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衝突與階級意識——當代中國社會矛盾研究

如何認識和分析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社會矛盾，實際上存在著三種路徑： 第一種是「階級鬥爭」的分析方法。它的基本假設和斷定是，社會主義時期的一切社會矛盾，歸根結底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反映，共同的階級就意味著共同的社會地位和共同的利益，後者又進一步意味著共同的社會意願、共同的社會態度和共同的社會行動。在這種邏輯推論下，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的很長一個時期，「以階級鬥爭為綱」定階級、劃成分，來判定人們的政治態度和社會行為，一旦出現社會矛盾激化的事件，就上綱上線，用鎮壓的辦法解決。 第二種是「物質利益」的分析方法。它的基本假設和判定是，社會主義時期的基本社會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形成的原因是複雜的，既有制度建設中的不完善問題，也有幹部的工作作風問題，更多的是由各種物質利益分配中的不恰當、不協調、不公平引起的。所以，最根本的是要從各個社會階層和各種利益主體的物質利益的協調入手來解決矛盾。 第三種是「社會意識」的分析方法。它的基本假設和判定是，隨著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和社會利益主體的多樣化，一些促成社會矛盾和新型社會運動的「社會意識」，並不屬於「客觀階級」的意識，而是屬於「認同階級」的意識，這種「社會意識」產生的社會矛盾和衝突，往往具有「突發」、「快速擴散」和「難以預測和控制」的特點。 歷史和當前的社會實踐證明，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和社會問題，「階級鬥爭」的分析方法，是一種極端錯誤的和帶來極大社會災難的方法；「物質利益」的分析方法，是適合目前大多數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的方法；而「社會意識」的分析方法，是我們還不熟悉，但適合於一些具有現代風險特徵的社會衝突和社會問題的方法。 在研究現實中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時，也有兩種觀察視角；一種是從衝突事件的結果去進行追因研究——事後的研究，這是目前多數研究的理路；另一種是從主觀意識和行為傾向去進行追果研究——事前的研究，這種研究的重要性目前往往被人們忽視。 我們在本文中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前的研究，其基本假定是：客觀的社會結構分層和經濟社會地位，要通過主觀階級認同和階級意識，才能與人們的社會態度、社會行動選擇建立起邏輯關係，這個鏈條的連接規則，就是我們在本項研究中需要探討的主要問題。這也涉及到，究竟是什麼因素會影響中國未來的社會選擇和走向？中國的各種社會力量將圍繞哪些焦點問題重組？這種力量重組將依照什麼樣的規則？ 本文對「中國經驗」的分析，是依據本課題組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①。該調查於2002年11～12月間對中國大陸31個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居民進行了「中國城市居民社會觀念」抽樣調查。被調查對象為年齡在18～69歲之間，共發放15000份問卷，剔除無效問卷後，共獲得了11094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為73.96%。經過近兩年的數據整理和分析，現將我們的初步分析結果和發現報告給大家。為了節省篇幅，我們省略掉具體的數字分析過程②。

