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曹汝霖回憶錄為例談談如何讀史

以曹汝霖回憶錄為例談談如何讀史蘆笛一、「十年磨一劍」與「一年磨十劍」馬悲鳴出來談史，依據是曹汝霖的《一生之回憶》。這書是他畢生修習的《葵花寶典》。早在11年前他與林思雲合作通篇胡說的《策馬入林》時就用為立論依據。 11年過去了，那書仍然是他發宏論的唯一依據。用賈島的詩來說就是：「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如此讀書，不像讀史，倒像是古人所謂「治經」了，那不是治月經不調，而是終生只看一本儒家經典，反覆來回打磨。文天祥所謂「辛苦遭逢起一經」，說的就是這種褻瀆智力的蠢事。區別只在於，馬悲鳴把曹汝霖的回憶錄當成經書，終生「治」之，治出來的是腦筋嚴重失調，專門看到作者沒說過的話。馬氏「治史如治經」，治出了自身的幻視幻聽，不亦怪哉？過去屢有網友來信，問我如何尋找與閱讀史料。馬悲鳴出來胡說八道一番，倒提醒我可以以曹汝霖回憶錄為例，演示一下看這類書該注意什麼。這樣才能「一年磨十劍」而不是馬氏的「十年磨一劍」，最後還磨得腦筋不調，磨出了幻視幻聽。二、關於治史的一封信小夥子：你好！謝謝來信以及你對我的謬賞，我是個票友，不是科班的史學家，玩歷史是出於興趣而非專業目的，過去從未受過史學研究的專門訓練，所以你要讓我像科班教授那樣指導你是沒希望的。我只能說一下科研的一般方法。事實上，我就是用這套來研究歷史的，它是否正確，我心裡並沒有譜。我不知道你是否有過科研經歷，不管怎樣，籠統說一下原則吧。研究歷史，首先當然是要選定領域。到底是想搞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還是外國史。古代是哪個朝代，近現代史又是哪個分支，是中共史還是國民黨史，是人物還是事件，等等。選定領域後，便是熟悉史料，先從閱讀通史開始，亦即泛讀你選定的那個領域裡的所有的重要史書以及有關的論文。現在網路上下載史書相當容易，論文也可以從中國知網上去調出來（如你在學術機構工作，應該可以利用公家的帳戶免費檢索調閱），要做到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相當熟悉。熟悉了史料後，就是發現問題並針對性地選題，在過去的閱讀中，你應該注意處處使用邏輯思維，不放過一個你覺得情況不明或是敘述不能自洽的地方，從而找到要研究的課題，再有針對性地去進一步查閱史料，查閱的地方無非是公共圖書館，最全的就是中國知網吧，檢索方式無非是輸入關鍵詞。在透徹研究了相關材料後，再運用邏輯推理，給出你認為最有可能的解釋來。這就是寫史學論文的一般方式，我附上一篇舊作，供你參考。必須強調指出，以我看來，票友要戰勝科班，只能靠自己的邏輯思維優勢，學文科的邏輯思維能力一般都遜於理工科出身的，因此他們給出的解釋很容易就從邏輯上找出破綻。我附上那篇文字就是想演示這一點。待到論文寫多了，你對某段歷史或某個人物的認識自然也就豐富全面深刻起來了，此時即可寫出專著，而原來的零散的專題論文就可以用在專著中，楊奎松就是這麼乾的。他的史書，都是先前的論文集中起來加以進一步編綴而成。這就是大概的治學程序吧，主要還得靠你自己去努力，祝你成功！蘆笛三、曹汝霖回憶錄擷萃曹汝霖身處中國天翻地覆的重要時代，目擊或親身參與了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諸如晚清立憲運動、「二十一條」談判與簽訂、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五四運動等等，見過或是相當熟悉重大歷史人物諸如慈禧、光緒、攝政王、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蔡鍔等人。因此，作為那段重要歷史的見證人，他的回憶錄是重要的歷史證言，蘊藏著許多重大的研究課題，值得學者去進一步發掘。下面舉幾個具體的例子，演示如何「由小見大」，而不是看了反而出現馬氏幻視幻聽。1）晚清的市政建設晚清新政，意味著按西方模式全面改造傳統生活方式，其改革內容無所不包，除了在政治上效法西方立憲，制訂西式法律，建立西式國家機構，在經濟上興修鐵路、開辦工廠礦山，獎勵民間工商業外，在文化上廢科舉、辦洋學堂外，甚至還包括改革獄政，進行市政建設。今天的讀者出於對傳統生活方式的隔膜，往往容易忽略次要方面的改革。看過來人的回憶錄，往往能提供當時的生活細節，有助於我們對那古老的原始世界獲得較為逼真的認識。在舊作《刺刀逼著蓋起來的廁所》（載香港《新維》雜誌）中，我指出， 北京的公廁是八國聯軍用刺刀逼著北京人民蓋起來的，而馬路也是在晚清才改造成了可以讓人行走的通道。我援引了齊如山的回憶錄，告訴讀者拳亂前的北京街道是什麼樣子：「據著名的戲劇藝術家齊如山介紹，那時北京的大街中間有條所謂的"雨路"，"各大街之雨路，都是高與人齊，矮者也有三四尺高，兩邊的便道也很寬，但除小商棚攤之外，其餘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滿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則都是水窪。雨路上頭，浮土都是一二尺深，步行可以說是萬不能走，所以北平有兩句諺語：「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又有兩句是「不下雨像個香爐，下了雨像個墨盒。 」 』」但我不知道那「雨路」是怎麼形成的。看了曹汝霖回憶錄，我才知道，它其實叫「御路」，也就是「皇路」，其實是「官路」或「公路」的意思，其出現乃是吏治腐敗與人民缺乏公德心相結合生出來的寧馨兒：「入清後，地方行政方面有巡城御史。每隔數十丈，有一看守所，等於警察，至今尚有夜間提燈籠巡街者，直至設立警察而廢。巡城御史之俸給，尚照清初所定，從沒有增加，等於枵腹從公，難免受居民之賄通，遂將整齊之大道，分為三段，中間一段為御道，高出數尺，供車馬人行。兩旁稍低之道，架棚設肆，售賣魚肉、菜蔬之類。晴則塵土飛揚，雨則泥濘載道，路狹人稠，擁擠不堪。至大明壕之上，亦蓋瓦房，且設店鋪，每年挖溝兩次，都在人民家裡開洞淘挖，穢氣薰人，因之內城本來整齊清潔之街道，搞得雜亂無章。」這意思是，「巡城御史」的工資太低，因此收受居民賄賂，聽憑他們在馬路上搭建攤棚，只將路中間的一段留下來作通行用，稱為「御道」。大約棚戶攤販都往御道上倒垃圾，日久天長它就高出了路面好幾尺，而且儘是塵土，以致根本無法行走。而那所謂「大明壕」本來是條下水道（明溝），可居民竟然在上面蓋瓦房。於是每年疏浚時，都只能在人民家裡開挖。真是烏煙瘴氣到無法想像。我記得80年代北京有的街道也被攤販佔用，搭起了永久性攤棚，只留下了路中間窄窄的一條供大眾行走。區別只在於現代攤販們沒向路中間傾倒垃圾，使得那「御道」高出兩旁數尺。這面貌直到推行新政後才改觀：「至庚子後，始派肅王善耆，為管理京師工巡事務大臣。後設民政部，即任肅邸為民政部尚書，始開始整理市政，將內城大道旁之棚鋪，一律拆去，恢復舊觀，改修馬路，由內城展至外城。但護城河工費太巨，尚未疏通，大明壕上之房屋，亦無法拆除。當時雖屬專制王朝，然拆民房須給補償，無此經費，即無法拆除，尚有恤民公道之意也。」這善耆就是肅親王，川島芳子她爹，是晚清最開明的皇族。他擔任民政部尚書時負責北京市容改造，在作了補償後，將馬路上違章搭建的棚戶一律拆除，恢復了馬路原有的面積，並用碎石鋪設路面，使得北京變得像個城市的樣子了。據他介紹，北京的警察也是肅親王建立的：「肅王開始設警察，聘日本川島浪速為顧問，設內外城廳丞，專司市政，內城廳丞為章仲和（宗祥），外城廳丞為朱桂莘（啟鈐），於是內外城均添修馬路，編查戶口，每家編門牌，盜賊案頓減少。」有了警察，汪精衛謀殺攝政王的陰謀才破產（其實若把那廢物炸死了，大清反而能獲救也未可知。對大清的垮台，攝政王立下的功勞再怎麼著也比毫無寸功的孫中山大到不可勝計）：「汪在地安門什剎海銀錠橋下埋設炸彈，是處為攝政王每朝必經之路，正在工作之時，被巡警發見逃走。」