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中亞的地緣政治

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中亞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而此後明顯的動向是，中亞愈來愈引起各方關注。從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角度看，中亞是其樞紐地帶，是繞不過去的樞紐地帶。

一、地緣政治的十字路口

中亞從來就不是安靜之地。早在一百多年前，英人麥金德提出「心臟地帶」（Heartland）、「世界島」（WorldIsland）和「樞紐地帶」（PivotArea）概念，並以經典的三段論構建了自己地緣政治的「陸權說」：誰統治了東歐，誰就主宰了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就主宰了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就主宰了全世界。麥金德的這一名言集中體現了「心臟地帶論」的思想，其中的EastEurope，字面上是「東歐」，但包括了中亞地區。這一理論使人們聯想到位於歐亞大陸兩端之間的廣袤地區。此論經常被引用，以證明中亞地區的重要地位和闡述大國博弈的歷史。如，張文木先生近日撰文說「中亞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中樞」，並以一百多年來英帝國、蘇聯和美國受挫於阿富汗為例斷言，這裡「也是世界霸權的墳墓」。或許有人以為阿富汗不屬中亞，而對此有異議。

其實，關於中亞，不同政治或學術背景的人士都有不同的認識，甚至其指說地域都不大相同，目前比較多地指向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烏茲別克和土庫曼五國，即中亞「五斯坦」。但我這裡傾向於將阿富汗斯坦列入，是為「六斯坦」，因為這一區域最大的河流———阿姆河———南北兩岸在歷史和文化上從來是無法分割的。在遙遠的古代，巴克特尼亞（阿富汗）、索格地亞那（阿姆河與錫爾之間的「河中」地區）與健陀羅（印度河流域）一帶同為居魯士波斯帝國、亞歷山大馬其頓帝國、塞琉古國、安息國、薩珊國的東方邊省。貴霜帝國、帖木耳帝國和莫卧兒帝國代表著這一地區最輝煌的歷史。貴霜帝國以富縷沙（今白沙瓦）為首都，與東漢、波斯安息國、羅馬帝國是同時代平行的歐亞四大古國。帖木耳是突厥化的蒙古人，他以撒馬爾罕為國都，領有北迄鹹海、裏海，南抵印度洋和印度、小亞細亞的龐大帝國。他死後，其子定都今阿富汗的赫拉特，即《明史》中的「哈烈國」。16世紀，帖木耳六世孫費爾干納王巴布爾被南下的烏茲別克人所驅，退往喀布爾，在復國絕望之際轉戰印度，一不小心建立了印度史上著名的「蒙古王朝」———莫卧兒帝國。而烏茲別克布哈拉王朝的領地一直延伸至阿姆河南岸，至今興都庫什山北麓還是塔吉克人和烏茲別克人的天下，普什圖人則主要聚居在興都庫什山南麓。

如果不是一百多年前大英帝國與沙俄帝國在阿姆河一線划出一條帝國的邊界，那麼，今日阿姆河以北的「五斯坦」與河之南的阿富汗又能有多少區別呢？樞紐，在某種意義上又有十字路口之意。當今阿富汗正處於兩個十字路口：

其一，從地緣看，如前所述，它是西亞，但又不是西亞；它是南亞，但又不是南亞；它是中亞，但又好像不是中亞。更準確地說，它在中亞通往西亞和南亞的十字路口，或者地處中亞、西亞和南亞的十字路口。

其二，自1979年以來的三十多年中，它經歷了太多的苦難，2014年起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聯軍終於開始撤出，阿富汗將持續處在恐暴肆虐的黑暗中還是走向民族和解的十字路口，中亞及周邊人民對此既擔憂，也充滿希望。