一、關於社會衝突的行動邏輯

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在風險社會之前，階級分析的框架，是理解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的最基本的框架。很多西方學者否認這一點，但各種調查結果表明，階級是各種已有的社會劃分中最基本的劃分，是人們判定社會位置、分辨利益差別和選擇認同群體的最方便的途徑。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國家和社會中，民眾對階級的內涵的理解存在著很大的不同。 在對馬克思的階級學說的研究中，關於「階級意識」的研究，一直是一個比較薄弱的環節。人們比較關注階級的歸屬與佔有生產資料、財富和特權的聯繫，而容易忽略馬克思在人們的階級本屬與人們可能的社會態度和社會行動之間建立的邏輯鏈條。 在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一書中，階級分析的基本路徑是把階級分為「自在階級」（Class-in-itself）和「自為階級」(Class-for-itself)。一個以社會群體（social group）的形式存在的「自在階級」，只有通過一個歷史的、認知的和實踐的覺悟化過程，才能產生階級意識，才有可能通過一致的集體行動爭取共同的階級利益。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認為，農民不是一個階級，而是同質的但相互分離的「一麻袋土豆」，因為他們沒有共同的階級意識，也不會採取一致的政治行動。 所以，階級歸屬與人們的社會態度和社會行動之間的邏輯連接，需要一個覺悟化的過程，要經過一個獲得階級意識的中間環節。儘管人們的階級本屬是獲得階級意識的基本要素，但並不是惟一的因素，很多情況下甚至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民族、種族、社會地位、被壓迫程度等等都會上升為主要的和決定性的因素。如中國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統治的革命，其基本力量是農民，因為中國當時是一個農民國家，而大量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投身革命，是由於西方先進思想的導入，形成改革和革命的風潮，特別是在日本侵略中國使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以後，抗日救亡成為主流先進意識。而在德國納粹黨的成員中，工人的比例實際上非常高，這是由於當時瀰漫德國的種族主義社會思潮把壓迫的根源引向種族問題。 在階級問題本身的看法上，韋伯與馬克思的看法其實很類似，他也認為財產所有權的有無是社會不平等的軸心，人們的市場位置（market position）是基礎的社會分層維度。但韋伯從現實生活里看到，在客觀的階級歸屬與主觀的階層認同之間，很多情況下是不一致的，如西方社會中傳統的貴族，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喪失了掌握財產所有權的市場，多數成為破落的貴族，但他們在階層認同上，仍然自視為和被視為社會的上層。所以，韋伯提出社會分層和不平等的形成，除了存在根據財富和收入的多寡來區分的階級維度，還有根據社會地位（社會聲望和榮譽）的高低來劃分的「地位群體」（status group）以及根據權力的差異來劃分的政治群體。韋伯的階級衝突理論與馬克思的衝突理論也極為相似。他認為導致階級衝突的主要因素有兩個：一是低層社會群體成員拒絕接受既存關係模式；二是低層社會群體成員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程度。關於促使群體成員拒絕接受既存關係模式的因素，韋伯認為有四點：首先是權力、財富和社會聲望三種資源分配之間的相關程度；其次是組織社會成員的社會階層結構的狀況；第三是導致權力、財富或社會聲望水平提高的個人流動的頻率；最後是權力、財富和社會聲望三種資源分配之間的差距，因為差距愈大，個人向上流動的頻率愈低，其後果是愈容易導致低層群體成員的不滿。 在社會分層研究領域裡，韋伯的理論是後來發展起來的各種經濟社會地位測量方法的淵源。這些方法及其各種精心設計的社會經濟地位量表，無非是把各種收入、教育、職業等多種影響因素，通過相關係數的分析和加權的方法，測算出一個統一的分值，來描述社會分層的結構。 但是，這些社會分層的方法，都沒有深入地揭示描述客觀分層與主觀階層認同之間存在的真實邏輯關係，也沒有真正概括出具有規則、定理意義的階級階層意識和集體行為形成過程 。造成這種缺失的原因，是社會的複雜性。因為在現實中，決定人們階級階層意識、價值取向、社會態度、偏好、預期和行為選擇的因素是非常複雜的，在一些具體的社會景況、所針對的關鍵問題、大的社會背景以及根本的社會矛盾發生變化和更替的情況下，決定群體社會態度和社會行動的軸心變數也會發生變化，傳統的「階級決定論」（即認為階級歸屬決定價值取向、社會態度和行為選擇的分析方法）就會出現失靈的情況，喪失對現實生活的解釋力。例如，中國近20多年來，在擁護改革開放和對改革開放的方向發生根本質疑這個基本問題的分野上，人們劃分成不同的群體意識、不同的社會態度、不同的思潮派別和不同的行動取向，這種分野所涉及的社會階層認同，常常因改革開放進程中不斷出現的新的焦點問題而發生重組。台灣在「統獨」這一焦點問題上的政黨分野，恐怕根本無法用「階級決定論」解釋。在西方社會，隨著一般民眾所關注的生活問題和生活環境的變化，綠黨、女權主義和同性戀群體等過去的邊緣人群，現在都成為影響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其影響力已經超過了傳統的極左翼和極右翼政黨，很多情況下甚至成為政治格局的決定性變數。西方的政治領袖最激烈的角逐就是大選，而在大選背景下他們最關心的消息是選民意向的變化，競選的高參們都必須是大眾心理分析的高手，比社會學家更清醒地懂得民意形成和變化的規則，懂得「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階級意識在不同國家對政治格局的影響是不同的，瑞典是階級意識最高的國家，擁有全世界最高的工會會員率。