而案件的發生更加促進了北京警務建設：「自汪案發生後，北京特設巡警部，由北洋大臣袁項城推保趙秉鈞長部，並調北洋有經驗之警察數十名為警察官，至是北京警察規模始具。」他的這些回憶與他人的記述一致，可以視為基本可信。當然也有矛盾之處，例如他先說汪精衛埋炸彈被巡警發現，後又說案發後北京才特設巡警部。不過這問題不是太大，估計是原來也有巡警，但沒有專門管理機構，待到案發後才專門建立了該部，趙秉鈞出任部長，並把他在天津訓練出來的警官帶到了北京，於是由肅親王開創的北京警察局至此才真正具備了規模。當然這推測是否成立，還需要更直接的史料驗證。可笑的是，馬悲鳴十年讀一書，最後居然沒看見上面引用的那些話，卻硬說「中國的警察制度是曹汝霖一手組建的。這也是其一大功」！您說這幻視幻聽是怎麼煉成的？2）官制改革何以似是而非曹汝霖說，袁世凱的政改決心很大，「以朝廷既決意立憲，自應照立憲國成例，改為內閣制，其它不適用於現代之官署，亦應審核，應留應廢，以利推行新政」。不料這卻引起了軍機大臣瞿鴻機和滿族大員們的疑忌，以為袁世凱是想當總理，「政權操之總理，豈非成了獨裁，又謂君權下移，流弊更甚」。曹汝霖於此嘆道：「夫責任內閣，成為立憲國通例，總理許可權，自有憲法規定，何能成為獨裁？至君主之權，亦定之憲法，王大臣並此而不知，何能行立憲政治？」（註：老曹不會用標點，此處兩個問號原來都是句號）大員們爭論了很長時間，最後「成立了四不像的內閣，設總理大臣一人，副總理兩人，均欽派，仍每日奏對，不設公署，下設章京數人。另設銓敘局（執行吏部事）、公報局、印鑄局等，等於換湯不換藥」。老袁時任直隸總督，任所在天津，這次是被召到北京來主持政改的。改成這個樣子，當然要大失所望：「項城抱了改革政治熱心而來，而所得者適得其反，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出京前夕，在北洋所設宴通請王公大臣，下及館員，並演話劇，劇名"朝鮮烈士蹈海記"，寓有諷刺警惕之意。劇情大意，朝鮮頑固黨爭名奪利，與一烈士爭論，烈士對頑固大臣，力說朝鮮不變法，即將亡國。頑固大臣只顧權利，不肯改革。有一大臣調停其間，一面勸烈士不宜魯莽，一面勸大臣，強敵當前，若不變法，何以圖存。大臣不聽，後日本進兵，迫王退位，烈士痛哭流涕，演說一場，跳海而死。劇情切實現勢，語語打動心弦，使聽者驚心動魄。」可見由一群對立憲政治毫無認識、只知宮廷權力鬥爭的廢物去主持政治改革，會鬧出何種笑話來。曹汝霖當時參加了官制改革的設計工作，提供的內幕信息很有參考價值。3）慈禧的疑問慈禧曾召見過曹汝霖，垂詢立憲的事，兩人的對話非常精彩：「問：聽說他們國會裡有黨派時常有吵鬧的事？對：是的，因為政黨政見不同，故議起事來意見不能一致。問：他們黨派哪一黨為大？對：那時有政友會，是由伊藤博文領導的，又有進步黨，由大隈重信領導的。政友會議員人數較多，在開會時，因政見不同，時有爭辯，但臨到大事，朝議定後，兩黨即團結起來，沒有爭論了。臣在日本時，適逢對俄開戰問題，爭得很厲害，後來開御前會議，日皇決定宣戰，兩黨即一致主戰，團結起來了。太后聽了，將手輕輕的在御案上一拍，嘆了一口氣說：唉！咱們中國即壞在不能團結！對：以臣愚見，若是立了憲法，開了國會，即能團結。太后聽了很詫異的神氣，高聲問道：怎麼著！有了憲法國會，即可團結嗎？答：臣以為團結要有一個中心，立了憲，上下都應照憲法行事，這就是立法的中心。開了國會，人民有選舉權，選出的議員，都是有才能為人民所信服的人，這就是領導的中心。政府總理，或由欽派，或由國會選出再欽命，都規定在憲法，總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權柄，即為行政的中心。可是總理大臣，不能做違背憲法的事，若有違憲之事，國會即可彈劾，朝廷即可罷免，另舉總理。若是國會與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請解散，另行選舉。所以這個辦法，各國都通行，政府與國會，互相為用，只要總理得人，能得國會擁護，國會是人民代表，政府與國會和衷共濟，上下即能團結一致。臣故以為立了憲，開了國會，為團結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順利進行了。太后聽了，若有所思，半頃不語。我正想再有垂詢，預備上陳，皇帝見太后不問，即說下去吧。 」由此可見，慈禧確實是個厲害的政治家，深知晚清的痼疾就是官僚階層四分五裂，這大概就是她最大的苦惱。因此，她對立憲開國會的擔心，就是這黨爭會不會導致國家癱瘓，是以一上來就抓住這最要緊的問題。曹汝霖的回答令她非常驚訝，她實在無法想像，為何容許公開的黨爭反而能使國家團結。很明顯，對曹汝霖作出的解釋，她限於知識與視野，既無法理解，也不可能信服。事實證明，她的疑惑是正確的。民初實行的憲政之所以無法工作，就是中國特有的「黨爭」毀掉了一切。先是國會不顧國家存亡決於俄頃，以刁難總統為職業，接連搞垮內閣，使得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迫使老袁解散國會，帝制自為，導致南北分裂；後又是「府院之爭」引來張勳復辟，最後南北公開分裂，軍閥混戰。曹汝霖許諾的「立了憲，開了國會，為團結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順利進行了」在哪裡？這次陛見，讓曹汝霖對慈禧太后留下了深刻印象：「仰窺太后，目光炯炯，聲音不高不低，對於奏對，不厭求詳，一再下詢，想見她對於立憲，似感興趣，更可見她思想並不頑固，可惜平時沒有人以各國新政灌輸上陳。設使戊戌變法，南海任公諸公，先擬全套變法計劃加以說明，各國強盛，都由立憲開端，以祛除其救中國不救大清的錯覺，我想以翁師傅等的淵博，傅以南海諸先生之學貫中西，若將各國因立憲才能興盛之故事上陳，未必不能得太后的同意。惜乎當時維新諸君子，求進之心太急，而光緒帝因擱置王照一奏，竟一日罷斥全部堂官，操之過急，反激起守舊者之反感，失此機會，真是可惜。以余之觀察，太后是精明強幹，喜攬大權，不甘寂寞之人，只要使她面子上不失為無權之人，或即可敷衍過去，亦未可知。」他對康梁在戊戌變法中的躁進的批評非常中肯（順便說一句，他對戊戌政變的介紹與今日史學界的共識相似：「時袁方在天津小站練新軍，譚嗣同密往袁之旅舍，告以皇帝將遇大難，非你帶兵入京圍頤和園，無法救駕」）。但我個人認為，即使慈禧太后被康梁說服，戊戌變法也是要失敗的，蓋康梁根本不知道自己面臨的是何等艱巨的系統工程，由兩個對西學一無所知的人來作西化改革的總設計師，豈不是靠盲人領路？但若不是康有為想謀殺慈禧，則帝後也不至於成了死仇。那麼，後來的拳亂也就不會有了。中國承受的損失也就不會那麼大，而大清也未必會垮得那麼迅速。4）關於「黨爭」的一點補充說明前文貼出後，kingsmill網友指出：「準確的說，在明治時期日本國會還沒有什麼正經的黨派，更談不上"黨爭"。那時的政治派別多是以某一個或幾個大人物為中心的各種「會」，宗旨是隨著主導人的意思改變的。當時日本也沒有什麼像英美法那樣的政黨內閣。那個時代日本的政治很大程度上是精英政治，主其事者是維新倒幕那個時代的元勛們。國會的權力在大日本帝國憲法時期一直不大，遠比不了西方民主國家。民國國會的問題與其說是黨爭太烈，不如說是國會的紙面權力太大，達到了當時的中國不可能消受得了的程度。日本真正的政黨政治出現在1919年之後，有個短命的活躍時期。各黨派紛紛踴躍討好國民，很多採取的方式是為日本侵略亞洲加油打氣，出謀劃策；也有的靠攏軍部，爭取利益。在大正民主的活躍時期過後，日本逐漸被綁在了軍部的無腦車輪上，那一點兒混亂的政黨民主也就迎來尾聲了。 」他這兒對「黨爭」的誤會我覺得很有代表性，是以專門作個回覆。實際上，用「黨」來翻譯party，大概是最典型的誤譯。蓋古文中的「黨」，不是什麼好玩意，孔子就說：「君子群而不黨。」所謂「黨」就是「結黨營私」的意思，而所謂「黨爭」，如唐朝的「牛李黨爭」，明末的「東林黨禍」等等，一律是禍國殃民的權力鬥爭。尤以後者為禍最烈。當時的「黨」的名目之多，老蘆根本就記不住。