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學於文」 「經世致用」

「博學於文」「經世致用」

——讀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1613--1682），江蘇崑山人，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學者、詩人。初名絳，清兵破南京後，為表立志恢復明王朝，遂改名炎武，字寧人。曾居亭林鎮，故世稱亭林先生。晚年，為避人陷害，又曾化名蔣山佣。

《與友人論學書》原是中年北游以後給朋友的一封書信，但以討論治學為中心，具有嚴密的論析，可視為一篇論說文。它是顧炎武針對明代學術界存在的脫離實際的空疏學風，而寫的一篇揭露批判文章。在這篇文章里，作者把讀書、做學問，視為與自己的品德節操相關聯而密不可分的問題來對待，從哲學和人生觀的高度來闡述問題，可謂高瞻遠矚，視野寬廣。顧炎武生當明末清初的動亂年代，亦稱「天崩地解」的時期。明末政治的腐敗，社會的危機，激發了年輕的顧炎武去深入思考，用時代的要求去檢驗傳統的精神文化遺產，探索社會前進的動向。後來，他在治學方面形成的一個突出主張就是「經世致用」，反對空談，特別是反對在明代深有影響的王守仁學派的空談性命之學。同時，他又批判宋代理學的某些主張，認為宋儒所倡導的理學是與孔子的設身於經世之學而明理的根本主張相乖違的。他的這一主張具有鮮明的時代性。他認為長期以來讀書人不求經世致用之學正是造成社會無可用之材而引起朝政腐朽，社會動亂，民生凋敝的一個重要原因。他的治學之道，就從這一核心主張出發，而他自己也是這樣身體力行的。他讀書學習，探求致用之道，三十一歲時，投身江南抗清的鬥爭。失敗以後，身入北方，一邊考察，一邊著書立說，研究社會和民族的復興。在治學方面的根本主張，都凝聚在這篇文章里了。

全文分四個段落：第一段為全文的立論；第二、三段都是駁斥當今學者的治學態度的，但前者著重從治學的目的，後者從處世的態度上進行批評；最後一段進行總結，正面提出「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的主張。

第一段,「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近來往來於南北各地，甚受朋友們的敬重，向我這個無知的人請教。）「比」，近來。「往來南北」，清兵南下時，顧炎武在蘇州參加了抗清鬥爭。失敗後，往來於山東、山西、河北，陝西一帶。「長」，年長者。「推」，尊重。「問道於盲」，向瞎子問路。這裡指向我這個無知的人請教。「竊嘆夫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我暗自感嘆百餘年來治學的人，常常談心談性，卻茫然不解其意。）文章一開始，顧炎武便一針見血地揭露出空談心、性這一學風。「竊」，私下。「百餘年」句，指明代王守仁之後的一些理學家，如王畿、王艮等。此段是從破中來立。先表明自己與當時的治學風氣持有不同的態度。「為學」「言心言性」，顧炎武是不贊成的。作者矛頭所指的，是南宋的陸象山、明中葉的王守仁心學（他們把宋代理學以「理」為本體的哲學體系發展成以「心」為本體的體系，使之更系統優化、周密化和條理化，提出「天理」就存在於我心之中，「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等理論）給後世帶來的影響。

第二段，針對「今之君子」熱衷於空談心、性、理、命，反對博學多識，不注重經世之用和氣節操守的修養的特點，以孔子、顏淵、子貢等儒家大師為例，進行批駁。①「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命運和仁德，孔夫子很少談到。）此條出自《論語.子罕》原文是「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利益、命運和仁徳三方面的問題，孔子主動講起的次數很少。）②「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天性和天道，子貢也沒聽孔子講過。性和命的道理，孔子雖寫在《易經》的《傳》中，卻未曾屢屢和人們談起。）此條出自《論語.公冶長》原文是「子貢曰：『夫子之文章，所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從未聽說過孔子談性與天道的問題。③「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他在回答子貢問怎樣才可以稱為士的時候，則說：『持身要廉潔』；）此條出自《論語.子路》原文是：「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孔子認為讀書人的言行要講求一個「恥」字。④「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關於如何治學，則說：『愛好古代的文化典籍，用勤奮敏捷的態度去求得的。」「好古敏求」，愛好古代的學問，勤勉地探求。此條出自《論語.述而》原文是：「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自己說他不是生而知之的人，而是喜歡古代的文化，用勤奮敏捷的態度去求得的。用這一條來批駁對方空虛不學的作風。⑸「其與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他和學生們談話，凡是堯舜心心相傳的所謂『危微精一』的說法，一概不講，卻只講堯舜所講的「信守中正之道，不偏不倚的正確，如果天下人都陷於窮困，上天賜給你的統治權也就永遠終止了。」）「舉」，凡。「危微精一」，指為堯舜禹心心相傳的精微之道。「但」，只。「允」，確實。「天祿」，上天的賜予。王學的弟子好作危微精一之說，這一說法，出自《尚書.大禹謨》原文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意思是：「人心」總是充滿了一切慾望的，所以不會安定；「道心」，充滿了義理的思想，但卻很玄妙，要真心誠意，不偏不倚，都不能過分。據說這是堯傳舜，舜傳禹的話。但顧炎武卻舉出《論語.堯曰》里的一段話來批駁，他說《論語.堯曰》記載堯向舜傳告的話中並沒有講前面「危微精一」的一番話，而只講了「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很重視保持不偏不倚的正確，特別說到如果天下四海都陷於窮困的話，那麼上天賜給你的統治權就會永遠終止。證明了王學弟子所追求的「危微精一」之說的不可靠，更不是孔子所提倡的，相反，孔子倒是關心國計民瘼的。「嗚呼！聖人之所以為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啊，聖人的治學之道，多麼平易而且可以遵循啊！）