直到20世紀80年代，有90%以上的僱員自願參加工會，其勞工階級也持久地支持左翼社會民主黨，從而瑞典成為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類型（Espin-Andersen,1985）。而美國則被稱為階級政治的「美國例外」（American exceptionalism）,勞工政黨從未成為政治主流力量，美國歷史上工會會員率最高的1945年，也不過35.5%，1978年則下降到23.6%（Goldfield,1987:10）。 一些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學者（如葛蘭西、盧卡奇、法蘭克福學派等），把西方現代社會勞工階級政治影響力的降低，簡單地解釋為統治階級的文化意識和話語「霸權」的形成，或解釋成勞工階級的「階級意識」和「社會批判意識」的弱化，或解釋成無產階級「主體意識」的死亡。而一些社會衝突論的理論家（如達倫多夫、科塞等），則看到「共同意識」合法性的減弱、「相對剝奪感」的上升、「不滿程度」的加強、「社會流動的阻塞」等，是引發當代社會衝突的新動因。 實際上，客觀「階級歸屬」與主觀「階級認同」的不一致，在很多情況下是現代社會的一種常態。20世紀60年代以後，西方社會「階級歸屬」與「階級認同」之間邏輯關係的最大變化就是在階級認同上，中產階級這個含義不清而且爭議甚多的階級成為主流性選擇。 萊特（E.O.Wright）是新馬克思主義學者中比較重視中產階級研究的著名學者，他所設計的並被廣泛應用的階級結構調查框架，在不斷修訂後，與新韋伯主義學者高德索普(J.H.Goldthorpe)設計的同樣被廣泛的應用階級結構調查修訂框架幾乎很接近了（Wright,1999;Goldthorpe and Erikson,1992）。1992年許嘉猷等台灣學者運用萊特的調查框架在台灣進行了「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調查問卷，並把數據與美國和瑞典的同類調查數據進行比較研究，結果發現①，「資產階級」（被定義為僱工在11人以上的僱主，僱工10人以下的被定義為小僱主）中，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的，在美國是66.7%，在瑞典是75.0%，在台灣是57.7%；認為自己屬於「勞工階級」的，在美國是7.4%，在瑞典是25.0%，在台灣是15.2%。而「勞工階級」（被定義為沒有自主性的受雇者）中，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的，在美國是54.5%，在瑞典是34.5%，在台灣是41.0%；認為自己屬於「勞工階級」的，在美國是36.9%，在瑞典是63.9.0%，在台灣是52.2%（吳乃德，1992）。 這組數據表明，即便是客觀階級地位有很大差異的人群，他們在對「中產階級」的階級認同上，也大大地縮小了客觀的差距。因為從大眾心理學上來看，人們比較的參照體系是不同的，最習慣的比較參照體系，就是自己的過去和社會地位臨近的階級。在有些情況下，如在收入地位普遍改善的情況下，主觀階級認同的變化軌跡與貧富差距的客觀數據的變化曲線，會出現背離的現象。而且，在一些特定的社會景況中，其他的社會因素，會超越階級歸屬，成為影響階級認同的更重要因素。例如，國家、民族和地區之間的貧富差異，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會超越國家內部的階級衝突，上升為社會衝突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1999年4月1日，微軟公司總裁比爾?蓋茨的個人財富身價在股價狂潮中達到1000億美元，這比世界上除18個最富裕國家外的所有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還要多，相當於全部流通美元幣值的兩倍。（《每日電訊報》，1999年4月8日）1820年，世界上最富裕國家與最貧窮國家生活水準的比率大約3：1，這項比率到1913年增為11：1，到1950年為35：1，現在則上升為70：1。（希布魯克，2002：97）另外，根據世界銀行1997年的一項報告，1960至1989年，全球20%最富裕的人佔有全球總收入的比例，從70.2%增加到82.7%，而與此同時，全球20%最貧窮的人所佔的收入比例從微不足道的2.3%更進一步下降到1.4%。（希布魯克，2002：99-100）另外，根據台灣瞿海源教授1990年主持的第二期第一次「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在影響主觀階級認同的各種客觀分層因素中，籍貫、教育和職業等因素的影響要比階級歸屬大得多。這項調查把階級認同等級分為下層階級、工人階級、中層階級、中上階級和上層階級。僱主和受雇者自認為是「中層階級」的分別為57.6%和49.7%，差別並不太大，但外省人和原住民自認為是「中層階級」的分別為60.6%和25.0%，差別非常明顯。而大學以上教育和小學以下教育的人自認為是「中層階級」的為60.4%和35.4%，專業技術人員和生產體力工自認為是「中層階級」的為60.4%和35.4%。（黃毅志，2002：31）在台灣特殊的景況下，外省人和原住民之間在階級認同和社會態度上的明顯差異，成為目前台灣政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變數。 英國近年來關於政治態度的研究表明，民意形成和變化的原因是非常複雜的，很難單純從階級的歸屬來解釋。有意思的是，現在這個觀點最堅定的辯護者，恰恰是原先階級分析方法的守衛者。英國一項關於社會態度的調查結果還顯示，「階級意識」在民眾的一般理解中，實際上是指「社會衝突意識」，在認同人數最多的「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之間，「社會衝突意識」反而是最弱的，人們對社會衝突感受最強的，是近距離身處其中的「管理者與勞工的衝突」（見表），而且人們的「社會衝突意識」聚焦的問題，也會隨著社會焦點問題的變化而變化。（Savage,2000:39-40）　　表：你對下列社會群體之間的衝突強度有什麼看法？（英國）