除了東林黨與閹黨之外，還有什麼浙黨、齊黨、楚黨等等，斗到血流漂杵，一直斗到南明去還沒完沒了。有如說大明是亡於李自成加辮子兵，莫若說是亡於這些烏煙瘴氣、毫無是非可言的「黨爭」。可笑的是，後人還把東林黨人及其後繼的復社當成了道德模範。大清還未亡時，「黨爭」就很劇烈了。最突出的就是「清流」保守派與「洋務派」之爭。甲午戰爭之所以輸得那麼慘，原因當然很多，但黨爭也不能辭其咎。 「清流」主戰派成心看主和派的李鴻章的笑話，百般掣肘，致使整個戰爭成了李鴻章一人敵日本全國的戰爭，大敗之後把他推出去負責簽字賣國，過後還舉國笑罵「李二先生是漢奸」。到晚清改革時，這「黨爭」又嚴格限制了改革的步驟。曹汝霖已經說了，當時的滿族親貴以及瞿鴻機把改革官制看成是老袁個人的奪權陰謀，百計加以阻撓，最後是如願封死了老袁當總理的路，而皇族親貴個個當上了主管「要害部門」的大臣，致使官制改革換湯不換藥。正因為深知黨爭的危害，老佛爺才會擔心開國會後會鬧到不可收拾。蓋當時的人除了富有中國特色的黨，也實在無法理解西式政黨。第一任駐英副公使劉錫鴻在細心考察英國政治後評論道：「英國宰相之進退，視乎百姓之否臧。而眾官之進退，又視乎宰相之進退。持其失者多，則當國謝去，公舉賢能，告諸君而代之。相既易，則各曹長皆易，由代相者自置其人，以期呼應靈動。進必群進，退必群退，故常相傾軋，有一利必有一弊。」很明顯，他是把西式黨派政治當成了中式黨爭。國會的兩派當然互相傾軋，但政治本身就是互相傾軋的齷齪勾當，關鍵是如何將互相傾軋公開化、程序化、和平化，將它引入建設性的軌道，而民國政改之所以流產，正是因為政客的覺悟過不了這一關，使得國家在這上頭翻了船。民國當然是毀於黨爭，既毀在絲毫不遵守起碼法治規矩的革命亂黨手與中央政府之爭，又毀於北洋直系、皖系、奉系之間的派別鬥爭，致使文斗變成了武鬥，國家土崩瓦解。之所以如此，我看還是因為民智民德未開，政客與軍人毫無職業道德觀念。他們既無「程序至上、手段至上、願賭服輸」的觀念，又無「國家利益至上，作忠誠的反對派」的顧全大局的思想。如果革命亂黨有前者，就不會借宋教仁案與大借款案發動武裝叛亂；而如果國會有後者，就不會濫用權力搞到連個內閣都無法成立，逼得老袁翻臉解散國會了事。若是蔡鍔、唐繼堯等地方實力派有起碼的政治道德操守，那就應該利用當時充分的言論自由特別是「通電」自由，先使用和平手段公開反對袁世凱稱帝，無效才訴諸武力，而不該出爾反爾，先上書勸進，等他真的當上皇帝了，又發兵「護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老佛爺的擔憂一點都沒錯。當然，對黨爭，她的態度其實很矛盾。作為獨裁統治者，她不能不使用「分而治之」的傳統統治術，在這個意義上，黨爭對她維護統治有利；但若是需要團結一致對外之時，黨爭又使得中國不堪一擊。她之所以感嘆中國人不能團結，就是在後一個意義上說的。在這方面，中國人可是遠遠不如日本人。明治時代的日本可能沒有成熟的西式政黨政治，但舉國團結一致對外的精神可是中國人做不到的。日俄戰爭爆發時曹汝霖在日本，寫下了第一手觀感：「當日本徵召退伍兵之時，我住在中江家，見退伍兵應徵到東京者，軍部令分住民家，視房屋之大小，配住兵之多寡。中江家派住八人，中江家自動讓出六疊房兩間以住兵士，自家母子女三人，擠在四疊半的一間小屋。余以外國留學生，不令讓屋。每日三餐，總以肉食餉兵士，兵士亦幫同操作，彼此和睦，恍若家人。我看了真覺感慨，中國人民與兵士，哪有這種情形，及到出征之日，家家戶戶，集團歡送，手持大旗，旗上寫的都是"光榮戰死"、"為國捐軀" 、"祈必勝"、"祈戰死"等等字樣，以壯行色，於鼓勵之中，寓有不勝毋歸之意。兵士踴躍前進，人民歡呼萬歲，歡送場面，人山人海。以這種字句來送出征之士，在中國人視之，必視其為不祥，而他們則認為鼓勵軍士之必勝，即此可見其忠君愛國之心為何如矣。 」我覺得，日本人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他們充分利用了儒家的「忠君」說教，把天皇當成了凝聚全國人民努力的精神象徵。晚清的改革也就失敗在這點上。我已經在舊作中指出，當時的中國需要的最關鍵的改革，是把一個中古時代的原始國家機器，改建為中央集權的具有起碼國防能力的西式國家，這才能應對當時的最大危機——外侮，而不是去搞加劇國家分裂的地方自治。自洪楊作亂以來，地方督撫權力日益加重，業已呈現尾大不掉之勢，拳亂導致的「東南互保」更加重了地方離心傾向。晚清預備立憲還雪上加霜，在各省開設咨議局，為日後的土崩瓦解作了充分鋪墊。由此可見，當時的謀國之士根本沒看出當務之急是什麼。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滿族親貴搞的「中央集權」儘管出自私心，反而在客觀上符合改革應取的方向。即使如此，如果慈禧太后能晚死一二十年，改革仍然可能成功。這其實就是戊戌變法失敗留給後人的遺憾——它的真正惡果，是不但推遲了改革，而且導致帝後失和，引出了拳亂。這主要罪責我覺得應由試圖發動政變暗殺慈禧的康梁承擔，光緒也不能辭其咎。其實若是光緒聽了袁世凱的進諫，以慈禧為名義上的「改革的總設計師」，將改革歸在她的名下，讓她來扛這大旗，而以李鴻章、張之洞為主要謀劃者與推行者，僅以康梁譚等人為「體改所」一類低級顧問，那就等於把晚清新政往前提了幾年，成功的勝算甚大。就算不成功，起碼也能逃過拳禍。總而言之，根本制度、根本生活方式的改革，需要中央有不容置疑的權威，也需要具有足夠實力的鐵腕人物。在那個時代，皇權是最高權威，而慈禧是改革必需的鐵腕人物。慈禧死掉了，改革的前途也就跟著她死了一大半。再把皇帝搞掉，和平轉型的希望就再也沒有了。若不是孫中山從蘇聯引入「黨治」，用以取代皇帝的權威，那中國可能至今還在軍閥混戰中。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在此後出現的極權統治，似乎也可算成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彌補（這似乎是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只是我並不認為那是必然的，而且覺得那比軍閥混戰、國家分裂更糟糕）。這其實也就是六四的教訓。六四那伙「民主鬥士」其實也就是新時代的康梁。區別只在於新時代的老佛爺壽命比較長。若是他90年代初就死了，那麼今天中國還在陳雲、李鵬打造的「鳥籠」中掙扎。5）間島問題所謂「間島」，就是中國的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是晚清從日本人嘴裡奪回來的，應該算是近代中國取得的兩大外交成就（另一成就是民初老袁讓外蒙放棄獨立。可惜因為國會無故搗亂，致使後來與俄國締結的條約不如陸征祥談成的對中國有利）。根據中文維基百科：「1909年9月4日，日本與清朝政府談判解決中韓邊境問題，日本國特命全權公使伊集院彥吉和大淸國欽命外務部尚書會辦大臣梁敦彥在北京簽定該條約了《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其中規定：圖們江為中韓兩國國界，並以石乙水為江源。後來的滿洲國和朝鮮邊境沒有進行過大的變動。七十年代，韓國開始提出"間島"問題。 1978年元旦《韓國日報》刊載了徐楨哲的系列圖片文章《新年展示韓國舊貌》，其中表述為當年日本和清朝簽訂的條約將韓國領土劃為中國所有，提出要收回間島。同年韓國興起"恢復國史"運動，間島問題也是核心內容。 」清廷之所以取得這一外交成就，官方宣傳都歸功於宋教仁，說宋教仁1907年去東北運動馬賊從事反清革命，得知了日本人想奪取間島。他化裝成日本人，打入日本右派的「長白山會」，獲取了該會關於該問題製造的大量假證據，拍照帶回日本。然後在漢城與東京的圖書館查閱資料，找到了一個名叫古山子的朝鮮人於中國康熙五十五年出版的《大東輿地圖》，上面清楚地表明中國與朝鮮的界江是圖門江。