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之美，美在人情

文學之美，美在人情

陳勁松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關於「情」，清人張潮曾在《幽夢影》第七卷中提到：「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現代國學大師林語堂則在《生活的藝術》一書中表示，「如果我們沒有『情』，我們便沒有人生的出發點。情是生命的靈魂，星辰的光輝，音樂和詩歌的韻律，花草的歡欣，飛禽的羽毛，女人的艷色，學問的生命。」依我看來，此處所言「情」者，人情之謂也。無論是張潮，還是林語堂，何以不約而同地對「情」如此倚重？蓋因「情」能給我們以內心的溫暖和活力。因此，如果說文學是人學，我以為其中必定有著人生感悟和人情流露之意。

事實上，對於人情之悲喜或冷暖的書寫，一直是中國文學的不傳之秘。遠自《詩經》開始，經漢樂府，再到唐宋詩詞，中國文學（此時的文學形式以詩歌為主）都將描寫人情百態作為重要闡述內容。晉代陸機首倡「緣情」說，文學特徵及功能遂由先秦兩漢的言志載道轉而表現人情。宋元以後，隨著小說戲曲的興起和繁盛，這種文學精神又在小說中得以繼承弘揚。明清以降，具有濃厚中國韻味的人情小說更是得到了極大發展。魯迅在講古典小說時就認為《紅樓夢》乃清代之人情小說的頂峰。及至近代，龔自珍、王韜等人進一步提出「尊情」說。步入現代，魯迅等人和文學研究會則明確提出「人的文學」口號和「為人生而藝術」的文學觀，將人、人生、人情等要素上升至文學的主體。建國後，巴人（王任叔）在1957年1月號的《新港》上發表了《論人情》，錢穀融也在1957年7月號的《文藝月刊》上發表了《論「文學是人學」》的文章，一致肯定人性與人情在文學中具有無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因而，追溯古今傳統即可知曉：文學之美，美在人情。何謂人情之美？「人情美是文人通過文學作品來發掘人的生命中已然存在的真善美，表現人之本性、人之常情，展示本真之美、自由之美。此類作品思考觀照的對象是人的內心世界，所引起的情感共鳴也源自於觀眾或讀者對靈魂或內心深處的反思。」明代戲曲《牡丹亭》里，湯顯祖竭盡全力突出一個「情」字，「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故事中，杜麗娘帶著青春萌動之「情」揭開序幕，此處的「情」，即封建統治者所謂的天理、人倫之外的人類自然情感和李贄所謂的「童心」。杜麗娘對於愛情的大膽而自由的追求，無疑散發著人情美的光芒。被譽為「人情小說之頂峰」的清代小說《紅樓夢》，其打動人心之處，也在於它描繪了一種優美的曠世人情。現代文學中，魯迅和沈從文均善於在作品中表現人情之美。魯迅的《社戲》和沈從文的《邊城》，將自然美與人情美緊緊融為一體，令人感動之餘深深為之陶醉，「那點正直、樸素的人情美」（沈從文語）堪稱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當代文學中，善於表現人情美的作家同樣不乏其人。孫犁的《荷花澱》，通過對普通農民的生動刻畫，挖掘了蘊藏於他們身上的人情之美。而李準的《黃河東流去》位居第二屆茅盾文學獎之首，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這部作品著力表現了生活中的人情美，讀來猶如一幅感動肺腑的人情風俗畫。此外，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茹志娟的《百合花》和汪曾祺的《受戒》等，都可視為表現人情之美的經典之作。新時期以來，路遙和鐵凝等作家承繼了表現人情之美的中國小說傳統。在《平凡的世界》中，「至真至純的人情之美無處不有，無時不在」。正是這種至善至美的人情展示，才能引起讀者感情上的共鳴，從而使作品產生了動人心魄的力量，並體現出獨特的審美價值。鐵凝的《笨花》，通過笨花村人身上表現出來的堅韌、平和、智慧、寬容和友愛，「讓塵埃里開出人情美的花來」，「父子之情、婆媳之情、鄰里之情、朋友之情，等等，讓我們看到了瀰漫於世俗生活中的人情之美」。

