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超限戰」中和平崛起：針對中國特點的大戰略（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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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軍防務報告 報告號：KFDR201067 自「超限戰」中和平崛起：針對中國特點的大戰略 美國「小規模戰爭」網站 托尼·科恩 著 天火 譯【導讀】文章介紹了大戰略的定義，認為美國需要針對中國特色的「超限戰」制定自己的大戰略。文章通過對戰爭本質和權力轉移理論進行深入分析，結合當前世界形勢總結了戰爭的發展趨勢。文章認為在當前形勢下，發生物理戰爭的可能性逐漸降低，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各種「非動能」戰爭，如金融、政治、媒體等。在東西方兩種不同的戰略觀念下，美國應該放棄克勞塞維茨的觀念而針對中國特點制定自己的未來大戰略。戰鬥力量只是大戰略的一個工具，大戰略需要依靠運用金融壓力、外交壓力、商業壓力和道德壓力來削弱對手的意志......，與戰略不同，大戰略還有很多內容需要去探討，去了解。——利德爾·哈特《戰略》正如許多觀察家所指出的，21世紀初的中美對抗，與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德對抗非常相似。因此，國際關係學術界內一致認為中美關係將是未來數十年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問題。但這個重要的雙邊關係在其推動力和最終結果上卻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在面對「衝突是否難以避免？」這個問題時，三種流派（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結構主義）都非常謹慎，分別提出一個悲觀和一個樂觀的看法。顯然，對於當前這個最熱門的話題，任何預測都是毫無意義的。對於外界觀察者來說，最感到不解的是樂觀主義者和悲觀主義者對衝突和戰爭都持相同的概念，似乎「衝突」是個不言而喻的概念，而「戰爭」卻是一個超越歷史範疇的定義。特別是對「權力轉移理論」持支持和反對兩種觀點的人們都不顧中國戰略文化的獨特性和過去50年全球的三種發展趨勢——「重大戰爭」的減少、軍隊「可替代性」的降低和「戰爭」本身的變化，而對「重大戰爭」的起因、時間、強度和後果爭論不休。相比之下，軍界認為當前不可能出現「需要集中兵力應對的戰爭」。從「九·一一」事件以來，美國國內的戰略觀點就充滿了「戰爭」的論調，似乎對戰爭的各種描述層出不窮：非常規戰、不規則戰、不對稱戰、邪惡戰、犯罪戰、第三種戰爭、非三位一體戰、新型戰、反擊戰、人民戰、三街區作戰、第四代戰爭、混合戰、網路戰、叛亂、全球游擊戰、經濟恐怖主義，還有信息戰、金融戰、資源戰、法律戰、網路戰和混合戰。顯然，很少有戰略家同意英國魯伯特·史密斯將軍的「戰爭不再存在」觀點。雖然常規戰、國家對抗、軍隊對抗、戰爭等概念不會很快消失，但是戰爭一詞目前充滿了「迷霧和矛盾」。美國戴維·巴諾中將近期坦白承認：「在相對確定的冷戰時期之後，我們的部隊目前在沒有戰爭概念的情況下行動，我們正在竭力尋求一種衝突的『統一原理』，以此組織和推動軍事條令和戰術、採購和研發、訓練和組織、領導人培養和教育、材料和武器、人力和晉陞政策等，取代依然在軍事各個方面中佔主導地位的冷戰結構。目前尚未出現一種達成一致見解的衝突原理來推動這些重要因素髮展。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大量不同的觀點導致了難以達成專業性一致的結果」。因為缺少一種「統一的」戰爭理論，目前強權國家如美國等軍事分析人員都採用「防禦性現實主義」情報政策，達成各軍種之間最低程度的一致。美國在過去三年最大的成果就是總結出了「混合威脅」的概念。弗朗克·霍夫曼上校和內森·弗雷爾上校將這個概念推進一步，「混合威脅」強調戰爭中物理和心理因素的綜合，常規戰與非常規戰、動力和非動力、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之間的模糊界限。人們在提及「混合性」的時候，常常忽略地緣政治因素，這也是為何直到今天我們還只是局限於「混合威脅」這個辭彙，還在忙著應付有關混合戰的邏輯問題。相反，修正主義國家，如中國的戰略家都更傾向於「進攻性現實主義」情報態勢，制定了一套「統一的」戰爭原理，雖然這種原理依然同中國的戰略文化有關，但是其中戰爭中的動能因素已經不再佔據主要地位。與這種原理關係最近的例子就是1999年發表的、由喬良和王湘穗撰寫的文章《超限戰》。簡而言之，「不由自主地將軍事行動認為是支持戰爭的主要手段，這種思維已經過時了。利德爾·哈特也注意到了這點。他主張利用『間接性手段』來選擇敵人防守最薄弱的地方和以敵人最想不到的行動方式進攻。雖然戰場不斷擴大，包括了政治、經濟、外交、文化和心理範疇，各個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讓人更難以將軍事因素作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手段。戰爭會在非戰爭領域中開展，如果我們想要在未來贏得勝利，我們必須要為這種情形做全面準備，也就是說，準備好發動影響一國各個方面的戰爭，這種戰爭很可能不是以軍事行動為主」。如上面引用的語句，同德國戰略家魯登道夫的「全面戰爭」相比，「超限戰」的概念與英國戰略家利德爾·哈特的「大戰略」概念更加相近。這種情況下，不僅非動力手段比動力手段占的地位更重要，而且常見的形勢不再是全體動員，而是各種因素互相結合。另外，雖然發動戰爭的方式在原理上是「不受限制的」，但是後果卻是受限的。如兩名上校明確警告：「不要追求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的目標」。「超限戰」一詞雖然容易理解，但是它並不是「中國用以摧毀美國的主要計劃」。同樣，它也不是迫使中國軍官開放思維的一種智力測試。在當前環境下，「超限戰」的最好定義是：一種可以讓崛起中的大國受益的「注射了類固醇」的作戰模式，換種說法，就是一種在軍事力量應用逐漸減少的時代進行「全面冷戰」的計劃藍圖。「超限戰」是一種「試驗性」的概念，它在中國相關機構中的重要性依然有待確定。雖然有人認為「超限戰」只是四種軍事思想流派之一，但是深入研究會發現，「超限戰」不僅代表著其他三種流派的精華部分，而且橫跨其他三種流派。這個概念在政界內也造成了影響，不僅江澤民主席和遲浩田國防部長都曾閱讀過《超限戰》一書，而且胡錦濤任主席就任以來的七年，官方的「和平發展」外交條令和非官方的「超限戰」軍事條令都似乎存在著矛盾之處。2003年，隨著官方提出「和平發展」概念，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也支持「三種戰爭」的概念（顯然是受「超限戰」概念啟發），稱「要加強在輿論戰、心理戰和法律戰方面的政治工作」。同年，中國政府啟動了「走出國門」計劃，這是一種新重商主義進攻方式，計劃在國外進行戰略投資的同時，由解放軍組建首個網路戰部隊。中國黑客發動的「巨人雨」（ Titan Rain）攻擊活動讓人懷疑中國政府也參與其中。時至2008年，美國國務院國際安全顧問委員會確認，目前正在形成三戰非動能戰爭：「美國需要更好地理解中國官方『三種戰爭』概念所代表的全面戰略對抗並制定有效反應措施。如果不能積極應對，那麼北京的心理戰、輿論戰和法律戰會讓其在關鍵領域獲得戰略優勢」。2009年，中國迅速發展的金融戰和網路戰能力迫使五角大樓進行了一次重大金融戰演習並在美國戰略司令部建立了一個統一的網路司令部。在《超限戰》出版10年之後，教科書上的二十四種行動模式顯然不如以往明顯，中國的正在利用各種非動能手段如，心理戰、輿論戰、法律戰、金融戰、網路戰等建立其修正主義大戰略。但是在五角大樓以外，「超限戰」依然不為人知。這種模糊概念充斥軍事雜誌和政府報告，而這些都未能提高民間的態勢感知。本文的目的是為了拋磚引玉，彌補美國在「中國威脅」的軍事和學術認知上的差距，同時提高各部門在「超限戰」中的態勢感知能力。權力轉移原理正如將歷史進行概念化一樣，戰爭史的概念化也有兩種方式：線性和周期性。在周期性概念中，重大戰爭被稱作「霸權戰爭」，這種戰爭是在歷史上所有權力轉移時期都會重複發生的現象，如：希臘伯羅奔尼撒戰爭、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其中的兩次世界大戰被丘吉爾和戴高樂看作是「第二次三十年戰爭」。這種歷史的周期性概念是權力轉移原理的基礎，這一原理在2000年《權力轉移：21世紀戰略》發表之後開始風靡一時，它成了分析中美兩國之間對抗日益加深的工具。