根據這些材料，宋教仁寫成了6萬字的著作《間島問題》，從語言學、國際法、歷史、地理等各方面，論證了日本人說的間島地區從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宋把該書託人轉交給清朝駐日公使，清政府利用他的研究成果，在與日本談判中保下了這片領土。曹汝霖的說法卻完全不同。他當時在外務部當主事，卻無一字提到宋教仁，而是將功勞歸於吳祿貞：「時外部以間島問題，與日使交涉，久未解決。間島位於吉林邊境，與朝鮮接壤，日俄戰爭時，日本駐兵於此久而不撤，且主張為朝鮮領土。該處朝鮮居民甚多，中國方面，僅有少數滿洲人。我國以圖們江上游，立有一古石碑，刊有北望圖們，東望鴨綠字樣，並無他文，不知何時所立，據此為我領土之址，此外亦無證據。日本則指此碑不足為憑，但亦無朝鮮領土之證據。部中以這事非口舌文書所能解決，乃電商東三省徐總督派員調查，並帶軍隊以資應付。徐督派吳祿貞先赴間島察看情形，偵知日本收買匪頭韓登舉。他部下有數千人，吳遂誘以祿利，曉以大義，勸受招撫，允助以軍械，於極秘密中代他訓練，韓果歸順。半年後，韓部竟成勁旅，吳令據守各要點，日本初不知也。吳自己又帶衛隊赴間島，日本始知中國派兵入間島，即由齋藤少將率兵一團，趕到間島，見韓登舉竟已歸順，且佔據要點，即大聲叱吳曰：爾來何為？此是朝鮮領土，爾快將兵撤退，綬卿（祿貞字）為日本士官出身，齋藤曾任士官教官。綬卿即答曰：我奉政府命來守此土，何能撤退？疆界問題應由政府解決，非我輩所能主張，前在學校時，老師教我忠君愛國，今日之事，即遵老師之教也。相持半日之久，齋藤見守要點的兵，都是韓的部下，自方兵力又寡，又不能因此啟釁，遂屯駐於朝鮮邊境，說雙方聽候政府命令。後日使要求我方撤兵，謂我侵佔朝鮮領土，我則謂派兵守我邊界，不應干涉我內政，且詰責侵略我領土，彼此辯論，各不撤兵，遂擱置甚久。後改為自開商埠，以結此案。日兵盡撤。吳號綬卿，湖北人，與我甚稔，性機警豪爽，有大志。此案若非吳綬卿相機行事，措置有方，間島非我有矣！ 」（原文為一大段。為讀者閱讀方便，將其拆解為數段）我覺得曹汝霖的說法相當可信。無論是馬克斯韋爾還是王力雄，都指出過東方的疆界與西式民族國家不一樣，是模糊不明的一條「帶」而不是一條「線」。朝鮮原來是中國的屬國，就更沒有精準勘界的必要。因此，延邊其實是個無主地帶（有居民，但行政歸屬不明）。什麼「歷史證據」云云都是一家之言，就算朝鮮人真的畫了什麼《大東輿地圖》，那也不過是民間作品，當不得真。那中文碑就更不能說明問題了——當時朝鮮人也用中文，誰知道那是誰刻上去的？對這種無主土地，國際慣例是「捷足者先得」，誰佔領了就是誰的。日本知道這慣例，所以才會在中國先行佔領後讓步。若是讓日本人先佔領了，那就再搬出再多的「自古以來」的證據也沒什麼鳥用。所以，個人覺得，宋教仁的考證或許為清廷在外交談判中使用過，但那並不是關鍵因素。這當然只是我的個人感覺。曹汝霖所說，在史學研究上稱為孤證，還需與其他材料對照方能正式立論。宋教仁所著《間島問題》內容如何，是否為清廷使用，在談判中起到多大作用，吳祿貞是否如曹汝霖所說那樣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些問題本身就是個博士生的研究課題，值得有志者去查明歷史真相。這就是我為何說此類歷史證言中蘊藏了許多值得進一步研究的線索。6）張之洞與袁世凱提議贖迴路權眾所周知，鐵路在中國的引入無比艱難。早在郭嵩燾、劉錫鴻等人出使英國之際，就有大批的洋人川流不息地前來勸說中國修建鐵路。據郭嵩燾日記，就連主持建造印度鐵路的斯蒂文森（不是發明火車的那位，只是同姓）都曾親自登門拜訪，自報奮勇承擔中國的鐵路修建工程，向他們出示了自己繪製的鐵路幹線圖，還報出了初步預算。劉錫鴻的英國譯員博郎更是反覆勸說他，兩人的討論被劉記錄在《英軺私記》中。這劉錫鴻並非白痴，自己就坐過火車，深知火車的便利與經濟效益。但他仍然認為鐵路雖好，只是不符中國國情，舉出了一系列修建鐵路的弊病。博郎一一加以解釋，但仍未消除他的顧慮。其中真正的難題，就是中國沒有那財力。（劉問）「創造伊始，中國奚能有此巨款？」博曰：「可借諸外國也。外國罔不借債，中國何懼而不為？借之既多，則債主護惜中國，不肯加兵擾亂之，以自失本利，亦維繫交誼之一道也。」余曰：「本利不償，則興兵勒取奈何？」博曰：「討債以兵，外洋所無。土耳其負欠最巨，各國咸寬假之，且代籌其國生財之方，即此可知其概。」（蘆按：我還從未想到過這點。的確，鬼子不興武力討債。北韓賴掉了巨額外債，債權國還不是只有乾瞪眼）余曰：「此皆非治國正軌，恐未可恃。」當時的滿清大吏如同後來的土共，無一人懂經濟學。出於自給自足的小農心態，當然無法接受「借債投資能發財」的怪論，劉錫鴻就認為這如同挖肉補瘡：「洋人醫足疾，輒斷其筋而續以他物。如此滅裂辦法，其何能久！」也不知道他是從哪兒得出的這個醫學發現。此公明明參觀過西醫院，而且觀察力一流，立論何以滅裂如此？如今醫學雖發達，也不知道發明了能代替韌帶肌腱的合成材料沒有。但以中國之窮，不修鐵路則已，要修，就只有靠借外債。關鍵不在於借不借，而在於不能喪失主權。我已在舊作中舉出了滇越鐵路與中東鐵路作對比，指出前者是單純的商業投資，不存在喪失主權問題，而後者則完全是強佔殖民地的侵略行為。晚清大員後來也悟出了這一點，張之洞袁世凱建議收迴路權就是有大功於國家民族的舉措。曹汝霖在其回憶錄中講到這一事實，惜乎不詳。據曹說，京奉鐵路（如今叫「京沈線」）與京漢鐵路都是借款修成的。前者由英國人出錢，後者由法國人出錢。京漢鐵路一開頭是「蘆漢鐵路」，因為朝廷不準火車入京城，只能修到盧溝橋。拳亂之後，才把城牆拆開，讓鐵路進了內城。這些線路都是洋人投資建造的，洋人自然享有全路的行政權與管轄權。張之洞與袁世凱覺得這有礙於中國的主權，於是建議「借款造路不應有全路行政權，並請重訂合同，只管會計，不管行政」。朝廷採納了他們的建議，設立了郵傳部，專管路電郵政。首任尚書為陳璧，為交通部之前身；又設鐵路總局，以梁士詒為局長，葉恭綽為秘書長，「與各借款國磋商重訂合同，釐定許可權，借款國只管會計，行車人事，均由路局局長管理。借款分年歸還，還清路歸國有」。這樣就把洋人投資建造的鐵路的路權完全收回來了。雖然留下了個「借款國只管會計」的尾巴，但我認為那非但無損於中國主權，而且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蓋當時的官場太貪污（當然可能比現在清廉吧），若不讓鬼子管會計，則鐵路收入必然被貪污中飽得一乾二淨，非常無法歸還貸款，只怕還要債上加債。各借款國竟然如此通情達理，同意與中國重訂合同，交還路權，令人印象深刻。也不知道梁士詒等人是如何談判的，可惜曹汝霖沒有詳細介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談判對手是野蠻帝國主義如沙俄與日本，那就萬萬不會作此讓步。日俄霸佔的南北滿鐵路別說路權，就連其特有的「鐵路附屬地」都未能收回。直到俄國爆發革命，北洋才趁機收回了北滿鐵路的「附屬地」，但行車、人事等權仍由蘇俄霸佔。日本戰敗後，蘇聯竟然強佔了他們早就丟掉或賣出的中長鐵路。中國雖然收回了南滿鐵路附屬地，旅順卻仍然被蘇聯霸佔。蘇俄爛污帝國主義此舉，與日本人一般無二。山東的膠濟鐵路（青島到濟南）本是德國人投資修建的。在一次大戰時被日本人攻佔。中國也是一戰戰勝國，業已沒收了德國在華的一切財產，膠濟鐵路理應在內，但日本卻竟然佔為己有。為收回此路，在1922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代表團與日本反覆談判。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才作了讓步，同意吐出贓物，但中國仍需「借款贖路」，以5340.6141萬金馬克贖回膠濟鐵路及其支線。中國政府用國庫券支付贖金，在國庫券償清前，中國任用一日本人為車務長，一日本人為會計長。這是日本人在近現代外交中作出讓步的唯一一次，也是北洋外交的重大成就之一（由陸征祥建立起來的北洋外交部，是迄今為止中國有過的最出色、最專業化的外交部） ，而這奇蹟之所以發生，雖然顏惠慶、顧維鈞等外交家立功厥偉，但也靠機緣湊巧，一是老美主持公道，二是當時日本正在推行溫和的「幣原外交」。