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戰爭期間張作霖到底 幹了些什麼?

在目前已經出版的書籍中，關於張作霖在日俄戰爭中的表現，幾乎無一例外、大同小異地延續了1980年常城主編的《張作霖》一書的說法：善於投機取巧、見風使舵的張作霖，在日俄戰爭期間，對清廷的「中立」政策採取了陽奉陰違的態度，對日俄侵略者採取了雙管齊下的手段，在日俄之間做「牆頭草」「走鋼絲」。但近來，我們在翻閱有關原始檔案資料時，卻發現在日俄戰爭期間，張作霖其實有著不同於人們以往認識的實際表現。

「言之鑿鑿」的日方資料

對張作霖在日俄戰爭期間同日俄侵略軍的關係，人們之所以會形成以往的那種觀點，主要是從日文資料中得到的認識：1919年9月18日，《盛京時報》刊登的《民意投票總統的次點之張作霖》中寫道：「……日俄之役，張氏率部投俄軍充義勇隊……」另據《對華回憶錄》記載：1904年12月，日本陸軍滿洲軍司令部翻譯黑澤認為張作霖當時對戰爭的看法，是日本雖然暫時取得了勝利，但最終勝利終究要屬於俄國。因此，他對黑澤等「特別任務班」（間諜組織）人員不抱好感。該書後面又寫道：張作霖對日俄會戰採取旁觀態度，暗中卻給親日派響馬團體以相當便利。書中還採用了日本特別任務班間諜土井市之進的一段日記：1905年2月，當他潛入錦州一帶活動時，……派翻譯中町香桔赴新民視察。三四天後，中町帶回一個身材矮小，其貌不揚的中國人……名叫張作霖。他對日本軍隊抱有非常的好感，表示要直接在少佐面前「立誓援助日本軍」，所以中町偕他面見了土井……

另外，《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也記載：日俄奉天會戰之後，新民當地的日本憲兵認為張作霖有充當俄軍間諜嫌疑予以逮捕，呈請新民屯軍政署長井戶川辰三判處其死刑。井戶川認為張作霖部下頗多精銳的騎兵，可供利用，一再設法向兒玉參謀長請示……使張作霖獲釋。井戶川命張作霖在表示「願為日本軍效命」的誓約上簽字，他捺了手印。

如果僅從《盛京時報》的記載和以上幾條日文資料來看，在日俄戰爭期間，張作霖似乎的確像目前出版的書籍中認為的那樣，是在日俄之間做「牆頭草」「走鋼絲」的。但如果我們從中國方面的有關檔案資料來分析，就會發現實際情況與日本人的說法相去甚遠。

有據可查的中方檔案

翻閱《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我們發現在日俄戰爭期間日本曾照會中國外務部，說張作霖的部隊混在俄國軍隊內，為俄軍做嚮導。該照會稱：「……華歷十二月初九日，在牛庄城西三叉河附近，見有多數中國官兵混在俄隊內——既系新民屯營官張作霖所部——為俄軍做嚮導……」

對此照會，中國方面高度重視，立即飭令奉天當局查明上報。10天之後，新民知府增韞上報說：「張作霖所部……於初十日，調往彰武縣剿賊，至牛庄三叉河距府較遠，往返需時。核其時日，非張作霖之隊可以不辨自明……」這裡，增韞作為張作霖的頂頭上司，在接到上級徹查此事的命令之時，在涉及到如此重大的外交事務面前，親自向上級呈文為張作霖的清白作證，說「張作霖所部絕無為俄嚮導之事」。應該說，張作霖在此事中的清白，由此可見一斑。

之後，為被誣稱為俄國當嚮導一事，張作霖本人也親自給盛京將軍增祺呈文，進行了有理、有力、有據的辯解。他說：「……十二月初九日，彰武縣告急，卑阮向扎附近，及奉到府札即時調齊進剿彰武。嗣接府抄北洋密電，曰……十二月初九日，在三岔河擊敗俄隊之中有華兵混入，為俄嚮導，查系新民張作霖所部……。三岔河系海界，距府南三百餘里，是日邊遠行役尚距彰武北三百餘里，期間六百里迢迢，此誣適以何來？即屬張冠李戴，有天亦難問矣！」在呈文的最後，張作霖甚至不惜以自請辭職為代價來證明自己的清白，他提出：「可否將沐恩游擊隊管帶之差暫行開缺，另委素無外嫌之員以慎中立，沐恩飲喙山林保年自重，報恩當有日矣！」

對於張作霖為自己辯解的這份呈文，奉天交涉局批複道：「據稟已悉。該管帶先期遵調赴彰武縣會剿各情已據新民府增守先後查復，業經據情電達外務部、北洋大臣查核矣。」也就是說，在日本狀告張作霖為俄國人當嚮導這件事情上，奉天交涉局也認定張作霖是清白的。