從表面來看，權力轉移原理的魅力在於：它可以在權力轉移的背景下，形成一種與政治相關的「統一性」戰爭原理。它明確指出，「在所有國際性原理當中，『權力轉移』原理可以最為嚴謹地解釋戰爭發生的原因、方式和時間。另外，它還可以提供有關戰爭損失、強度、持續時長和後果等證據」。經過深入分析可以發現，權力轉移原理的吸引力不在於它理論上的嚴謹性，而是對照一個世紀前英美和英德的力量轉移歷史，這一原理有一種強大的自我表述和歷史性敘事的感覺。簡而言之：「從『權力轉移』原理的觀點來看，美國擁有同英國一樣的政治和經濟結構、自由的民主文化，美國同樣渴望全球的政治、經濟和法律秩序。美國是一個很有滿足感的國家，它相信可以通過對現有系統進行修正就可以獲得自己的利益，而不需要用新的秩序來取代當前的舊秩序。英國人了解美國人所希望的國際秩序，所以它可以接受自己的權力在這種秩序中稍受影響。但是在英德權力轉移過程中，德國與英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完全不同，而且兩者對國際秩序的觀點也不相同。因此，德國自己並不滿足。英國領導人同樣也了解，所以他們不想做太多讓步，寧可接受戰爭風險也不願和平過渡到另一種英國利益受到極大損害的國際新秩序」。不僅這兩種「權力轉移故事」的本身有問題，而且決定重大戰爭的兩個因素——霸權國家之間「權力均衡」和新型強權對現有秩序的「不滿程度」也都存在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在軍事力量影響力降低和不對稱戰略日益增多的時代，衡量「權力均衡」的過程遇到了種種問題。除了官方統計數據缺少透明性以外（中國的實際國防預算預計是官方數字的三倍），美國和中國評估綜合國力的方式也不同（質和量的區別）。權力失衡的情況下，可能會增加計算錯誤的風險和任何一方發動戰爭的風險。「權力轉移」原理所採用的「權力」概念同「均衡」這個辭彙一樣，都是過時的。雖然這個原理對「權力」的定義（權力是強迫或勸說對手遵從自己要求的能力）接近現代事實，但是對權力的評估方式卻有些陳舊：「在『權力轉移』原理中，權力是三種因素的總和，即參加工作和戰鬥的人員數量、經濟生產能力、吸取和集中個人貢獻為國家目標服務的政治系統效率」。軍事權力？與權力轉移理論家不同，中國沒有忘記蘇聯在80年代為了與里根進行軍備競賽而破產的事實。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項目中，軍事現代化排在最後一位，前面分別是農業、工業和科技現代化。更重要的是，「威廉時代德國和中國的主要區別是，德國想要發展與英國相當的能力，而中國卻想要發展不對稱能力」。中國並不想通過建造11艘航母來達到海上權力平衡，而是計劃利用各種不對稱手段，從衛星戰到地雷戰、從反艦彈道導彈到「海洋法之戰」制定封鎖戰略。經濟權力？當今的原理更注重權力轉移的動力，而不再強調「生產力」，並且會更加重視工業和金融的發展。中國想要達到與美國相當的生產力還需要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它的2.4萬億外匯儲備可以決定未來儲備貨幣的種類，這是美國全球優勢的關鍵。軟實力？很奇怪這種權力轉移原理不重視過去二十年中的「權力變化」，而是逐漸增加了對軟實力的強調，中國的概念更接近德國的「民力」概念，而非美國的「軟實力」概念，這更加突出了權力轉移原理中這一讓人不解的疏忽。對於中國來說，「軟實力代表著除軍事和安全領域以外的所有內容，不僅包括流行文化和公關，而且也包括經濟和外交政策，如資助和投入以及參加多國組織等」。第二個問題是，當定義當前秩序下「不滿意程度」時，權力轉移原理在處理「權力均衡」的問題上就顯得比較唯物主義化。如果不能深入考察一國的「戰略文化」和「大戰略」，那麼就沒有辦法評估該國的不滿意程度，而這兩點恰恰是權力轉移原理沒有提到的。戰略文化：如果確實像權力轉移原理提到的那樣，英德權力轉移是因為「德國與英國有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差別」，那麼人們就會注意到中國與美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差別更大。雖然英德對抗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確實是「文化衝突」引起，但是兩國依然屬於同一種文明社會。相反，中國和美國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文明，這讓人認為「權力轉移」原理漠視這種文明差異是為了避免造成與學術界觀點衝突，即塞繆爾·漢庭頓的「文明衝突」。因此，權力轉移原理中缺了兩個關鍵因素。第一，與先前的權力轉移相比，沒有意識到當前國家之間（美國和中國）的對抗發生在更廣的文明轉移的背景中（從地緣政治上來說是大西洋轉向太平洋，從地緣經濟和地緣文化上來說是從西方轉向其他地區）。第二，沒有意識到與歐洲系統不同，傳統的亞洲國家系統傾向於等級制度思維，而非力量均等思維，當前的問題是中國的鄰國希望「力量平衡」的願望有多大。大戰略：按先後邏輯順序來說，任何嚴謹的權力轉移理論的首要任務都應該是，評估何種修正主義大戰略會增加或減少大戰發生的危險，加速或減緩大戰的爆發和終結，對參戰成員會造成什麼影響。通過對這些內容的分析研究，就可以事先總結大戰的發生時間、持續時長、嚴重程度和後果。但是在權力轉移原理的大戰略概念中卻沒有這些內容。權力轉移原理顯然沒有意識到在各個方面保持平等（人口、生產和政治能力）的情況下，英德和美德權力轉移的時間、劇烈程度、時長和結果也會有很大不同，德國的大戰略不就是這樣一種巨大的「錯中之錯」嗎？最後，權力轉移原理一直不能夠在評估「目的」的基礎上來衡量「權力」。你根據這種權力轉移原理，永遠也不會了解中國根本沒有興趣與美國爭奪「全球霸主」稱號，而是更想乘著全球多極化運動來消除「霸權戰爭」的觀點。總之：因為權力轉移原理著重對手段（權力源泉）的研究，它忽視了中國雖然是一個「系統上」的修正主義國家，但是它與威廉德國的方式（戰略文化）和結果（大戰略）都不相同。如此說來，權力轉移原理的賣點在哪裡呢？充其量，這個原理也就提供了一些老生常談的話題，如「當一個對手國家在力量與強權國家力量持平，而它又不滿足現有系統，那麼就很可能發生持續時間較長，烈度較大的戰爭」。這種論調會讓過去三十年一直漠視各種國際關係原理的外交人士也忍不住會說「我早就知道了」。在對可能發生的戰爭發出警告時，權力轉移原理的擁護者都把戰爭看作是一種跨歷史範疇的東西。在2000年發表的《權力轉移》中可以發現，權力轉移理論家們好像都沒意識到對戰爭的討論經過了二十年的發展，也沒有提及在後現代時代「大戰」可能會以《超限戰》中的形式出現。說實話，從十年前出現以來，權力轉移原理的主要觀點就一直認為「霸權主義戰爭」很可能出現，它為那些不相信「歷史會終結」或者「利益協調」導致和平共治的西方觀察家提供了一個警示性的內容。雖然承認核時代從根本上改變了大戰的成本和利益，但是權力轉移原理認為核武國家之間的大戰難以絕對避免。但是它得出這一結論的原因卻是完全錯誤的。因為權力轉移原理沒有提及戰略文化、大戰略、大戰的警示、武力運用的減少和戰爭本身發展的重要性，所以它的說服力有限。因為沒有談及工業和金融動力的差別，權力轉移原理只能作為一種預測性的原理，因此會產生誤導。因為它過高估計了大戰的可能性，它的價值就更讓人懷疑。權力轉移原理中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它對先前「霸權主義戰爭」的過度敏感讓當今這一理論的支持者鼓勵極端衝突形勢轉變為「緩和」的共處。權力轉移原理的支持者提出的政策建議常常近乎愚蠢：「對於中國來說，北約進一步擴張將其納入其中，那麼就可以幫助建立一種和平取代的條件，如此以來，可以降低全球大戰的可能性」。中國加入北約，否則就會發生世界大戰？可能嗎？十年前，全球一度處於「單極化」狀態，在這種雙邊權力轉移背景下考察中國的崛起不太合理。十年之後，我們面臨的後美國世界中，中國的發展會受到東南亞國家聯盟、俄羅斯、歐盟和美國本身的影響，權力轉移原理就失去了邏輯支持。歷史周期性概念本身並沒有錯，中國近年來也謹慎研究強權國家的崛起和衰落。錯誤的是西方社會科學家把歷史做為爭論的工具以及他們對偽科學的迷戀和對研究領域的忽視。新一代的理論家更願意「考慮政策的相關性」，這是一種好的趨勢。但是如果國際關係學者想要贏回他們上一代失去的外交家對他們的信任，他們就必須避免僅僅利用半生不熟的歷史分析來提供愚蠢的政策觀點。「超限戰」的形成軍事歷史一直保持線性發展的概念，在這種概念中，「大戰」常常與特定時期有關，如克勞塞維茨時代，從1792年的瓦爾密（Valmy）到1945年廣島遭原子彈襲擊。對於這一時期來說，西方軍事歷史的主要內容就是逐漸升級的過程，社會動員（從法國大革命開始），工業動員（從美國內戰開始），最終導致了二十世紀的全面戰爭。