僅此一端，就足以昭示「文明帝國主義」與「野蠻帝國主義」的區別。過去國共兩黨奉行「鬥爭史學」、「革命史學」，為此掩蓋、歪曲甚至捏造歷史，致使大眾認定「只有靠革命鬥爭才能爭回國家利權」。這對於野蠻帝國主義來說或許成立，他們才真是「凡是野蠻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但對文明帝國主義則未必如此。上述路權的和平收回就是明證。由於國共兩黨的干擾破壞，近現代史上留下了大量的空白，鐵路路權的贖回就是值得現代人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據曹汝霖說，在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梁士詒與葉恭綽都精明幹練，鐵路總局「初只轄京漢、滬寧、道清、正太、汴洛五路。故人稱為五路財神。後又逐漸加入各路，歸局管轄又定會計年度，改用陽曆，會計獨立，辦得很得當。後又奏設交通銀行，鐵路收入均歸其經理，於是人事愈繁，勢力愈大，形成為交通系，遭人指摘。然梁氏對於贖回鐵路其功不可泯也。」這就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北洋「交通系」的由來。曹汝霖本人就是交通系的一分子，當然說話必有感情傾向。但他說的這些事，官方歷史教科書從未說過。如果所說是真，則張之洞、袁世凱等人為國家民族立功厥偉，而經辦的梁士詒、葉恭綽等人也功不可沒。記述歷史，必須有一是一，有二說二，該臧者臧，該否者否，不能因為這些人干過錯事或壞事就全盤否定。五路財神財源滾滾，民間看得眼紅，也要來分一杯羹了，這就是「保路運動」那千古笑柄的由來，曹汝霖在回憶錄中也提到此事：「後來民間創議民營滬杭甬鐵路，久而無成，仍出之外債一途，津浦滬寧兩路莫不如是。迨盛杏蓀（宣懷）任郵傳大臣，主張幹路應歸國有，短線可由民營，此亦正當辦法。惜那時各省爭自治權，民族性已發動，對於政府設施，諸多不滿。川粵漢路之川漢一段，在光緒時曾准民營，但集款未成，政府擬收歸國營，川人即起而反抗，鬧成風潮。」所以，上海—杭州—寧波的鐵路，津浦線、滬寧線，統統都是商辦不成，改為借債築路。有此正面例子與商辦的川漢鐵路、粵漢鐵路的反面例子，盛宣懷提出來將擬建的鐵路幹線收歸國有，由國家舉債建造，當然就是天經地義的。然而由於國共兩黨的「革命史觀」，「保路運動」這見不得人的醜事竟然成了民族的豐功偉業，實在讓人啼笑皆非。曹汝霖也講了詹天佑修築京張鐵路的事兒：「後來開辦京張鐵路（北京到張家口），不借外資，不用外人，由袁項城保舉詹天佑君辦理。詹君留學美國，與美國工程師金達從事鐵路有年，資歷很深，由袁項城委為京張鐵路總工程師。詹君悉心籌劃，初次測量路線，由北京經昌平直達張家口，地平費省。清廷以有礙西陵風水，令改路線，遂由居庸關八達嶺前進，開山越嶺，以八達嶺長城下之隧道工程最為艱巨，而詹君措之裕如，惟工款則加了不少，至今青龍橋矗立之銅像即詹天佑先生也。可知中國早有修造鐵路之人才，惜政府未嘗留意及之耳。」這段歷史為國人家喻戶曉，所不知者，第一，詹天佑是袁世凱發現並保舉的。第二，原來選的路線經過昌平，道路較平坦，工程量要小得多，是慈禧命令改走後來那條路的（經沙平、南口出居庸關），於是工程特別艱險。聽曹汝霖的意思，若按原線，好像根本就不需打隧道。我剛才在谷歌地圖上看了一下，現在的京張高速公路走的實際上就是詹天佑原來選的那條線。只是衛星地圖上看不出地形來，是否需要打隧道無從看清，還有待地圖專家老稀使用他最拿手並酷愛的Google Earth去查明。詹天佑的偉大，也就是時代襯托出來的，蓋他領導了中國自己設計建造的第一條鐵路。然而歷史書忘記交代，他也曾任商辦粵漢鐵路總理兼總工程師，而商辦粵漢鐵路總計花了大約1000萬元，只鋪設了40公里的鐵路，創下造價最昂貴的鐵路的世界紀錄，而那段鐵路不過是從長沙到株洲，並不通過什麼險惡地域。所以，晚期的詹天佑，未必還是當初那個雄心勃勃建造京張鐵路的人。如梁啟超所說，北京就是個大染缸，不管什麼樣的人掉進去都會給染得烏煙瘴氣。北洋政府還是搞了點基礎建設的，修完京綏鐵路（即現今京包線）就是一例。清廷在修成京張鐵路後，準備延展入內蒙。 1911年11月通車至陽高，因武昌起義爆發而停工。 1914年展修至大同。 1921年通車至綏遠。 1923年1月通車至包頭。對這工程曹汝霖也有貢獻。他在1916年至1919年任交通總長，任命丁士源為京綏鐵路局長。據他說，丁就任後提出，已有鐵路營運所得利潤，只向部里報數而不上交，留作延伸線路用。曹素知丁非常清廉（丁曾在前清受肅親王委託管理過崇文門稅務，據稱鐵面無私，清廉如水），就不顧次長葉恭綽的反對，破格予以批准。 「後果在兩年間，將餘款展長到平地泉（蘆註：為今日集寧市的一個鎮）以北，雖是平原，亦華里千里以上，沒有請過部款，亦沒有借過外債，成績獨優。又購飛機四架，卡車兩輛，以為鐵路運貨之用。豈知皖直之戰，征為軍用，因之得禍。」為和平建設修起來的鐵路成了內戰利器，當然可嘆，但並非曹某初衷。他該負的罪責，還是為幫段祺瑞打內戰，向虎狼之國日本大量舉債。歷史的嘲弄在於，大清原來怕負債，後來總算學會了「借錢發財」的偽經濟學常識，在華北華東初步建起了鐵道幹線。孰料到了民國，因為革命鬧得國家財政破產，袁世凱不得不向國外舉債維持政府運作。此後便借錢上癮，從「借錢發財」變成了「借錢消費」，早著吾家小蘆之先鞭。到了段祺瑞手上便墮為「借錢打內戰」。這墮落之急速，不能不令人慨嘆。不過說句公道話，老段這一手，還是從孫大炮那兒學來的。早在孫文當上臨時大總統後，他為了維持一文不名、隨時要垮台的南京臨時政府並發動北伐，就不惜提出與日本合辦漢冶萍公司，換取日本借款，只是遭到日本拒絕，媒體群起抨擊，這賣國計劃才未得逞。後來他收買議員南下「護法」，分裂中國，靠的就是德國人給的兩百萬銀元。此後又全靠俄餉俄械才建起了黨軍。老蘆無知，不知道孫大炮除了借錢幹革命外，還搞過什麼基本建設？7）曹汝霖代孫中山受過眾所周知，毋庸置疑，曹汝霖是為五四運動討伐的臭名昭著的賣國賊，其在趙家樓的住宅被愛國憤青一把火燒成白地。章宗祥適在他家，憤青們將他誤認為曹汝霖，頓時棍棒拳腳齊下。章的頭部遭到鐵棍猛擊，全身幾十處受傷，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若非他的一位日本朋友舍死以身相護，而憤青們又根據「不殺鬼子殺漢奸」的原則，對日本人比較忌憚，則章定要被當場活活打死。這種嚴重刑事犯罪，居然被當成中華民族的覺醒歌頌至今，實在是一種非常奇特的事。這且不論，由章的遭遇可見，曹汝霖即使不是罪大惡極，也實屬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之輩。但他到底犯了什麼賣國罪，一般人就不大了了了，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那似乎是與「二十一條」和山東有點什麼關係。這裡簡介一下他的賣國事由。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看到趁機在亞洲擴張的時機來到了，乃加入協約國，給德國下了最後通牒，要他們撤出山東，聲言戰後將把膠澳（青島地區，含膠州灣）交還給中國。德國拒絕後，日軍隨即佔領膠州灣附近各島嶼，並在龍口登陸，佔領了平度等地。這嚴重違反了中國主權，但中國無力抵抗，只好援日俄戰爭舊例，將膠縣以東地區劃為日德交戰區。此後日軍與英軍相繼在嶗山灣登陸，進攻青島德軍，日軍並攻佔了膠濟鐵路的重要車站。 11月間，日英聯軍攻佔青島，德軍投降。日軍接管青島，並控制了膠濟鐵路。北京政府反覆要求日軍撤出山東半島戰區，日軍都置之不理。1915年1月間，日本見歐洲列強陷於大戰中無暇東顧，乃向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第一號第一條是：「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國政府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德國關於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對中國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處分，概行承認。」