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觀點|杜維明：《大學》與現代大學、批判精神

編Saying：

央視《中國詩詞大會》總決賽中，上海復旦附中高一學生武亦姝憑藉深厚的詩詞底蘊成功奪魁，而日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頒發的《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激發了人們對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意義的反思和重視。講堂將刊發一組主講嘉賓闡述傳統文化意義的觀點稿。

繼昨日刊發復旦大學資深教授姜義華（第88-3期講堂嘉賓）對中華文明樞軸的知識譜系、價值譜系、實踐譜系的闡述：《姜義華：儒道法墨思想怎樣體現在國家治理和社會自我治理中？》。今日刊發新儒家代表、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先生（第58期講堂嘉賓）的觀點：從《大學》來談現代大學的功能和使命，以及大學具有的批判精神。

2012年11月25日，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哈佛大學亞洲中心資深研究員杜維明（第58期講堂嘉賓）做客文匯講堂，主講《仁的反思：面向2018年的儒家哲學》

今天所講的「大學」,不是university的大學，而是「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中的「大學」，所以是一個歷史的回顧和未來的展望。

全球視野中，現代大學該具備哪些傳統

在這個視野上，探討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大學的傳統。這個「大學」不僅是文本，也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這個「大學」的理念。中國傳統的大學指從早期的政府發展出來的官學，有太學、國子監，一直到元代時的成均館（韓國現在仍有）；而在西方現代大學出現後，也一直在探究大學理念。所以今天的討論以中國傳統為主，並配合著德國英國的各種大學的傳統。

大學是什麼？特別是二十一世紀，沒有人質疑的是大學首先必須為社會服務，social service。社會的含義很廣，包括企業，包括政府，包括民間各種組織。如果起不到服務社會的作用，那這個大學不應該存在。從國家來講，何必花納稅人的錢來支持大學？這個無可爭議。但同時又非常現實而且非常不正常。

基礎學術研究的傳統來自德國大學：只為追求真理，如量子論研究

在傳統的中國，或者在傳統的西方，除了社會服務之外，大學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個是做基礎學術研究，這確實很接近今天的大學。這個傳統來自德國，十九世紀幾乎有名的大學全在德國，美國唯一的兩個學校，也都受到德國的影響。當時這些常春藤聯盟，都是訓練培養教職人員的，所以要學希伯來文、希臘文、拉丁文，沒有什麼現代意義上的大學。那時代大學的代表就是洪堡大學，北大也是受洪堡大學的影響的第一個研究型大學。西方在德國才有Seminar的概念，我們今天泛稱席明納，席明納是費孝通翻譯的,「席」是席地而坐的「席」，「明」是越辯越明，「納」是海納百川的納，所以叫「席明納」。我最近把那個席字改成學習的習。Seminar的意思就是要出成績，出學術成績。而這個學術成績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任何社會貢獻，但是它是真正為追求真理而研究，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基礎研究。比如，尼爾斯·玻爾的量子論研究，從哥本哈根學派出來的時候真是任何用處都沒有，只是追求真理。沒想到，一兩百年以後，整個世界因為量子論而改變了，這是一個很有名的例子。假如不做基礎的科學研究，那就不是大學，這是德國當時的一個觀點，柏林大學、洪堡大學，包括後來的芝加哥大學都是這樣。

傳統西方基礎學術研究大學的代表德國柏林洪堡大學。

第二個作用是文化傳承。對於大學的作用，社會科學傾向於忠於社會，基礎科學會說做基礎研究，那麼人文學科來就會要純凈文化。只有大學才有最好的圖書館，才有一批人通過精細的考據來研究一個字應該怎麼念，一句話應該怎麼理解，這些都是普通完全不會去了解的。這個傳統以前在修道院，即基督教的神學那裡完成，現在留給現代大學了，就是文化傳承。

