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多元的文化觀念」

07-23

一

西方文化傳入中國，肇始於明末清初，但不久即因清政府實行嚴格的閉關鎖國政策而中斷。西方文化再次傳入中國是在鴉片戰爭之後，然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甚至在《新青年》創刊、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前，人們並不是在多元的文化觀念下來認識中西或東西文化的。真正從多元的文化觀念出發來認識東西或中西文化的，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大釗。1918年7月，李大釗在《言治》季刊第3期上發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一文，在文中他提出：「宇宙大化之進行，全賴有兩種之世界觀鼓馭而前，即靜的與動的，保守與進步是也。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實為世界進步之機軸，正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須時時調和，時時融會，以創造新生命而演進於無疆。」在這裡，李大釗拋棄了中（中國文化）主西（西方文化）輔或西（西方文化）主中（中國文化）輔的思維模式，而認為東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對於世界文明而言，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不能厚此薄彼。所以，他在文中對那種「東西民族因文明之不同，往往挾種族之僻見以自高而卑人」的觀點提出了批評，並強調指出：「東西文明互有長短，不宜妄為軒輊於其間。

繼李大釗之後，對多元的文化觀念作進一步闡述的，是新文化運動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胡適。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號，發表了胡適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胡適開宗明義便提出了新文化運動的「十六字」方針，即「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他指出，「新思潮」亦即新文化運動的「唯一目的」是要「再造文明」，而要「再造文明」，除了研究「社會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學上」的「種種問題」外，還要「輸入學理」和「整理國故」，一方面要大力地「介紹西洋的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新信仰」；另一方面要用科學的方法對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進行系統的整理，以便「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從胡適的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新文化運動所要「再造」的「文明」，既非是純粹的西方文明，也非是純粹的中國的文明，而是由西方輸入的種種「學理」和經過科學的方法整理後的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共同構成的「文明」，是西方文明和中國原有的文明的綜合，二者缺一不可。這反映了新文化運動既要向西方學習、引進和吸收西方近代文化，又要整理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以創造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思想和主張。

認為東西文化「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這正是新文化運動的多元的文化觀念的體現。

二

新文化運動的多元的文化觀念，不僅體現在對中西或東西文化的認識上，也體現在對儒家思想或文化的批判上。對於儒家思想或文化的批判，並非始於新文化運動，至少從19世紀末的維新變法開始。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在其名著《仁學》中，就揭露封建綱常名教的虛偽性道：「俗學陋行，動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國憲而不敢議。嗟乎！以名為教，則其教已為實之賓，而決非實也。又況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軛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挾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然而仁之亂於名也，亦其勢自然也。」在這裡，譚嗣同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綱常名教是「上」為了「制其下」而「創造」出來的，違背了自然法則與社會公理（仁）。皮嘉祐也對以三綱為核心的封建等級關係進行了批判，認為它違背了「人人平等，權權平等」的原則。他批駁那種認為「君臣平等，則尊卑不分；父子平等，則親愛過薄；夫婦平等，則剛柔無別；兄弟平等，則長幼失序」的觀點，是「見之迂而憂之深」。嚴復則通過中西文化的比較，用西方的「平等」否定了中國的「三綱」。繼19世紀末的維新派之後，20世紀初的革命派也批判過儒家思想或文化，當時的革命派寫的一些文章甚至稱儒家為「迂儒」「腐儒」「陋儒」「賤儒」，並對孔子指名道姓地進行公開批判，《新世紀》曾發表過一篇署名「絕聖」的文章，題目就叫作《排孔征言》。革命派之所以要批判孔子和儒學，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孔子和儒學是為專制制度服務的。《名說》一文指出：孔子「創為君臣之倫，忠義之說，定之為人紀人綱，制之為大經大法」，是適應君主專制統治的需要，殺人於無形。《開通學術議》宣稱：「孔子的說話都是叫人尊君親上的」，一部《論語》的「根本觀念蓋在防人犯上作亂，欲使天下為忠臣孝子」，服服帖帖地順從專制君主的統治。《排孔征言》強調：「孔丘砌專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餘年矣。」《道統辨》認為：「宋儒尊三綱，定名分之說，可以有利於專制也。」正因為孔子和儒學是為專制制度服務的，兩千多年來的獨夫民賊都非常喜歡他們，利用他們來維護自己的專制統治。