二、三國四方「演義」

近代以來，中亞地區從來就是大國博弈「演義」的場所。19世紀下半葉，大國博弈的主角是大英帝國和沙皇俄國，至此世紀之末，南下的俄國與北上的英國終於在阿姆河劃定了各自的領地。蘇聯時期，阿姆河以北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南部轄區，在政治經濟發展上與阿姆河以南地區相去愈來愈遠。20世紀80年代，蘇聯悍然出兵阿富汗，雖然打下了阿富汗，卻非但未能有效控制該地，還深陷其中，幾乎被其拖垮而不得不撤兵。1990年蘇聯瓦解，哈薩克等「五斯坦」獨立，中亞地緣政治格局為之一變：它再次成為大國「演義」的聚焦之地。今日，在中亞地區能發揮較大影響的大國主要有美國、俄羅斯、歐盟和中國，即所謂的「三國四方」。

三、美國的願景

雖遠在地球的另一端，但作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總以為自己的國家利益遍及全球各地。當蘇聯一解體，美國就想方設法地要打進中亞「五斯坦」：

1992年美國出台了《自由促進法案》（TheFreedomSupportAct），其要點是非核化、自由和民主，這是華盛頓頒布的涉及中亞戰略的第一份文件。

1997年美國頒布了《絲綢之路戰略法案》（TheSilkRoadStrategyAct），其戰略目標是，遏制俄羅斯，保證美國的能源和實現美國價值觀。

其實，在中亞各國獨立的頭十年，美國除了將中亞各國納入「北約和平夥伴計劃國」外，在中亞還真插不上手。

2001年，美國本土遭遇「9·11」襲擊，受到沉重打擊，美國民眾也由此在心靈上受到巨大的創傷，但此次襲擊也給美國進入中亞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

2002年，美國以「持久自由行動」之名發動了阿富汗「反恐戰爭」，在俄羅斯的默許下美軍史無前例地「空降」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等地，建立了軍事基地。

美軍進駐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在當地推動「民主化」，從2003年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後蘇聯空間策動所謂「非暴力」的「革命」。

2005年春，吉爾吉斯斯坦發生的「鬱金香革命」顛覆了阿卡耶夫政權，但這場所謂的「非暴力鬥爭」雖一時轟轟烈烈，卻並未如華盛頓所願，至少中亞並未出現它所希望的情況，特別是烏茲別克毫不留情地關閉了美軍基地。

華盛頓就不得不調整政策：美國國務院南亞事務分局（SouthAsiaBureau）進行重組，將中亞國家的事務包括在內；提出「大中亞計劃」 （GreaterCentralAsiaPartnership,即GCAP）概念以及要求獲得南亞區域合作。

美國學者弗雷德里克·斯塔爾（S.FrederickStarr）在《外交》雜誌上撰文，對這一計劃作了理論上的闡述。其要旨為：

所謂的「大中亞」是將中亞五國與阿富汗捏合成一個地緣政治板塊，以「重建阿富汗」為號召，將大中亞整合為華盛頓主導的廣袤地帶。

其架空上海合作組織的意向，是怎麼也掩飾不住的。但美國的這一計劃並未得到官方的公開認可，也不成功。

奧巴馬就任後，美國又提出了「新絲綢之路願景」（NewSilkRoadVision）。2011年7月，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里在訪問印度時第一次提出這一概念，隨後美國做東，在紐約召開27國參加的絲綢之路部長會議。

其所謂的「新絲綢之路願景」，旨在打造以美國為主導、以阿富汗為地區樞紐的中南亞地緣經濟版塊，實現中亞地區在經貿上與俄羅斯、中國的「剝離」。

從這點上看，它不過是2005年「大中亞計劃」的2011版。不同的是：它糅合了大中亞和大南亞，區域上加上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南亞國家。

此外，它避開當代「中亞」一類的地緣政治概念，取「絲綢之路」之古名，盡量淡化其政治意圖。古老的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走向的商貿之路，而它所謂的「新絲綢之路」卻是南北方向的，有點不倫不類。

它雖然命名為美好「絲綢之路」的「願景」，卻是在歷來東西走向的絲綢之路橫插一杠，且至今也不見成就。2014年，奧巴馬政府不得不從阿富汗撤兵，美國在中亞的影響力明顯式微。