因為《論語》是記載孔子言行的權威經典，所以顧炎武擺出其中的言語作為論據，既充分駁斥了心學的虛偽空疏，又藉以樹立了自己的觀點，具有一箭雙鵰的效果。但作者的論析並沒到此為止。針對心學的崇尚空談而不務實際的學習，他又從《論語》等經典中列出四條論據，來論證學習的正確態度和方法。「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所以說：要下學平易之事，上曉精深之理。顏淵可以說接近於聖人了，尚且說：需要用各種文化典籍豐富我的知識。）「博」，使我淵博。使如動詞。①是《論語.憲問》的「下學而上達」。學習要不惜刻苦，腳踏實地，從初步學起，才能通達高深的頂端。②是《論語.子罕》的「顏淵喟然嘆曰：『……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說明孔子重視教授各種知識，使學生知識廣博而不鑽牛角尖。「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孔子告訴魯哀公，辨別善惡的功夫，在於首先廣泛地學習。從曾參以下，純厚誠實沒有比得上子夏了，而他在談到仁的時候，則說：『要廣泛地學習各種文化知識並且要志向專一不移，懇切地問自己不懂的問題並思考切實有用的事情。』）「其」，指孔子。「哀公」，魯哀公。「明善」，明辯善惡。語出《禮記.中庸》。「曾子」，孔子弟子曾參。「子夏」，孔子弟子卜商。「篤志」，志向堅定。「切問」，切實發問。「近思」，不作空想，所想切近。③是《中庸》里孔子回答魯哀公問政的一段話：「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孔子認為是非善惡都分不清楚，談不上誠身修行，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先之以博學」，要用廣博的知識來培養明辯善惡是非的能力。④是《論語.子張》里子夏所說的話：「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廣博地學習，專誠的目標，切實地提出問題，腳踏實地地思考，四者互相關聯，都是要加以重視的。

以上為第一段的第一層，文章舉孔子的言論來證明當時士人空談性命之學不是真正的儒學，作者從「行己有恥」和「好古敏求」兩個方面說明治學要把握正確目標和正確途徑。

第二段重在以「今之君子」與古聖賢作對比。首先是態度的不同，「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現在的君子卻不是這樣，他們聚集賓客弟子中的學者數十百人，這些人好比草木一樣，是有區別的，卻一概同他們談心談性。）「門人」，弟子。「學者」，求學的人。「區以別」，加以區分。現今君子的作法，是沽名釣譽。其次是方法上，他們「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拋開通過反覆學習並且謹記不忘，以求達到以一理貫通萬理的方法）「識」，記住。在方法上又違背了孔子的「博我以文」的博學主張。再次從治學的目的看，他們「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放著天下人都陷於窮困不講，整天談論危微精一的說說教。）這又是違背孔子所說的「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的話的。通過對比，顯示出他們的教義與儒學的真諦的根本不同，作者借用《論語.子張》里的「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一語來憤怒指責他們是物以類聚。最後，又以不無諷刺的口吻說他們的主張和做法「是必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tiao1）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這必定是想表明他們的道比孔子還高，他們的學生比子貢還強，他們是超越孔子而逕直承接堯舜心傳的人。對此我不敢苟同。）「祧東魯」，不以孔子為祖。「東魯」，指孔子，孔子是魯國人。「二帝」，指堯舜。「弗」，不。這裡表示了作者的主張與他們的判斷不同。

我們知道，一個學派的學術思想不會總是停止不前的，儒家學說被後代人做出種種解釋，說明他們為著自己的需要，總是在發展著或改造著原來的學說。漢儒是如此，宋儒也是如此，顧炎武又何嘗不是如此呢！顧炎武的思想具有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成分。他的思想理論，與孔子的積極入世，改造社會是一致的，所以他能引用孔子的許多言論來論證自己的主張，但是孔子並非完全不講性、命；至於仁，講的就更多了，因為這是他的政治理想的核心，孟子又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所以第三段，顧炎武必須在論述上顧及到這一點，留有餘地，避免偏持一端而遭駁難。