從以上的引文來看，維新派和革命派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言論不可不謂激烈，但無論是19世紀末維新派，還是20世紀初革命派，都不是從多元的文化觀念出發來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而是從儒家思想或文化是封建專制主義的護身符，因此我們要變革封建專制制度為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制度或民主共和制度，就必須剝去封建專制主義的護身符這一認識出發來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

真正從多元的文化觀念出發來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是新文化運動。《新青年》創刊不久，即把批判的矛頭對準了孔子及其儒學。《新青年》之所以要批判孔子及其儒學，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儒學的獨尊地位不利於人們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的多元發展。1917年1月，陳獨秀在《答吳又陵》的信中指出：「竊以為無論何種學派，均不能定於一尊，以阻礙思想文化之自由發展。」不久，在《再答常乃德》的信中又寫道：「孔學優點，仆末尚不服膺，惟自漢武以來，學尚一尊，百家廢黜，吾族聰明，因之錮蔽，流毒至今，末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說階級綱常之倫理，封鎖神州；斯二者，於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顯相背馳，不於報章上詞而辟之，則人智不張，國力浸削，吾恐其敝將只有孔了而無中國也。即以國粹論，舊說九流並美，倘尚一尊，不獨神州學術，不放光輝，即孔學亦以獨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

正因為新文化運動是從多元的文化觀念出發，來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因此，以陳獨秀、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化派，他們在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同時，又特別重視對中國歷史上那些被儒家視之為異端邪學而受到打壓的各種主義、思想、觀念、學說、思潮和流派的發掘和研究，並以此希望再現春秋戰國時期的「九流並美」、「百家爭鳴」的局面。陳獨秀在《憲法與孔教》一文中指出：「舊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陰陽家明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實，墨家有兼愛節葬非命諸說，制器敢戰之風，農家之並耕食力，此偕國粹之優於儒家、孔子者也。」因此，他主張開展對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各派的研究。

總之，新文化運動對儒家思想或文化的批判，打破了傳統社會「獨尊儒學」的思想專制，顛覆了延續二千餘年的儒家文化話語霸權，從而使歷史上那些被儒家視之為異端邪學而受到打壓的各種主義、思想、觀念、學說、思潮和流派，又開始重新活躍在中國的思想文化舞台上。這正如瞿秋白在《餓鄉紀程》中所描繪：「久壅的水閘，一旦開放，旁流雜出，雖是噴沫鳴濺，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

三

新文化運動不僅主張中國文化內部「九流並美」，共存競爭，反對儒學獨尊，而且對西方文化內部的各家各派，持的也是兼容並包、多元共存的開放態度。

近代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始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但在甲午戰爭前，傳入的主要是西方的自然科學。這可以從洋務運動時期出版「西書」的類別看出。據研究者統計，1860年～1900年40年間，共出版各種「西書」555種，其中自然科學162種，佔總數的29％，應用科學225種，佔總數的41％，兩者合計387種，佔總數的70％，而社會科學只有123種，佔總數的22％，其他45種，佔總數的8％。甲午戰爭後，除自然科學外，這一時期社會科學的書籍日益增多起來。以《譯書經眼錄》所收的書目為例，收入1900年至1904年所譯書目491部，其中自然科學164部，佔總數的33.4％，社會科學327部，佔總數的66.6％。另據《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一書的統計，從1868年至1895年，中譯日文書8種，幾乎全是自然科學；1896年至1911年中譯日文書共958種，其中自然科學（含應用科學）172種，約佔總數的18％，社會科學786種，約佔總數的82％。這些社會科學著作雖包括了哲學、歷史、法學、文學、經濟、政治、社會學等學科，但主要以政治和法學類為主。熊月之在研究了20世紀初「西學從東方湧來」後指出：當時中國人翻譯來自日本的西書，「法學、政治學方面，譯作最多，成效最大」。