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從瓦爾密到廣島遇襲期間背後的哲學就是一個漸進的歷史實現過程，也就是克勞塞維茨所說的「絕對戰爭」的概念。軍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從拿破崙到希特勒直到全面戰爭的爆發，這個過程是顯而易見的，在過去二十年中許多學者都進行過深入研究。相反，後廣島時代的發展脈絡並不是那麼明顯。1945年到1989年期間的主題一直是對大戰的警示和小型戰爭的擴張。事實上，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國家之間的戰爭已經不再出現（甚至是非核國家之間也沒有戰爭），而國內戰爭卻較為常見，這種國內戰爭的形式多樣，包括革命、種族、信仰或犯罪/資源戰等。但是大戰/小型戰的說法只能代表一部分現象。還有另外一種可能的形式，但是外交史至今也沒有提及，就是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動能全面戰爭開始轉變為非動能的全面戰略。這種形式的前半部分發展過程，從杜魯門時代的國家安全體制到艾森豪威爾時代的全面冷戰都廣為人知。但是後面的發展過程，也稱為里根時代的「第二次冷戰」，卻只有內部人士能有片面的了解。如國家安全決策第75號指令（NSDD-75）規定的，里根的大戰略實際上就是「超限戰」的雛形，只是具備了美國特色。簡而言之：在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西方戰略家開始分析全面戰爭的不同方面，「經濟戰」、「心理戰」和「政治戰」等概念開始出現在戰略描述中。在修正主義國家如德國，戰略家的目標是尋找更有效的方法，贏得下一次的大戰。因而魯登道夫將軍創建了進攻性全面戰爭原理，這一原理中，政策服從戰略，而戰爭被看作「生存意願的最高表現方式」。權力相當的國家，如英國的目標是贏取和平，避免大戰期間流行的克勞塞維茨意識造成的破壞後果。因此利德爾·哈特的系統性全面重估（戰術、作戰和戰略）間接幫助他形成了「大戰略」的概念。類似魯登道夫的「全面戰爭」概念，利德爾·哈特的「大戰略」概念也造成了戰時與和平時期界限的模糊。但是兩種概念有根本區別，「大戰略」中軍事手段只是一種支持性角色。兩戰期間利德爾·哈特的理論被高估，二戰後他的聲望開始衰落，主要原因是受到理論、歷史和政策影響。原理上與克勞塞維茨不同，利德爾·哈特從未提供「大戰略」的系統性著作。他的原理一直是零散的，分散在1929年到1954年間出版的一系列文章中。歷史上，他的「間接方式」太過於依賴可疑的歷史觀點，如所謂的「英國式戰爭」，這是歷史學家們不願看到的。政策上，時至今日，利德爾·哈特人依然因為他支持「緩和」而被人謹記，但是仔細分析會發現，他的理論性成果接近喬治·凱南的「抑制」理論。二戰之後，西方主流都拋棄「大戰略」概念，開始採用更模糊的「國家安全戰略」概念。隨著第一顆氫彈的出現（1952年），在隨後的十年中，西方的主流戰略爭論開始將重點放在核戰略上面並迅速形成了一種戰略信仰。而與此同時，利德爾·哈特繼續認為間接大戰略在目前更有必要：「氫彈及其試爆都顯示了『全面戰爭』模式和『贏得戰爭』這個目標已經過時。認為原子彈讓戰略失去效用的想法毫無根據而且會產生誤導。原子彈的自殺式破壞力促進了另一種間接方法的出現，這就是戰略的本質」。但是在他《戰略》一書中，只有很少幾頁內容涉及了大戰略概念，他解釋是因為「要全面地分析這個大主題不僅需要更多的內容，而且需要另外撰寫專著，雖然大戰略控制著其他戰略，但是它的原則常常與戰略領域中流行觀點相違背」。在修訂版中，他對間接方法的興趣已經從國家戰略轉變到了戰場戰略。1963年，利德爾·哈特的信徒，法國的安德烈·博弗爾將軍想要利用「全面戰略」一詞重新定義「大戰略」的理論。我們雖然不能對博弗爾的書進行全面評價，但是可以指出其中兩點是毫無價值的：首先，他對「內部機動」和「外部機動」的區別相當於今天對「戰場」和「戰場空間」之間的區別。第二，斯特凡·普松尼的科技戰概念發表以前，博弗爾就提到，「和平時期正在發展一種新的戰略，這種戰略利用『軍備競賽』一詞，它不認為戰爭會出現，競爭雙方都力圖讓自己的裝備性能勝過對手。這種形勢曾被稱作『後勤戰略』。它的戰術包括工業、科技和金融等因素。這是一種間接性消耗，而不是直接摧毀敵人的資源，它的目標是讓敵人落後於自己，給敵人造成大量消耗。一種無聲的、但是明顯的和平戰爭形成了，但戰爭本身是決定性的」。雖然並不是毫無價值，但是博弗爾的成果對於美國讀者來說「太法國化了」。最近似的美國版「全面戰略」可以在1962年出版的《戰爭新前線：政治戰的過去和未來》中找到，該書是由威廉姆·金特納和約瑟夫·考恩菲德爾合著。該書既抓住了艾森豪威爾時代的「全面冷戰」精神，同時也提前一個時代提出了後來喬良和王湘穗撰寫的《超限戰》理論：《戰爭新前線》將政治戰定義為，「一國不直接利用武裝力量而將自己的意願強加給對手國家的衝突形式」。政治戰由外交、國際商務、信息和其他民間機構、政府和非政府機構、軍事活動等組成，當前頻率和強度更高的行動需要一種新的名稱來描述。因此我們創建了許多新名詞，如政治活動、經濟戰、心理戰等。我們把「軍事活動」的範疇更進一步，包括資助外國政府和居民，或者游擊部隊和黨派戰爭等「。金特納的著作沒有引起太多關注，其原因有二。一方面，古巴導彈危機之後，美國戰略家們不再對大戰略感興趣，而是把重點放在了危機管理上。另一方面，隨著越南戰爭升級，大戰略只好給平叛行動讓位。同時，由於70年代社會科學家風頭超過歷史學家，在國際關係原理中經典現實主義就讓位給了機械論結構現實主義，而後者與「大戰略」概念毫不相干。雖然英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但是對大戰略的研究還是被國際關係原理和外交歷史等推到了不起眼的角落。隨著里根時代的「第二次冷戰」到來，大戰略開始從「抑制」轉向了「回擊」。1979年，西方國家的常識認為蘇聯處於進攻態勢，而美國處於衰退階段。1989年，蘇聯轉為衰退，而美國處於「唯一超級大國」地位。里根的「第二次冷戰」應該比艾森豪威爾時代更符合「全面冷戰」的概念。但奇怪的是，國家安全決策指令第75號（NSDD-75）對這種大戰略的戰略研究隻字未提。部分原因是因為「第二次冷戰」是秘密發動的，有些因素到今天依然處於保密狀態。但是大部分原因是因為學術界希望歸功於戈爾巴喬夫，而把里根看作是「在歷史中夢遊」的好萊塢演員。因此在冷戰末期，大部分歷史學家都注重戈爾巴喬夫的角色，而忽略了里根在第一任期間的角色。需要注意的是：學術界將1979年到1985年間定義為「第二次冷戰」時期，是為了說明裡根的「回擊」戰略和冷戰結束之間沒有什麼聯繫。從起到的作用來看，里根的大戰略包括從專利戰到石油戰，從低強度戰爭到「信仰戰」。從地緣政治觀點來看，里根的戰略擊退了蘇聯在中美洲地區的利益、削弱了蘇聯對東歐的控制，迫使蘇聯從阿富汗撤退。里根的戰略不但綜合了橫向的外交、信息、軍事和經濟手段，而且還綜合了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間組織的垂直聯繫措施。簡單來說，里根的「回擊」是超限戰的雛形。但是這裡面有個缺點。從形式上來看，里根的全面戰略非常複雜，範圍廣且非常有效，這個「超限戰」缺少任何的成本效益分析，只能被看作是代價很高的勝利。國內來看，1986年美國一度由世界上主要債權國變成了主要的債務國。國際上來看，美國協助中國和穆斯林國家抵抗蘇聯產生了出乎意料的結果。正如軍事戰略家約翰·阿奎拉近期指出的那樣，因為巴基斯坦為「抵抗俄羅斯佔領阿富汗的叛軍提供了庇護，所以里根不願意過分督促巴基斯坦軍事獨裁者放棄研發核武器的活動。這種錯誤帶來的後果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因為巴基斯坦的非法擴散網路為朝鮮、伊朗和「基地」組織獲得大規模殺傷武器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除了忽略了大規模殺傷武器擴散之外，里根政府放手讓越戰後的美國軍隊進行常規軍事力量建設，而且也忽略了當時已經出現的反恐問題，阿奎拉認為，「這些資金大部分都花在了為參加中歐常規戰爭做的準備工作上，而發生這種戰爭的可能遙不可及，於此同時恐怖主義正在做為一種戰爭形式出現。當里根政府中成員建議組建發動突襲部隊以便對恐怖主義進行先發制人打擊時，這種建議受到了那些傳統主義者的狠狠的訓斥」。簡而言之，如塞繆爾·漢庭頓所說，里根政府是一個建立中國-伊斯蘭紐帶的工具。出於兩種原因，里根的大戰略既不被學術界採納也不被軍事機構認可。從1979年以來，國際關係學術界的興趣從政策決定轉向了原理創建，結構現實主義在冷戰結束以前一支處於支配地位。1979年左右，美國軍方決定專業士兵的主要工作是注重常規戰術和作戰模式，他們還從越戰中得出了錯誤教訓，採用了克勞塞維茨這種沒有戰略的戰爭科學。隨著冷戰結束，戰略概念和「大戰略」思維在學術界和軍界就更是默默無聞了。在軍界一方，卡爾·布爾德在90年代中期提出，「隨著冷戰結束和核對抗風險造成的政治局限性，有人預期美國軍方會出現在戰略思維上的復興。