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有可能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但這個鍋中國不背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先生日前在法國新聞網刊文，認為美國候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內閣團隊在籌備其對華政策時，除了要警惕大家已經熟悉的修昔底德陷阱外，還「必須擔心『金德爾伯格陷阱』：也就是對手主動示弱而不是示強。」文中，他還質疑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不斷壯大，是否會為提供全球公共產品貢獻自己的力量，暗示美國新政府應該讓中國承擔更多的世界責任，以避免美國由於承擔太多責任而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對此，我們需要進一步分析和討論。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 資料圖

全球化的成本誰來承擔？

首先，隨著全球化和各國相互依賴加深，對公共產品的需求日益劇增，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世界秩序的穩定確實需要一個領導者。自地理大發現以來，不斷擴展和深化的生產與消費將世界連為一體，相互依賴逐漸成為現實。在這一過程中，儘管充滿了殖民、掠奪與殺戮，但也帶來市場的開放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商品、服務、生產要素與信息跨國界流動，通過國際分工，在世界市場範圍內提高了資源的配置效率，同時使各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日益加深。同時，全球化使技術擴散成為現實，並呈現加速度趨勢。這一切都極大提高了人類社會創造財富的能力和速度，成為人類進入並享受現代社會的關鍵因素。

但全球化的一個弊端是並非所有國家或民族受益或一直受益。因此，邏輯上有益於人類整體進步的路徑並非是唯一的必選項，同樣存在著理性失敗或倒退的可能。金德爾伯格在其著名的《蕭條中的世界：1929-1939》一書中指出，世界經濟體系的運行，無法完全依靠市場自發的力量，或者說不能指望各國自覺、自願地提供確保經濟體系穩定所必需的成本，因此必須有一個國家在其中發揮領導作用，提供這種成本。那些關心「公共利益」並願意承擔「公共成本」的國家，就是世界經濟體系的領導者，同時也是世界政治體系中的領導者。

公共成本的概念在實踐與學術中逐漸發展為公共產品，包括開放自由的貿易體系、穩定高效的金融市場、海洋自由航行、制止地區衝突與戰爭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全球陷入經濟危機而衰退，並導致慘絕人寰的種族大屠殺和世界大戰，其主要原因在於雖然美國在實力上取代大英帝國成為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國家，但卻不願意接替英國承擔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的角色。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進一步加深了各國間的相互依賴，形成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勢態。國際社會的利益關係也由傳統的排他性零和關係轉變為利他性非零和關係。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席捲全球，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無法倖免。同時，地區衝突所導致的人道主義災難、武器擴散、海盜、非法入境、恐怖主義和極端宗教思想等問題也使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因此，世界對公共產品的需求比歷史上任何時代都要強烈。

誰會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

其次，美國未能承擔起世界領導者的責任。儘管金德爾伯格被譽為「霸權穩定論」的開創者，但他本人並不願意用「霸權」這個詞，因為它意味著「隨心所欲地去干任何事情」。相反，他更願意用「領導者」，即「基於道義的熏陶和所處的地位而不得不為之」。

毋庸置疑，美國在二戰後成為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國家，並在西方世界建立起以美國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發揮了世界領導者的作用。馬歇爾計劃、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援助項目的實施和國際組織的建立，對於戰後恢復世界經濟、穩定世界秩序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國際制度、機制和國際法的不斷發展與進步逐漸規範和塑造各民族國家交往之間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也削弱了安全困境，並且提供了文明且和平的爭端解決機制。

但是，作為世界領導者，一個國家既要有足夠的能力，來維持並主宰國家之間關係的必要規則，並且有足夠的意願和正確的手段這樣做。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卻越來越凸顯出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例如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既沒有合法的開戰正義（Jus Ad Bellum）——沒有獲得聯合國授權，也沒有戰時正義（Just In Bello）——出現虐囚事件等，更沒有實現戰後正義（Just Post Bellum）帶來一個穩定民主的伊拉克，反而在中東地區催生出一個恐怖組織「伊斯蘭國」。

目前全球面臨的諸多嚴重挑戰，比如敘利亞難民、國際恐怖主義、朝核危機等，都與美國錯誤的政策實施息息相關。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以及配套的TPP，都致力於打造一個將中國孤立而分裂的世界，而不是一個合作共贏的世界。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已經不再是世界問題的解決者，而是問題本身。而即將上台的特朗普總統及其團隊，則更加凸顯出反全球化和孤立主義的傾向，給世界的未來發展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因此，約瑟夫·奈教授所擔心的「金德爾伯格陷阱」，不應該是擔心中國「是否會為提供全球公共產品貢獻自己的力量」，而更應該是擔心美國是否還有意願和正確的手段這樣做。

約瑟夫·奈擔心的不該是中國

再次，中國一直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同時也是受益者。平心而論，中國的實力距離美國還有很大差距，甚至比歷史上的德國與英國之間差距還要大。但是，作為人類世界負責任的平等一員，中國依然願意為世界和平與秩序穩定做出貢獻，提供與自身實力相匹配的公共產品。

政治上，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也是對維護世界和平負有最大責任的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因此更加珍愛和平，也更願意支持聯合國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面發揮最大、最重要的作用。

1971年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以來，與聯合國在各個層面都展開了卓有成效的戰略溝通與務實合作，中國對聯合國事業的支持也不斷增強。與長期拖欠聯合國會費的美國相比，中國不但按時足額繳納會費，而且目前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會費繳納國，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維和經費貢獻國。作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代表，中國已經事實上成為維護以聯合國為代表的世界秩序的中流砥柱。

同時，中國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事業本身就是不斷融入世界體系的過程，抓住「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充分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積极參与國際競爭，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國無論是在經濟建設方面，還是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近年來，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本質上是與世界分享中國的繁榮和發展路徑，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在G20杭州峰會期間，中國政府更是倡議各國實現更加協調的國際經濟政策，共同努力「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這些都是中國給世界所提供的公共產品。

對此，奈教授也承認：「中國的所作所為並非以推翻現有自由世界秩序為目的，而是為了強化其自身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力。」儘管中國政府一再倡議構建「命運共同體」，但如果美國新政府決意選擇另外一條路徑，中國並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構建新的全球秩序並充當其中的「領導者」。換句話說，約瑟夫·奈所擔心的「金德爾伯格陷阱」是有可能的，但唯一能夠導致這結果的變數是美國，而不是中國。

所以，就目前來看，中國既沒有改變現有國際體系的能力，也沒有意願。2015年9月，習主席訪美時指出，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體系，不意味著另起爐灶，而是要推動它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至於世界因美國實力相對衰落而導致「金德爾伯格陷阱」的問題，美國另一位政治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伯特·基歐漢先生其實已經在《霸權之後》一書中給出了答案：維持現有體系的關鍵在於創建一個無論是盟國還是第三世界國家都能夠參與合作的機制。但實現這一點的關鍵是，中國有意願繼續參與國際合作，美國是否有意願呢？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教授、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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