四、俄羅斯的聯盟

一百多年前，阿姆河以北地帶成為俄羅斯帝國的領地，後來又成為蘇聯的一部分。

「五斯坦」獨立建國已二十多年矣，但俄羅斯的許多政治家還情不自禁地以為那是他們的「後院」。與美國和歐盟不同。

俄羅斯在這裡有許多抓手和可操作的平台：獨聯體（СНГ），獨聯體集體安全組織（СНГ，ОДКБ），還有2015年1月1日正式啟動時「歐亞經濟聯盟」（ЕАЭС）。

有批評說，這是重新蘇聯化的開始。事實上，當年全民公決的相關記錄是有案可稽的，蘇聯解體之時，不是中亞人民不要「聯盟」。

而是俄羅斯的民族主義無情地拋棄了中亞民眾，可是緩過神的俄羅斯愈來愈認識到包括中亞在內的後蘇聯空間對於俄羅斯的重要性。

特別是2008年格俄衝突後，普京、梅德韋傑夫都強調：「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俄羅斯也在一些地區擁有特權利益。這些地區都是與我們有著友好關係的國家所處的地區。」

「特殊利益區」（сферапривилегированныхинтересов）概念的提出表明：俄羅斯已明確地將包括中亞在內的獨聯體地區視為自己神聖不可侵犯的「勢力範圍」，俄羅斯的「帝國情結」還是根深蒂固的。這在中亞國家似乎隱隱地引起某些不安。

有俄羅斯專家警告：俄羅斯與中亞國家已「不在一起」（Невместе），「隨著各種勢力進入中亞，俄羅斯領導人如果不根據中亞局勢的變化作出合適的政策，那麼俄羅斯將失去在中亞現有利益和地位」。

中國有的專家卻以為，「50年之內，中亞國家不可能擺脫俄羅斯」。有位哈薩克學者認為：近年，哈薩克不是去俄羅斯化，而是更加俄羅斯化。

他解釋道：哈薩克與俄羅斯有著漫長的共同邊界，要與兇狠的熊處好，就必須同熊抱得更緊。這位哈薩克學者談論重新蘇聯化問題時說，蘇聯解體，在普京看來是歷史的悲劇，但在中亞國家看來是「獨立」的節日。

可見，中亞國家一些精英人士對俄羅斯是愛恨難說而又離不開的複雜心態。2014年，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組織的關於俄羅斯中亞政策的專家報告，相對低調地將俄羅斯在中亞的利益定義為：

我們採取的是自我保護政策。在我看來，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俄羅斯還是中亞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外部因素。

五、歐盟的計劃

歐盟離中亞不遠。歐盟中亞事務代表處官員承認：

歐盟與中亞的關係向來較弱，它的中亞戰略模糊不清，立場不清楚。歐盟委員會於1995年通過題為《歐盟對中亞國家戰略》的報告，但是相關的夥伴關係與合作協議條款長期未有實質性落實。

2007年6月，歐盟推出新版的中亞戰略文件《歐盟與中亞：新夥伴戰略（2007～2013）》，歐盟的新中亞戰略定位於能源和交通合作、安全、民主價值觀。

2008年5月，波蘭和瑞典的外交部長在歐盟外長會議上首次提出了一份描繪與歐盟東方鄰國發展地區夥伴關係的路線圖，提議得到了熱烈回應——歐盟委員會受命對「東方夥伴關係」構想進行更詳細的研究，並擬在2009年6月的歐盟峰會上提出，但由於格俄戰事而擱淺。

2008年9月1日，在歐洲委員會緊急會議上，通過了有關加快籌備該計劃的決議。俄羅斯方面對歐盟這個計劃十分反感，認為「東方夥伴關係」計劃是歐盟為在原蘇聯地區擴大影響力而推行的最具野心和進攻性的一項計劃。