但是這並沒有發生。海灣戰爭和波斯尼亞衝突幾乎都是以作戰和戰術方式解決的。美國軍方的戰略思維似乎躲藏了起來。三十年之前，國家安全領域中戰略思想光芒四射。而在30年代期間，戰略理論化佔據了美國的主流思想。如果我們軍方的作戰思維是安全而無可匹敵的，如果我們的戰術思維不斷湧現，那麼戰略思維早就被拋棄了。國家安全的戰略因素被看作是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事，而作戰和戰術因素屬於軍方，而民眾則兩不相干??」。與此同時，學術界的學者，如理查德·貝特開始發出質疑聲，稱「戰略文化在西方精英分子中逐漸衰落，武裝力量的發展也在減弱，而戰爭的非線性性質逐漸增加，在這種情形下戰略是否還只是『空想」呢？」。學術界的「戰略研究」領域成為了模糊的「安全研究」，不僅大戰略的概念完全消失，而且「國家安全」的概念也變成了模糊的「人類安全」概念。而戰爭本身在民間學術界逐漸被看作「風險管理」。冷戰後時代，不管學術界還是軍界都沒有多大興趣在大戰略上投入心思。對於學術界來說，只有那些粉飾「全球監管」和「人類安全」的學者才容易獲得研發資金。而在軍界內，面對大幅的預算裁減，官方戰略迅速轉變為「克勞塞維茨VS 計算機」這種虛偽的爭論，讓人力密集型的陸軍和海軍陸戰隊與以武器為中心的海軍和空軍互相攻訐。除了少數正統派相信《戰爭論》的毫無瑕疵之外，大部分美國軍事精英都開始意識到克勞塞維茨理論的不足，但是在軍事事務革命的支持者的自我陶醉式言論中，這位普魯士人看起來好像不再那麼邪惡了。海軍戰爭大學知名教授邁克爾·韓德爾，他努力協調東西方的兩大傳統思想，克勞塞維茨理論和孫子兵法，他對兩種理論做了許多說明和「補充」性的工作，他認為：孫子兵法從大戰略的角度來研究戰爭，而克勞塞維茨大多採用具體的戰略來解決問題。雖然他盡了很大努力來挽救克勞塞維茨理論，但是韓德爾還是不情願地被迫做出總結，「孫子的理論在分析戰略和戰爭上比克勞塞維茨理論更適合我們的時代」。9.11事件前夕，韓德爾表示希望看到一種統一的戰爭理論出現，而十年之後，巴諾將軍也正是因為缺少這樣一個統一的理論而哀嘆不已。與此同時，中國軍方一邊關注美國軍事事務改革，一邊開始重新研究自己的戰略傳統並在此期間進行一項更重要的事情：戰略事務改革。超限戰之道自從創建以來，東西方的戰爭和戰略傳統就組成了常規思維的不同部分。可以簡單總結為：西方理論注重紀律、技術和決定性戰鬥。而東方理論注重欺騙、計謀和非武力解決方式。隨著20世紀各種科技大量湧現，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淡化了。在1904-1905年間的日俄戰爭中，讓人驚訝的是日本居然比俄國的用兵方式更加西方化。東方國家的軍事西方化在20世紀期間一直持續，直到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試驗讓某些西方觀察家承認長達兩個世紀的西方軍事優勢結束了：「200年以來，這個世界一直處於西方軍事統治之下。作為國家力量代言人的炮艦已經被戰鬥機所取代，而後者又被導彈和衛星，還有計算機所取代，但直到最近一段時間之前，這些技術都由歐洲和北美國家壟斷。而現在這種壟斷已經不再」。9.11事件之後，其他觀察家已經開始懷疑西方的軍事優勢是否還在，這種優勢已經不只是受科技局限，而且也受到戰略的限制。在冷戰結束之前，對中國進行長期觀察的拉爾夫·索耶指出，中國已經開始重新研究自己的戰略傳統：「1985年以來，隨著中國國防大學的成立和《中國兵書集成》開始出版，中國軍事科學開始研究自己的理論和實踐遺產，這將促使中國創建一種全新的軍事科學，一種不僅僅是模仿，而是超越了西方戰略家的科學，這種科學深不可測，可以整合武器、指揮和通信方面的各種優勢。傳統的中國軍事著作，特別是《孫子兵法》、《六韜》、《百戰奇略》和《三十六計》都廣為流行，而且被製作成各種形式的電視劇和漫畫書等」。十年之後，解放軍在科技上進行「西方化」的同時，還在不斷讓自己的戰略「東方化」。漢學家亞瑟·沃爾德倫頗有先見之明，他當時就說，「從19世紀軍事事務改革開始以來，西方國家就趨向於提高自己的實力，以便更容易地利用軍事手段來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往往把武器看作決定性的手段，包括速射槍、坦克、空中力量或當前的高科技。但是隨著核武器的出現和戰場向全球範圍擴展的可能性提高，我們意識到越來越難獲得決定性的力量。但是這種情況對於中國來說再為熟悉不過，因為他們的基本作戰方法就強調太過依賴武力帶來的局限性和危險。中國所強調的計謀為現代化武器系統提供了一種西方國家難以提供的應用思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中國忙著重新研究自己的傳統時，西方國家的修正主義學派卻聲稱沒有所謂的中國傳統。至多是在面對「必要的戰爭」時，中國會與其他國家一樣採用克勞塞維茨理論。當面對「選擇性戰爭」時，中國依然喜歡利用間接方式解決。用智力來勝過對手，而不是打贏對手，這種方式依然被看作是「上兵之道」。同我們修正主義者聲稱的不同，中國的戰略文化並不像教科書中所定義的，而是同其他任何一種戰略一樣，是集眾所長的歷史經驗。雖然中國了解西方國家崛起的原因，但是他們對「權力轉移」的理解不是基於西方國際關係原理，而是基於自己的歷史：戰國時期和中日戰爭。中國集體記憶的中心是鴉片戰爭時期與西方列強的對抗，這一時期早被西方國家拋之腦後，但是中國卻銘記著這段做為「屈辱世紀」開端的時期。實際上，西方國家利用鴉片作為武器，使用這種間接性手段擊敗中國，讓中國尤其感到恥辱。這種「陰謀詭計」從18世紀末開始，讓400萬中國人深受其害，所以從戰爭一開始其結局就已經是註定了的。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集體記憶」常常與實際歷史不符。但是即使這種集體記憶是空想的，它對集體行動的效果卻是真實的。「政治就是觀念之爭」：1997-1998年的金融危機在亞洲某些地區被看作是西方國家發動的「金融9.11事件」。喬良和王湘穗兩位上校毫不猶豫地把索羅斯比作是恐怖分子本·拉登，他們認為亞洲危機是一個轉折點，「非國家組織利用非軍事手段與主權國家交戰。因此，金融戰是一種非軍事戰爭方式，它的破壞性與流血戰爭一樣大，只是未出現流血犧牲而已。金融戰現在正式成為了戰爭的一種。隨著核武器的威懾力日益衰退，金融戰已經變成了一種吸引了全球注意力的戰略工具。對於喬良和王湘穗來說，1998年亞洲「金融戰」的歷史重要性勝過1991年的海灣戰爭。因此他們的觀點認為，軍事事務中的科技革新是導致思維改革，也即戰略事務改革的第一步：「很長時間以來，軍事和政治人員都習慣了採用某種特定思維方式，他們認為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的主要根源是敵對國家或潛在的敵對國家的軍事力量。但是20世紀末10年中發生的戰爭和重大事件讓我們改變觀點：軍事威脅已經不再是影響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目前存在著同樣的領土爭端、民族衝突、信仰不合，但是同時也存在其他如獲取資源、爭奪市場、控制資本貿易制裁和其他經濟問題因素」。早在十年前，戰略家愛德華·魯特瓦克就表示地緣政治模式轉變為地緣經濟模式，但是卻沒有明確指出這種轉變對軍事戰略有什麼影響。喬良和王湘穗絲毫不受西方思維限制，他們聲稱克勞塞維茨從未成為東方傳統的一部分，在金融戰中也將一無用處。相反，中國與利德爾·哈特有某種一致並在1994年翻譯了他的著作《戰略》。做為分析家，喬良和王湘穗很好地抓住了90年代美國軍事爭論點。做為戰略家，他們太過於關注美國，因而同其他地區的戰略家一樣大部分討論都是以地緣政治為前提。做為未來主義者，他們堅定地提出了一種「構成主義者」戰爭概念，這一點上，他們兩人可以被看作是中國的阿爾文和海蒂·托夫勒。在《超限戰》發表兩年前，托夫勒學派認為工業時代的主要特點是國家之家的聯盟，而信息時代的特點將是政府和非政府行為人之間的「深度聯盟」：「與海灣戰爭期間的國家聯盟不同，目前可能存在一種實實在在的深度聯盟，例如可以由三個國家組成，也可以由十四個民間組織組成，或者兩三個私營企業因為共同利益而結合，私人投機者等等。深度聯盟涉及到一個系統中各個層次的機構。它是一種多維的關係，所有組成部分都在不斷增長、擴大和融合。與1648年《韋斯特法利亞協約》之後產生的國家之間的系統不同，新系統很少依賴主要國家之間的「力量平衡」關係，它注重各級組成部門的正確結合能力。比力量平衡更照耀的是「保持平衡的力量」，即一國保持對自己地位的清醒認識，將自己的經濟和軍事能力與知識資源相結合。這樣，整個世界就進入後韋斯特法利亞和後克勞塞維茨時代的全球秩序」。這種「深度聯盟」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超限戰概念，因為它不斷強調非國家行為人的政治角色，包括信用評估機構和緝毒機構等，它也強調了「戰爭平民化」的概念：「現代科技正在改變武器和戰場，同時它也將戰爭參與者變得更加模糊。