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西林 | 關懷公共精神的「積極自由」行動者——魯迅與現代知識分子角色

關懷公共精神的「積極自由」行動者——魯迅與現代知識分子角色

尤西林

提要：魯迅的當代生命力主要並非其專業的文學或思想遺產，而是其超專業的社會評論所象徵的現代公共知識分子人格。康德基於非職業化定義「公開運用理性」是一個被忽視的啟蒙要點。超專業-職業的公共精神成為現代知識分子的生命線。中國現代化轉型處境使個體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犬牙交錯，圍繞魯迅積極自由角色的反思已成為當代中國思想重要的個案。

一

對於現代中國而言，魯迅最重要的意義不僅僅是作為文學家和思想家，而且是涵攝文學、思想與社會批判為一體的一種人格姿態，他象徵著一種現代社會角色：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是一個現代概念。與前現代社會的巫、士、教士、意識形態權威相比，知識分子——同樣擁有文字元號，但已屬於理性工具，而不再是譫妄的象徵；同樣超越具體實用涵義(meaning)而追問根本的價值意義(significance)，但不是依據神性而是依據人性；同樣關懷公共性特別是公共精神，但不擁有任何身份資格或特權背景。精神觀念與權力亦即政教之分離，構成知識分子現代性最重要的基礎與標誌。

由此而拓展為知識分子一個獨特的現代特性，即它不是從屬於生產力範疇的腦體分工框架下的腦力工作者，甚至也不是某種專業或職業，而是基於高度專業分工化現代社會的人文整合需要而超越專業分工的精神群體。在這一意義下，愛因斯坦並非因擁有物理科學涵義知識而為「知識分子」，而是當他關懷原子能科學的人道主義意義時才稱為「知識分子」；設若他後來又不關懷公共精神了，則不復為「知識分子」。

康德把脫離蒙昧的現代人定位於自主運用理性。但運用理性卻有「私下運用」與「公開運用」之別：「必須永遠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並且唯有它才能帶來人類的啟蒙。……而我所理解的對自己理性的公開運用，則是指任何人作為學者在全部聽眾面前所能做的那種運用。一個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職崗位或者職務上所能運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稱之為私下運用。」康德饒有深意地將專業職業與「私下運用」關聯而與知識分子(「學者」)的「公開運用」區別開來。它意味著，一個政府官員雖則天然地與公共事務關聯，但若僅僅作為職業例行公事(亦即國家機器必需的「消極服從」)，則只是「私下運用理性」。但當他超越這一社會分工，而以「世界公民社會成員」亦即「學者」獨立批判態度面對公眾事務時，就成為「公開運用理性」的知識分子。這種超越事功職業而力求保持意義境界的社會定位，導致了後來韋伯關於「志業」或「天職」(「Beruf」)的著名表述。

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發生史上，魯迅，無論其精神旨趣或實際生活道路，都成為上述知識分子現代涵義的一個人格象徵。

從甲午慘敗到廢科舉，依託宗法—皇權的儒教上千年政教合一格局終結，包括魯迅在內的中國第一批現代知識分子由此獨立問世。但遑論康、譚、章、王，即使是嚴、梁，也終究未能與傳統斷臍。魯迅卻是從內在精神觀念到現實世事，終生與儒教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意識形態文化搏鬥者。

辛亥革命後中國政治及種種「主義」思潮在樹大根深的舊傳統勢力面前的脆弱表現，是魯迅一生銘記的教訓。《野草》所表達的深沉苦悶與拒斥任何形式依傍的孤獨執著，實際是魯迅整體氣質的代表性特色。魯迅從而終生對政治與意識形態持獨立審視與批判態度，不僅與親近政權的自由主義派系相區別，也與挾「主義」話語和政黨組織身份的極左文化圈保持著距離。

魯迅的這種知識分子獨立立場當然不應視為知識分子與現代社會唯一正當的關係模式，但它卻是知識分子與現代社會(包括國家與廣義意識形態)建設多種積極良性互動關係的基點。因此，毛澤東稱讚魯迅「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但這似乎並不能依據他所謂「大膽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險傾向」的「助革命」之功，而更應從現代知識社會學高度，視之為「思想性的無依託者」(別爾嘉耶夫)、「社會性非實體(non-entity)」的「自由職業者」(曼海姆)。

