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論辨」是怎樣的「筆墨官司」?

「蘭亭論辨」是怎樣的「筆墨官司」?湖南教育出版社《書屋》雜誌。《書屋》二〇〇一年第一期（總第三十九期）http://www.housebook.com.cn/200101/200101menu.htm　　　一九六五年，中國書法界發生過一場很有影響的「蘭亭論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後，學術界一切政治挂帥，此時毛澤東一言：「筆墨官司，有比無好」，使這場論辨傳達出這樣一個信息：這是學術爭鳴，可以討論，哪怕沒有什麼結果，活躍活躍氣氛，也是「有比無好」。所以，從那時到現在，一直都有人認為它是一次難得的「百家爭鳴」。在《高二適研究·序一》（《東南文化增刊》，1997年）中，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馮其庸就說：「現在回顧起來，使人感到我們的學術界，就是權威如郭沫若先生那樣的人說了偏頗的意見，也仍有人起來反駁的，反駁的文章也仍可以得到堂皇的發表的，這是一個多麼光明磊落的時代啊！」　　好像並沒有人給「筆墨官司」下一定義。既稱「官司」，亦應當有「官司」的基本特點：論辨雙方地位平等，都可以依據事實為自己的論點作充分自由的辯護，勝負則由讀者來裁決。而且「筆墨官司」還不同於真正的法律官司，雙方盡可以堅持自己觀點，並不存在由於「終審裁決」帶來的「強制執行」。這樣的「筆墨官司」正是中國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局面：在爭鳴中盡享自由思想、增進學術的樂趣。　　「蘭亭論辨」的對象簡單明了，是對千年以前一件書法作品真偽作出判斷。在一些人看來，這個題目在政治上相當保險。高二適反對郭沫若的文章中，甚至對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目捶ㄌ岢鮃煲椋喚鱸凇豆餉魅氈ā飛戲⒈砹耍搖段奈鎩吩又凈菇涫指逵壩》⒈懟Ｕ庵執觶躒萌瞬幌嘈擰襖紀ぢ郾妗鋇難豕僥兀?br /> 　　三十五年後的今天，讓我們再來探尋一下歷史現象背後的故事，或許能引發人們更深入地思考這場論辨的真相。一　郭沫若文章發表後，「四面八方都騷動」　　郭沫若的《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文物》1965年第6期）從文章和書跡兩個方面否定《蘭亭序》是王羲之所作。郭稱：「《蘭亭序》是在《臨河序》的基礎上加以刪改、移易、擴大而成的。」他同意清代學者李文田的見解：「文尚難信，何有於字？」在書跡方面，他的結論是：「在南朝的晉宋時代，無論在中央或極僻遠的地方，文字結構和北朝的碑刻完全是一個體段，對於兩漢的隸書都是一脈相承的。」因此，尚處於「隸書時代」的王羲之，不可能寫出那麼柔美的行書，《蘭亭序帖》是偽托之作。　　這篇文章引起了廣泛的反響，最早發表爭鳴文章是在香港。七月初，《大公報》載東方雨文章《〈蘭亭〉趣味》。接著內地有高二適的《〈蘭亭序〉的真偽駁議》、唐風的《關於〈蘭亭序〉的真偽問題》、嚴北溟《從東晉書法藝術的發展看〈蘭亭序〉真偽》、商承祚《論東晉的書法風格並及〈蘭亭序〉》等見諸報端雜誌，表示不同意郭的意見。　　郭沫若為此又寫了《〈蘭亭序〉與老莊思想》、《〈駁議〉的商討》、《〈蘭亭序〉並非鐵案》、《東吳已有「暮」字》（後兩篇署名「於碩」）等文章，進一步重申了自己的觀點。一些人關注著，但是沒有公開寫文章，他們並不理解郭沫若為何要寫《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陳叔通曾寫信給書法家沈尹默、邵裴子，鼓勵他們參加蘭亭論辨，沈回信云：「郭文自相矛盾之處頗多。」「公謂南京出土之王謝墓誌，自別是一事，與蘭亭無涉，的是如此。郭公對此忽爾興發，寫此弘文，實不可解也。」（1）　　不過多數人還是把它當作一場學術討論。以高二適為例，他的文章，先投寄報社，被當作退稿處理。他不服氣，又通過章士釗希望毛澤東出面幫忙：「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評鑒，得以公表，亦當今至要之圖也（個人報國之忱在此）。」