培養人才，即「養士」和培養批判精神是大學的另一層任務

第三項任務，就是要培養人才，中國的傳統叫「養士」。什麼叫人才？絕對不可能就是專才。大學到底是培養人呢，還是學做人呢，還是像職業訓練所一樣培養一批有特殊專才的人？很明顯，university的觀念不同於professional school，職業訓練所訓練的專業人才和大學培養的人才是不同的。大學培養的人才不僅僅是專家，而是一定要有領袖才能，也就是說能夠讓學生全面發展，這才是大學的傳統。其實現在美國值得中國借鑒的不是常春藤聯盟的那些名校，也不是很多州立大學，而是精英小大學，liberal arts college, 就2000人。有名的精英小大學，在國內大家都不太知道，但是在國外影響很大，因為美國的精英，嚴格地說，大多數是來自於這些學校，哈佛最好的研究生也就來自於這些學校。那些大學裡面有好多老師，他不要出版，他不要發表論文，不要成為大學者，他就是一個好的教授，他的目的就是教大學生。在英國的牛津和劍橋，這個傳統還在維持。在很多美國的好大學，他們的學生都住在一個校區，如同現在的香港中文大學，像新亞書院、崇基書院、逸夫書院也用這個方式。

書院制度是香港中文大學獨特的一種制度，現有成員書院為：崇基學院，新亞書院，聯合書院，逸夫書院，善衡書院，晨興書院，和聲書院，伍宜孫書院和敬文書院。圖為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

第四點，在儒家的傳統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學是培養批判精神的，這批判精神不僅是政治批判，也包括文化批判、社會批判。批判精神不可能出自政府本身，也不可能出自企業界出自媒體，而是一定要出自大學，大學沒有批判精神就不是大學。

所以一個現代的大學除了作為一個能為社會服務的單位以外，它要能夠繼承傳統，它要做最基礎的學術研究，它要培養人才，而且一定要有抗議精神。

《大學》三綱與現代大學的使命

我覺得《大學》這個文本的三綱——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對現在大學理念有啟發意義。

「大學」要培養自我人格、為所有人、有終極關懷

現在的「大學」，如果要面對未來，第一個就要建立獨立自主的人格。明明德的意思是修身，人要站得起來。我說培養學生就是培養一批有志趣，能夠站得起來的人。也就是孟子所謂的「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可奪也」。他要做第一等的人，而第一等的人就不是一個專家學者、一個政治人物，不是一個職業，他要做一個能夠自己繼續發展的人。所以第一個，是自我人格的建立，這個是核心。

第二個，新民。我們不管講新民還是親民，就是它的社會性。我們現在越來越講民本，《孟子》就很強調民本。它的社會性就是為了所有的人，不是為了少數的精英，不是希臘哲學，不是希伯來的神學。我們是「無恆產而有恆心」的人。我們的工作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為了階層的利益，為了職業的利益，是為了所有人的利益。這就是新民和民本。

第三，「止於至善」的最高的理想就是精神性，也是終極的關懷。我們人之所以成「人」，它的終極意義是永恆的。這就是儒家的宗教性。以前傅斯年做台灣大學校長的時候規定《孟子》是大一國文，所以他說過「沒有念過孟子的就沒有資格做台大人」。我們現在在北大推進念《大學》，聽說大概百分之五的學生聽說過這個「大學」，就是好幾萬人就沒有聽說過。香港城市大學的校長几年前跟我說，他問十幾位大陸的理工人才，「你們有沒有聽說過朱熹，沒有，我們知道誰是朱德；你們有沒有聽說過理學，沒聽說過理學，我們知道物理學。」我想，聽過孔子孟子的有，聽過董仲舒的就少很多，聽過朱熹的可能更少。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漢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義哲學家

從孟子的視角來看，任何人要有主體性、民本、歷史記憶和千秋萬世觀念

不管怎麼樣，我認為從孟子來看，任何一個人應該具有以下的幾種資源：第一是主體性，也就是孟子所講的「先立乎其大者」，也是陸象山和陽明講的「立志」，一個大學生作為精英，他有為自己創造充分發展的條件的義務和責任。第二是民本，他的服務的對象是所有人，不僅是中國人。第三要有歷史記憶。孟子講私淑孔子，就是有很深厚的文化淵源，也就是歷史記憶。我覺得我們訓練大學生，特別是中國現在的大學生，要讓他有敬畏感。在中國傳統里，天地君親師，有對天的敬重、對地的敬重、對國家的敬重、對真正的權威的敬重。不是一般的權威，而是對於父母，對於師長。假如用日本神道教的觀念，我們的敬畏感不僅對天地，對樹，對草木，對石頭，對美麗的環境，我們都有敬畏感，有一種保護的感情，這非常重要。最後，要面向未來，有一種千秋萬世的觀念。非洲有諺語：地球不是我們祖先傳給我們的財寶，而是千秋萬世的子孫讓我們善加保護的資源。在孟子的學說裡面，一直到後來發展到張載「為萬世開太平」的觀念，為了千秋萬世，不是為了現在。