它們之間的衝突程度很強/強不太強/不強不知道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48.8%44.2%5.0%失業者與有工業者19.1%75.5%5.5%管理者與工人37.6%55.4%6.9%農民與市民25.5%66.3%8.1%青年與老人35.9%57.7%6.3%

資料來源：Brook,L.(ed.).1992.British Social Attitudes,Cumulative Suorce Book:The First Six Surveys.Aldershot:Gower.p.6.

二、為何客觀階級歸屬與主觀階級認同不一致？

西方現代社會中客觀階級歸屬與主觀階級認同的不一致，是由於現實生活的一些實際變化造成的。這些變化主要包括以下三點： 1．人們在生活方式、價值取向、行為選擇上的「個體主義化」趨向 吉登斯1990年寫的《現代性的後果》和1992年寫的《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兩本書，是他的分析方法發生重大轉折的標誌。在此之前，他1971年對馬克思和韋伯的理論研究、1974年對社會精英的經驗研究，1973年對發達國家階級結構的研究，以及1984年他從階級分析出發提出的最有影響的「結構化理論」，都表明他對階級分析的重視。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後果》一書中認為，現代性社會正在發生一個很大的「認同政治」的變化，就是從以「解放的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為中心的社會轉變為以「生活的政治」(life politics)為中心的社會，前者是獲得「生活機會」的政治，而後者是選擇「生活格調」的政治。「生活格調」（lifestyle ）與「生活方式」（mode of life）不同，它不是群體性的選擇，而是個體主義化的選擇。在過去人們動員起來為改善生活機會而鬥爭時，階級政治具有中心地位，而當惡劣的生活條件得到改善，當代社會出現自反現代性（有預期的現代性帶來未預期的後果）大環境時，人們關注的核心問題轉變為對舊的政治參與模式的局限性的反思，這就需要一種新的政治，即更具有反思性的政治，而階級政治則逐步淡出了（Giddens,1990,1991:241）。這個思想是吉登斯1994年在《超越左翼和右翼分野》一書中系統提出「第三條道路」政治主張的社會理論基礎。 貝克在《風險社會》一書中也有相同的看法，但表述更加清晰。他認為，風險社會到來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當代個體主義化的文化開始偏離既有的階級文化，就像以前在歷史上社會階級曾取代地位群體和家庭而成為穩定的參照框架一樣。現在個體主義文化取代了階級文化的地位，風險社會中自主性的個體成為生活世界裡社會性再生產的單位。不過，貝克解釋說，個體主義文化中心化並不意味著社會結構力量的權力弱化，而是意味著當代大規模社會變遷迫使個體具有反思性。貝克甚至把個體主義化的趨勢稱為人類新的「啟蒙運動」，認為這是個體從社會網路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過程，是民主化過程的繼續，並把個體主義化界定為三重的進展過程：一是「嵌出」（disembedding），即走出歷史既有的社會規範和約定；二是「失去」（lossing），即由於失去了對已有的知識、信念和規範的尊重，也就失去了傳統的安全；三是「再嵌入」（re-embedding），即建立一種新型社會約定（Beck,1992:98,128,130）。 2．社會階層流動的加快帶來社會身份認同的「斷裂」 隨著社會的結構性變化，知識和技術在個人收入增長中作用不斷增強；知識-技術轉化為財富的過程也大大縮短；大企業組織為降低成本而採取的配件「外包」和「定購」策略使中小企業獲得新的發展，現代西方社會2/3以上的新就業機會是20人以下的小企業提供的；網路、生物、文化等新型產業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大量新的社會階層流動機會；彈性工作方式和社會服務的多樣化使個體化工作大量產生，等等，所有這些因素都使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速度加快，並弱化了傳統的組織權威、階層等級和階級關係。另外，市場風險和生活不確定的增加，也使社會階層變動的可能性增加。而生活格調和社會態度的個體化，也在消解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傳統分野。在這種大的背景下，人們的社會身份認同也更呈現出「斷裂」（breaking）的特徵，即他們的「自我認同」和行為選擇與那些傳統的階級歸屬、家庭背景等決定因素髮生斷裂。 3．社會轉型帶來的社會焦點問題的改變使觀念和意識形態「碎片化」 很多學者都看到，西方社會近幾十年發生了非常深刻的社會變遷，這種變化使社會和個人關注的焦點問題不同了，社會衝突不再是圍繞傳統的階級展開，而是在許多過去被忽略的層面爆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薩瓦吉（M.Savage）教授，在他的新著《階級分析和社會轉型》一書中，深刻地分析了當代社會-文化變遷的基本特徵，認為面對新的社會風險，人們的觀念、意識形態和社會生活態度正在發生新的變化，社會關係也在重組，所以社會分析的基本框架也要改變（Savage,2000）。許多學者用「碎片化」（fragmentation）這個概念來分析當代西方社會在社會分層和觀念、意識層面的新變化。「碎片化」的基本含義，就是人們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等各領域的行為策略和社會態度，不再是按照傳統的階級模式分野，而是根據具體的焦點問題產生不同的分野。（Clark and Lipset,1996）例如，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人們政治態度的變化。美國研究社會分層的著名社會學家利普塞特（S.Lipset），當他1960年首次發表《政治人》一書時，根據當時的調查資料，非常強調階級政治的重要性，但到1981年這本書再版時，他根據新的變化完全轉變了看法，並深入地分析了政治選舉中階級影響逐步弱化的原因。根據「阿爾福德階級選舉指數」（Alford Index of Class Voting），在20世紀40年代的政治大選中，如果說有75%的勞工階級投左翼政黨的票的話，那麼大概只有25%的中產階級投左翼政黨的票，但到80年代，數據顯示中產階級中有50%投票給左翼政黨，政黨選民的階級分野非常不清晰了（Lipset,1981）。人們仍然還在談論左翼和右翼，但含義完全變了，出現了所謂新左翼，他們更加強調的是人們關切的實際生活問題和新型社會問題，如失業、社會保障、生態環境、婦女權利、文化多樣化、生活格調、新的社會風險等等，而不再是財產所有權等傳統政治問題（Clark and Lipset,1996:45）。特別是80年以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他們的價值觀念和社會態度「碎片化」的趨向更加明顯，但他們已經成為選民的基本力量之一。 在西方社會學界，特別是歐洲社會學界，近年來正在展開一場關於「階級是否死亡」的爭論。高德索普等一些有聲望的社會學家也都介入了這場爭論，儘管意見分歧很大，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雖然傳統意義上的階級影響在弱化，但階級分析作為一種研究和分析方法仍然是有效的，不過現實確實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必須承認這些變化使傳統階級分析在重要問題的推斷上出現失靈的情況，因此必須根據新的現實變化重新界定和調整階級分析的含義，特別是加強對影響人們社會態度、自我認同、個體行為選擇的新因素的研究。 　　