哲學家康德曾說：「美是道德上的善的象徵。」作家孫犁也說過，「凡是偉大的作家，都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毫無例外的，他們是富於人情的，富於理想的。」他認為文學的主要職責應該是「反映現實中真的美的善的」（孫犁《文學和生活的路》）。由此不難看出，在文學作品中書寫人情之美，不僅體現了文學作為藝術的道德追求，更體現了作家內心的善良、寬廣和溫潤。不過，值得反思的是，當下的中國文學似乎熱衷於書寫人性之惡與人性之丑。正如作家曹文軒在《混亂時代的文學選擇》一文中所寫到的：「中國當下文學在善與惡、美與丑、愛與恨之間嚴重失衡，只剩下了惡、丑與恨。詛咒人性、誇大人性之惡，世界別無其他，唯有怨毒。」批評家謝有順也不無憂慮地指出：「二十世紀以來，小說多寫黑暗、絕望和惡，並且寫得驚心動魄，這種來自人性深淵的力量同時也粉碎了作家對世界的信心——他們再也無力肯定一種健全、有信念、充滿力量的人生了。」在他看來，中國當代文學慣於寫黑暗的心，寫慾望的景觀，寫速朽的物質快樂，唯獨寫不出值得珍重的人事。「值得珍重的人事」，不正是塵世間善良的人心與可貴的人情么？倘若文學不再書寫高遠的天道人心，小說不再表現溫暖的俗世人情，文學便難以產生擔當道義的重量，小說便難以達到撫慰人心的高度。因為「文學的不二之法表現在小說中，就是小說作品中所透出的文學性，就是作家用審美的、藝術的眼光對生活、人心所做的投視和探索，並且將這一投視和探索用專業的表現技巧進行的再現。小說注視的是人、是人心。小說是對人心進行的一種儘可能的深度探索。」進而言之，人情是人心的反映，人心是人性的表現。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文學最觸動心靈的地方、最能體現重量的東西，其實就是一份純真溫馨的人情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寫出了愛情之美；「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寫出了友情之美；「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寫出了親情之美；「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寫出了鄉情之美。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的經典之作，也無不豐饒地表現出俗世的人情之美。今天，當我們重溫魯迅的《故鄉》、朱自清的《背影》和史鐵生的《我與地壇》時，當我們細讀余華的《活著》、格非的《人面桃花》、賈平凹的《秦腔》時，我們會感動，會讚賞，會體味，皆因其字裡行間流露出值得珍重的人世之情。因此，如果說，我們當前的文藝作品缺乏感人的力量，根源在於缺乏人人所能感同身受的東西，即缺乏出於本性的人情之美。

由此我想起了作家賈平凹在一次講話中所談到的。他說：「中國文學最動人的是有人情之美，在當下這個人性充分顯示的年代，去敘寫人與人的溫暖，去敘寫人心柔軟的部分，應是我們文學的基本。」他進而指出：「關注社會，關懷人生，關心精神是文學最基本的東西，也是文學的『大道』」。因此「我們的目光要健全，要有自己的信念，堅信有愛，有溫暖，有光明，而不要筆走偏鋒，只寫黑暗的、醜惡的，要寫出冷漠中的溫暖，惡狠中的柔軟，毀滅中的希望。」賈平凹的這一席話，對於廣大文學寫作者尤其是小說家而言，既可看作善意的提醒，又可視為鄭重的勸勉，以此喚起文學寫作對於人情之美的接納和吸收，形成一種健康、溫暖的小說寫作倫理，進而恢復文學應有的重量，抵達小說應有的高度。

「魂兮歸來，我們文藝作品中的人情呵！」

（注:本文發表於《齊魯青年文學報》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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