張載「為萬世開太平「的理念傳承自孟子。他認為知識資源是為了千秋萬世，不是為了現在。

儒家與大學中的公共知識分子

對重要話題進行理性討論並直接影響決策的知識分子，是現代社會所必需

大學要培育公共知識分子，即Public intellectuals，在美國文化中有特定含義，這個觀念在中國現在引起很多的爭議。公共知識分子不是媒體知識分子，不是網路知識分子。在網路和媒體上極有影響的人，嚴格意義來講，在美國就不是Public intellectuals。因為公共知識分子有公共性，公共性是有很嚴格的規定，是要負責任的，如果照中國老傳統說——事實上我覺得應該恢復這一觀點——就是公論，要有公共的有理性的辯論和討論，它要負責任，各種重要的題目都討論，形式多樣，也許通過網路，也許通過平面媒體、立體媒體，但這些觀念形成以後，會直接影響政策，政策不能迴避這些觀點。這才是有公共性的東西，在中國很明顯還沒有出現。媒體知識分子很多，網路炒作很多，真正負責任的公共領域沒有開創。而這個意義下的公共知識分子是任何一個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

參與政治會減少學術研究範圍，所以，如韋伯這樣的學者很了不起

如果要定義，需要如下條件：

第一，他要關切政治。這批人必須關切政治，現在專家學者越來越多，專家學者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性，就是不想介入政治。因為介入政治本身可能就表示你真正的學術研究受到干擾，學術的真誠打了折扣。在嚴格的學術界，你出名、暢銷、成為公共人物，你學術的真誠、學術研究的範圍相對減少，這個毫無疑問的。一大半好的學者，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都是一直在從事他的學術研究，他不會管這些公共事務。可是公共知識分子不能不關心政治，所以在學術界只有一部分人會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絕大部分不能，而且最好絕大多數不要成為，只做學術研究。

第二，參與社會，注重文化，並對宗教敏感（Sensitive to religion）。特別在中國，中國的政治精英、學術精英因為太不理解宗教，很難進入國際討論。在學術領域之外，還要關注公共知識分子的領域，這個工作非常艱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20世紀做了非常重要的考慮，在去世之前寫了兩篇大文章：《以學術為志業》和《以政治為志業》，志業叫calling,召喚，神的召喚，作為一個學者的召喚,或者作為一個政治人物的召喚。韋伯是一個有強烈的學術研究訴求的人，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的心理張力非常大，影響那麼大的人物只活了57歲。在19年中他都不能寫東西，因為太緊張。所以他存留下的全部都是沒有完成的東西。在西方的世界，在現代世界，知識分子做學術的同時，參與社會注重文化是一種張力。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學術研究和參與政治是兩條分途。

儒家傳統一直要求知識分子參與社會，I and we同時出現

可是從儒家的傳統看，這種選擇的本身就違背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最起碼的要求。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必須關切政治，必須參與社會，必須要注重文化還要注重宗教，但是還要從事學術研究。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在學術界這是你的附加價值。你不成為一個像樣的學者，要扮演公共分子的角色，那就放棄了學術；但是你只做專家學者，就沒有那個關切，在公共知識分子領域就失職了。這是儒家最基本的信仰。一個人從來不可能是一個孤立絕緣的個人，而是一個關係網路的中心點。所以用英文考慮，是I and we同時出現，一講I，我就想到是we，I不是一個孤立絕緣的個體或者是一個孤島。他一定要和其他人連在一起，人有社會性的一面，在保持他的主體性、獨立性、個人的尊嚴的同時，他必須在這方面站起來。要為社會服務，公共知識分子的觀念就出現了。