其實，歐盟所有計劃聚焦中亞兩個方面———能源、交通與民主、人權，前者實，後者虛。事實上，歐盟方面是現實主義的。它最感興趣的是鋪設由裏海經土耳其的傑伊漢石油管道、納布科天然氣管道，並一直在這一線推動歐洲—高加索—亞洲交通體系（TRACECA）建設。

總之，歐盟的新中亞戰略、「東方夥伴關係」計劃，都是歐洲進軍中亞的工具、意向和方案，但迄今為止，影響有限。

六、中俄關係與上海合作組織

中亞是中國的近鄰，當中亞國家宣布獨立之際，中國是首批承認的國家之一，並與之建立良好的雙邊關係。

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和發展過程中，中國與中亞相關國家增進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中國與俄羅斯是上海合作組織最重要的成員，中俄在中亞發生關係，很大程度上是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框架內的。

許多學者，包括中國學者在內，認為上海合作組織是由構建一種安全機制起步的，但它的發展擴展到經濟和文化領域就更有堅實的基礎。對此，一些俄羅斯學者並不以為然。

B.B.米赫耶夫就認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一體化合作問題在於，除中國之外，該組織的成員國均是獨聯體國家。

因此，一方面，宣布創建上海合作組織統一經濟空間的思想，是對獨聯體經濟一體化的重複；另一方面，這意味著號召獨聯體國家與中國實行經濟一體化，而這個問題在可預見的未來是不可能實現的。」

還有人認為：「越來越明顯的是，主要的政治和經濟好處都被中方獲得，中國沒費太大氣力就得到了一個新的重要的地區安全體系平台。」

事實上，上海合作組織本身就是中俄密切合作的重要平台。俄羅斯學者也說：「俄中在上海合作組織相互支撐，這樣第三個對手———美國就無法介入。

因為這種平衡對兩國都有好處：使俄羅斯在與西方的爭執中有強大的「支撐」；使中國有獨一無二的機會擴大自己的影響。」

還有俄羅斯學者認為，中俄在中亞有很大的合作空間，兩國各自的方案基本上具有互補性。兩國需要盡量協調並加強在中亞的合作，以建立避免摩擦的「安全帶」。

2015年6月，總部在倫敦的非政府組織「更安全世界」（SAFERWORLD）出了一份長達1.5萬言的研究報告，題為《中亞的十字路口》，認為：「俄羅斯目前似乎仍然是中亞地區最主要的外部力量。」

「俄羅斯並未掩飾對中國經濟崛起和軍事現代化計劃的擔憂。」「俄羅斯無法對抗中國的經濟活動，所以希望通過擴大歐亞經濟聯盟來重申其在中亞的地位」。

這些年，俄羅斯方面比較重視這一問題，有專家分析，「俄羅斯在中亞的利益受到來自中國、美國和穆斯林世界三個方面的威脅」，但認為「中國在中亞只有經濟擴張，沒有對俄羅斯構成政治挑戰」。

如前所述，2015年1月1日，「歐亞經濟聯盟」正式啟動。吉爾吉斯斯坦於5月加入，塔吉克也將加入。因此，我們在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之時，一出國門便踏入歐亞經濟聯盟地盤，這就首先須與俄羅斯處好關係。

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提出之初，俄羅斯朝野質疑聲不絕於耳，直至索契奧運會期間，習普會晤時方得到俄羅斯方面的諒解。

2015年5月8日,中俄兩國元首發表了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並以上海合作組織為合作的第一平台。

儘管有了這份文件，但中俄方面的理解還是有差異的，比如「對接」，文件上用的是「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опряжение」（合作搭配）。

普京說，「歐亞經濟聯盟與絲綢之路的合作將導致一個共同的經濟空間」，強調的是「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合作）。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俄文稿強調的是стыковка（對接）。

應承認，完全開放包容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明顯排它的歐亞經濟聯盟如何具體順暢對接，是擺在我們面前的超級難題，中俄方面都開始這方面的研究。如伊萬·茹延科（ИванЗуенко）所認為的，這是對俄羅斯的當代挑戰。