從張作霖的自辯呈文中我們還得知：1904年，鳳城、海城一帶的中國官員，因沒有妥善執行好清政府制定的「中立」政策，以致授人以口實，導致遼陽知州廖彭被處罰，南路巡防統領李春被裁撤。面對如此近在眼前的前車之鑒，作為新民游擊馬隊管帶的張作霖豈敢以身試法，利用國家的軍隊為日、俄效力？

另外，按照新民知府增韞給上級呈文中的分析，張作霖之所以會被誣陷給俄國做嚮導，是因為「兩國每疑華人為間諜、挾嫌者，動輒假名誣陷。據沙嶺縣會首雲，俄軍嚮導恐系俄招馬匪田玉本之黨羽，沙嶺拒匪甚嚴，與田有仇等語，是三叉河所見華兵顯系馬匪假冒。」張作霖的自辯呈文也分析說：「伏思外人疑念頻仍大有來歷，計經沐恩剿滅巨盜：弓萬里、張海樂……等。其餘孽流伏者均倚外人為護符苟全首領，如現被日撫之金壽山、杜立山、馮麟閣……尤走網之巨匪，銜恨倍深，偶一撥弄遂以大局附孤注之一擲。」

誠如增韞和張作霖所分析的那樣，張作霖當上清廷的營官後，面臨的主要任務就是協助新民府平定當地的匪患。在數次的剿匪過程中，張作霖與眾匪徒之間結下怨恨是在所難免的，他們對張作霖可謂「銜恨倍深」。既然如此，那麼被日本招降的匪徒在其間撥弄是非、胡亂誣陷也就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所以，增韞和張作霖在這裡對此原因的分析應該說是不無道理的。

如果像《盛京時報》所說張作霖曾明目張胆地帶領軍隊先後為日俄效勞，那麼，一方面張作霖沒法向中國政府做交代——他一定也會像遼陽知州廖彭和南路巡防統領李春一樣，因授人口實而受到清政府的處罰；另一方面也說明日本沒必要向中國政府狀告他——張作霖都這麼賣力地替日本政府效力了，日本憑什麼還要告他？

日方資料自相矛盾

既然如此，那日文材料中一再說張作霖曾經在日俄戰爭期間如何為日本服務，又究竟是怎麼回事呢？讓我們先來看看這些日文材料形成的時間和背景。

最早提到張作霖在日俄戰爭期間表現的日文資料是1919年9月18日《盛京時報》上刊登的文章。縱觀全文，關於張作霖的履歷有多處與事實不符，顯然寫此文的人在當時就對張作霖的情況完全是道聽途說、一知半解的。張作霖早在1902年增祺任盛京將軍時就被新民府招安了，這一點在史學界已經形成共識，但該文中卻說是日俄戰爭之後，在趙爾巽總督東三省期間，經增韞周旋，張作霖才率部歸順了新民府。另外，該文說（張作霖）後在蒙邊屢建戰功，升至巡防隊中路統領，旋升總兵任巡防隊中前兩路統領……而實際情況是：1906年盛京將軍趙爾巽對全省軍隊進行了整頓，編成八路巡防營，張作霖所部為右路；1909年1月，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將奉天省各軍的兵力重新改編為五路巡防營後，張作霖被任命為前路巡防營統領。顯然，該文的敘述與事實出入極大，說明了這篇報道的失實性。1919年9月間，正當張作霖在爭當北洋政府副總統期間，《盛京時報》忽然刊登出這樣一篇未署作者大名的失實性報道，把張作霖描寫成這樣一個曾在日俄戰爭中搖擺不定的地方軍官，如果我們說它別有用心，似乎也不算為過吧？因為一直以來，日本在實行「滿蒙政策」的過程中，它都不希望張作霖過多地參與關內事務，而強調張作霖要全心致力於「滿洲」的發展。眾所周知，《盛京時報》是以追求政治利益為目的，是日本設在中國東北的一份政治欺騙性媒體。一旦涉及日本利益，它就會不惜編造新聞，扭曲事實。

另外兩份說張作霖在日俄戰爭期間為日本人服務的日文資料——《對華回憶錄》和《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均寫成於1936年。

正如胡錫年在《對華回憶錄》譯本的前言中所說的那樣：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一舉而佔有東北之後，在侵略者看來，侵略中國的事業，已經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建立世界帝國的前景，也似乎轉瞬在望。這時，正是可以謳歌以往的成果，為進一步擴大侵略作好準備的時機，《對華回憶錄》就是侵略分子總結明治改革至「九·一八」事變為止，約70年間日本侵略中國的一部罪惡史。而本書的編纂者——東亞同文會，實際上是日本侵略集團的別動隊和特務機關。1934年春，該會特在其下設置了一個對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編纂明治維新到「九·一八」事變之間日本侵略中國過程中的大事和「有功」人員的傳記，目的就是要使侵略的「有功人物」「流芳千古」，並以此激勵後人「感奮興起」，「立更大的功業」。