非專業戰士和非國家組織給主權國家帶來的威脅越來越多。名對一個無限戰場空間中越來越多的戰爭形式，在大戰略的概念中不再單獨依靠武裝力量和武器來達到國家安全目標，它也不可能保證所有的國家利益。顯然戰爭正在從以士兵、部隊和軍事事務為主轉變為更多以政治家、科學家和銀行家為主的形式」。對於喬、王兩人來說，「組合」是一個關鍵的字眼，他們兩人都開始強調「結合」在軍事歷史中的重要性，正如利德爾·哈特在「間接方法」中所述，「不管是3000年前的戰爭，還是20世紀末的戰爭，最終的勝利都顯示了同一個現象，即勝利者都是能夠將資有效組合的一方」。他們觀點的主要獨創性就是他們強調了需要在行動各個層次上（國際、政府間、各國）都要系統地「組合」各種作用領域和行動領域（法律、經濟、心理等）。正是因為超限戰的中心思想就是「組合」，所以西方國家也把它稱為「組合戰」。但是，時至今日「超限戰」依然不夠全面。一方面，他們對「殺傷力」和「暴力」的區分帶有非常後現代主義色彩。被判定為非致命的戰爭不代表它是非暴力的，需要對暴力進一步做重新定義。另一方面，他們聲稱發現了一個「百試百靈」的金科玉律，但是軍方策劃者對此深表懷疑。「超限戰」作為一種戰略理論上的思維實踐，它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所依賴的事實處於東西方的傳統之間。有人會把它看作是博弗爾將軍創建的「全面戰略」概念的新版本，只是其中包括了非國家行為人的革新戰略。而其他人把它看作是後現代主義版的孫子兵法，只是包含了戰場的數字化、法律的武器化和外國政策的金融化。但是「超限戰」在中國機構的重要性並不確定。超限戰曾被看作中國軍界四種流派之一。第一種是傳統主義者，他們信奉毛澤東的防禦性人民戰爭概念；第二種是新型傳統主義者，他們熱衷於地區力量投送；第三種是高科技革命主義者，他們的重點是遙遠的網路中心戰。超限戰是近期出現的可與其他三種流派相競爭的概念。這種說法雖然容易理解，但是不容易讓人信服。有一點需要注意，軍事戰略科學說明今天的人民戰爭概念與祖輩的概念完全不同：「人民戰爭是戰爭的組織方式，它與軍事科技水平完全無關。人民戰爭的概念並不只限於低科技戰爭。人民戰爭的巨大力量可以通過整個國家力量釋放出來，它可以將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組合，將軍事和民間資源組合，將戰爭活動和非戰爭活動組合」。簡而言之，它並不像原來的農民游擊隊思維，今天的人民戰爭與「平民戰爭」毫不相干，超限戰概念也提到了網路愛國者的湧現，這樣說來，第一種和第三種流派就沒有什麼區別了。另一點，從2004年12月胡錦濤主席頒布了「我們軍隊在新世紀新階段的歷史任務」以來，解放軍的任務就定義為力量投放，而不是僅僅為區域領土防禦，所以第一種和第二種流派之間也不存在區別。再進行深入分析可以發現，「超限戰」相對於現有的三種流派並不新穎，只是將三種流派組合而已。如查爾斯·霍金斯2000年提出的，「新出現的超限戰概念在幾個方面都有哲理性。這種觀念做為一種「以弱勝強」的方式進行宣傳，它借鑒了其他三種流派的思維並加入了自己更廣的戰爭概念。超限戰支持先進科技，同時提議利用任何可用的手段進行兵力投放。例如，如果導彈不能威懾台灣，那麼對重要的基礎設施發動網路攻擊可能會起作用；或者兩種手段都秘密運用。超限戰概念也紮根於傳統思維。它是另一種人民戰爭或積極防禦措施。它拓寬了戰爭的範圍並利用高級科技讓更多的社會因素參與其中」。但是處於中國軍政關係考慮，超限戰概念在軍界以外的地位就不可而知了。有些西方觀察家已經確定了黨政軍之間的爭執，而軍事和政治精英之間也可能存在有「軍政隔閡」。西方觀察家對中國的四代軍政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進行了分類。有一點到現在已經很明顯，那就是從2003年第四代領導人就任以來，官方的「和平崛起」外交條令和非官方超限戰軍事條令之間的矛盾更加明顯。如簡介中提到的，第四代領導人正在加大利用法律戰、心理戰、輿論戰、金融戰和網路戰。因此，超限戰可以稱作是「第四代」戰爭。國防部應對超限戰的「間接方法」雖然9.11之後《超限戰》一書曾名動一時，但是五角大樓早在10年前就對這種概念展開了研究。雖然國會要求國防部每年遞交一份報告，總結「中國大戰略、安全戰略和軍事戰略以及軍事組織和作戰概念的可能性發展」，但是五角大樓的年度報告一直注重「動能」威脅，只是在2009年的年度報告中的78頁留出2頁來總結與超限戰有關的非動能威脅。為了對中國大戰略輪廓稍作了解，我們最好的入手點就是有關美中經濟和安全評估委員會的年度報告和各種有關中國軟實力、戰略欺騙、網路能力、貿易守則等做出的特別報告。至於五角大樓為什麼一直對超限戰理論保持沉默，人們就只能猜測了。第一種原因可能就是官僚作風。沒有哪個軍事機構能夠心平氣和地面對「失去在戰爭上的壟斷」和可以通過非軍事手段有效地發動戰爭，而這正是喬良和王湘穗的所表達的概念。對「超限戰」的第一反應可以最好地反應出修正主義國家的戰略家和對手國家戰略家之間的思維差別，一名美國陸軍戰爭大學軍事分析人員提到：「許多解放軍高級領導人不會發現超限戰有多大的吸引力。因為它對中國21世紀士兵的專業思維造成了挑戰。如果戰爭沒有了界限，那麼就不可能訓練士兵來掌握現代戰爭的各個方面。相應地，中國專業軍事教育機構的任務也就變得多餘了。另外，傳統的軍事硬體如，坦克、裝甲車、高性能飛機和戰艦在超限戰中都變稱了附屬品，甚至無關緊要。而傳統的軍事能力衡量標準如，人力、火力等也只能放到一邊。在古文明中，官僚政治學非常嚴重。超限戰中所討論的概念，如信息戰和經濟戰等，可能對中國的政治領導人非常有吸引力，因為它們可以提供成本較低的國防政策，但是軍界會發現難以獲得新型和較為昂貴的武器系統。大部分中國士兵不歡迎這種戰爭形式，因為這樣的話，他們就只能得到較少的國防預算、人力資源、官僚資本，而且解放軍威信會降低」。這種現象可能反映了9.11事件之前的那種「大軍事」官僚思維，也可能正是因為這種思維讓超限戰理論從其他國家產生了。但是修正主義國家早就超越了這種組合注意思維。第二個原因可能是因為美國考慮到面子問題，它不想把這種潦草的概念納入自己的官方條令中。但是美國條令中長期存在的非常規戰爭在概念上很容易同超限戰混淆，最新版的非常規戰爭手冊強調，非常規戰爭和超限戰在條令上不能混淆：「喬良的超限戰理論的第一條原則就是沒有原則。強權國家不使用同樣的手段來攻擊弱國是因為『強國制定原則，而崛起中的國家打破原則並想鑽空子』」。作者是否創立了新的原理尚有待考證。他們的著作引起了西方國家的興趣，這主要是因為它代表著中國的戰略思維，如果這種思維得不到官方認可是不會出版的，尤其是在謎一樣的中國。陸軍特種部隊士兵及其聯合性和多國合作夥伴應該了解超限戰，但是他們必須明白這個辭彙不是正式批准的條令，它擁有非常明確的國際背景和應用。也就是說，五角大樓在貶低超限戰的重要性和新穎之處時，美國軍方卻在悄悄地採用這種概念的某些可取之處。這種低調的戰略事務改革順著兩條軸線發展。在空間軸線上不斷拓寬動能戰場，將非動能戰場空間包括在內。在時間軸線上，不斷模糊戰時與和平時期的區別並採用「長期衝突」的概念，在傳統的四個軍事戰爭階段上增加了所謂的「零點階段」（環境的形成）。另外的三種應對超限戰的「間接方法」也值得一提：爭議性公共領域：雖然美國學術界將中美之間出現的對抗看作舊式的權力轉移活動，但是美國官方卻想突出美國的「全球公共秩序」提供者、「全球共同利益」保護者的地位，因此美國有權處理「爭議性公共領域」問題，這種問題涉及到太空的軍事化和海洋領土化，正當看待中國的海、陸、空和太空能力。克勞塞維茨力量的衰退：過去四年可以看作是在條令上對利德爾·哈特的「間接方法」進行徹底重估和對克勞塞維茨的直接方法逐漸放棄的階段。克勞塞維茨的理論永遠存在著，但是卻在逐漸衰退。2006年《四年期防務評估》標誌著官方條令在利德爾·哈特的名義下重建。2007年的《平叛手冊》標誌著勞倫斯的回歸，而從「以敵人為中心」轉變為「以人口為中心」代表著克勞塞維茨力量的進一步衰退。2008年的《非常規戰手冊》本身就非常明確聲明，在談到大戰略時，孫子兵法比克勞塞維茨理論更切題：「爭鬥各方都利用自己的各種力量競爭，這種形式成為了國際化境的特點。從《威斯特伐利亞協約》簽訂以來，人們都一直認為競爭發生在國家之間。這種競爭包括了國家力量的所有工具，如外交、情報、軍事和經濟等，近期這些工具的範圍又擴大到了外交、情報、軍事、經濟、金融、信息和執法等。只有七天國家工具力量耗盡或難以提供足夠的競爭力時，軍事工具才會用來解決國際爭端。克勞塞維茨把利用軍事力量的行為描述為，「一種迫使對手遵從我們意願的暴力活動」。這一論斷影響範圍深遠。但是面對當今的世界，他的理論就有了局限性。早期的《孫子兵法》更適合今天，雖然參戰是為了獲勝，但是「百戰百勝並非上策，不戰而屈人之兵才為上策」。混合威脅之爭：如果說修正主義國家，如中國的戰略關鍵詞是「組合」的動態概念，那麼他們的對手國家，如美國的戰略關鍵詞就是「混合」，這是一種更加靜態化的概念，但是在這種概念下可以達到三軍的一致。