目前，就道路相通的鐵路建設而言，如何便利通過俄式寬軌區還是個不大不小的問題。現在還真沒什麼好答案，希望能通過認真研究，務實地解決這些問題。

這裡還要說到，2014年俄羅斯鐵路總裁亞庫寧（В.И.Якунин）先生提出的「跨歐亞發展帶」（Транс-Евразийскийпоясразвития），致力於鐵路、公路、航空、油氣管道、電力、通訊網路以及金融信貸的互通互聯。

當然就交通而言，還主要是那條傳統的西伯利亞大鐵道，但無論如何，一個經濟帶和一個發展帶之對接，似乎有更多的方便。

值得注意的是，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2015年9月27日在聯大講話，提出「大歐亞」（БольшаяЕвразия）概念，即將歐亞經濟聯盟、絲綢之路經濟帶及歐盟整合成21世紀統一的一體化項目，認為團結構建「大歐亞共同體」的時機已經到來。

有意思的是，納扎爾巴耶夫意在整合中俄歐三方，而完全忽略了美國的「願景」。最新的好消息是，據俄新社2015年12月21日報道，歐亞經濟委員會主席赫里斯堅科在歐亞經濟委員會最高理事會擴大會議上表示：目前，中俄雙方政府和委員會正積極開展工作，希望2016年上半年能完全商定歐亞經濟聯盟和絲綢之路經濟帶項目對接的路線圖，並於2016年年內簽署。

總之，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俄羅斯在中亞地區實現深入務實合作，至關重要。

七、何以「近在咫尺，遠在天邊」？

說到絲綢之路經濟帶中亞方向，國內還是有些疑慮。比如說，中國和中亞五國發展經貿關係的前景在哪裡？

目前中國從中亞進口的主要是油氣，在一般製成貿易中，中國出口的多，進口的少。中亞地區除了油氣，沒有什麼可以向中國出口的拳頭產品。如何看待這種局面？

我認為，有這樣的看法，首先是因為對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缺乏更深刻的理解和認識。就中亞五國而言，總人口不到7000萬，其市場容量不過相當於中國的一個中等省區，如果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合作僅僅放在與當地的經貿合作上，好像真沒有多少意思。

問題是，絲綢之路經濟帶要大區域的大合作，旨在打通亞太和歐洲兩大經濟圈，即實現中亞、西亞、南亞，乃至歐洲的幾十個國家30億人口的區域大合作。

我個人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意味著一種大開放的升級，其方嚮應是：貿易由「灰色」轉向正規；經貿方式由單純貿易轉向對外投資，產能轉移。

主體由民企為主轉向民企、國企並進，國有大企業應發揮更重要作用；單一資源性合作轉向資源性與非資源性合作並進。這是多贏的選擇。

這裡是有很多問題要研究，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再者，近些年來，有關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解讀是有問題的，比如以為資源合作就是攫取資源。

看到俄羅斯和中亞地區能源豐富，就以為與之合作的全部內容就是拿那裡的油氣資源，將它們的初級資源產品拿過來，加工成附加值高的產品再賣回去。以這種觀念開展合作，不能給當事國百姓的民生予以看得見的實際好處，勢必不可持續。

再比如，以為經貿就是傾銷產品。改革開放以來，新疆方向對外貿易增長了八百多倍，成績喜人，另一方面的問題是，大量進入中亞市場的中國商品多為低端產品，並淪落在跳蚤市場，須注意：

時至今日，邊境小額貿易仍佔半壁江山，就大有問題。總之，須在觀念上創新，要雙贏、多贏，不要零和。我們應更多地考慮：在獲取當地資源之時還能為當地提供什麼？

在大張旗鼓地進行油氣合作的同時，能為當地最希望的非資源性合作做點什麼？經貿合作是否就是單純地推銷中國產品？能否將經貿從貿易為主適度轉向資本、技術投資，以造福絲綢之路經濟帶相關國家人民的民生？

