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源自山東嘉祥！！！

周人源自山東嘉祥　　 —甲骨卜辭中的古國古地研究之二十一(上)　　京博文　　據《史記》之《五帝本紀》、《周本紀》,《國語●周語》，今本《竹書紀年》,《詩經》等書篇記載，周人始祖后稷即棄，為舜禹時稷官，居於邰，其子孫「世稷官，以服事虞夏」。夏衰時其裔孫不窋（另有不窋孫公劉說）避桀亂，自竄於戎狄間，居於邠（豳），則邠（豳）與邰必不相遠，史無公劉或不窋攻戎狄之記，不窋、公劉是自竄於戎狄間，故與戎狄相處甚洽，可見此戎狄乃「小民」之義，非後世古公亶父、季歷攻滅周原附近之戎狄。古公亶父之後，周原甲骨記其時為殷之「周方伯」，[1]《詩●魯頌》有「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史記》、《國語》、《竹書紀年》等書皆有「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之說，顯示周之興始自古公亶父遷於岐下。古公亶父及其子孫，到處攻伐戎狄，變其俗，使之與周人原處的禹績之俗同，可見周原與公劉所居之豳甚遠，公劉所居為禹績之豳地。考古資料證實：周原和豐鎬的周文化遺址相當於殷墟文化三、四期之時，是外來文化；長武、彬縣、旬邑一帶發現的許多先周文化遺存都是古公亶父遷岐以後的。這就說明其地並非公劉所居之豳，而是隨古公亶父遷岐而傍居的豳人新居地。古公亶父遷岐之時，「豳人舉國扶老攜~ 2 ~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周本紀》語），則豳地已無豳人居住明矣，豳人新居地自當稱豳亦明矣，考古資料契合文獻非常準確，何況周原與彬縣等地相鄰，不存在長途跋涉遷徙或攻伐、變俗之義。鄒衡根據陝西先周文化考古資料，把先周文化上限定在「商代祖甲以後」，即太公亶父遷於岐下周原之後，確為考古學界共識。有人認為后稷所居之邰在武功縣，但張長壽、梁星彭確定武功縣先周文化遺址之年代為文王作豐之時，上限約為前1300年[2]，可見武功縣也不是周人原居地。後世將邰、邠（豳）定在陝西的種種說法，既沒有西漢前古文獻依據，也得不到考古資料的支持，乃出於以紀念為原居，故不足為史證。1931年，錢穆以邠為汾，創周人源自晉南汾地說[3]，學界贊同者頗多。據西漢前古籍資料和商周甲骨卜辭資料，我們判明錢穆說與史實、卜辭資料相違，不能成立。我們認定周人居邠（豳）在山東嘉祥縣，故撰萬字長文以申之，個中道理，請學界諸君品評。　　一．殷墟卜辭一期與後四期關於「周」的記載密疏不同。　　葉文憲考察後說：「《殷墟甲骨刻辭類纂》收錄的87條關於周方的卜辭中，一期卜辭佔80條……武丁以後的卜辭只有7條，而且內容簡略，不明詳情。」[4]這種情況並非關於周方的記載如此，《甲骨文合集》收錄卜辭近四萬五千條，占已發現甲骨卜辭的近三分之一。殷墟卜辭分為前後五期，其中一期選錄《合集》的達到《合集》全部的二分之一。可見武丁時代卜辭超過之後的四期總和。其時商王朝採取進攻態勢，通過戰爭、巡視、強制納貢等，既封了許多屬國，也控制、征服、壓服了許多方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商人每遇大事必卜，故卜辭甚多。武丁之後，戰爭少了，封國、方國對王朝納貢有了規例，商王巡視減少，納貢也很少或不再計入卜辭，商王朝祭祀活動也有所減少，所以後四期卜辭數量少多了。對於周人來說，殷墟卜辭三、四期記載的「周」事，已是古公亶父遷岐以後發生的，除了四期的一片卜辭「其烄於周」（《合集》307931），記商王到周國為之祈雨，其它記周與商關係事甚少。　　 今本《竹書紀年》記載周、商關係事如下：「武丁元年…….邠遷於岐周……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馬十匹。三十五年，王獵於河渭，暴雷震死。文丁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為牧師……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王嘉季歷之功，賜之圭瓚秬鬯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邘侯……二十三年，囚西伯於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侯……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三十三年，王賜命西伯得專征伐……四十年，王使膠鬲求玉於周，……五十二年，周始伐殷……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於上帝，庸、蜀、羌、髳、微、盧、濮從周師伐殷。」《竹書紀年》為魏國史記，魏為周朝晉國大臣執政得國，故於先周之事記載較多，而殷墟卜辭三、四期記載周事反而少之又少，十數年記一事，百餘年僅為有限的幾條。故亶父遷岐之後，商王很少到周國，也很少派人到周國，商對周缺乏了解，雖有囚季歷，囚姬昌，但封以牧師，使專征伐，以致不防備周人聯合諸侯來攻王都，顯見周距離商都甚遠，周對商不再重要，這與一期卜辭記周事眾多，商周關係密切不可同日而語，可見一期卜辭記事之「周」，距離商都甚近，周對商有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性，有關卜辭幾為各國之首，何以如此，周人究在何處，這是困惑學界的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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