過去5年中出版的一系列文章中，弗朗克·霍夫曼分析了混合威脅的「多模式」和「多層次」特點，而2006年以色列和真主黨的戰爭強調了「國家衝突的毀壞力與非常規戰爭的狂熱和持久性」相結合。霍夫曼稱，「我們在未來遇到的最大挑戰不是來自只採用一種手段的國家，而是來自那些利用各種戰術和科技並將它們以全新的方式混合以滿足他們的戰略文化、地理位置和目標的國家」。這種警告只是片面地強調了「戰術和科技」，內森·費雷爾上校號召軍事分析人員不要局限於混合威脅的「直接防禦手段」（軍事手段），而且也要分析「間接防禦手段」（民間措施）。費雷爾並不擔心自己會被視作異端分子，他直接暗示中國今年的常規軍事建設可能只是為了轉移注意力：「認識到混合型高度威脅的軍事方面可能在實際衝突或競爭中處於次要地位，這種意識不錯。但是這些軍事方面可能是對手用來轉移注意力的工具，以便增加美國風險計算或吸引美國注意力，而同時在其他領域發動真正的戰爭，如政治、經濟、社會活動等領域」。一個很好的例子，也是一種事實如學術界太過關心常規的「大戰」形式，軍事戰略家可能太過關注高科技「局部戰爭」（台灣），而這種情形都有可能忽略掉更大的戰爭方式的風險。然而，正如費雷爾自稱的，美國軍事內部在整體上不願接受非動能戰爭的概念：「目前，國防部大約一半人都在關注我們正在進行的戰爭，他們為此身心疲憊，因此他們不願看到未來會出現反恐和平叛行動以外的任何其他內容。而國防部的其他人依然關注與崛起中國家之間的高科技戰爭，而這些國家卻正在利用政治、經濟和非常規對抗能力做為更有效的工具來對付我們」。目前處於爭論中的「混合性」概念有一定的價值。但是這種概念不涉及地緣政治，所以只是局限於「混合威脅」一詞，沒有解決「混合戰邏輯」的問題。超限戰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秘密行動，所以在五角大樓以外的人們對它感到迷惑也情有可原。部門機構從來沒有聽說過它，學術界也沒有提到過它。這種公開的概念並不容易被人掌握，因此也不可能提高民間的態勢感知。即使在軍界，超限戰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關註：受到目前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影響，軍方的爭論話題從2005年就成了「現代主義」派。為平叛戰爭制定統一條令的需要，使得本應被1999年《超限戰》拓寬的戰略爭論視野再次受到了限制。據費雷爾稱，2005年《國防戰略》的起草人之一曾經提到，「有人認為超限戰概念引入國防戰略可能會引起迷惑。對於高級領導人來說，他們首先應該了解非常規威脅的兩個最緊急的問題：恐怖主義和叛亂。對超限戰這種概念的排斥可能會限制對非常規挑戰的全面考慮，也會忽略它對公認的「非常規戰爭」形式的影響」。但是時過五年，五角大樓應該承認平叛行動和超限戰之間的區別從思維角度來看，是層次上的區別而不是種類上的區別。主要的不同是平叛行動處理一國國內的戰術和作戰事務，而超限戰處理國家之間的戰略和大戰略事務。但是對於兩者來說，行動的邏輯線絡要大過物理線絡。從這一點來說，平叛行動和超限戰都可以說是「80%是政治性，20%是軍事性」。為什麼美國國防部可以在平叛行動上達到整體政府的一致，而在超限戰概念上就不行呢？如果你可以了解平叛行動的六大行動邏輯線絡，那麼你肯定也能抓住超限戰的二十四個行動邏輯線絡。1998年，喬、王兩人就針對美國部門之間的不協調狀體發出感慨，「讓人驚訝的是，像這麼大一個國家居然沒有一個統一的戰略和指揮結構來處理（非軍事戰爭）威脅。讓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們擁有49個部門和辦公室來負責反恐活動，但是這些部門之間彼此卻不能協調和合作。美國為反恐花費了70億美元，這只是美國軍事開支（2500億美元）的二十五分之一」。十年之後，部門間的不協調狀況有所改善，但是還有大量工作需要理順。在2009年超限戰研討會上，五角大樓項目分析和評估主任強調，美國需要「建立一個類似於『四年期防務評估』的『四年期國家安全評估』小組，它可以將國防部的要求進行區別處理。對國家安全挑戰做出有效反應需要一個整體政府合作的辦法，『四年期國家安全評估』可以讓我們在協作的環境下考慮這些複雜的問題」。目前看來，國務院完全有必要設立一個「四年期國家安全評估」來提高部門間的態勢感知，以便同「四年期外交與發展評估」保持一致。不管是針對超限戰還是其他問題，如果五角大樓不帶頭進行部門合作，那麼其他部門就更不可能帶頭合作。正如五角大樓項目分析和評估主任指出，當務之急更需要縮小學術和軍事之間的差距，「目前大多戰爭，混合戰、非常規戰、超限戰等都更注重軟實力和社會議題，而我們卻不知道如何動作。我們在過去的四、五年時間裡，投入了大量精力來了解它們。我們諮詢了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試圖了解這些科學並將它們納入我們的分析能力。我們雖然做出了一定成就，但是未來幾年我們仍需努力」。雖然軍事分析人員大都進行作戰研究，他們近期都毫不猶豫地接觸社會科學家以更深入分析中國威脅的性質，但是這種努力還不夠。坦白說，學術界不太可能會考慮超限戰的概念，他們的表現如新聞記者詹姆斯·曼恩在一篇尖銳的評論文章中批評美國精英們對中國的幻想那樣，認為中國處於平穩發展形勢：「平穩發展觀念認為經濟發展會不可避免地導致中國政治系統的開放。它只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可能結果之一，但卻是美國當前對中國的主流觀點。持這種平穩發展觀念的包括研究中國的學術界專家、想要與中國開展貿易或進行投資的商業機構、還有依靠這些機構投資的智庫和其他精英組織等。中國問題專家發現他們可以為同中國做生意的公司充當顧問而賺錢。當學者們在撰寫特稿、會議論證或參加研討小組時他們的職業都顯示為大學職務，很少顯示他們參與中國業務或顧問等內容」。避開中國問題專家，轉而求助於對中國一知半解的國際關係通才，這樣對解決中國威脅毫無幫助。主流國際關係通才在討論中國問題的時候，他們的主要關注內容不是怎樣評估中國給美國造成的威脅，而是限制新型理論（特別是權力轉移理論）對自己支持的理論、學術界地位和「大戰略」造成的威脅。這種情況只會造成無休止的爭論，不會得到任何真知灼見，而且常常會造成政策誤導。例如，自由架構主義者常常會因為錯誤的原因而批評權力轉移理論，他們堅稱，北京近年來積极參加政府間組織的行為不可辨駁地證明了中國正在成為「負責任的國家之一」。通過深入觀察，你會發現事實是這種後毛澤東主義中國的行為主義非常類似於托洛茨基的滲透戰略，或者葛蘭西式的顛覆戰略。參與是一回事，而「社會主義化」又是另外一回事。中國在國際貿易組織的成員身份在過去十年中即沒有讓北京終止對知識產權的剽竊行為，也沒有讓國際貿易組織得到整體上的加強。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2001年加入了西方國家創辦的世貿組織，但是在同一年，中國也創建了一個反西方組織——上海合作組織，在長期來看，上海合作組織會比世貿組織對國際秩序產生的影響更大。就像眾所周知的比喻那樣，醉漢在燈柱下找自己的鑰匙是「因為燈柱下才有光」，受到當局重視的自由架構主義者也是在西方國家創建的政府間組織這個「燈柱」下尋找「新世界秩序」這把鑰匙，因為對於只會講英語的人來說，這是唯一能夠用到的「燈光」。自由架構主義者專心研究「全球統治」理論，他們撰寫了大量有關歐盟、北約和世貿組織的著作，但是幾乎沒有一篇是有關石油輸出國組織、伊斯蘭會議組織和上海合作組織的。但是全球存在著大量的非西方政府間組織，中國認為這些組織有助於增進其力量，而五角大樓的「智慧女神」計劃也應該把這些組織做為研究重點。簡而言之，雖然軍方分析人員應該繼續同學術界接觸，但是他們同時也應該時刻記住學術界的爭論都存在派別性因素，學術界各個流派與軍方流派一樣，都利用科學語言來遮掩自己的機構性或意識形態上的派別屬性。有一點毋庸置疑：只要戰略教育、戰略情報、戰略計劃和戰略溝通依然沒有發展，那麼美國大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就永遠只是泡影。如果五角大樓不能主動創建部門之間的大戰略思維，那麼其他部門就更難以企及。從「持久戰」到「網路閃電戰」至少有三種原因，讓美國軍方更傾向於把超限戰看作是某種「具備中國特色的震懾行動」，而不是把它看作是毛澤東持久戰的繼續。第一，對於一個有過珍珠港和9.11事件痛苦經歷的國家，難免會有「戰略突襲」的心理陰影。第二，對克勞塞維茨決定性戰鬥的迷戀，以及對科技至上的尊崇，都讓美國軍隊難以防備「快速突襲」行動。最後一點，《超限戰》一書中的某些章節確實提到了鼓勵閃電戰的內容。雖然此書準確把握了戰略和空間之間的關係，但是它的一個主要缺點就是沒有提到戰略和時間的關係。超限戰疏略了有關「階段性」的傳統軍事思維並提倡「協同」（synchrony），但作者告訴我們不要將「協同」 （synchrony）和「同時」 （simultaneity）混淆。