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日有無戰事

2013年中日兩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博弈不斷升級，中國海空立體巡航釣魚島引起日本軍艦、戰機的攔截。東亞地區兩個大國之間的緊張對峙，引發了人們關於「中日一戰」的討論，甚至有學者將2013年與1913年進行對比。1913年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2014年呢?當現實撲朔迷離的時候，回望歷史或許是關照現實的捷徑，當時間沖刷掉了事件的塵埃之後，歷史的邏輯才會慢慢顯出輪廓。

　　國際關係學家肯尼思·湯普森指出，「歷史是最好的老師，但是歷史的經驗教訓卻不會顯而易見。」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巴爾幹半島與一百年後的東亞進行簡單類比，只能讓人們帶著有色眼鏡去理解歷史，錯誤的偏好會誤讀歷史，而對歷史的誤讀則影響現實的決策。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人將戰爭的罪責推到了巴爾幹身上，並將其命名為「火藥桶」，而塞爾維亞族民族主義者普林西普的那兩顆子彈被認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原因。一次刺殺行動引爆世界大戰，這樣的解釋多少有些戲劇性，掩蓋了國際關係史發展的脈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回望百年，人們會發現，歐洲國際體系的結構性畸變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所在，1913年的第二次巴爾幹戰爭昭示著巴爾幹半島成為歐洲國際體系各種矛盾的焦點，結構性坍塌將從最脆弱的地方開始。

　　從1870年代開始，歐洲各國開始了殖民擴張的進程，殖民擴張轉移了歐洲國際體系的壓力。短短三十年間，世界已經瓜分殆盡。20世紀初，歐洲各國開始將目光又集中在了自己身上，尤其是1905年俄國在遠東慘敗於日本之後，將擴張的焦點集中到了巴爾幹半島。1908年奧匈帝國吞併波黑打破了奧匈與俄國之間在巴爾幹半島的默契，這意味著巴爾幹將成為歐洲國際體系中最不穩定的因素。1912年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之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幾乎被趕出巴爾幹半島，塞爾維亞、保加利亞成為巴爾幹地區的大國，而撮合巴爾幹諸國結盟的便是俄國，藉助塞爾維亞，俄國擴大了在巴爾幹的影響力。

　　塞爾維亞成為巴爾幹半島上的大國讓奧匈帝國非常不滿，兩國在爭奪出海口問題上互不相讓。雙方都想征服或者打敗對方，對抗的火藥味變濃。然而，如果單純是兩個國家之間的領土或者領海爭奪的話，頂多也只能是一場地區性戰爭，不至於引發世界大戰。而奧匈帝國之所以在薩拉熱窩事件之後迅速開戰，是因為德國成為它的鐵杆盟友，而塞爾維亞背後則是俄國。緊密的聯盟體系讓「單挑」演變為「群毆」，從這個意義上說，巴爾幹不需要承擔一戰的責任，反倒是一戰的受害者。

　　到1913年，歐洲國際體系已經裂變為兩個信奉進攻的軍事集團，維繫歐洲和平的維也納體系也不復存在。維也納體系保持了一種靈活的均勢原則，均勢需要不斷變化聯盟，這一原則已經被緊密的攻守同盟取代。對立的聯盟取代了靈活的均勢，歐洲國際體系失去了往日的靈活性，為了不失去盟友，捲入戰爭也在所不惜。奧匈與塞爾維亞大有「狐假虎威」之勢，可惜的是，老虎也出面了，於是巴爾幹的槍聲變成了世界大戰的炮火。

歐洲國際體系的僵化與德國的崛起密不可分，俾斯麥在任期間努力維持一個以德國為核心的鬆散聯盟網路，以獲得歐洲強國對德國統一的承認。1890年之後，德國崛起的勢頭不減，但是政治家的智慧卻在下滑，就像馬克斯·韋伯所說的那樣，俾斯麥沒有給正在崛起的德國留下一個具有治國能力的政治家團體。虛驕之氣讓德國對戰爭持有浪漫化的想像，以為可以在兩周內橫掃歐洲大陸。

　　國際關係學家斯蒂芬·埃弗拉認為，「德國領導人在1914年夏季的政治格局中也看到了一個短期的機會窗口。在德國看來，6月在薩拉熱窩發生的刺殺奧地利大公弗朗茨·費迪南德的事件作為武裝衝突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巴爾幹的爆發點確保了奧地利將加入德國一邊來反對俄國和法國，而且刺殺事件給了軸心國一個看似有理的戰爭借口，這增加了使英國可能保持中立的希望。」這說明，歐洲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發生了畸變，戰爭觀念也在浪漫化。

　　反觀今日之東亞，僵化的結盟體系並未出現，美國重返東亞並沒有帶來美日韓三邊軍事同盟的整合，雖然美日試圖強化雙邊同盟，但是同船異夢。美國希望以日本牽制中國，而日本則試圖傍美國大腿，維持日本在釣魚島的實際控制。美國雖將釣魚島列入國防許可權法案之中，但並不意味著美國真正會捲入中日衝突，美日之間還沒有達成一種類似1913年歐洲出現的進攻聯盟。美國以總統沒時間為由婉拒安倍晉三的訪美行程，美國深知，過於親密的同盟未必符合美國作為「離岸平衡手」的利益。

　　除了美日同盟之外，安倍晉三的「價值觀外交」未必能夠與東亞其他國家結成遏制中國的同盟。另外，核武器時代，大規模戰爭的破壞性會讓各國知難而退，因此，在2013年，中日之間不會出現戰爭危機，至多是風險管控危機。

　　遙望1913年，也許人們會得出一個結論：戰爭，並沒有想像得那麼容易。

（原文載《中國新聞周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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