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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散文《畫苑瓊林》

快炙背美芹子收藏 2011/4/12 畫苑瓊林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列強的洋槍大炮,打開了中國封建主義森嚴的壁壘。中國解放前的一百多年是一部蒙受屈辱、喪失主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貧窮和愚昧是文化保守主義滋生的最佳土壤,這是事物的一面。另一面是動亂不安的生活,也會造就一批桀驁不馴的天才,他們的成就有時會超過承平之世嬌生慣養的藝術家,這是藝術和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在起作用。沒有安史之亂,就不會有杜甫的《秋興八首》;沒有南唐的滅亡,也就沒有李後主的《虞美人》;宋代李清照的萬貫家藏不在戰亂中喪失殆盡,就不會有她不朽的《金石錄後序》這篇千秋妙文。近代亂世偏出才人,鴉片戰爭爆發時趙之謙才十一歲,虛谷十六歲,吳昌碩兩歲,任伯年剛呱呱落地。十餘年後,洪秀全於金田村起事,爆發了轟轟烈烈的農民戰爭。現在已經知道,任伯年曾當過太平軍的小旗手,而虛谷不願奉命去打太平軍,削髮為僧,並暗中幫助過太平天國。其他的幾個傑出的畫家也都曾有不同尋常的歷史。震蕩的時代風雲對沉悶腐朽的現實,宛若飈風狂瀾對積垢太久的海面的無情衝擊,是件好事。而天才的藝術家,總是需要一點刺激的因素,方能使其耀眼的光華脫穎而出。 中國畫史上的和尚,真是值得大書一筆的。他們遁入空門之前,都有著一段悲痛凄楚的身世。或因國破家亡,或因厭倦紅塵,他們的一腔孤憤加上蒲團上的靜悟,使其下筆不凡,似得神助。對中國近代山水、花鳥畫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石濤、石溪、漸江這幾位和尚,這倒不一定要感謝釋迦牟尼,應感謝的恐怕是皇太極和李白成,當然還有較早於他們的陳道復和徐渭。對近代人物畫影響最大的應該是明末的陳老蓮。石濤是復古主義的最強烈的反對者,同時他主張師法自然,主張自我個性的表現;他認為「師古人之跡而不師古人之心」的畫家是決不能在藝術上出一頭地的,他要求畫家「搜盡奇峰打草稿」。儘管他的思想和藝術實踐如永夜中的明星,晶瑩皎潔,但是畢竟勢孤力單。和他友善並長他十幾歲的八大山人,在藝術上無疑是其盟軍。八大山人的作品趨向於內省,他激越的情感用最含蓄的蘊藉的方式表現出來,而筆墨的清華無渣滓,一直是近代百餘年來畫家的典範和圭臬。石濤的畫名當時那麼大,但皇家決不收藏他的作品,當時風靡畫壇的則是清初的四王:王時敏、王鑒、王原祁和王石谷,他們「遠法大痴(黃子久),近師文沈(文徵明、沈周)」,以南宗嫡傳自居,筆墨功力深厚,不能一筆抹殺。 中國畫史卜「南北宗」說的創始人是明末的三個華亭人:莫是龍、董其昌和陳繼儒,他們抬高「文人畫」的地位,崇南貶北,視王維、董源、巨然和元四大家黃子久、王蒙、倪瓚、吳仲圭是畫法正宗,而視唐李思訓父子、南宋的劉松年、李唐、馬遠、夏圭為異己。其中董其昌為朝廷重臣,影響最大,又與王時敏、王鑒同為畫中九友的核心人物。董其昌的歷史貢獻並不止於畫史的分類學,他告訴人們什麼樣的筆墨是最好的。受董其昌影響很大的八大山人,便是為史立極的里程碑式人物。我們不能將畫壇後來者的一切過錯,加諸董其昌之身,這是有欠公允的。我們可以認為四王對董其昌缺乏理解,只重古人筆墨而忽視現實生活,必然使自己的創造力凋萎,他們的造就就會遠遜於八大山人;然而就四王本身而言,和他們的後繼者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王暈之後的虞山派,尚有顧叻等一兩個能畫的,而其他三王的婁東派,則筆枯意窘,殊不足道。 以上便是對近百年中國畫來自兩個完全不同方向的影響,那麼,它們影響的後果是什麼呢?