這種忽略讓人更覺得奇怪，因為東西方的戰爭方式區別就是戰略和時間之間的關係，而且對於美國這個缺乏注意力的國家，時間是最薄弱的一環。有人會說，如果超限戰這個辭彙可以用組合戰來形容，那麼超限戰的邏輯思維依然是持久戰。如金特納上校50年前就曾提到的，「毛澤東的觀點是持久戰可以逐漸改變參戰雙方的相對力量。因此，與傳統上習慣把戰爭看作武裝衝突的西方戰略家不同，共產黨領導人認為衝突的範圍應該更廣。軍事行動只是戰爭的形式之一。其他戰爭形式包括，政治、心理、社會、科技和經濟戰等都一樣重要，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更重要。為了贏得戰爭，戰略家們需要進行幾十年的計劃，而不是幾年」。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就是，超限戰提出的行動二十四條邏輯線絡不會受到閃電戰等類似方式的影響。例如，法律戰、金融戰和網路戰的時間線絡等。法律戰的時間線絡非常漫長。1971年，中國成為了聯合國的一員，政治分析人員阿達·波茲曼警告稱，聯合國所執行的由西方國家建立的國際法律秩序最終將被逐漸增多的非殖民化意識覺醒的非西方國家侵蝕。但是將這種國際秩序全部推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對西方法律秩序的第一個重大挑戰發生在1990年，當時由伊斯蘭會議組織支持制定了伊斯蘭世界人權宣言。在冷戰後時代，在聯合國大會舞台上，中國和伊斯蘭會議組織一起扮演了修正主義領袖的角色。中國在安理會中的行為，通過它對伊朗和朝鮮問題上的猶豫不決可以看出，中國做為一個大國難以展現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只是近十年期間，中國才決定將多邊組織做為「第四支柱」加入其外交活動範圍，也是從那時起開始注重三種外交關係（大國、鄰國、發展中國家）。從這點上來看，自由架構主義者的觀點沒錯，他們認為與之前不同，當前的國際秩序更「容易加入且更難被推翻」。當發生法律戰時，中國的進攻行動似乎雖有限但卻精確，就像海戰中表現的一樣。任何程度的法律戰都會持續較長的時期，除非它是更大範圍的多種攻擊手段中的一部分。金融戰的持續時期雖然不像法律戰那麼長，但是也沒有網路戰那麼短。中國只是在近兩年才決定結束將美元當做世界儲備貨幣的狀況，這可能需要中國花費近十年的時間才能在不影響自己的情況下達到目的。同時，中國在努力讓人民幣成為東亞地區非正式的流通貨幣，而且會提高海外直接投資。網路戰的持續時期是最短的。雖然有人可能會認為從2003年「巨人雨」攻擊行為以來，網路攻擊就從未間斷過，但是人們通常會認為網路戰是一種突襲手段而不是攻堅戰。信息革命加快了歷史發展速度，同樣，網路武器也會加速戰爭的爆發。如前反恐專家理查德·克拉克指出的，網路時代與導彈時代有驚人的相似之處：「60年代期間，戰爭的速度明顯加快。遠程導彈可以從懷俄明州直接打擊莫斯科，這個過程只需要35分鐘。而網路戰的打擊速度近似於光速。這種速度有利於搶佔先機，這意味著人們濫用網路戰的機會加大。反過來，這樣讓網路戰爆發的可能性加大。如果網路戰指揮官不迅速出擊，那麼他自己的網路可能就先被破壞掉。如果指揮官不能搶佔先機，他可能會發現目標國家突然採用了新型防禦措施，甚至直接關閉網際網路。在網路戰中取得先機非常重要」。如今，計算錯誤的風險很高，這很有可能會造成計算機程序戰最終發展成為槍械戰。網路戰對網路戰士造成的風險很小，他們只需要發送一個信號就可以不費一槍一彈達到決定性效果。一名攻擊者可能會認為網路攻擊如，關閉一個電力網和摧毀某網路的關鍵組成部分（讓系統癱瘓數周）不會引起對方過激反應，因而可以讓緊張狀體處於最低程度。但是對於數百萬處於黑暗，甚至是陰冷的世界，得不到食物，取不到現金，不能處理騷亂的人們來說，這不啻於在他們城市中投下一枚炸彈。因此，受到攻擊的國家可能會利用『動能行動』進行反擊」。但是，做出反應的前提是你要知道誰攻擊了你。網路戰和常規戰的一個非常的區別就是「找到問題所在」，這讓戰場的危險程度大大提高。網路戰中，攻擊者會隱藏自己的身份，遮掩自己的痕迹。更壞的可能是他們誤導攻擊源」。在學術界有一個「攻防平衡」原理，原理認為一切平等，任何時期的軍事科技程度都在進攻和防禦兩個方向發展，因此戰爭的可能性並沒有增多或減少。但是隨著網路武器的出現，這個平衡極大地傾向於攻擊者，這種形勢讓人擔心大範圍的攻擊可能造成無意識的全國總動員。2001年出版的一篇影響深遠的文章《歷史的起點：記憶和忘卻的戰略意義》，作者江文漢表示，信息革命讓集體記憶擁有了某種戰略意義：「受到信息技術碰撞的激發，有關『記憶和忘卻』的話題就不斷創造著歷史。它們形成了針對未來的戰略部署。現代化技術，包括數字技術和網際網路利用圖片和聲音給記憶和忘卻話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真實感、速度、範圍和情感共鳴。記憶、歷史和戰略部署緊密地聯合在一起」。1999年美國貝爾格萊德中國大使館的誤炸引發了中國的反應：「誤炸的新聞首先通過網際網路發出，直接從歐洲發向了中國的學生團體，他們憤怒地動員起來。支持中國政府的香港黑客關閉了美國的內務部、能源部、國家公園服務和其他政府網站。愛國主義者認為美國蓄意摧毀中國外交機構，是對中國的直接冒犯行為，中國政府被迫做出響應。這種全球網路新聞和多方面網路攻擊的結合突顯了充滿激情的記憶和忘卻內容與新科技的結合會產生的驚人效果。中國民眾在中美關係背景下看待這次誤炸事件。有人把過去的歷史看作西方國家利用堅船利炮進行商業滲透和開發的過程。美國和中國大眾觀點的嚴重分歧讓我們認識到，雖然全球的信息、資金和技術流動將我們帶入同一個世界。但是根本性的誤解依然存在。確實，全球的變化速度和不同的歷史觀點在某種情況下會加大國際誤解和危機」。因此，這些網路攻擊很可能不是解放軍方面支持的，針對入侵台灣的反美網路突襲至多是自發的全民動員網路行動，是日益增長的中國愛國主義觀點產生的共鳴。中國的戰略文化傳統上採取防守姿勢，中國李際均將軍也是這麼同美國相關部門解釋的。與克里斯多弗·哥倫布和其他西方發現者不同，鄭和從未想要建立殖民地，直到今天，中國也不像美國那樣在156個國家中擁有761個軍事基地。但是正如德國和日本所顯示的，戰略文化是會改變的，而且有時候會有很大幅度的改變。在歐洲人眼裡，德國人的大部分歷史都是一群無害的抽著煙、喝著酒、做著白日夢的傢伙，只是1870-1945年期間這種形象被改變。同樣，日本在17世紀曾禁槍，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曾想要毀滅這種武器的國家。鄧小平是繼奧托·馮·俾斯麥之後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但是眾所周知，在俾斯麥於1890年退位之後，後繼的能力不足的領導者難以限制德國人不斷增長的愛國主義熱情。與此同時，1880-1914年期間的技術革命推動了歷史的發展，這種情況同我們今天類似。中國領導人從1991年推行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將這種情緒進一步加深。從1999年的大使館誤炸事件以來，中國的網民數量從2000萬增加到了4個億，網路愛國者的數量也隨之增多。這一代政治精英讓3億人脫離了貧困，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這讓他們過渡自信，因此人們很容易想像他們對誤炸或海上重大事故會做出的後續反應會是怎樣的。但是威廉德國時代與當今的中國之間還是有很大的不同：雖然德國精英了解當時的形勢並不利於德國，但是中國卻聰明地意識到，如果他們跟進鄧小平的建議，「隱藏實力，等待時機」，那麼未來遲早屬於他們。對長期戰爭的回顧從1979年開始，國際環境的特色就是以中國和伊斯蘭歷史在兩個世紀後的回歸為主。80年代期間，美國太過關注發動第二次冷戰而忽略了鄧小平和霍梅尼發動的改革所產生的歷史重要性。90年代期間，美國精英們陶醉於亞洲市場提供的繁榮而沒有能夠針對中國來制定美國政策，差點應了列寧的預言：「資本家會賣給我們繩子，讓我們用它來弔死他們」。9.11之後的10年期間，美國一味注重伊斯蘭世界並心不在焉地結束了「借中國錢給沙烏地阿拉伯」的政策。布希政府任期末一段時間，國家情報委員會的《2025全球趨勢》稱，「全球經濟和財富力量現在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速度和流向從西方向東方轉移」。美國精英們現在應該仔細研究中國形勢，而其應該認識到盧西恩·派伊所說的，「中國不是一個國家，它是偽裝成一個國家的一種文明」。美國和中國在歷史和地緣政治觀點上都是不對稱的：「如果你是一名美國人，你的歷史觀念也就是過去的60年，而中國被看作是一個對美國所創建的現狀造成威脅的「修正主義國家」。如果你是一名中國人，你的歷史觀念就是過去的3000年，而中國僅僅是在自己的傳統地位被短期（200年）打破之後再次奪回而已。