七月十六日，章士釗致函毛澤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學革命，該生翼翼著文駁之。釗兩度細核，覺論據都有來歷，非同隨言塗抹。郭公扛此大旗，想樂得天下勁敵而周旋之。（此論學也，百花齊放，知者皆應有言，郭公雅懷，定會體會國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於章草內為同道。該生來書，欲得我公評鑒，得以公表，自承報國之具在此，其望雖奢，求卻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權文治昌明之效，釗乃敢冒嚴威，遽行推薦。」數日後，章士釗對《光明日報》記者說：《蘭亭序》的真偽問題，是一個大問題，大家會關注的。但是這一件事與政治無關，純粹是學術問題，可以讓大家寫文章進行研究和探討。昨天見到郭老，他還說，歡迎大家討論。（2）　　八月十三日，北京大學教授宗白華寫信給郭沫若，也稱：「因兄一文，引動了異論和爭鳴，使《蘭亭》這段公案又提上了日程，對批判地接受遺產祗有好處。北大考古學教授閻文儒兄對此問題寫了一篇《王羲之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長文，欲就正於吾兄，囑弟介紹，想兄亦感興趣。吾人為『求是』而爭，真相愈辯愈明，使文化遺產更好地為當今服務，固我等之素願也。」（3）　　文字學家、書法家商承祚是主動參與論辨的。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他的兒子、現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商志到北京時，筆者曾問其父親為何公開批評老友郭沫若。他說：「抗戰時期，我父親跟郭沫若比較熟。在重慶沙坪壩，他們經常在一起搞一些學術活動，寫寫字，探討考古上的一些問題。郭老當時的看法，和後來寫的『蘭亭』文章有很大的不同。我父親也跟我談起過：『為什麼他突然改變自己的觀點？』因此，他覺得應該把自己的觀點和多年的研究體會寫出來。」　　從現有材料看來，郭沫若對自己寫「蘭亭」文章的動機也是看得相當單純的。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三日，郭沫若致信他在六十年代「無話不談的小友」、詩人陳明遠時說：「《蘭亭序》之辯論，已不僅是王羲之文章、書法真偽問題，更涉及文化史上一個重要的原則，即時代風尚與藝術潮流的問題。歷史是發展的，人類文化的審美觀點是逐步積累的，也是不斷變化的。當然，同一時代的人們，由於歷史地位、生活環境和個人經歷的種種影響，會產生出不同的風格；但是，歷史的比較研究表明：從大的方面看來，共同時代總會形成若干共同的特點。商周青銅器是如此，漢唐石雕是如此，歷代詩詞、繪畫、書法等等，更何嘗不是如此。必須有嚴格科學的方法和刻苦的鑽研，經過認真反覆的討論，才能作出新的成果來。只有在許多細緻深入的分析基礎上，才可以對我國歷代文化的系統演變，進行綜合、總結。這恐怕需要經過幾代人的持續不斷的努力。我只能做一塊鋪路石罷了。」（4）　　不過，真的看到一下子有那麼多的文章反對自己，郭沫若並沒有「樂得天下勁敵而周旋之」。郭沫若對光明日報記者說：「我只是否定《蘭亭序》是王羲之寫的，並不想什麼書法革命，也不否定王羲之的地位，想不到文章一出，四面八方都騷動。《〈駁議〉的商討》花了兩天時間寫出來。我有生以來沒有寫過這樣沒火氣的答文。後面有些句子，人家說是刺也可以。高文也的確太不成話了。皇帝過過目，就不會是假？『金目』不二嘛。我從來不寫什麼指正之類的客套文字，為了高二適，我只好『變節』了。」這一點，章士釗後來有所察覺。九月十七日，他說：我有一篇文章，但是不好拿出來，因為常跟郭老見面，不好意思傷感情。……傳說章某在這次討論中，自己不出馬，指使高二適試探一下，在幕後搖旗吶喊，使我感到此事一下子又卷進了政治漩渦。這個問題現在不單是學術問題了。（5）　　章士釗並沒有指出傳說的來源，但來頭應該不小，否則他怎麼會一下子感到了「捲入了政治漩渦」呢？「蘭亭」雖說還是「蘭亭」，可是他發現爭辨的對手已經是比郭沫若更大的人物了。