魯迅的自由職業歸宿，為其知識分子志願所定位。辭中山大學教職後定居上海的人生最後十年，魯迅雖然未間斷大學講演，卻典型地是以康德所說的「擺脫公職」的自由獨立身份，「面對全體公眾」「公開運用理性」。這十年同時成為魯迅以「自由職業」的自由撰稿人身份，寫作社會評論雜文的黃金十年。

即將進入21世紀的今日中國，仍僅有極少數人能幸運地將個人生計與超職業地「公開運用理性」結合為自由「天職」。魯迅擇業的知識分子自我意識至今在感召著後來人。

青年魯迅棄醫弄文的著名精神事件，應提升到魯迅自覺選擇現代知識分子道路的高度看待。這一轉變奠定了魯迅一生的事業目標：改造國民精神。魯迅以「立人」、「張精神」為立國之「首」的信念，既反映了中國近代啟蒙從器物、制度向文化精神逐步推移的深度，又表現了這一啟蒙無力綜合，反而割裂社會形態諸要素的前唯物史觀局限。但著眼於精神意義，以科技工藝為主流的現代社會的盲區，恰恰是知識分子現代興起的一大背景。與之相關，「國民精神」又關係到知識分子現代起源的另一背景，即在現代分化性社會中重建公共性，特別是公共精神的歷史性要求。

在與科技工藝相區分的方向上選擇人文學科的文學，則同樣典型地體現著現代知識分子的人文價值特性。文學在知識分子現代起源史上佔據著特殊位置。與知識分子互動共生的現代公共領域，其母體與原初形態，恰是18世紀開始，依託沙龍、讀書會與藝術展覽館而產生的文藝評論交往空間。法國大革命後，歐洲現代化進程將文學評論擴展為更加廣泛的社會政治評論。文學評論家成為了最早的現代知識分子。以左拉為首的文藝家群體在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中，向現代社會第一次顯示了知識分子的公共關懷形象。

上述知識分子與文學、公共性的現代產生歷史，不僅可以為理解魯迅棄醫弄文提供深層背景，而且有助於對魯迅繼而從純文學走向社會評論性雜文這一轉變、以及魯迅雜文的思想史地位做出更為深廣的新解釋：如魯迅明確道白的，為改造國民精神而棄醫弄文，是因為文藝「善於改變精神」。但隨著中國現代社會與思想狀況的演變，「改造國民精神」的知識分子公共關懷精神勢必擴大與超越作為工具的文藝而轉向社會評論。作為公共社會評論的雜文，成為魯迅知識分子公共關懷的典範形態。其普遍性不僅可從前述西歐現代公共領域演進史得到印證，也可從19世紀別、車、杜為代表的俄國第一代知識分子將文學評論擴展為社會評論獲得印證，這一普遍性甚至在20世紀後半葉開始的歐美文學評論的文化評論化、以及90年代後半葉中國大陸文學刊物大規模思想評論化現象中一再顯現出來。

二

然而，恰恰是在20世紀末葉中國社會空前現代轉型時代，魯迅的現代知識分子角色受到嚴重質疑。這一質疑發自現代思想主流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質疑有其深廣的現代性反思背景。現代性的重大危機是，在神力與純暴力已失去合法性的現代，私利擴張統治的基本方式之一，是利用偽理性的意識形態話語冒充公共領域代表、繼而恢復政教合一。20世紀「意識形態加恐怖」的極權主義數起肆虐，均與此直接相關。

與之對立的自由主義捍衛以私有財產為核心的個人權力的不可侵犯性、堅持私人生活的「消極自由」對於公共參與的「積極自由」的優先性。作為現代性開端的馬丁·路德信仰私人化原則表明，精神的個體性已收攝了一切普遍主義觀念。韋伯的著名說明是：「我們這個時代，因為它所獨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運便是，那些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它們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驗領域，或者走進了個人之間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愛之中。」從而，康德主義的形式規則性與消極性為現代公共話語確立了兩大規範。實質內容性精神價值意義談論權屬於個人，而不可抹平的個人不可規約為一，因此不再存在一元論的普遍公共價值意義體，只有個體之間交往共存的多元個性差異的價值意義群叢。這樣，關懷公共精神的知識分子正當的關注對象應是個體交往的純形式化言談規則制度及其平等寬容妥協精神。韋伯稱那些在現代仍虔誠懷抱精神信仰者為消極性的「守夜人」，而那些僭越這一消極界限的立論佈道者則是「偽先知」。20世紀最響亮的口號「反形而上學」(「反本體論」)，其政治哲學涵義，正是對一切可導致泯除公私畛域的「大一統」觀念理性資格的褫奪(分析哲學甚至從語言哲學角度判一切逾越個體感知經驗的名詞為「偽詞」)。福柯關於話語權力性質的觀點更成為喝問一切言談公共精神者的根據：「誰給你的權力!?」