簡而言之，一個人眼裡的修正主義在另一個人眼裡就是正常主義。此外，如果你是一名美國人，你會把中國看作地球上最後一個多民族的帝國，是一個正在經歷重大回歸的不合時宜的產物。如果你是一名中國人，相反，你會認為全球經濟和信息網路可能會建立一個「虛擬」的大中國，包括從印度洋到太平洋一直到美國。「如果21世紀的鬥爭發生在中國和美國之間，那麼中國會佔有優勢。如果是鬥爭發生在中國和復興的西方系統，那麼西方會最終獲勝」，如果要把未來歸結為這兩種形勢，這種想法就太過於天真了。我們的全球主義學者們意識到了「西方」，這值得讚揚，但是這種假設是錯誤的。第一，中國和伊斯蘭息息相關，第二，西大西洋已經不存在了。20世紀崛起的國家中，從德國到日本，從蘇聯到美國，它們都曾試圖讓伊斯蘭成為自己的助力。中國應該也不會例外（特別是考慮到對能源的大量需求），伊斯蘭可能也會樂意合作。新加坡馬凱碩曾提到，「中國的崛起受到伊斯蘭世界的歡迎。中國逐漸被伊斯蘭世界看作應對美國不明智的地緣政治政策的手段」。雖然中國-伊斯蘭軸心的概念因為缺乏「統一指揮」而不能成立，但是在某些議題或論壇上，一種「統一的行動」可以證明中國-伊斯蘭紐帶的說法。這種明顯的事實讓某些戰略家如內森·費雷爾認為，把我們當前的面臨的挑戰定義為「長期戰爭」可能太過於注重伊斯蘭的挑戰而忽略了中國和其他叛亂活動挑戰：「美國正在面臨一個長期的非常規衝突和各種堅決的極端分子對手。但是作者認為『長期戰爭』的概念不太準確，因為它很片面地形容了美國面對的各種活動、敵對競爭和抵制行為。針對聖戰分子的『長期戰爭』只是複雜的非國家和國家競爭與抵制的一個方面。『長期戰爭』的概念限制了對各種對手的考慮範圍」。雖然這種提議很合理，但是費雷爾將內部策劃者擺在了重要地位，將威脅和風險同歷史挑戰和自然災害並列。政策策劃者的工作是搜集各種可能的挑戰和緊急事件。而政策制定者的工作相反，是從中選出首要的問題，而這些首要的問題顯然應該是中國和伊斯蘭，而不是海嘯和疫情。我們不應拋棄長期戰爭的概念，而是應該重新定義並把中國和伊斯蘭的聯繫包括進去。因為穆斯林世界並不是孤立的，冷戰和長期戰爭之間的主要區別是中國-伊斯蘭集團與中國-蘇聯集團毫無相似之處。也就是說中國-伊斯蘭集團不僅一致抵制西方國家建立的秩序，而且在戰略上也保持一致，正如國防分析人員羅伯特·龐克在討論超限戰時提出的一個驚人的隱喻：「超限戰的許多經驗都是借鑒於非國家組織，如恐怖組織、叛亂組織和黑客集團等，因此超限戰類似於『基地』組織手冊。但是『基地』組織手冊是戰術和作戰性的，而超限戰是作戰和戰略性的，甚至是大戰略性質」。中國-伊斯蘭紐帶的存在並不代表著「文明衝突」不可避免。另外一種可能如2007年夏在華盛頓討論會上提出的，「沒有西方國家的世界」，就是說其他地區自行組建管理自己的事務，而忽略西方國家」。現在已經不存在什麼西大西洋組織。在官方說法外不在有什麼西方的概念。對於樂觀主義者來說，取而代之的是三個帝國（美國、歐洲和中國）之間對「第二世界」的影響競爭。實際上在某些情況下，布魯塞爾共識和北京共識之間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別，但是這兩個共識與華盛頓共識上有類別的不同。對悲觀主義者來說，一方面，美國太過專註於保持「全球領袖」的概念而難以權力應對後美國時代的現實。另一方面，依賴能源的歐洲認為俄羅斯的芬蘭化相對於阿拉伯的伊斯蘭化更為親近。簡而言之，歐洲的大戰略可以歸結為：「寧可歐亞化，也不歐拉伯化」。如果西方這個辭彙可以重建的話，那麼它可能是一個範圍更大的「大西方」，包括美國、歐洲和俄羅斯。像贏得冷戰需要利用中國一樣，贏得長期戰爭也需要利用俄羅斯。孫子兵法：未來即過去，中國特色冷戰後時期，當所有學術界的文章都可以稱為是「填補空白的社會建設」之際，克勞塞維茨理論學派卻再次強調了絲毫未變的戰爭本質，不由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2001年9.11事件提醒我們，戰爭跟其他活動一樣，它也一直是一種社會建設活動，未來也會繼續如此。過去十年中，美國戰略著作也逐漸、但不太情願地承認了這種根本事實。戰爭是社會構建的。1400年左右的英法兩國士兵如果知道他們正在參加的戰爭是「百年戰爭」的話，他們會大吃一驚的。「百年戰爭」的說法是19世紀發明的。戰爭是社會構建的。如果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沒有包括「鴉片戰爭」的內容，這是因為當時戰爭的社會結構讓普魯士軍界難以想像這種概念的存在。但是這並不能阻止一個只有4000萬人口的國家將鴉片武器化，以此為手段征服一個人口達4億的國家。戰爭是社會構建的。對於今天專職軍人來說，戰爭可以是很多內容，除非他不介意將自己列為戰爭罪犯，那麼戰爭首先就應該是《武裝衝突法》中所定義的內容。如果克勞塞維茨時代訂立的國際協議不再適用於今天的戰爭，那麼你就需要改變這種協議，否則的話，即使你擁有最勇敢、最聰明的戰士，那麼你還是會戰敗。戰爭是社會構建的。北約盟國從1999年開始制定一種新戰略概念，其中一個爭論點是：一次網路攻擊是否應該被看作是一次「戰爭行動」，因而需要採用第5款規定的反應行動（美國觀點），或者應該採用第4款規定的應急行動（德國觀點）。戰爭是社會構建的。通俗地來說，「有組織犯罪」和「非常規戰爭」之間的區別可以在一夜間消除。把城市暴力稱為「第三代幫派」的美國立法者同樣會把當下的形勢定義為「第四代戰爭」，而廢棄了原來的《地方警務法》。戰爭是社會構建的。簡而言之，克勞塞維茨理論家的主要問題是，他們沒有意識到的克勞塞維茨的「可逆性」觀點只是說對了一半。一般來說，戰爭確實可以稱為是「政治的繼續」。在特殊情況下，政治就變成了「戰爭的繼續」。如果20世紀可以做為「極端的年代」載入史冊，那麼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是個特殊的時代。20世界前半葉，歐洲國內政治可以看作是戰爭的繼續。這也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兩位西方政治思想家的主要觀點。左派的安東尼奧·葛蘭西認為，政治包括從「機動戰」到「陣地戰」的各種形式的活動。右派的卡爾·施密特認為，政治的本質是「敵友」之別，政治和戰爭之間的區別不是本質上的區別，而是劇烈程度的區別。20世紀後半葉，政治依然可以看作「戰爭的繼續」，只是活動範圍擴大到了國際領域，這也是為什麼被稱作是「冷戰時期」的原因。1947年沃爾特·利普曼出版了以冷戰為題的短文時，許多當代人認為這種概念太過矛盾而不能接受。實際上，這個字眼並不比1870到1914年在歐洲流行的「武裝和平」概念更為怪異。後來證明，冷戰的概念一點也不新奇，因為這個辭彙在中古世紀的西班牙就開始使用了，他們用它來形容伊斯蘭和基督教之間的長期戰爭（711-1683）。「長期戰爭」是否也可以看作21世紀的「冷戰」呢？至少，如那名中國老人所說的，我們「生活在一個有趣的時代」。1991年，鄧小平聲稱美國和中國之間正逐漸形成「冷戰」，而這並沒有引起西方國家的注意。二十年後，55%的中國人都同意他的觀點。與此同時，美國人都已經在認為21世紀將是中國的實際了。戰爭是社會構建的。中國戰略家們認為毛澤東的定義「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需要「改正」，同時聲稱「超限戰」概念的提出者是魔鬼：「傳統士兵和我們所謂的現代士兵之間出現了間隙。雖然這個間隙並非不能逾越，但是它需要我們進行全面的軍事思考。這個方法就是創建一個全面的軍事馬基雅弗利。雖然馬基雅弗利不是『超越限制』這一意識形態的早期來源（中國的韓非子比他更早），但他是這個概念的倡導者」。戰爭是社會構建的。如果平叛戰爭可以稱作「大學生級的戰爭」，那麼超限戰就應該被稱作「研究生級別的戰爭」。修正主義國家如中國非常了解這點，這也是為什麼當前在美國大學中學習的中國軍官比美國軍官要多。戰爭是社會構建的。美國軍方繼續假裝有戰爭「本質」這種概念，只有一個合理的原因：如果他們不自貶地稱他們的工作是「殺人和破壞」，那麼他們的主人——民眾就會毫不猶豫地利用、亂用和濫用他們，讓他們照看孩子或撿垃圾等。也就是說，確實存在真正的戰爭。如果你的競爭對手決定放棄克勞塞維茨而採用馬漢（Mahan）、利德爾·哈特和孫子，那麼你也要順勢而為。簡而言之，在當前的國家中，如美國的軍事戰略家們在保持警惕上做到了寧濫勿缺，同時把戰爭看作是「任何一種修正主義對手所認為的方式」。如果你在尋找一種「統一的戰爭理論」，那麼它就遠在天邊，近在眼前——超限戰。理想的情況下，負擔本來已經很重的軍隊不應該把大戰略當作自己的重點。但是在後現代主義的美國，政界太過關注選舉時提到的「永久性戰役」，而沒有興趣發展「大戰略」。如果美國軍界也不能或不願處理大戰略的問題，那麼就難以避免最終的悲劇：21世紀將肯定會作為中國的世紀而載入史冊。（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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