二　康生與蘭亭論辨　　中共高級領導人中，毛澤東、康生、郭沫若是公認的書法家，除卻政治以外，書法是他們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毛澤東稱康生為「康老」，稱郭沫若為「郭老」，康生和郭沫若互稱「郭老」和「康老」，彼此相當尊重。　　六十年代，毛澤東發表詩詞，郭沫若為每首詩詞都寫了賞析文章，注釋里說：有些文章是經過康生看過的。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筆者採訪陳明遠時，他說：「郭沫若與康生，還有陳伯達的關係非常好，他們很有交情，比如郭老關於《再生緣》的研究，到海南島訪海瑞墓等都就與康生交換過意見。郭沫若知道毛澤東對康生十分器重，因此對康生也十分尊重，比對胡喬木尊重得多。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他們關係密切也緣於對文物有相同的愛好。蘭亭論辨康生起了很大的作用，這是沒有疑問的。」學者、書法家黃苗子在致筆者函中說得更為明確：「《蘭亭》論辯，據我所聞，是康生幕後指使郭老主演的一幕胎死腹中的怪劇，但只是一鱗半爪的小道消息。如能找到江蘇高二適的後人，或者有些線索。但以《蘭亭》真偽如何能扯入政治問題，我也百思不得其解。」（1998年12月6日）　　他們的說法，有許多事實來支持：　　一，郭沫若的《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主要觀點來自康生。他在文中直接引用了康生「非常犀利」的見解：「王羲之的字跡，具體地說來，應當沒有脫離隸書的筆意。康生還為郭沫若提供了五項證據：　　（一）「羲之少朗拔，為叔父廙所賞，善草隸」（見《世說新語·言語篇》「謝太傅語王右軍」條下劉注。）　　（二）「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與庾翼、郄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極。嘗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嘆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常痛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見梁代虞和《論書表》，亦見《晉書·王羲之傳》）　　（三）「及長，辯瞻，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見《晉書·王羲之傳》）　　（四）「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見《晉書·王羲之傳》）　　（五）「獻之……工草隸，善丹青。……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其父，而頗有媚趣。」（見《晉書·王羲之傳》）　　二，康生親自組織文章，支持郭沫若。據上海博物館副館長汪慶正回憶：「高二適的《駁議》一出，康生即授意組織寫文章，支持郭老。北京雖然寫了幾篇，都不滿意，特別是對趙萬里的文章有意見，說他只寫了巴掌大的文章。於是又派人來上海，請徐森玉寫文章。此時的徐森玉為國務院古籍整理三人領導小組成員，上海博物館館長，古文物鑒定大權威。當時徐森玉、謝稚柳和汪正慶三人在一個辦公室辦公，三人討論認為支持郭老容易，駁倒高二適難。最後由汪正慶為徐森玉代筆寫了一篇繞圈子的文章，既支持郭老又避開和高二適的辯論。汪正慶說：『寫這種文章何其難也，才一夜白了少年頭。』」（6）黃苗子也透露了一個內幕，他說道：「關於蘭亭案，當時的歷史博物館副館長龍××（名字忘了）十分起勁，寫的文章發表在當時的報上，殺氣騰騰，後來聽阿英先生說：這是代表康生的論調。」（1998年12月15日致筆者函）這裡的「龍××」即是撰寫《揭開〈蘭亭序帖〉迷信的外衣》的龍潛。龍潛正是《陳寅恪最後的二十年》中所提到的中山大學黨委書記。除了論述有關「隸書的筆意」外，龍潛寫道：「唐太宗提倡王字，是別有一番用意的。……他是把《蘭亭序帖》，作為一種治世的工具，用來粉飾太平的。」又說：「有人把《神龍本》捧上了天。其實，只要細細揣摩，對結構、筆意，稍加分析，不難看出某些筆意，正是韓愈所說的『俗書』，不是書法絕美，而是姿態偏媚。