這就是現代特別是後現代精神氛圍。經歷過斯大林集中營、納粹毒氣室與「文革」侵入私人日記或夢囈恐怖拷問之後的現代人類——不僅是西方人，也包括我們中國人，難道不應警惕那些企圖以種種名義強求一律的做法嗎? 難道不應更寬容地看待個人差異嗎?

正是在這一社會轉型背景與現代精神氛圍中，90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界在(韋伯)意圖倫理—責任倫理、(柏林)「積極自由」—「消極自由」、激進的理想—經驗地改良一系列對比中反省前者而傾向後者。「私人寫作」受到尊重並推崇，王小波「我頂多能拯救自己，哪能拯救社會」(大意)的話被傳頌，恪守個人自決立場而與承擔社會道義的哈維爾決裂的昆德拉獲得同情，從「現代評論派」到「學衡派」的自由主義現代意義被重新認識並高度評價，魯迅曾與之論戰的幾乎所有派別人物、不僅「第三種人」與林語堂，甚至周作人，都不僅獲得同情理解，而且成為現代自由主義資源。

正是上述消極自由主義的現代性解讀，使作為改造國民精神的「積極自由」鬥士的魯迅成為前現代的。

本文充分同情地理解自由主義對於今日中國的現代意義。包括上述各種說法、也包括對魯迅嚴峻的不寬容性格、對以自由主義為論敵及曾被專制意識形態權威化的史實的深層反省，本文均同情理解。

但是，本文將在一個根本基點上對消極自由主義作出批評：作為踐行「積極自由」的公共精神關懷者的魯迅、以及依託此基點的知識分子，是否妨礙現代自由?

三

現代自由亦即個性自由，恰恰也是與消極自由主義歧異甚至對立的其他現代思想的宗旨。它們對消極自由及其私人基點的批評，構成現代自由思想內在的張力。

從貢斯當到柏林，對現代自由的私人性強調被人們非社會化了。哈耶克認為一個流浪漢比一個軍營中溫飽不愁的士兵更為自由。個體自由在這裡恰恰被浪漫地抽象化為孤閉的古代自由，自由所包含的人對自然與社會的豐富關係蕩然無存。現代自由相對於群體性的前現代社會誠然突出了個體性，但同時又空前地發達了個體自由的普遍交往關係性。現代自由從而在一個基點上不同於古代：在古代可以單獨存在的個體自由(如一個與世隔絕的自耕農)，在現代卻必須同時是無數個體間息息相關的社會化自由。「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馬克思主義這一經典名言在此意味著：當一個現代社會成員受到不公正壓迫失去自由時，即表明了所有其他自由個體的自由是偶然暫時的、是沒有理性依據與法制保障的虛假自由。左拉為一個猶太人冤案挺身而出，他必定是當時清晰地意識到了此事與法國大革命以來現代自由的社會性的重大關係。這也就是魯迅臨終前的潛意識深處的意念：「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這種知識分子的公共性意識，同時也是衡判一個現代社會成員公民精神的最高尺度。

自由主義實質視私有財產為道德之基。但馬克思卻看到了私有製作為自由創造活動主體的異化性質。漢娜·阿倫特從新亞里士多德主義角度更多地揭示了以私產為核心的私人領域的貪婪、冷酷與佔有，是如何藉助現代資本主義營利觀念而膨脹為公共社會通則，壟斷佔有不僅推動自由資本主義演化為帝國主義，並成為現代極權統治的一個根源。