無論四王的聲勢如何大,學四王的人如何多,但,南窗下靠古人討生活的畫家成千累萬,都被歷史無情地淘汰了。清代的方薰、黃昌、奚岡、戴醇士輩雖生前名噪一時,而死後寂寞,評價不高。到了清末已如康有為所說,摹古派已「枯筆如草,味同嚼蠟」了。近代如顧壇等人抱殘守缺,在繪畫上因循保守,不過徒興嘲議而已。有詩人諷刺他們不寫生,所作山水巒頭多白,講:「笑他處處巒頭白,不過欺人紙上山。」 前面提到,中國近百年經濟凋敝,民不聊生,但在繪畫上卻出現了幾顆異彩紛陳的彗星,他們是中國古典繪畫精神的代表。他們在技法上薈萃了歷代大師的成果,從畫史先賢的肩膀上,跨越到近代,同時為現代中國畫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們是開拓者、創新者,中國美術史上將永遠有其不可磨滅的地位。 中國繪畫不是孤立的存在,與同時代的學科前進並駕齊驅,乾隆、嘉慶之後金石學的大盛,銅器銘文的譯釋、碑版璽印的研究,在書法與篆刻前豁開一個嶄新的世界,使它們的發展得到新的啟示和養料。此後如鄧石如、包世臣、康有為提倡尊碑,這對中國繪畫用筆的渾厚、古樸,即所謂金石味,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加上自乾隆年間揚州畫派的興起,對近代中國畫的文學性也帶來了有益的影響,中國文人畫成為詩、書、畫、印四位一體的綜合藝術,而且蔚為大觀,應該是近百年的事。 下面,我想從近百年的千百名畫家中選出幾位代表,以談他們歷史性的貢獻。 首先應該提到趙之謙,他是集詩、書、畫、印四絕於一身的大師,在藝術上是革新派的前導。他深惡八股文,稱它「禍甚於坑焚」;鄙夷書法上的館閣體,刺之日「排字為運算元」。而包世臣《藝舟雙楫》中推尊北碑的思想,卻深為他所贊成。他以隸法入楷,又以草法作隸,隸法作篆,變化神奇,令人不可端倪。他將秦金文石刻以至漢代碑版融匯到筆底,使他的書法渾厚朴雅、古風凜然,而在清末一幟獨樹。 趙之謙的篆刻最初受丁敬、陳鴻壽等浙派大師的影響,後來由浙而皖,力挽浙派末流的保守因循頹勢,克服了他們過於方整的陋習,以自己書法的精神傾注於刀鋒,遂使他的篆刻達到蒼潤華滋之境,而成為皖派的巨擘。他復以書法趣味入畫,和他的其他藝術一樣,成了風格新穎、個性獨具的一枝奇葩。他面向生活,曾先後住於溫州、福州等地,繁茂的亞熱帶森林和來自熱帶的奇花異草,他都一一靜攝於圖卷,他所作的《甌中物產圖卷》和《異魚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彼時地的經濟。 吳昌碩是近代對畫壇影響力最大的藝術家,成為領百年風騷的一位宗師,他的藝術本身,由於其內在生命力的旺盛,所以能歷久彌新。在書法上,他自稱「曾讀百漢碑,曾抱十石鼓」和「強抱篆隸作狂草」,對石鼓文的精神氣質,深有穎悟。他又將秦權量、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和李斯嶧山碑的精神溶入石鼓。他不滿足於對一種體勢筆意的精熟甜膩,他在生澀中尋求新的感受、新的趣味。執筆法上他提出「指實掌虛,懸腕中鋒」,這樣,他的用筆自然就沉雄渾厚而又酣暢風動,使丹田之氣,一往如注,直送毫端,近代很少有人能達到吳昌碩那種運斤成風、勢不可當的力度。 吳昌碩的印刻,早年徘徊於浙皖之間,中年以後蹊徑獨辟,不復拘守門戶,他作詩云:「活水源頭尋得到,派分浙皖又胡為?」所以一個有獨創性的藝術家總是要追索源頭的活水,使自己的藝術流水不腐,永葆清新。吳昌碩認為書法是篆刻的基礎,不精書法的運筆,那麼奏刀刻石也很難入門。同時,寫字的章法與印章方寸內的結體,也是同樣道理。吳昌碩既對書法與印刻有了如此深刻的認識,加上他膽氣過人,才情縱橫,在疾如風雷的奏刀下,形成了巨獅搏象的聲威,他的印章有驚心動魄的威懾力,那真堪稱前無古人、後啟來者的大手筆。 吳昌碩二十多歲之後始學畫,愛用大篆或寫草書的筆法作畫。他曾拜比他小兩歲的任伯年為師,任伯年囑他隨便畫幾筆看看,於是他隨意畫了兩筆,任伯年大為驚訝,講:「你將來在繪畫上一定會成名,即使現在看起來,也在筆墨上勝過了我。」