最能繼承他的是變節分子趙孟頫、地主惡霸董其昌等人。」　　三，康生自信穩操這場「官司」之勝券。康生看完郭沫若的《〈駁議〉的商討》清樣，寫信給郭沫若：「大作《〈駁議〉的商討》，已讀過多遍，寫得很好，文章的風格很高，論據充足，很有說服力。這種文章初看似乎是『心平氣和』而實際上是反駁對方最有力的。」兩天後，即八月十七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一次會議代表時，向康生問起蘭亭「官司」。當天康生給郭沫若寫信通報說：「今天在接見部隊幹部時，主席問我：『郭老的《蘭亭序》官司怎麼樣了，能不能打贏？』看來主席對此問題頗有興趣。我回答說：『可以打贏。』當然這些頭腦頑固的人要改變他們的宗教迷信是難的。然後我又將您的兩篇文章的大意簡要的告訴他，又將找到的孫星衍的材料也告訴了他。他說如果確實，倒是有用的。最後我說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給主席看看。看樣子他是願意看的。」（7）　　四，「一場誤會」——高二適手跡的發表。在蘭亭論辨中，高二適的手稿在《文物》雜誌上發表，十分引人注目。章士釗猜測道：「郭老在討論中充分顯示了他的度量，把高二適的文章在《文物》上影印出版，看來也是郭老的主意吧，這種做法就很好。」八月二日，郭沫若對光明日報記者說：「高二適的文稿，《光明日報》不加修改，《文物》影印發表，是『示眾』，可是讀者未必了解，高二適他們也許以為太看重他們的書法哩。」8原來，他只是讓人「示眾」出醜。可事實上，這點的「雅量」郭沫若也是沒有的。當時國家文物局副局長、書法家李長路與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書法家王玉池過從甚密，王玉池是當今為數不多的依然支持郭沫若「蘭亭」意見的學者。一九九九年一月九日，筆者在採訪王玉池時，王說：「當時康生不在北京，由《紅旗》雜誌總編輯陳伯達代管文化部的工作。陳伯達看到毛澤東給郭沫若的信後，就指示發表高二適的手跡。康生回到北京後，對陳伯達的做法很不滿意。陳伯達說：『今後不再管文化部的事情了。』這是李長路親口跟我說的。」三　啟功被「拉壯丁」　　史學家、書法家啟功的《〈蘭亭〉的迷信應該破除》被編入《蘭亭論辨》的「上編」，成為「與郭沫若觀點一致」的文章。它給人們一個印象，啟功寫了一篇「違心之作」，附和了郭沫若。今天看來，附和郭沫若當然不是什麼光彩的事。　　如今備受尊敬的啟功對三十五年前的論辨怎麼看呢？　　在採訪啟功之前，翻譯家楊憲益勸告我說：「啟功有旗人的特點，跟老舍一樣是怕事的人。性格上就是怕事。據說前不久在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發現了啟功劃右派挨批判時他寫的檢討。他聽說以後十分不安。所以讓啟功今天對『蘭亭論辨』再表態，很不容易。即使是下令討論，他也一定是中間派。他不像高二適那麼倔，脾氣完全不同。他絕不會承認他是投機的。就是錢鍾書、巴金也不喜歡別人把自己的舊事拎出來說道。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脾氣，啟功功成名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我認為你去找他會碰釘子的。」（1998年12月4日，北京友誼賓館楊憲益寓所）　　黃苗子也以為：「《蘭亭》舊案，啟老或不甚知內容，即使知道點，亦可能不欲談。據知他連配角也不是。」（1998年12月6日致函筆者）　　「配角」所「配」，當然是與主角「相配」。但是，仔細閱讀，我發現，啟功並不是合格的「配角」。　　且先看他在文中是如何委婉措辭的：「在《文物》、《光明日報》上連續讀到郭沫若同志論《蘭亭》的文章，從書法風格，佛家或道家思想兩方面來證明《蘭亭》不出於王羲之之手，證據分明，這裡無須重述，給我啟發是很大的。」「我體會郭沫若同志所談，是說東晉時期書法必定帶有隸書筆意。又說《喪亂帖》和《寶子》《楊陽》等碑有一脈相通之處，使我的理解活潑多了。」「一千多年間，許多文人和書家把它（指《蘭亭序帖》）說的越來越神秘，使人感覺非常可厭。郭沫若同志給它當頭一棒，確實是一件痛快淋漓的事，我是非常擁護的！」　　