第三段,一開始就承認《孟子》一書言心言性是很多的。「《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王、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孟子》這本書，談心談性，也夠反覆不休的了，至於萬章、公孫、陳代、陳臻、周霄、彭更等人所問的問題，和孟子的回答，）「諄諄」，教誨不倦。「萬章……彭更」，都是孔子的弟子。這開始是承認《孟子》一書了，但隨即拉了回來，與孟子講「出處去就，辭受取與」的地方相比，證明孔孟更重視「行己有恥」的問題。「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則常常在於出仕和退居，離去和就任，辭退和接受，取得與給予這些問題之間。）「出」，做官。「處」，隱居。「去」，辭官。「就」，接受官職。「辭」，不接受。「受」，接受。「取」，受人禮物。「與」，給人禮物。顧炎武接著舉出了《孟子》一書中的例證，一是孟子肯定伊尹的「千駟一介之不視不收」；另一是孟子對伊尹、伯夷「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的讚揚。「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之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像伊尹這樣的大聖人，堯舜那樣的國君和臣民的威德大功，而他們道德的根基就在於大至千輛四駕的馬車，小至一根草芥的不看不取。伯夷、伊尹和孔子是不同的聖人，他們相同的地方，則是通過做一件不義的事，殺一個無罪的人，而能得到天下也不幹。）「伊尹」，湯時的大臣。「元聖」，大聖。「駟」，四匹馬共拉一個車子。「介」，同芥，細物。「伯夷」，商代末年孤竹君之子，不贊成武王伐紂，商亡，不食周粟，與其第叔齊餓死於首陽山。「不辜」，無罪的人。實際作者並不贊同伊尹、伯夷的思想，認為他們不同於孔子，但他們的一言一行講究有「恥」，講求品德和節操，這是作者所贊同的。「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zhi1）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也。（所以，性呀，命呀，天呀，孔子很少講，而現在的君子卻經常談到。出處、去就、辭受、取與的分別，孔子、孟子經常講，而現在的君子很少談到。雖然說作到忠和潔還沒達到仁，可是他們不知道不忠和不潔而能夠談論仁的人是沒有的；雖然說不嫉妒不貪求還不能完全實現道，可是他們不知道一輩子既嫉妒又貪求而能夠談論道的人，是沒有的。對此，我不敢苟同。）「清」，潔身自好。「忮」，嫉妒。「求」，貪求。

第四段，作者總結以上的論證，用自己的語言來闡述「博學於文」和「行己有恥」的兩條根本主張。按作者的說法，「言恥」為做人的根本；而不從古人那裡去追求廣博切實的知識，他的學問就是「空虛之學」，從而再次批判了那些空談性命的迂儒。「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我所認為的聖人之道是怎樣的呢？是「廣泛地學習各種文化知識」，是「持身有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從個人以至於天下國家，都有學習方面的事可言；從子與父、臣與君、弟與兄、友與朋以至於他們之間的出入、往來、辭受、取與，都有廉恥方面的事存在。）「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廉恥對於人關係十分重大！聖人不以粗衣劣食為恥，而恥於百姓平民不能接受自己的恩惠，所以講：「天地萬物都備具於我，我則應反躬自省，要求自己真誠純一。」）「惡」，粗劣。「匹夫匹婦」，普通男子和女子。「被」，受。「澤」，恩澤。「反身」，反省。「私」，私下。「起」，啟發。

「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啊！士如果不先講求廉恥，則是沒有道德根基的人；不愛好古代的文化典籍而且學識廣博，則是空虛之學。以沒有道德根基的人，而講空虛之學，我看他們即使天天追隨侍奉聖人左右，但距離聖人則愈來愈遠。雖然，這不是我所冒昧陳辭的，姑且將微小的管見，私下講給志同道合的朋友，以求得大家對我的啟發。）

《與友人談學書》把讀書、做學問視為與自己品德節操相關聯而密不可分的問題來對待，從哲學、人生觀高度來闡述問題，真為高瞻遠矚，視野寬廣。本文揭露和批判了明代以來脫離實際的空疏學風，提倡為學應「經世致用」，以徵實為本，主張博學多識和重於氣節操守的砥礪，以「博學於文」和「行己有恥」為訓。這不僅對扭轉明代以來的不良學風有積極意義，而且開啟了清代經世致用的學風。

本文藝術特點：

一、大量引證儒家權威經典以說明自己的見解作為論據，批判近儒的乖違孔孟立場和思想的人。

二、論證嚴密，行文周到，邏輯嚴謹，論辯性強。第二段的正反對比，「是故」以後，用「夫子所罕言」與「今之君子之所恆言」對比；反過來，又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與「今之君子所罕言」對比，看出兩種思想態度的絕不相同，論辯性強。

由於時代和作者世界觀的局限，該文對孔孟之道全面肯定，並為楷模，言之過分，實為不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