而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幾乎所有的西學門類，如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哲學、宗教、心理學、地理學、史學、文學、美學、語言、文字、藝術、科技、醫學、教育，以及各種各樣的主義、思潮、學說、觀念、理論，都先後傳入了中國。比如，社會思潮方面，除晚清已傳入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得到繼續傳播外，隨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文化運動的深入，「出現了一個介紹和宣傳社會主義的熱潮」。當時的許多刊物，如《新青年》《每期評論》《新潮》《星期評論》《湘江評論》《少年中國》《新生活》《新社會》，和《國民日報》副刊《覺悟》、《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北京《晨報》副刊等，差不多每期都有一篇或幾篇介紹和宣傳社會主義的文章發表。當時被介紹到中國來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流派繁多，除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外，還有施蒂納的「無政府主義」、蒲魯東的「社會無政府主義」、巴枯寧的「團體無政府主義」、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潘蒂與羅素等人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伯恩斯坦與考茨基的「民主社會主義」，以及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歐文等人的「合作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等等。在哲學方面，從古代希臘到當時流行的一些哲學思想和流派，都得了不同程度的傳播。「以現代西方哲學來說，從新實在論到唯意志主義、國家主義、生命哲學、馬赫、孔德以及英美的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從資產階級啟蒙時代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到馬克思主義哲學，都無不輸入進來了。」其中，實用主義哲學、唯意志論和生命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及羅素哲學的傳播最為廣泛，對當時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影響也最大。在文學方面，西方文藝復興以來各種各樣的文藝思潮、創作方法和文學體式，這時也大量地湧進了中國，如現實主義、自然主義、浪漫主義、唯美主義、象徵主義、印象主義、心理分析派、意象派、立體派、未來派、問題劇、問題小說、短篇小說、雜文、隨筆、雜感小品等。西方文藝思潮、創作方法和文學體式的大量湧入，促進了新文學社團和文藝刊物的蜂起。據統計，1921年到1923年，全國有各種文學社團40多個，文藝刊物50多種。而到了1925年，僅短短的兩年期間，文學社團和文藝刊物就分別猛增到100多個（種）。其中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影響最大，「文學研究會較多受俄國和歐洲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創造社主要傾向於歐洲浪漫主義文學思潮」。

這一時期，西學各門類以及各種主義、思潮、學說、觀念、理論之所以能如此大規模的傳入中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新文化運動對西方文化持的是一種兼容並包、多元共存的開放態度。《新青年》既介紹過杜威的實驗主義（如胡適的《實驗主義》，《新青年》第6卷第4號，1919年4月19日），也介紹過柏格森的哲學（如劉叔雅的《柏格森之哲學》，《新青年》第4卷第2號，1918年2月15日）；既肯定過法蘭西的近世文明（如陳獨秀的《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也讚美過俄國的十月革命（如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0月15日）；既宣傳過日本的新村主義（如周作人的《新村的精神》，《新青年》第7卷第2號），也宣傳過科學的社會主義。在同一期（第6卷第5號，1915年5月）的《新青年》上，既刊發有黃凌霜的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馬克思學說批評》，也登載了李大釗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如此等等。

正因為新文化運動在對待中西或東西文化、中國文化內部各家各派、西方文化內部各家各派上持的都是多元的文化觀念，主張「九流並美」，共存競爭，這才導致了五四時期「百家爭鳴」的出現。而「百家爭鳴」的出現，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這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大歷史功績。

（作者鄭大華系湖南師範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文章摘自《史學月刊》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