啟功在談及常識時，比如「要破除迷信」，「考據貴在證據的充足」等，都贊同郭沫若。他還提供了兩個有利於郭沫若的論據，但沒有表明自己的看法。而在談及郭沫若的具體觀點時，啟功則稱自己「在理解上還是一個窒礙，正在進一步地研求」。　　一九五七年，啟功被打成了「右派」，被打入社會的底層。韜光隱晦方是立身之道，他怎麼會去當什麼「配角」呢？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筆者在北京師範大學啟功寓所採訪了啟功，談及當年的情形，原來他是被郭沫若「拉了壯丁」。啟功談話如下（根據錄音）：　　「原來，郭老提出《蘭亭》是假的，那會兒我住在鼓樓前鑼鼓巷，跟阿英先生隔幾個衚衕。他告訴我：『郭老叫你寫一篇文，響應郭老的觀點。』我原來寫過關於《蘭亭》從前的辯論和有關《蘭亭》的本子的文章。郭老看過這些文章，就叫阿英告訴我再寫一回。我還是我的舊觀點，寫了一篇，觀點還不夠明確地說《蘭亭》是假的。後來阿英先生說：『你必須得落實啊，游移的不行啊。』我就按郭老的意思寫，說《蘭亭》是假的。我的觀點已經習慣了，所以這篇文里還有遊離的詞句。不過，郭老也同意了，就給發表了，就這麼回事兒。　　「『蘭亭』這件事呀，國家文物局原先有一位老太太說：『《蘭亭》自古也沒真的。』她這話說得最概括了。因為真的《蘭亭》被唐太宗埋墳里了。所有的本子，就是拓本定武本、唐摹本都是假的。她的話最透徹啊。可是她說這話的時候，我的文已經寫完了。後來我想回起來，這位說得實在有道理。後來編了一本《蘭亭論辨》，不同意郭老意見的只有三篇，最不同意的，是高二適先生。高二適先生的文章就是那麼說，是古文家的筆法，也沒有具體地說明《蘭亭》為什麼是真的，沒有說到很直接的證據。這個本來也沒法兒有直接證據。那篇文章《文物》雜誌連原稿都登出來了，論辨儘管是論辨，既是論辨，他總得有點理由啊，他那篇文章的理由是《蘭亭》文學價值很高，可是他科學論證的地方並不太多。也不能因為有了他的這篇文章就完全相信、就足以證明《蘭亭》是真的。」　　筆者問啟功：「這篇文章後來沒有收進《啟功叢稿》，是不是因為您的觀點後來有所改變呢？」　　啟功答道：「倒不是。我覺得當時就是那麼隨手寫的，阿英同志叫我寫，我就寫了，我吃完晚飯，從我那個衚衕出來，走一小段吧，到他家，他就叫人當晚給郭老送去了。那天假定是禮拜五，郭老禮拜六看了就交《光明日報》，禮拜天就見報了。我是很倉促寫的。論點也不夠，插圖也不夠。從前有科舉考試，可是誰也不會把考試的卷子刻在集子里呀。我在那篇文里怎麼說的，我也都忘了。那位朋友說：《蘭亭》從來也沒有真的。這話是最概括、最通達，不可能有真的了。」　　「這件事情（蘭亭論辨）我也不知道怎麼就發起的。寫字的人都臨《蘭亭》。臨《蘭亭》面目也多得很，《蘭亭》究竟是什麼樣子，誰也不知道，後來比較摹的近情理的，只有幾個了。刻的並不那麼完全像手寫的定武《蘭亭》，為什麼宋朝人對定武本那麼重視呢？我想一種理由，就是說，唐摹本都沒了，勾摹本比那個刷紙拓一回難多了，很難買呀。拓本印刷起來非常方便。宋朝人都買了這個。趙子固（趙子昂的堂兄）買了一個，五千兩，半萬呀。從霅溪出來掉到河裡了，船翻了，他手舉著說：『《蘭亭》在這兒！』別的丟了都不在乎，可見其珍貴。現在看起來，那究竟是拓本呀，半萬哪！這東西就很難說了。可見宋朝人對拓片也有真的假的區分。」　　啟功被郭沫若拉差，也有旁證。黃苗子在給筆者的信中說，回憶道：「找啟老寫文事，當時阿英先生曾一再同我說起過。當時我不知內幕，弄不清郭老的意思。記得有一次見面曾向他提起：日本人大谷光瑞在新疆弄到的東晉人李柏所寫的信札（即《李柏文書》），是行書，和王羲之風格相近。郭第二天即派秘書（王？）到我家查大谷光瑞那本《圖錄》（具體書名忘了），我告訴他社科院圖書館有，他就去借了。以後情況不清楚，我現在想起，這種對他觀點不利的材料，他不會引用的。」（1998年12月15日）　　在時代的大潮下，小人物的命運總是貼著大的漩渦。啟功曾這樣總結自己：「我這一生經歷坎坷，哪一步也沒走到點兒上，到現在也就什麼都無所謂了。項羽打天下，殺人放火，一味渾干。干到最後，眼見不成，一刀把自己幹了，倒也乾脆。韓信、彭越這些人，給劉邦抬轎子，最後讓劉邦抹了脖子，他們還叫冤。其實你是抬轎子的，就得想到有一天轎子里伸出刀來把你殺了。封建社會裡，這本是很自然的事。要不你學張良，跑了，也逍遙。」