袁世凱想盡一切辦法拒絕日本的無理要求，也成功地抵制了其中最兇惡的第五號（共七條，其精神與孫文主動向日本提出的「十一條」差不多），並對其他四號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減輕了危害。中方還在柔性抵抗中，日本就對中國下了最後通牒，以武裝入侵相威脅。中國只得忍辱接受，在5月間與日本換文。其中上引第一條未作改動，等於向日本出讓了德國原來在山東享有的特權。一戰結束後，巴黎和會召開。中國代表團在會上提出，本國作為戰勝國，理應收回德國在山東的租界和其他一切特權，遭到日本反對。作為弱國，中國只能指望英美法為中國主持公道。可惜英法當初為了拉日本參戰，秘密答應了戰後讓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享有的利權。於是收復膠東的唯一指望，就落在了美國總統威爾遜頭上。為了堵住威爾遜的嘴，日本亮出了1915年5月以及1918年9月間與中國政府的換文，在後一換文中，日方提出：「（一）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二）膠濟鐵路之警備，可由中國政府組成巡警隊任之；（三）上列巡警隊之經費，由膠濟鐵路提供相當之金額充之；（四）上列巡警隊本部及樞要驛並巡警養成所內，應聘用日本國人；（五）膠濟鐵路從業員中應採用中國人；（六）膠濟鐵路所屬確定以後，歸中日兩國合辦經營；（七）現在施行之民政撤廢之。」北京政府內閣在討論這照會時，曹汝霖主張同意，於是經內閣批准，由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公使章宗祥迴文：「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議，欣然同意。」 這換文原是秘密的，但日本人為了證明他們的要求有理，在和會上公布出來，用以證明中方違反了雙方所訂條約。這一招果然見效了。在中國代表團出席大會時，威爾遜總統說，日本堅持要在凡爾賽和約中將膠州問題列為專條，他覺得該問題實在複雜：中日既有1915年5月的條約換文於前，又有1918年9月的續約於後，而英法過去也曾同意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的利權。而這次大戰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條約的神聖，云云。言下之意是不便違反已有的條約。中國代表顧維鈞當即回答說，1915年的條約是在日本的最後通牒威逼下籤訂的，當時中國為了保全東亞和平，不得不隱忍。而1918年的條約則是根據該約而來的。威爾遜說，1918年9月那陣，協約國軍軍威正甚，停戰在即，日本絕無可能再強迫中國，為何中國還要「欣然同意」與之訂約？顧維鈞答道，當時日本在山東的軍隊非但沒有撤退，還設立了民政署，設置警察課稅。地方上不勝其擾，非常憤懣。政府生怕激起事端，因此不得已又訂立該約。那只是臨時協議。在他看來，英日的有關協定也是因戰爭的特殊原因造成的，應當通過這次和會變更。威爾遜說，不是歐美不想為中國主持公道，實在是被過去的種種條件束縛而無能為力。好在現在國聯成立了，它的宗旨就是為了維護各國獨立與安全的，中國已是會員國之一。以後誰若再欺負中國，各國都有援助中國的義務。英國首相也如此說了一番，於是中國的要求便被拒絕了。消息傳回國內，頓時引起軒然大波，五四運動於焉爆發，而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也就從此成了遺臭萬年的賣國賊。憤青們最痛恨的，就是那「欣然同意」四字。那如同西班牙鬥牛眼前晃動的紅布一樣，讓他們徹底喪失了理智。其實我看威爾遜之所以拿那「欣然同意」說事，無非是個借口。美國人固然同情中國，又富於俠義心腸，不像英國人那樣老奸巨猾，唯利是圖，但國際政治畢竟涉及的是現實利益。成立國聯是威爾遜的主張，他為此押上了本人的聲譽與政治前途，不能因小失大，開罪於英法，而英法早已決定犧牲中國。在這種情況下，他當然只能「丟卒保車」，跟著英法犧牲中國利益了。這是威爾遜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敗筆。美國朝野因此普遍覺得對不起中國，這才會在後來主持華盛頓會議，壓日本吐出贓物，並以九國公約保證中國的領土完整。至於1918年9月的中日換文本身，我看根本就不是什麼賣國罪證。就連王芸生都說：「此項換文在當時言之，比較與（於）中國有利。然當時歐戰大勢顯然屬於德敗，我為參戰國之一，關於山東問題，自以留待媾和大會為得計。乃當時中國與日本有此一幕枝節交涉，資為日本後日在巴黎和會中之借口，亦憾事矣。」這意思是說，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這協議其實對中國有利。只是當時德國失敗已成定局，而中國早在1917年8月14日就已經對德奧宣戰了。所以，這類枝節問題不如擱置到戰後和會上去解決。可惜政府沒這麼干，使得日本後來以此為借口。細看那協議，不能不承認王芸生說的很對，確實對中國有利。頭三條與第七條是要日軍撤出膠濟鐵路，由中國接收，只有第四與第六條對中國不利，但那是為了換取日本撤軍不得不作出的妥協。喪失膠濟鐵路的部份經濟利益，總比被日軍全部霸佔強。更何況從喪失主權來說，外國佔領要比經濟損失慘痛多了。為了國家安全，就更必須讓日軍撤出。曹汝霖所辦不妥之處，充其量也就是如王芸生所說，反正停戰在即，不妨忍耐一時，留到和會上去解決。但曹汝霖不可能預料到後來日本會以此作借口，因此頂多只能說他思慮不周，不能說他蓄意賣國。而且，沒有1918年9月的換文，日本照樣可以用1915年5月的換文作借口。英法早已決定犧牲中國，而美國又不想開罪其他強國。即使拖延到和會召開，那問題仍很可能照樣得不到解決。更何況被日軍佔據的膠濟鐵路已成反覆發作的膿腫，北洋政府再也不能坐視了。據曹汝霖說，日軍進攻青島時，未經中國許可就擅自在山東登陸，抄了駐防青島德軍的後路。德軍沒想到日軍會從陸地上來，猝不及防，只好投降。此乃日本人的慣技，當年甲午戰爭打威海衛，以後日俄戰爭打旅順口都用過，後來又在新加坡玩了一次。但日軍在德國人投降後，仍然賴在著臨時划出的交戰區內不走，不但佔據膠濟線，還向當地要糧草，強迫供應。地方不堪其擾，紛紛向北京求助。曹乃出面與日本人反覆交涉，但日本人就是賴著不走。曹派員調查，才發現日本人賴在膠濟線不走的內幕原因：「其時民軍某領袖，結合土匪流氓，與日本浪人及退伍軍人想攻取濟南，聲稱打倒軍閥，以助餉為名，向商民勒索，趁火打劫，百姓不堪其擾。日本浪人們，又商請日軍留駐以壯聲勢，日軍因之不撤。民黨與浪人等，率領土匪屢攻濟南，國軍堅閉城門，並不出城還擊。山東督軍靳雲鵬避居城內，一籌莫展，後又避出城外，日軍由此即進入濟南城內。政府去電，靳亦不復，因之地方極度不安，地方官亦不敢明言。我探知詳情，只要日軍撤退，民軍即失去靠山，地方即不至滋擾，但進入濟南之日軍卻不肯撤出。 」所以，據他說，日本人之所以要堅持佔領膠濟線，乃是要為其漢奸先鋒隊提供後援。這漢奸先鋒隊是「民軍某領袖」糾合土匪、流氓、日本浪人與退伍軍人組成的。他們想攻佔濟南，所以由日本浪人出面，請求日軍留駐作為後援。日軍於是賴著不撤。在日軍的掩護下，這漢奸先鋒隊多次進攻濟南，嚇跑了山東督軍靳雲鵬。地方騷亂，日軍趁機進入濟南。他得知詳情後，才想出釜底抽薪之計，令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外相後藤談判，並在內閣會議上主張接受日本的換文。因此，他其實是代人受過，云云。曹汝霖這番說詞大部真實，但也有相當部份出了錯。