即使對合理的私人領域及其消極自由而言，也不是封閉自足的，而必須依賴積極自由的公共領域保障。阿倫特以二戰時代擁有巨額私產，卻無積極自由公民權的猶太人的悲慘遭遇為例，強調進入公共領域的積極自由不僅是私人消極自由的前提，而且是私人升格為公民從而實現更高自由的必經之途。相反，萎縮於私生活的個體，一方面形成公共領域的意義空場，使乘虛而入的私利個體及集團得以擴張(這是自發必然的趨勢)為專制統治，另一方面又被現代大眾商品文化抹平為單子，成為極權主義的暴民材料。消極自由主義的魏瑪共和國及英法綏靖妥協，與失去公共交往、唯剩受納粹擺布一途的德國市民，分別為上述兩個方面的史實證明。而或是無自我無人稱的家國成員、或是自私動物的中國人，從「文革」的切身歷史中當不難明白這兩極向專制轉化的內在同一性。

因此，現代專制既是私慾「積極自由」擴張的惡果，同時也是「消極自由」個體放棄公域「積極自由」自取之後果。公共關懷的積極自由與私人自在的消極自由具有辯證的亦即依存的矛盾關係性質，但消極自由主義卻將兩者當作「真正的對立」(康德)。柏林認為，一個人挺身反抗納粹與留在父母身邊盡孝，是無法統一評價的兩種責任。這種消極自由主義不僅軟弱，也勢必在放棄個體升華同時毀滅自己與他人。

事實上，倡導私生活消極自由優先者，本身已是在積極自由地倡導一種公共原則。其「公開運用理性」的方式，證明著他們和魯迅一樣關懷著公共精神，同樣屬於現代知識分子。此中的悖論是，身體力行消極自由論者不會再向他人倡言宣傳此原則，因為這僅是他私人生活方式。但這樣他也就不再是知識分子，同時也不再會有兩種自由的討論。這一悖論深刻地顯示了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相互依存性。

四

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個體獨立自由(特別是「消極自由」)，是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從未有過、「五四」以來近一個世紀變局亦未能建立的新人性。這也正是魯迅一生為之鬥爭的目標。魯迅矢志不移的「國民精神」改造，核心即「奴役他人或為他人所奴役」的奴隸性格改造，它指向一種現代公民精神：用權卻不騙人，利導卻非迎合，既不看輕自己，也不看輕別人，作為大眾中一員做大眾的事業。魯迅稱這種新人為「知識者」。但魯迅一生批判的重要對象恰是包括他自己在內(「抉心自食」)的傳統知識人。魯迅曾斷言中國不存在俄國那樣的「智識階級」。因此，一種作為公民精神先驅的新知識分子，只能是在「公開運用理性」精神建設中互動生成的產物。魯迅迄今仍是這一行程中的人格象徵。中國大陸20世紀90年代發生過兩次典型「公開運用理性」與「積極自由」的公共關懷：一是就商業文化淹沒社會倫理而展開的「人文精神」討論，二是以推動《現代化的陷阱》出版為標誌、對轉型時期權力掠奪社會財產的道義評判。這兩次公共性討論均非政府行為，但卻均屬高度公共性的問題；尤其是，無論就參與者的職業和學科背景或討論的形式與目標而言，這種討論都典型地具有康德所強調的超專業性。這顯示了中國現代化所達到的一個重要階段：一個現代公共領域在一批「積極自由」地「公開運用理性」的知識分子言行中開始出現，或者說，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這一建構中開始生長。人們應能從中聽到魯迅的聲音，並從這些成長中的「新知識者」身上真切地感受到魯迅的血脈氣性。

不要以為「積極自由」的公共關懷只屬於爭取與建構現代民主制度階段的事，似乎一俟現代制度建立，「積極自由」的知識分子只需維護形式化的公共交往規則即可。康德不承認自己的時代是業已「啟蒙了」的時代，二百年後的後現代，福柯則斷言啟蒙將是一個永遠進行的過程。現代專制一再輕易推開法制而得逞的史實表明，現代自由所依靠的高度理性形式與專業化的國家法制本身，恰恰需要法制之外實質內容性的公民精神維護。知識分子無權亦無力僭越國家行政職能，但卻以關懷此職能賴以維繫的公共精神為天職。一個支持法制國家並不息啟發私人「積極自由」地參與公共領域的啟蒙，由此成為恆常的功能環節。

這意味著，魯迅所體現的現代知識分子角色不僅屬於今天，也屬於未來；但這同時意味著，逝去的魯迅並非至高無上的存在，現代知識分子角色尚有待在今天與未來的公共參與中自我超越地不斷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