9由此可以窺知，頭腦清醒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政治高壓下艱難的心理狀態和生存狀態。　　啟功有一首絕句：《蘭亭後至西湖小住十首》（其一）：「逸少蘭亭會，興懷放筆時，哪知千載下，有訟卻無詩。」這是蘭亭論辨多年後，啟功對此事的回眸一笑。四　《蘭亭論辨》出版說明的玄機　　一九七三年《蘭亭論辨》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共收入十八篇文章。「上編」十五篇，即郭沫若以及與之觀點一致的文章，「下編」三篇，是與郭沫若等觀點相對立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郭沫若一邊的十五篇中，郭沫若自己就佔了近一半（6篇），還有至少四篇是康生或郭沫若「組織」別人寫的（趙萬里、啟功、徐森玉和龍潛），兩篇李長路文章，不過他被認為「從論據可以形成反對郭沫若的結論，而結果卻與郭沫若相同」（1999年1月9日，王玉池訪談。還有一篇為「友情贊助」（宗白華的兩封信）。一九一九年正是由於宗白華賞識，郭沫若的新詩才第一次變成鉛字，發表在宗白華編輯的《時事新報·學燈副刊》上。他的名作《鳳凰涅槃》等一大批新詩都得到宗白華的熱情鼓勵而在短時間內連續發表，郭沫若從此一炮走紅，宗白華可謂「詩人郭沫若」的「第一知己」。他們友情之深厚，可想而知。陳明遠說：「宗先生出於與郭老的友情，只是提供了幾個有利於郭老的證據，並沒有明確表態。但郭老認為宗先生的行為就表示了他的態度，所以把宗先生的兩封信編入《蘭亭論辨》的上編。」（1998年12月9日，陳明遠訪談）　　《蘭亭論辨》這樣的編輯取捨，使「出版說明」中「多數文章贊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見」這句話得到落實。如果真理能夠採取「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得到的話，郭沫若一派是輕而易舉地得到了，而且是十五比三的壓倒多數。　　「出版說明」中有一句話最耐人尋味：「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文章，多數文章贊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見，支持他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批判態度推翻歷代帝王重臣的評定；但也有文章持相反的看法。……應當指出，這種爭論反映了唯物史觀同唯心史觀的鬥爭。」　　在這本書里，「持相反的看法」僅為章士釗、高二適、商承祚三人。　　高二適看到這句話，「有些憤憤然地說：『看來，我是唯心主義了！』」（10）　　關於商承祚的反應，商志曾對《文物》雜誌編輯說：「我們老人家的文章不是在《文物》上發表的，《蘭亭論辨》收入時也沒有跟他打招呼，你們侵犯了他的版權。當然一九七三年還沒有什麼版權觀念。但是把我們老人家打入另冊，作為一個批判對象，他會同意嗎？以他的性格，他是不會同意的。因為他認為他的觀點是正確的。當時他並沒有考慮到政治問題，只是為了表明自己的看法。」（1998年12月17日，《文物》雜誌）　　只有章士釗沒敢對此表示不滿。因為他知道，「唯物唯心」那句話來自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毛澤東致函章士釗：「行嚴先生：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經讀過一遍，還想讀一遍。上部也還想再讀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讀。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鬥爭問題。但此事不能求之於世界觀已經固定之老先生們，故不必改動。嗣後歷史學者可能批評你這一點，請你要有精神準備，不怕人家批評。又高先生評郭文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掘出真、行、草墓石。草書不會書碑，可以斷言。至於真、行是否曾經書碑，尚待地下發掘證實。