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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精彩:我為國家獻青春,國家要我養孝子

13 「大道」精彩:我為國家獻青春,國家要我養孝子

2012-09-23 08:56:18

現在三四十歲的人,又有多少會相信,退休時,他們能領到自己繳納的養老金呢?就算領到,足以維持一個體面的晚年嗎?莊子說:「壽多則辱」。你會擔心嗎?

按照莎士比亞的說法,人生是場七幕劇,在第六幕,角色已是個瘦削的、穿便鞋的傻老頭了,而在最後的終場戲中,「是再來的幼稚、全然的健忘,沒牙齒、沒眼力、沒口味、沒一切」。我不知道這樣說會不會傷害到那些經濟獨立且內心恬靜的老人,但我想,對大多數中國老人來講,現實終歸不大讓人放心吧。

——《大道周刊》主編馬東瑾語

我為國家獻青春,國家要我養孝子

這是一幅有趣的構圖,我們似乎在兩個老人的臉上看見了他們逝去的青春,當他們因年老而失去勞動能力的時候,誰來給他們體面的生活呢?

摘要:

2011年10月30日,一項名為中華小孝子培養工程的項目在京啟動,計劃用五年時間培養百萬「孝子」。

家庭養老是東方,尤其是東亞傳統的養老形式,中韓日都格外強調「孝道」。而西方卻並不相同,《聖經》當中只是要求兒女要「尊重」父母,而並沒有要求他們應無條件地贍養年老父母。西方人把獨立和尊嚴看得很重,很難接受在自己老了以後,已經不再是「獨立性的存在」而變為「依附性的存在」。成年子女與父母之間只有感情上的聯繫,不負有贍養父母的責任。子女成年後離開父母生活自立,而年老父母則由政府負責供養。

以《聖經》為基礎的文明更多地將孩子的誕生看成是一種上帝的恩賜,父母會欣然承擔起養育孩子的任務,毫無怨言,當子女成年之時,不會覺得花費心血必有所圖。而另一方面,老年人的贍養無一例外都是通過契約、早期捐贈、年老反哺的方式保障個人權益。

德國作為社會保障的發源地,尤其是最初社會保險立法進程中,首相俾斯麥功不可沒。他強調通過國家對自願互助機構和私人保險制度的干預,「國家必須控制和接管所有人壽保險、工傷和醫療保險計劃」。

成年人已經通過稅收為退休、需要贍養的老人支付了養老保險,在這樣的模式下再推行家庭「個人承包」式的養老政策,一定程度上是在將政府的養老職責推卸到普通公眾身上。從家庭養老轉變為社會養老,這幾乎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欄目:封面

福利制度的目的是:子女不孝,老人也有生活保障

摘要:

那些風燭殘年的老人,在年富力強的時候為社會經濟的發展貢獻過自己的勞力和智力,他們交納的稅賦支持著政府的正常運轉。當他們因年老而失去勞動能力的時候,政府有責任以公共財政和公共服務回報他們一個有保障、有尊嚴的生活。

福利制度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呢?不正是即使子女不盡孝道,老人仍然能夠得以獲得有保障的生活嗎?如果老人是否獲得保障,仍然取決於子女是否盡孝,那麼要社會福利制度做什麼呢?社會和國家的責任就此消失,或者說其全部責任就在於敦進子女的孝道,而不需要直接對老人做什麼事情。

這樣的社會福利制度,很省錢,很國粹,很傳統,但很不省心,很不明白有沒有效,最根本地說,很不確定能不能稱社會福利制度?

計劃生育曾宣傳破除養兒防老觀念,說的正是養老有國家,人們並不反對老道,但老人福利問題到底是社會問題還是孝道問題,把老人福利寄託於子女盡孝,到底是要張揚國粹還是節約資金?

秦暉:中國福利特權化必須改變

摘要:

秦暉:似乎一直有那麼一批人總在享受福利,即使現在,北京人也享有遠高於外地人的福利。那麼改革的方向是應該削減這部分人的福利呢,還是應該把這部分人的福利推廣到更多的人身上?