既然這本書是帝國主義分子為鼓勵侵略而寫的，其觀點之反動，某些材料之失實性，也就是可以想見的事情。對此，胡錫年在《對華回憶錄》中譯本的前言中列舉了很多，並進一步指出：書中好多材料，編纂人員都是把極其反動的內容，用貌似客觀的口吻敘述出來，藉以掩蓋真相；或者是把侵略意圖，深藏不露，在外表上不著一字，或者是用迂迴曲折的方法表達出來。總之，本書是完全站在侵略者的立場說話，內容極端反動，因而這些材料不是簡單拿過來就可以用的，而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甄別的。最後，譯者還特別說明：《對華回憶錄》的原著，存在著最重要的技術問題，就是書中引用的材料，不註明出處，無法覆按對校——這就是說，書中即便是所謂的原始材料，其真偽其實是無從考證的。

另外，就如前所引材料的本身而言，前後也存在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對華回憶錄》中說：1904年12月間，張作霖不看好日本，對日本的間諜人員不抱好感；後來又說1905年2月，張作霖對日本抱有非常的好感，並「立誓援助日本軍」——在前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張作霖對日本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

另據《東亞先覺志士記傳》記載：張作霖獲釋後，井戶川命張作霖在表示「願為日本軍效命」的誓約上簽字，他捺了手印。這顯然與《對華回憶錄》中說張作霖表示要直接在少佐面前「立誓援助日本軍」有著明顯的區別，前者看上去是張作霖的主觀意向，後者就變成了張作霖的被動行為了。

《東亞先覺志士記傳》的材料，其實是大體沿用了1919年9月18日《盛京時報》刊登的內容而更有所增加。不同的是《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說「日本憲兵認為張作霖有充當俄軍間諜嫌疑予以逮捕。」而《盛京時報》則說「日俄之役，張氏率部投俄軍充義勇隊，嗣在錦縣為日軍所獲。」在這裡，日本人抓張作霖的原因究竟是什麼？要知道，張作霖本人為俄軍充當間諜和張作霖率部投俄軍充義勇隊，是兩件性質完全不同的事情。

顯而易見，同是日方資料，即便是同一件事，其前後說法也大相徑庭、自相矛盾。這，不禁令人疑竇叢生，難辨真偽了。

更為重要的是，1904年12月，日本滿洲司令官具文向清政府外務部發出照會，要求清政府懲處助俄的張作霖，這件事是確定無疑、有案可查的，而1936年的日文資料中卻說張作霖被日本逮捕後，滿洲軍司令部兒玉參謀長同意命張作霖在表示「願為日本軍效命」的誓約上捺了手印之後，竟然釋放了張作霖。這讓我們無法想像日本滿洲司令官和參謀長在對待張作霖的問題上有著完全不一樣的做法。如果說司令官和參謀長共同決定向清政府發出照會，要求懲治張作霖，那張作霖被捕後何不直接處罰或交予清廷處罰？既要讓張作霖為日本服務，還要讓清廷懲治他，這完全沒有道理可言。因此這兩條史料孰真孰假，已經不言而喻。

眾所周知，日本在侵佔中國東北三省的過程中，不斷地受到了張氏父子東北政權的抵制，因而從本質上來講，日本是一直仇恨張家的，恨他們阻擋了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步伐。所以，日本先是製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張作霖，本想乘亂佔領東北，誰知陰謀沒能得逞。後來又乘張學良駐守北平、東北防務空虛之時，發動了「九·一八」事變，迅速佔領了東北。「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立即佔領帥府，並將帥府財產作為「逆產」沒收處理。由此可見，日本的這些行為始終都是以推翻張氏政權為目的的。

既然日本侵略者對張家懷有如此刻骨的仇恨，那麼日本在1936年的那種背景下編纂這些書籍時，對張作霖早期行為進行肆意偽造和歪曲似乎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吧？反過來說，縱觀後來張作霖和日本交往的全過程，我們可以看出，張作霖並沒有絲毫懼怕日本的感覺。更多的時候，他想要的是利用日本來發展自己，而當真正涉及到國家主權利益的時候，他要麼是力所能及地進行積極的抵制，要麼是採取「推」和「拖」的兩面派外交手段。在皇姑屯事件中，張作霖死於日本之手，應該說是他強硬抵制日本侵略的結果。正如台灣學者吳相湘所說，張作霖作為北洋政府的末代國家元首卻遭到日本暗殺，「可證其對外強硬，不肯喪失主權，致見惡於彼族，此乃真正愛國之表現，蓋棺可以定論矣！」如果像《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記載的那樣：張作霖在表示「願為日本軍效命」的誓約上捺了手印——真有這樣的小辮子攥在日本人手裡，那張作霖的一生豈不是都會被日本人牽著鼻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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