他說的「某民軍領袖」是居正，而「民黨」則是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據楊奎松介紹：「1915年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對德宣戰為名，出兵強奪了德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膠東半島及其膠濟鐵路，孫中山當即委派黨務部長居正前往剛被日軍佔據的青島去成立在日軍庇護下的"中華革命黨東北軍"。為此，孫中山全力疏通日本官方，很快得到了日本佔領軍的支援，獲得了大量的武器彈藥，並任用了大批日本浪人、學生，甚至日本軍人。這支以日軍佔領區為後方的革命軍，一度攻佔了山東昌樂、安邱、高密、益都、昌邑及壽光等縣。只是由於袁世凱很快去世，日本政府改變態度，孫中山才沒有能夠在日本浪人和軍人的直接幫助下，取得更大的發展和戰果。」這段介紹略有小疵：日軍攻佔青島，是1914年11月10日的事，不是1915年。但大致史實不差。根據山東省省情資料庫的記述：「1915年10月孫中山派居正赴魯起兵討袁。」「1916年3月，中華革命黨總理兼中華革命軍大元帥孫中山， 派居正為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統籌直隸、山東、山西討袁事宜。居正率朱霽青、陳中孚、劉廷漢等由大連抵青島，成立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司令部。青島日本殖民當局見袁世凱大勢將去，遂與革命黨人暗中聯繫，默許居正在青島設立軍事機構。」為這兩段記述隱諱的，是所謂「中華革命軍」除了日本浪人與軍人外，更有大量土匪參加，軍紀極差。 5月間， 「中華革命軍」的「東北軍」與「護國軍」 相機攻陷周村、高密、諸城、濰縣、鄒平、淄川、桓台等十餘縣，由膠濟鐵路進抵濟南，先後四次對濟南發動猛攻。在第二次進攻濟南時，山東將軍靳雲鵬倉惶出逃。城內大亂。袁世凱遂任命張懷芝為濟武將軍，督理山東軍務。 6月6日，袁世凱病死，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日本人才停止對「中華革命軍」的支持，但日軍畢竟趁亂進入了濟南城，就此賴著不走。 8月5日，「東北軍」與「護國軍」接受國軍改編，戰事才結束。曹汝霖也有記錯的地方。除了記錯了換文內容外（為篇幅計略去他所說內容。但那似乎是記憶錯誤，因為北洋外交檔案早已公布，他犯不上撒謊），他還把「中華革命軍」與「山東靖國護法軍」混起來了。如前所述，「中華革命軍」的「東北軍」與「護國軍」都已在1916年8月間歸順中央。 1918年危害地方的是「山東靖國護法軍」。1917年3-5月間，為中國是否對德宣戰，總統黎元洪與國務院總理段祺瑞的「府院之爭」趨於白熱化。為了防止中國對德宣戰，德國駐上海總領事克里平（Knipping）奉該國公使之命，派其翻譯西爾穆爾（Schirmer）與曹亞伯秘密會見孫中山，給了他兩百萬銀元。孫文用這筆錢賄買運動國會議員與軍政要人。 7月1日，張勳復辟。 3天後，孫中山致電參眾兩院議員，號召議員南下護法。 7月17日，孫文到達廣州，9月1日，「護法軍政府」成立，所謂「護法運動」開場，中國從此淪入南北公開對抗。隨著「護法戰爭」打響，西南、陝西、山東的革命軍閥們都組建了所謂「靖國軍」，與北洋軍隊對抗。在北方，除了陝西「靖國軍」聲勢浩大之外，「山東靖國護法軍」也一度十分猖狂。 1918年4月4日，該軍相繼佔領恩縣、臨清等縣，逼得山東代督軍張樹元於5月13日宣布全省戒嚴。山東換文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作出的。很明顯，為日軍佔領的膠濟鐵路已經成了日本人顛覆中國政府的基地，不把那個膿包擠掉，山東就永無寧日。這就是愛國英雄孫中山與北洋漢奸的合理分工：孫中山負責裡通外國，開門揖盜，引狼入室，為日本人充當推翻中國政府的急先鋒，而北洋政府則負責燒錢送鬼。根據革命史觀，前者是民族英雄，後者則是賣國求榮的漢奸。一部中國的近現代史，就是這「鷸蚌相持，漁人得利」的悲劇反覆上演的歷史。人們年年紀念五四，年年歌頌英雄，譴責漢奸，不知還要搞多少代人？8）曹汝霖披露的獨家秘聞「獨家」，就是「孤證」的同義語。不過雖說梁啟超主張「孤證不立」，我覺得某些孤證還是有意義的，起碼可以提供參考。例如慈禧和光緒接見曹汝霖時的對話當然是孤證，而且沒有與其他證言相核對的可能，因為慈禧與光緒都沒留下記錄。但這不能構成否定其可靠性的理由，蓋曹沒有作案動機，而且其證詞也不與當時的局勢相矛盾。有鑒於此，把該書中我覺得有意義的獨家秘聞摘錄於下。 紈絝無能，斷送大清據老曹說，武昌起義發生時，載濤正把全部新軍都調到永平去搞「永平秋操」去了，也就是組織大規模的軍事演習。這就造成了華中一帶空虛。武昌起義爆發後，慶親王請抽調新軍南下平亂，卻又因帶兵的紈絝子弟無能，部隊調動發生巨大的混亂，延誤了戎機，致使革命亂黨坐大：「於是政府派蔭昌陸軍大臣，率領毅軍二十營，開拔南下，以薑桂題為副，馳赴漢口。蔭昌雖曾學陸軍於德國，娶了德國太太，德語嫻熟，但于軍事知識有限，又沒有經過戰事。薑桂題統領之毅軍，亦無新式行軍經驗，出發之時，已耽擱許久。及至開發，又各自為政，爭先恐後，毫無秩序。兵車沿途擁擠，到了劉家店，不能前進，經京漢局長率領軍務人員，前往指揮調度，方始前進。及到漢口附近，檢點軍裝，有攜炮沒帶炮彈者，有帶了炮彈與炮膛不合者，轉展配換裝運，費時一月有餘，正讓武昌方面，從容布置，通電各省，呼籲響應。又與英領事交涉，決守條約，保護外人。各省本以親貴用事，賄賂公行，對清廷已感不滿。各國領事，見叛軍秩序整然，南下毅軍，反無秩序，遂承認叛軍為交戰團體。兩月之中，毫無進展，遂使各省響應宣告獨立者竟有二十一處之多。」最搞笑的是「有攜炮沒帶炮彈者，有帶了炮彈與炮膛不合者」，大員無能如此，大清安得不亡？ 袁世凱的外交辭令武昌亂起，紈絝們收拾不了亂局，朝廷只好請袁世凱出山。袁開足價碼後才復出，回到北京時全城轟動，盛大歡迎之，宛如盼到了救星。當時日本公使為伊集院彥吉。袁世凱過去在天津任直隸總督時與他就很熟。袁世凱回到京城次日，伊即請見，袁世凱讓曹汝霖參加會見（估計是讓他做翻譯）。「伊即說奉政府密令,以中國時局混亂，日本政府甚為關心，此次閣下出山，必定有計劃，閣下仍擁護清廷呢，或另有高見，務請密告，日本決以閣下之意旨是從，且願援助，故特來密商，決不外泄。項城答以現在我是清朝欽派的總理大臣，怎能說不擁護清廷。至南方亂事不足平也，請謝貴國政府好意，無庸援助。日使稱謝，握手而別。後以項城言行不符，遂辭職回國。其實項城答詞，言外之音，已有含意，言現在言怎能不擁護，惜伊使未能領略其語意耳。此事恐外間無人知道。」老袁這番話中話，可謂外交辭令的典範——「我現在是清朝欽派的總理大臣，怎麼能說不擁護朝廷的話？」這種話表面上什麼毛病都沒有，可中國人一聽就知道是什麼意思。老袁真是老奸巨猾：既說出了自己的意思，又讓人抓不到把柄。可日本公使竟然不懂，說明儘管同為東方人，兩國的國情民俗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後來日本人討厭袁世凱，據說是因為覺得他是個篡位的奸臣。除此之外，恐怕也與覺得他當初糊弄欺騙日本政府有點關係吧。 老袁榨乾清廷內庫，手段毒辣「項城手段靈敏，立於被動地位，從沒有露出不臣態度，對南示以可戰之力而不用武力，俟水到渠成，自然達到目的，避免篡奪之名，而得篡奪之實，其手段可謂敏且妙矣。惟堅持成立對清優待條件，尚有不忘故主之心。又參與密勿之人，恐宮中內帑，留為後患，於是以軍餉無出，前方軍心動搖不能擔此重任為詞，奏請辭職。隆裕太后沒有閱歷，何能洞察，總理既以軍餉無出為辭，不能空言慰留，又無它法籌措，遂將慈禧太后歷年積蓄之金條盡數交出，共有三十餘箱，合銀六百萬兩之譜。這批金條，都是督撫關道等所進之賄賂，每條都粘有臣某恭呈字樣，余曾目睹，項城亦有進呈者，真是算無遺策，手腕之辣，名不虛傳。」 兵變是袁家的密謀南北議和成功後，南京臨時政府派出「迎袁專使」，要袁世凱到南京即臨時大總統之位。