這段佳話不只表明任伯年有著辨識英才的慧眼,同時也表現了他見賢思齊而決不妒忌的美德。的確,我相信吳昌碩在線條這一點上超過了任伯年,但論題材的廣泛、構圖的奇絕,任伯年自有不易被別人達到處。從此,吳昌碩和任伯年成為終生的至交,他常對人說:「我生平得力之處在於能以作書之法作畫。」他的作畫用筆,完全是排奡跌宕,力可扛鼎,而他又深入探求大寫意的奧秘,徐渭的清脫瀟洒、八大的精微簡賅、石濤的恣肆天趣、陳道復的淋漓墨瀋,都給他以影響。然而吳昌碩的偉大處,是創造了他自己的蒼莽奇崛的世界,他的一草一木、一竹一石都元氣充沛,不同凡俗,使讀者心蕩神馳、情緒激揚。 趙之謙和吳昌碩都是詩人,這兩位在金石書畫和詩文上都有精深的造詣,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集前賢大成,開一代新風,推動了中國寫意畫的前進,有不朽的歷史性貢獻。 和趙之謙齊名而且影響很大的有任熊(渭長)和任薰(阜長),他們在人物和花鳥畫上吸取了明末他們同鄉的大畫家陳老蓮的優點,而且有所前進,造型上不役於物象,富有裝飾性的趣味,線條的排列和組合也別具匠心。任渭長的《列仙酒牌》、《於越先賢傳》、《劍俠傳》是傳世的白描傑作,直到今天,仍為中國高等美術院校作為學習傳統技法的範本。任渭長的學生任伯年堪稱青出於藍,他是近代一位無所不能的畫家;論金碧輝煌的工筆畫,他有《群仙祝壽》等鴻篇鉅制,令人嘆絕論縱橫揮灑的潑墨,他有《八仙圖》、《鍾馗》等傑作;論工寫結合、渲染勾勒,更畫過無數的作品。他的人物肖像畫大大發展了元、明以來的傳神寫照之術,為他同時代所有人物畫家如錢慧安、程璋、沙馥、倪田等人所望塵莫及。 和任伯年同一年在上海去世的虛谷和尚是近代的一位怪才,他的線條愛用焦墨,蒼中見潤,顯然受明末清初弘仁和尚漸江、垢道人程邃等人乾裂秋風、潤含春雨的用筆影響。書法也勁秀雋永。尤其他的造型和色彩,純屬他個人有感而發,絕不甘從俗沉浮。他畫面個性的強烈,體現了他品德的崢嶸,是近代最富新意的一位大師。 清光緒年間有一位被文人士大夫不大看得起的畫家吳猷(友如),其實他敏銳的觀察力和細緻的表現力超過了當時所有的畫家,只是由於他不是文人,作品當然是帶有新聞性和傳奇性的市民文風。魯迅先生除對他畫西人決鬥,在室內至有把花瓶打翻一點以為他缺乏知識外,其他如畫上海灘之無賴潑皮、勾欄妓女、煙花老鴇,魯迅先生則以為惟妙惟肖。他的名作有《吳友如畫室》、《點石齋畫報》和《飛影閣畫報》,成為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動寫照,當然他也適應了上海小市民的趣味。總之,他給我們留下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妙趣橫生的社會相、眾生相。 民國以後的畫家應注意嶺南畫派的高齋(劍父),高(山+翁)(奇峰)和高劍僧三兄弟。三高繼承了嶺南居廉、居巢的銳意創新精神,而又克服了他們的市井習氣和小家作風,採用中、西法融為一體,擷取日本畫構圖清新的優點,使嶺南畫風走向空靈、深遠之境。比民初同樣嘗試中西融合的吳石仙高明得多。高氏所作的花卉、動物有高度寫實的本領,十分逼真生動。 我的姑祖陳衡恪(師曾)是近代眾口皆碑的一位畫家,他是大詩人陳散原之子,又是大詩人范伯子之婿,家學淵源自不待言,他精於書法和篆刻,作詩更稱大家,他的畫有那麼多的學問墊底,所以出筆高雅,清雋可喜。他的用筆除去吳昌碩之外,很少有人能與他比權量力。 我最後談一下大家所熟知的黃賓虹、齊白石和徐悲鴻這三位大家。齊白石與黃賓虹同年生,這兩位是中國近代畫史上劃時代的大畫家,都屬於大器晚成的類型,倘若天不假年,使他們不能享高壽,那恐十白是兩位一事無成的人。黃賓虹五十歲前致力於臨摹,功力極深而絕無意境,甚至陳腐而迂闊;五十至七十,他才深入山川自然,使他的藝術起死回生,雖不能擺脫前人窠臼,但略有轉機,始有自己一點眉目。七十之後,他如夢初醒,八十之後他把深厚的功力和豐富的見聞、無數的寫生稿熔煉出筆墨蒼潤、興會淋漓的畫風,把三百年來沉寂的山水畫推向前進,所以八十歲才開始他藝術的旺盛的青春。