中國的福利發展是博弈的過程。假如我們能夠做到極少的一部分人擁有的最多特權的縮減能夠使得大部分人的福利有所發送,而同時中間那部分人的福利又不受到損害,這當然是一種最佳選擇。也就是權貴享受的福利下降了,但是一般工薪階層的福利並沒有下降,而農民的福利又上升了。達不到這一點,是不是要犧牲工薪階層的福利來滿足農民的福利,我覺得這個問題在民主制度下,不是用一種給定的答案,而是用民主過程中的各種博弈來解決的。

「中國農村老人的自殺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到五倍」

摘要:

民政部公開的數據顯示,目前只有大約1%的老人選擇在社會養老機構養老,其他99%的人選擇在家庭養老。研究表明,超過50%的子女對老人的態度是麻木的,「中國農村老人的自殺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到五倍」。

自殺不僅僅是因為農村老人感到過日子艱難,而是感到了生活的絕望。農村老人不像城市老人那樣,退休有養老金、有醫保,他們不種地就可能沒飯吃,他們的兒女也活得不容易,可能被生活的重擔壓得抬不起頭來。現實讓孝道漸漸遠離農村。

《中國青年報》曾報道,黑龍江一人大代表對農村養老問題進行了一次調查,結果顯示:被調查的農村老年人群中,45.3%的老人與兒女分居;5%的老人三餐不保;93%的老人一年添不上一件新衣,67%的老人吃不起葯……

降低農村老人自殺率,重要的還是建立惠及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制度性養老才是根本問題,才能讓農村老人幸福安度晚年。

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國家欠了兩代人的債,應該負責他們的養老

摘要:

人口老齡化,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政府。現在的情況是,國家欠了「老人」和「中人」的債。這兩代人年輕力壯時趕上計劃經濟,創造的財富除了少許生活費以外都被「必要扣除」了,得到的承諾是「生老病死有依靠」。

但近年來的養老保險改革,總的指導思想是:對勞動者,想方設法讓他們多交錢;對退休者,則想方設法讓他們少拿錢——當下熱議的「延長退休年齡」,就是要讓參保人至少少拿5年錢,同時還要多交5年錢——這樣的改革能「成功」嗎?有研究表明:如果退休年齡推遲到65歲,就可以每年多收40個億,少發160個億,一進一出,養老保險基金就「緩解」了200個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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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為何這麼難

一、 政府對養老投入太少

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中投入社保、醫療、教育等公共收入中投入社保、醫療、教育等公共事業的比例佔到1/4,而美國同期佔到3/4。

二、 對養老金監管不力

這為數不多的養老金還存在嚴重的監管不力問題。全國各地近年曝出了多起社保基金被挪用、侵佔的事件。寅吃卯糧,拆東牆補西牆。

三、 大眾對養老的認識有偏差

很多人認為養老是自己的事,老來困頓怨不得別人,其實我們依法納稅,政府有義務承擔養老的主要責任。

四、 人口眾多,人人安享晚年不現實

儘管我們的GDP已是世界第二,但人均收入依然不高。公允地講,讓每一個中國人享受西方高福利國家的養老待遇,並不現實。國情決定,人人安享晚年目前還做不到。

挪威將國企紅利轉換為全民財富:每年13萬,是最低的養老金

摘要:

與風行西方的私有傳統不同,挪威以公有經濟而著稱,挪威國家石油公司是其中最為耀眼的明星。將主權經濟轉化為全民財富不是挪威獨創,但挪威的政府養老基金位列全球第二。

挪威石油基金主要用作有利於未來發展的投資,每年只許運用基金總額的4%用作政府支出的消費。而這4%是估算出來的基金年回報率,即只消費利息,不動用本金。2006年經歷改組後,挪威石油基金與國家保險計劃基金合併構成挪威養老基金,前者由投資海外獲利構成,後者則來自國內稅收計劃。雖然並不直接參与到養老分配中,但石油基金卻作為挪威政府社會保障投入的保障,是提高福利政策的堅實後盾。早在2002年,挪威用於全民社會保障基金的總支出已達1924.9億克朗(約2233.5億人民幣),占政府財政預算的34.2%,國民生產總值的12.6%。2007年,單身退休者每年的最低養老金為每年113000克朗(約13萬人民幣)。