我們理解上的一些偏差，不可避免地在國際上造成更大的誤解，比如說，這是中國不懷好意的「西進戰略」，中國的「馬歇爾計劃」等等，由此在中亞地區又興起新一輪的「中國威脅論」。近日讀了北京幾位中亞方向重量級學者的筆談，筆談的題目很好———「中亞，近在咫尺卻又遠在天邊」。

如乘南航由烏魯木齊到中亞這些國家的首都和主要城市，也就一二小時時程，比到北京還要近得多，但我們對這些國家的人和事究竟知道多少呢？

如昝濤先生所言：「我們與中亞似乎近在咫尺，但好像遠在天邊。這不只是指距離上的感受，而且還有到那裡的難易程度，同時更是一種文化心態和文明上的隔閡。」出訪中亞國家，也會深感當地人幾乎不大了解中國。這種文化和心態上的不通，應是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大障礙之一。

如何在人心相通的基礎上打造「命運共同體」，是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中之重，或者說，如何與中亞地區人民實現人心相通，至關重要。

八、安全，宗教的回歸

如果說，阿姆河以北的中亞五國「好像遠在天邊」，那河之南的阿富汗還真是遠得不行。因安全問題，南航已不直飛那裡，喀布爾與烏魯木齊之間本不太遠，但須經迪拜或伊斯坦布爾兜大圈子。

安全問題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啟動的最現實的攔路虎。從中亞到中東，都是穆斯林聚居的伊斯蘭國家。近三十多年來，由「伊斯蘭革命」發端，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組織、巴基斯坦塔利班，以至甚囂塵上的IS，極端組織一個比一個極端。

2014年，北約聯軍從阿富汗黯然撤出，阿富汗周邊國家多多少少都在擔心那裡的「恐暴」外溢。而中東北由敘利亞，南到葉門，伊斯蘭「內戰」如火如荼，已亂得不能再亂了。

恐暴與反恐暴、什葉與遜尼、政府與反政府的鬥爭，交叉集中爆發，名目繁雜的聖戰組織、「解放軍」、部族武裝浪跡其間，還有背後的大國運作，已亂得不能再亂。這種勢頭還將繼續，必將對中亞產生影響。

日本學者中西寬說：「雖然『伊斯蘭世界的混沌』已經是國際社會的老生常談，但最近的情況與之前相比出現了質變，可以說是進入了另一個次元的『超混沌』狀態。」此亂不知何時了，五六年，七八年，還是二三十年？

最近與阿富汗朋友在一論壇上面對面地交流，我們談及這個問題。據說，伊斯蘭教是和平的宗教，《古蘭經》是勸善戒惡的好經典，但為什麼伊斯蘭地區恐暴活動愈加肆虐，不得其要領？至於西方在查理事件後以「言論自由」高調應對，在我看來，把傲慢的西方價值觀放在這裡，實在文不對題。

將伊朗「伊斯蘭革命」前後德黑蘭大學生的服飾以及阿富汗戰爭前後喀布爾大學生的服飾作一對比，生動地顯現出伊斯蘭世界的保守化趨勢。而且這種趨勢還將持續下去，還不知盡頭在哪裡，或者說，不知何時有個向好的拐點。

總之，安全問題如未有明顯改善，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建將舉步維艱。我個人認為，問題是，伊斯蘭教一直未解決與政治分離；不被政治利用或被政治綁架的問題。相比之下，阿姆河以北的中亞「五斯坦」，世俗化程度較高，而從阿富汗到中東地區則大有伊斯蘭持續政治化、極端化的不祥前景。

那裡的出路應是，宗教去政治化，復原伊斯蘭教「勸善戒惡」的文化和道德宗教的本色。期待伊斯蘭志士仁人的共同努力。我們注意到，埃及總統塞西近日提出：發起一場「宗教革命」，穆斯林領袖們一起協助打擊極端主義，修復伊斯蘭教在世人心中的形象。對此，我開始有點謹慎的樂觀。

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