今天的Intellectual這一觀念來自俄羅斯，在沙皇時代，你如果不反政府不反體制，就不是知識分子，所以到今天為止俄羅斯的知識分子是一定和政府劃清界限的。這個傳統直接影響到今天中國的年輕的一批知識分子，只要和政治有牽連你就失去知識分子的風骨了，這個不僅不現實，而且是完全站不住的，美國的知識分子，法國的知識分子，德國的知識分子，義大利的知識分子，中國的知識分子都不是如此。

「士」的傳統：在現實政治中對政治有所揚棄或提出理性批判

中國的知識分子真正講起來就是儒家思想「士」的傳統，這個傳統本身就一定要和現實政治有著密切的關係。認同現實政治，用現實政治的遊戲規則來規範，或者你對現實政治有揚棄的批判但是在現實政治之中，這之間的分別很大，所以中國長期不是儒法鬥爭，是有良知理性的知識分子站在他作為知識分子的基礎上對現實政治提出批判，還是利用儒家各種不同的象徵符號，包括仁義禮智信的象徵符號來為現實政治服務。最明顯的就是董仲舒和公孫弘，公孫弘是宰相，董仲舒是大儒，董仲舒所代表的是知識分子的風骨，他講的神學是限制漢代皇室，形成一個調控系統。而公孫弘獨尊儒術就為漢武帝，為現實政治服務。所以在司馬遷的《史記》里，董仲舒是大儒，公孫弘是曲學阿世的腐儒。

公孫弘作為西漢丞相，主張利用儒家包括仁義禮智信在內的各種不同的象徵符號來為現實政治服務。

今天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和傳統儒家的「士」最接近

為了現實政治放棄一切道德原則，只是為了現實政治而發言的這一批儒者，和有良知理性、對現實政治進行批判的儒者，在中國一直鬥爭到今天還沒有結束，所以凡是有良知理性的學者，他很可能在政治上有很大的責任。比如講在當代的知識界，了不起的思想家馮友蘭，當他在文革寫《論孔丘》時，他就不是知識分子，他就是「四人幫」的寫手。他後來後悔了，說，「我真正的信念的是張橫渠的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放棄了鬥爭哲學，我講和諧。」他要回到知識分子的這個傳統裡面。在我看來，不僅要對他寬容，還要了解他，因為他在學術和思想上確實有著很大的貢獻。

今天知識分子的觀念，在世界文明的傳統中，不是希臘的哲學家，不是希伯來的先知，不是基督教的神父，不是佛教的和尚，不是印度教的長老，就是儒學的士，君子的士，就是孟子所代表的士。今天意義下的知識分子和傳統儒家的士最接近。

北大面臨的任務是重建文化傳統和繼承「五四」的批判精神

所以，在北京大學這樣一個大學裡，我們要重建一個文化傳統，或者中華文化傳統，有些就是重建經學的傳統，這個工作非常繁重。從五四以來，從蔡元培開始就是要廢除經學。儒家傳統有對一個人的全面了解，比如說《詩經》就對一個人的感情的了解，《禮記》對人的社會性，《尚書》對人的政治性，《春秋》對人的歷史性，《樂記》對人的美感經驗，《易經》對人的超越的嚮往，這個全面性被打破,都要回到各個不同的領域，經過幾十年以後的專業傾向越來越明顯，整個傳統就被解構。馬一浮認為國學就是六經，六藝楷定國學，而且六經是和人類的人文學社會科學各方面都有關係的一種學問，他的這條理念正在重建。

其次，北大必須要繼承「五四」的精神。以前的理念因為基於強烈的愛國主義，那種反傳統和反西方結合起來的非常不健康的情緒太強，在傳統文化恢復的過程中，在重建經學傳統的過程中，需要同時能夠繼承「五四」的強烈的批判精神，特別在自由民主人權方面的批判精神。

杜維明的領帶上印著朱熹像，在身後的哈佛辦公室里工作了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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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來源|選自微信公號《精神人文主義》SpiritualHumanism 杜維明先生在廈門大學鼓浪嶼林文慶故居紀念講話《大學：公共理性與公民社會》（2012年12月15日）刊發時有刪改。刪改、大小標題均為李念

圖片來源|文匯講堂工作室，其餘網路

微信編輯|袁聖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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