鄰國日本實行多重養老保障,「國民年金」規定20至60歲的國民強制加入,「厚生年金」則以企業職工為主體也具有一定強制性。在剛則進入老齡化社會,日本就開始搞適老化住宅,讓國民在耄耋之年老有所依,並陸續出台《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看護保險制度》。

中國養老金之困:2008年為例,支出0.89萬億,需求2.8萬億

摘要:

中國目前的養老金情況是:第一,目前能領到基本養老金的主要限於城市裡的5000多萬離退休老人;第二,基本養老金水準並不高,甚至很低。離舒適無憂的老年生活,還差得遠。

要現在所有1.67億老人都領上基本養老金,且養老金能滿足需要,大概要多少錢?按老人人均基本養老金要16800元一年(全國平均計算),則1.67億老人一年就需要2.8萬億。而目前每年基本養老金真實支出才8900億,缺口有19000億元以上!如果假定人均基本養老金一萬一年,則1.67億老人需要1.67萬億,現有的基本養老金體系難以為繼。

勞動力在不可逆地減少,勞動力結構在持續老化,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可脫離現實飛天,那麼未來最有可能是:一,養老金在持續增加,養老金價值不斷縮水,錢發的越多貶值越快。二,養老金增長與物質財富創造適應,是增長緩慢甚至可能更低,老人未來生活更艱難。

欄目:死亡

梅貽琦: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梅貽琦(1889—1962),天津人。1931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一直到他在台灣去世,因此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

摘要:

1948年冬,儘管有學生張貼海報並結隊至校長辦公室和住宅請願,要求校長不要跟隨國民黨南撤,但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還是毅然頂著解放軍圍城的炮火難下,抵南京轉上海赴香港再由法國到美國,直至「歸骨于田橫之島」。

縱觀梅貽琦在大陸的歲月,雖沒有做過不利於共產黨之事,甚至掌校期間盡量給予學生運動中的共產黨學生庇護,但這種做法更多的是為保護學校與青年學生本身所計,並不是說他贊成共產黨與馬列主義。原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晗於1948年底以中共軍代表的身份奉周恩來之命「拘留」函電勸他留下來。梅還是像胡適一樣悄然乘機南去。

據傳,梅貽琦一很要好的友人問他為什麼不留在大陸,他說:「我若留在大陸,只有兩種可能的出路,一是當傀儡,一是當反革命。因為這兩者都不是我願意作的,所以必須離開。」

在梅貽琦心中,一直把國民黨在大陸主掌的中華民國與台灣地方政權連在一起,併當成合法政權,他曾用孟子的話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他與南飛者正是「故國」中的「世臣」的象徵。

他曾想在福建重建清華,但隨著國民黨潰敗,此夢書碎,後來在台灣新竹建立的清華大學,是他這一世臣欲報「故國」的構想的延續。1955年11月,梅離美赴台創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繼而創建清華大學。梅氏一路奔波,最後選址新竹縣赤土畸,1958年,梅貽琦在陳誠盛邀下出任「教育部長」兼原子能委員會主任,次年兼任台灣「『國家長期發展委員會」主席。一連串的職銜和一攤子事務讓他奔波勞累,終於積勞成疾。1960年因腰痛、發熱和肺炎併發症入院,繼而被診斷為前列腺癌,自此開始與病魔鬥爭的生活。

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陷入昏迷狀態,蔣介石聞訊,指示陳誠、蔣經國組織台大醫務人員全力搶救,終告治。享年73歲。

是日中午,台北各電台首傳噩耗,清華校友無不掩面悲泣。梅去世後,秘書整理其入院都隨身攜帶的一個手提皮包,當包打開,所有的人目瞪口呆,裡邊裝的全是清華基金賬目,一筆筆清清楚楚,在場者無不為之感動,睹物思人。梅貽琦沒有任何財產,所有的話都在病床上講完了,沒有遺囑。5月23日公祭,宋美齡親去慰問,蔣介石特頒「勛昭作育」挽額,以旌逝者高風亮節之范。這年夏天,台灣清華大學正式成立招收本科生,同時在校園內為梅貽琦建墓園,取名「梅園」,墓左側建有「梅亭」,園內種植各種名貴花木,構成壯美秀麗的「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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