三、研究中國當前社會衝突意識的七個發現

根據本課題組對中國大陸31個大城市（直轄市和省會城市）1萬多城市居民抽樣調查，我們從各種統計分析和模型推論中概括出以下七個方面的主要結論： 1．階層認同決定人們社會衝突意識和行為取向 人們一般傾向於認為，每個人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決定了其階層認同和階級意識，而後者則進一步決定其社會行動，這是根據「窮人鬧革命」的社會行動邏輯進行的推論。但是，我們的調查和研究結果，並不完全支持這樣一種推論。 共同的階層認同容易形成共同的階級意識和行為取向，這一點在我們的研究中得到證實。在對社會衝突意識的所有解釋變數中，認同階層是最為顯著的影響因素。人們自己的認同階層，更易於形成相對一致的對社會階級階層之間衝突嚴重程度的認識。 調查表明，越是將自己認同為上層階層的人，就越認為現在和將來階級階層之間的衝突較小；而越是將自己認同為最下層階層的人，就越是認為現在和將來階級階層之間的衝突會嚴重。尤其是那些主觀上把自己歸結為社會最低層的人員，更容易出現極端行為。例如，當我們調查社會公眾「在同事或鄰居因特殊事情邀請其參加集體上訪時」所持個人態度時，調查結果顯示，處於認同階層的最低層的被調查者有37.4%的持參加態度，明顯有別於其他階層，說明這部分人群更容易引發各種突發事件，其行為潛藏著較大的社會風險。 這一發現意味著：在現代社會，不是客觀階層中那些貧困的人更容易參與和支持社會衝突。人們日常生活中常常會形成一種成見，即認為客觀指標所標定的貧困階層最容易產生對現存社會的不滿和激烈的社會對抗行動。但本研究發現，客觀階層中的底層在解釋現在和未來「階級階層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