專使們剛到北京，城內就發生兵變。過去國共兩黨的宣傳都說那是袁世凱策劃的，目的是嚇唬南方，證明北方局勢不穩，需要他在京坐鎮，而這一詭計也奏效了，南方果然放棄了要他來南京就職的要求，云云。但這解釋也不是人人都接受。丁中江儘管完全按照國民黨的史觀寫史，也不得不在《北洋軍閥史話》中承認，兵變是很難控制的事兒，袁世凱不至於敢玩這把火。而且，他當時最怕的，是列強不承認他這個大總統。若在京城鬧一次兵變，等於是向列強證明局勢不穩，失去對他這強人的信心。兵變發生後列強紛紛抗議，甚至揚言要援引辛丑條約，調洋兵來保護，嚇得老袁又是道歉又是保證。所以，他不至於不知輕重，出此下策。我原來覺得丁中江此說很有道理。而且，其他作者也披露，兵變是自發的，主要是南北議和後駐京的北洋部隊以為鳥盡弓藏，「袁宮保不要我們了」，因此想在被遣散前大撈一把。正因為不是組織的，因此亂兵才會與由馮國璋統領的負責保護皇宮的禁衛軍發生衝突，云云。但曹汝霖卻認為那兵變是袁家策劃的。兵變發生後次日，他遇到了袁克定：「入門即見著芸台（項城長子），他尚假惺惺的問道，昨夜受驚沒有？軍士們聽說南方專使到京，迎家父南下，即紛紛反對，不守營規胡鬧起來。這班兵丁，聽了風聲，即鬧成這樣，倘使家父真南下，不知他們要鬧成怎樣？原因由於南方堅持要家父南下！又問不知朋友家裡，有沒有被驚擾？告以袞父家被搶掠了，其他尚無所聞。他又說，這班兵丁太可惡了。我問他如何處置？他說，各營都有出來鬧的，鬧完了又歸號了，總得細細的查究，太不成話了。說得煞有介事，我只暗笑也不多問即辭出。」如果這對話是可信的，那麼袁克定的話相當可疑，最可疑的是「各營都有出來鬧的，鬧完了又歸號了」。若真是自發兵變，搶劫完了亂兵就不會再回到營房，只會拿著搶來的細軟跑回家鄉去。所以，這段史實如何，還需仔細調查。目前無論是哪一說都沒有過硬證據，只能靠推理，而推理畢竟可能失誤。 慶親王竟不知共和就是廢除帝制兵變發生後，曹汝霖去慰問慶親王：「我聽說慶王亦在六國飯店，即去慰問。他說，昨夜兵丁到我家，竟放起火來了，我只好出來暫避，幸即救熄，想不到全權交給慰廷（袁的號），他也沒有辦法。共和開始，兵丁即自由行動，往後怎樣辦呢？聽他的口氣，好像以為清室只交袁組織共和政府，清帝尚在，惟沒有政權，對於遜位即亡國，似蒙在鼓裡。雖是老邁糊塗，然詔書內加上委袁組共和政府一句，故意含渾，妙不可言，真可面面騙人。」我過去最想不通的就是，慶親王是晚清位高權重、而且唯一有點頭腦的親王（恭親王溥偉不計，他雖是「天潢貴胄」，爵位很高，而且見識不亞於乃祖。若是慈禧把大寶傳給他，則大清也不會亡國，只是他並無實權和潛勢力），但其貪墨不下於和珅。老袁能逼退清室，他與有力焉。我一直都很納悶：袁世凱就算再送他多少財貨，怎麼可能說動他同意清室放棄江山？現在才恍悟：敢情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共和」，以為「共和政府」不過是清室下的一個政府，如同英國式的「虛君共和」一般。不過這也怪不得老慶——當時的人中又有幾個知道共和是什麼？何況是那行將就木的棺材瓤子？更何況當初的優待條件就起到了強烈的誤導作用。不但隆裕太后的遜位詔書寫的是：「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段祺瑞等將領發的擁護共和的通電也引用了優待條件中「大清皇帝永傳不廢」一條，而且，民國成立後，紫禁城裡什麼都沒變，隆裕與溥儀仍能躲進重樓成一統，稱後稱帝，毫無亡國氣象。老慶能不迷糊么？據說隆裕直到退位好久後才知道那其實是亡國，於是鬱鬱寡歡，在民國二年就去世了。按她的歲數根本不該死。估計就是因為稀里糊塗丟了祖宗二百餘年的江山鬱鬱而終吧。歷史上竟有這種糊塗的統治者，實在是匪夷所思。 朱爾典勸進曹汝霖某日進總統府求見，在門口聽說英國公使朱爾典正在和總統談話。他是外交部次長，便覺得奇怪：公使求見總統都要通過外交部，怎麼外交部對此事絲毫不知？後來會見結束，他進去見袁，在過道上與朱爾典相逢，握了握手。 「晉見總統時，見他異常興奮，滿面春風，問見朱使否？答以在長廊遇見，沒有交談。項城即說，奇怪奇怪，朱使剛才亦來勸進，他必奉有政府密令，即將會見情形略說。又令侍衛請蔡廷干來，蔡即到了。項城即對蔡說，剛才朱使的話，可詳細講給曹次長聽。蔡耀堂即將朱使與總統彼此問答，從頭至尾講了一遍。項城還時時加以補充，謂予受人民選舉為總統，且宣誓效忠民國，何可背誓？朱說人民要閣下做總統即做總統，人民要閣下做皇帝即做皇帝，這是人民的意思，不能算背誓。又雲五國勸告尚沒有下文，說至此，朱使即搶口接說，這是貴國內政，且出於人民公意，外國不應干涉。臨行還戲言說，以後體制攸關，余不能隨便與閣下談話了。總統述完，頗見得意之色，還連說他此來一定接了密令的，余未答覆即辭出。」曹汝霖尋思：「這次英使晉見，不由外部，他亦有保密之意。恰好我進府，又是項城親口對我說，就泄了朱的秘密。他對項城既未說奉有政府訓令，項城竟信而不疑，未免輕率。朱使雖與項城為老友，然以現任駐使之地位，亦不應率爾進言，豈欲於國際暗潮中先著一鞭歟？真百思不得其解。隨後項城故後，朱使竟對人說，可惜項城不聽他言，真是善為掩飾，死無對證，然捫心自問，能無愧對泉下之老友乎！」老曹這番話，向壁虛構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他給出了蔡廷干作證人，而蔡本人是反對帝制的，後來棄官從教，立身甚正，又與老曹素無淵源。最重要的是，據顧維鈞說，英國當時確實支持袁世凱稱帝，朱爾典或許奉了政府指令也未可知。這也就是他那英國紳士竟然在事後反過來說老袁不聽他的勸告——以撒謊掩蓋政府決策失誤，良心負擔要小得多。這段證詞的唯一可疑之處，是不符合老袁把細的性格——竟然不向朱核實那是否確是他本國政府的意思。然而這也可以理解：老袁再精明，總有利令智昏沖昏頭腦之時，連英國公使都來勸進，自然要讓他興奮到忘乎所以。這段公案應該可以從英國的外交檔案中查清。如果朱爾典確實是奉政府之命，外交部檔案里應有來回的電文。如果查不到，那要麼是朱爾典的個人行為——這似乎不大可能；要麼這件事整個是曹汝霖捏造出來的——這似乎也不大可能。所以，估計外交檔案里應該有相應證據。如果此事是真，老袁可是讓英國佬害苦了。英國人的話，比克定編造的《順天時報》與楊度的《君憲救國論》都管用得多，正是壓斷駱駝背的最後一根稻草。或許，老袁臨終前說的「他誤了我」，指的就是朱爾典吧？只是據曹汝霖說，老袁死前什麼話都沒能說出來，大家只見他兩手在空中亂抓，聽著他發出類似「黎」的聲音，徐世昌與段祺瑞猜想那是讓黎元洪繼位，高聲說：「知道了，放心吧。」他死後，他們打開金匱，上寫三人的名字，是黎元洪、徐世昌與段祺瑞。 老袁籠絡下級的手段曹汝霖還在大清的外務部當小官時，第一次蒙皇太后與皇帝召見。老袁當時已任軍機大臣，事前特地用電話把他叫去。曹還以為老袁有什麼大事，不料去後老袁卻跟他說，「你明日初次召見，故特招你來將應注意的儀注告你，這種過節，不可不知，以免失儀。遂將怎樣進殿，怎樣跪對等等應注意的事，一一告知。且謂應備一雙護膝蓋，琉璃廠有售的，恐跪久即麻，起立不便雲。余深感其關切之意，謝之辭出。」一個權傾一時的軍機大臣，竟會特地為此種小事細心關照一個區區小官。這種事，一般大官是絕對不會幹的。後來老袁想請曹汝霖擔任外交部次長，特地把他請去總統府談話，說服他放棄律師的高薪去做官。一直談到晚餐時間，老袁就留他吃飯。老袁是河南人，吃的自然是麵食，見曹吃的很少，就問他是不是吃不慣麵食，立刻叫侍者拿米飯來。此後老袁但凡請他吃飯，都要特地給他上米飯。此人日理萬機，夜理十雞（晚上要對付十個太太），卻竟能記住這種細事。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除了他也就只有周恩來有這種記性與這般細心。但周氏是絕不會去如此關心下屬的，否則那些馬屁回憶錄上一定會大吹特吹。由此可見，老袁確實是個不平凡的人。（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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