他在畫論上亦有所樹建,有《黃賓虹畫語錄》、《畫法要旨》等行世。他也是一位詩人,為「南社」中之佼佼者。他的書法力追金文,自稱「妙悟一波三折,便是從鐘鼎中來」。他作畫用筆如錐劃沙,可染先生稱其有春蠶食葉之聲,足徵他力透紙背,功力深雄。他亦擅刻印,也是從浙而皖,對秦漢古印搜集甚力,有《賓虹草堂藏印》行世。 齊白石恐怕是近代中國在世界上最負盛名的大師,同時也是中國畫家裡最有獨創精神的闖將。他出身於農民家庭,自己當過雕花木匠,廿七歲才找到學畫的老師,有幸見到一時名流如王間運、樊樊山諸人。他一生經歷過種種離亂,1919年後定居北京,其時他五十六歲。他已經五齣五歸,足跡半中華,有了豐富的生活閱歷,也有了相當深厚的傳統基礎。他下筆很像八大山人,以簡少冷逸為宗。當時陳師曾勸他不要步前人後塵,「畫吾自畫自合古」,要大膽地革新。經過十年的踟躕,至六十七歲,他不顧毀譽,決定「衰年變法」,其天才方得以昭於當世。他反對摹古不化、但道古人姓名的畫家,對後進也提出「學我者生,似我者死」的警世之言。當然,齊白石在藝術思想上也偶有反覆,本來變法是件了不起的好事,但他又寫了一首糊塗詩日:「冷逸如雪個,游燕不值錢,此翁無肝膽,輕棄一千年。」似乎價值規律逼得他改變畫風,而他又不能堅守信念,致使他不能流芳千古。其實他果真冷逸下 去,才會輕棄一千年呢。這一點上齊白石還是要感謝陳師曾。在造型上,他 繼承了石濤「不似之似似之」的名言,提出「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太似 為媚俗,不似為欺世」的主張。他的畫淵源於青藤、白陽、八大、石濤和揚州八怪;書法早年學魏碑、二爨,得力於李北海和金農亦不少印章則脫胎於浙、皖,力追趙之謙,再上溯秦漢。印人中面目最有個性的就是齊白石了,他學秦漢,但又說「秦漢人,人子也,吾儕,亦人手也」;他又刻「見賢思齊」和「不知有漢」兩印,適足以表示他既崇敬古人,又有超越古人的氣魄。齊白石亦能詩,雖達不到意蘊深沉、一唱三嘆之境,但也有清新、詼諧處,有《白石詩稿》行世。 徐悲鴻先生是近代中國的大藝術教育家、大畫家。他少年時從父親徐達章學中國畫,臨摹《吳友如畫寶》,二十年代初赴法國學西畫,1927年回國。他一生致力於教育事業和革新中國畫的運動,對中國畫主張「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繪畫之可采入者融之」。他自己的畫,既有中國傳統的筆墨,又有西洋畫素描的因素,但決非生吞活剝,而是洋為中用,自成面貌。悲鴻先生的畫格調高雅,境界空闊,似訴他平生的所有感世悟時的悲懷,從他逸足騰騁的駿馬,我們可以想像他追逐光明的願望。他善良、博學,他的人品正如他自書的聯語「獨持偏見,一意孤行」,決不會苟合取容、與舊社會黑暗勢力妥協,他在藝術上或有偏激處,但正是他的真誠可愛處。 已故的潘天壽和傅抱石、李苦禪、陳少梅,當今的蔣兆和、梁黃胄、李可染、張大千都有可觀的成就,就不一一詳述了。 縱覽百年來的中國繪畫,雖有沉淪的一面,但是總的潮流依舊浩蕩。中國繪畫的前進,必須按照自己民族的方向,尤其到了近代,書法的因素對繪畫的滲透,使中國畫論中「骨法用筆」的原則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線條表現力的高低永遠是中國畫高低的準繩。中國畫一直主張師法造化的現實主義原則,也為所有革新家所堅持,離開了深入生活的實踐,一切技法再好也會失去生命。近代西學東漸,擴大了中國畫家的視野,然而中國的文化傳統實在太豐厚,不容易被改造,更不可能動搖其基礎,只可以在充分認識它的前提下順勢推移,適應它本身的發展規律。同時,中國畫的革新,決不意味著中國畫越來越接近西洋畫,那就是數典忘祖。中國的土地和氣候幾千年培育的種子,可以在改良的土地上生長得更好,而不是更換種子。 1982年秋於抱沖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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