修養的象徵。

在《周易》哲學思想的觀照下,圍棋不再局限於圍棋本身,而是在「道」的維度上與人生世事聯繫在一起,被賦予了更廣泛、深刻的價值。清人尤侗說:「試觀一十九行,勝讀二十一史。」清人姚啟聖在為《不古編》寫的序言中寫道:予喜愛讀《易》,性亦愛棋,即軍中不廢。嘗玩《師》卦,有悟於經世聖賢以教全生之義。

於是知棋又通於《易》。……吳生瑞徵,有得於棋者也,……生使能進而學《易》,推廣弈之道焉,予知生以之治民而民常靜,用兵而兵莫測矣。

姚啟聖於清康熙年間任福建總督,是收復台灣的決定性人物之一。他根據自己軍旅生涯的人生經歷和讀《易》、對弈的心得體會,認為圍棋與《周易》相通,是聖賢用以教「全生之義」的媒介。

他評價《不古編》的作者說:吳生對弈道有一定體悟,如果能進而學習《周易》,把弈道推而廣之的話,那麼不論治民還是用兵都會取得很大的成功。《弈括·序》說:「棋本太極,法象乎天地,統歸於河圖,有陰陽至德之臻,無微而不在是也。

天地造物最精,人心最靈,人亦體天地用物之精,所謂天人一理,而成世界一大棋局,一大快事也。」在圍棋之道與《易》道、天地之道相通的視域下,世事如棋,人生如棋是顯而易見的結論。

正是因為秉持著這樣的視域,「(古人)以入世的積極態度對待圍棋,又以棋局的實踐與心得返照人生,建立了圍棋與政治、軍事、哲學、人事、藝術等等的交通。世界上沒有一種遊戲技藝能象古代圍棋這樣,同外部事物發生如此廣泛的聯絡,在社會生活中產生如此深邃的反響」。

對於現代人和現代圍棋來說,正確認識古人以《周易》哲學思想建構圍棋之道及其帶來的廣泛影響,對於現代圍棋的定位,對於現代圍棋理論的發展;對於現代人能否通過圍棋實現精神和文化的安頓,能否通過圍棋反觀世事人生汲取人生的智慧,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值得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責任編輯:李尚信姜穎、高華平說:「魏晉時期,隨著玄學清談時尚的風靡天下和玄學『得意忘言』思想方法的普遍採用,士人們以體道得玄為己任,而作為末技小道的『弈』——圍棋,也被當成了『道』的載體和『玄』之所在,因而獲得了其發展的強大動力,迅速的走向繁榮和興盛。」

東漢班固首開以《周易》哲學思想解讀圍棋的先河,其後以"易"解"弈"者代有其人,形成了具有易學內涵的圍棋義理。本文試圖通過對《周易》哲學思想影響下圍棋之道的剖析,揭示《周易》的現代價值及易學思想觀照下的"圍棋之道"對現代人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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