但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於世。柳文上部，盼即寄來。」　　同日，毛也給郭沫若寫了一信：「郭老：章行嚴先生一信，高二適先生一文均寄上，請研究酌處。我復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閱。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未知尊意如何？敬頌安吉！並問力群同志好。章信、高文留你處。我復章信，請閱後退回。」　　八月五日，毛澤東致康生：「康生同志：章士釗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兩部，二十二本，約百萬言，無事時可續續看去，頗有新義引人入勝之處。大抵揚柳抑韓，翻二王、八司馬之冤案，這是不錯的。又辟桐城而頌陽湖，譏帖括而尊古義，亦有可取之處。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觀，於文史哲諸方面仍止於以作者觀點解柳（此書可謂《解柳全書》），他日可能引起歷史學家用唯物史觀對此書作批判。如有此舉，亦是好事。此點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預作精神準備，也不要求八五齡之老先生改變他的世界觀。」　　章士釗原以為毛的話，只是針對他的《柳文指要》而言，不料卻被人應用到了「蘭亭論辨」上。毛給章的信，是先寄給郭沫若的，康生當然也會讀到。僅過了半個月的時間，毛給康生的信中，再次提到「歷史學家用唯物史觀」對章士釗批判。　　從「出版說明」回溯到毛澤東的三封信，我以為，「蘭亭論辨」，簡言之，是學術其表而政治其里——「對外」稱之「筆墨官司，有比無好」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內部掌握」的「口徑」則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鬥爭問題。」　　毛澤東這三封信，均收入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才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無論是積极參与或被動拉入「蘭亭論辨」的當事人，有幾個知道毛澤東支持論辨的真實心態和意圖呢？高二適想不到他的「報國之忱」經「我主席毛公評鑒」，竟是這樣的結果吧？　　「蘭亭論辨」歷史事實表明，在一個高度中央集權、封建家長制盛行的年代，絕不存在著單純的學術自由的「特區」，一切都被政治化。在政客們眼裡，首先「唯上」，其次「唯書」，最後才可能「唯實」。這是他們處世之道，立身之本。康生一生唯毛澤東馬首是瞻，盡他可能地做了毛澤東想做而不便出面做的事情。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就會用盡心思揣摹毛澤東，忠實地而又富於創造性地執行毛澤東的指示。當年只是因為蘭亭問題本身學術性過強，沒有引起普通民眾的關注，才沒有釀成像批《海瑞罷官》那樣廣泛的政治大批判而「胎死腹中」了。　　不過，毛澤東的思路是一貫的，且戰略方針既定。「蘭亭論辨」僅過了一年，在找到了另一個合適的突破口以後，「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注釋：（1）（2）（3）（5）（7）（8）《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穆欣著，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四年。（4）《郭沫若書信集》下冊，黃淳浩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6）（10）鄭重：《回眸「蘭亭論辨」》，載《文匯報》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9）《筆走龍蛇笑古今——啟功先生印象記》，陸昕編著，學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