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旅行是他的文學債務 | 新書

越是在全球化馳掠席捲的今天，對地方性知識的實地勘察就越發顯得重要，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具有探險精神的旅行家，總是可以深入到人類歷史文明和地理的腹地，向人民打開新世界的大門。

作家鬍子華記述了多位文學家、探險家、記者和學者不同的旅行經歷，講述他們的故事，思考他們為歷史文明留下來的價值。而閱讀這些旅行家，最吸引我們的並不是他們所及之地的風光或取得的成就，而是他們旅行中所遭遇的困難、挫敗，以及他們沿途不斷被砥礪和修正所產生的身心疲乏。這種疲乏就像一種苦酒，將在回味中不斷變甜。

契訶夫：旅行的終身文學債務

鬍子華

契訶夫以戲劇和短篇小說見長，其遊記作品不多，但《薩哈林旅行記》卻是俄羅斯旅行作品中極為重要的一部。

2013 年 10 月 11 日，加拿大作家門羅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被稱為「當代的契訶夫」。時至今日，回想契訶夫，人們可以很放心地給他安上兩個頭銜: 偉大的小說家和劇作家。然而，回溯他 1890 年的西伯利亞和薩哈林之旅，同樣也有理由稱其為偉大的旅行家。

在這次旅行之前，契訶夫的作品已頗受歡迎，但這些早期作品多半是插科打諢的幽默報刊體和地道的本民族笑話，而他寫於旅行後的小說和戲劇卻堪稱藝術精品。阿赫瑪托娃不喜歡契訶夫，因他筆下的一切都是低調的，灰色的，阿赫瑪托娃或許也並不理解契訶夫，因為灰暗恰恰是這次西伯利亞和薩哈林旅行的色調。

正如契訶夫自己所說，《薩哈林旅行記》是他作品中一件粗陋的囚衣。薩哈林島的往事在他心目中那麼巨大，「我似乎看到了一切，卻沒有看到那最主要的。」可以說，契訶夫後期全部的寫作都像是這次薩哈林之旅的文學債務，為了脫下這件囚衣，也為了說出那最主要的部分，他寫下了它們。

向東還是往西 ? 異數的旅行

1890 年 1 月 26 日，俄羅斯《今日新聞》刊登了一條契訶夫將取道西伯利亞去薩哈林旅行的消息，這一消息在莫斯科引起了很多猜測，契訶夫的親友們感到尤為費解，紛紛阻攔。

這種費解和阻攔是易於理解的。在當時，西伯利亞和薩哈林就像是一個被上帝遺棄的「人間地獄」:貧乏、愚昧、蠻荒，而且道德墮落、充滿危險。西伯利亞的西邊界是俄羅斯社會的一條安全隔離帶。一直以來，俄羅斯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向西存在的，西伯利亞的「非歐洲」身份長期以來都被漠視，政府像垃圾場一樣使用那裡的土地，把形形色色的苦役者、重犯和流放犯發配到那裡。面對這個刑罰倒扣的瓮口，裡面的人都巴望著出來，外面的人則避而遠之。

這條隔離帶表現在旅行上，就是旅行者在西伯利亞的缺席。相反，去英、法、意等西歐國家旅行在俄國文化圈卻早已是一種風尚的傳統，從普希金、果戈里到赫爾岑、屠格涅夫等，幾乎都有過這種西行經歷。而且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少數幾人，也大多把社會的改革寄望於歐洲文明。由此可見，這種東西向的劃分不僅是現實性的，而且是精神性的。

當時契訶夫的小說正受到讀者歡迎，戲劇創作《伊萬諾夫》也獲得了普希金獎金，文學事業正處在上升期。人們想不通契訶夫為什麼要去西伯利亞和薩哈林，那兩個地方對近乎孱弱的契訶夫而言無疑都過於殘酷了。而少為人知的是，契訶夫當時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機，哥哥尼古拉的病逝給了他不少打擊，他自己在創作上也陷入了困境。「唉，朋友，多麼苦悶啊!如果說我是個醫生，我就需要有患者和醫院;如果說我是文學家，我就要生活在人民中間，即使是一點點社會政治生活，即使是一點點也是好的。可是現在這種生活，關在四堵牆裡，接觸不到大自然，看不到人，見不到祖國，身體不健康，食欲不振─ 簡直不是生活!」所以他拒絕了朋友蘇沃林推薦的歐洲之旅，因為他需要的不是觀光遊覽，而是一種自我治癒。他在給作家列昂捷夫的信中寫道: 「若是我們知道我們該怎麼辦......福法諾夫就不會待在精神病院里，迦爾詢至今還會活在人世，巴蘭采維奇就不會患上憂鬱症，我們也不會感到寂寞和苦悶，您可以不被戲院所吸引，我也無須奔赴薩哈林。」

正因如此，薩哈林之旅勢在必行，但俄羅斯社會並不了解西伯利亞，他們把西伯利亞描述成了一個窮凶極惡的地方，並努力維持這種形象，以實現道德上的訓誡作用。出發時，契訶夫帶上了手槍，他拿到了記者證，他向包括俄國監獄總署署長符拉斯基等在內的人尋求幫助，他甚至抱著可能死掉的心思寫下了近乎遺囑的信件:「我有一種感覺，好像我是準備去參加一場戰爭......如果我淹死，或者發生類似的事情，請您記住，我現在所擁有的和將來所能擁有的一切皆歸我妹妹所有。」雖然西伯利亞的街上苦役犯可以自由行走，不戴鐐銬，也沒有人看押，但契訶夫穿越西伯利亞的整個旅途處處受人尊敬，完全沒有危險。當時寫西伯利亞和薩哈林文章的作者要麼根本沒到過薩哈林島，要麼是些有利害關係的人。對西伯利亞形成了一種偶然的，不準確的判斷。這本身是一種誤解。

乘坐西伯利亞大鐵路的旅行在今天變得十分流行。(攝/蟲子)

西伯利亞:黑色的雪國

「穿過縣界長長的隧道，便是雪國。」川端康成塑造了一個非現實世界的避難所— 雪國。和雪國一樣，西伯利亞也是閉塞的，在契訶夫的時代，西伯利亞既沒有通鐵路，也沒有通公路，還有長期的冰凍。即使到了近代，情況也並沒有好太多。羅傑斯在 1990 年騎摩托車穿越西伯利亞時，除了西伯利亞大鐵路，地圖上仍有大面積沒有標記道路的交通空白地帶。

但和川端康成從外在現實逃避進唯美的雪國不同，在當時，全俄國只有三個縣被人研究過，即使有人去了，也只是到那裡大致聞一聞，寫一點，就又走了。別的地方尚且如此，何況西伯利亞，這裡不僅是非歐洲的，甚至是非俄羅斯的，社會自我遮蔽和不聞不問早已成常態，所以契訶夫的這次旅行恰恰是從誤解中去接近那個社會現實。這個現實並不危險，但很粗陋也很窮困。行程中的那些小縣城裡幾乎沒有東西吃，「你坐著馬車走近一座城，心裡指望著吃掉整整一座山，可是走進城去一看— 糟糕!灌腸也沒有，乾酪也沒有，牛肉也沒有，連咸鯡魚也沒有」，「連那裡的女人也枯燥乏味，將來西伯利亞產生自己的小說家和詩人時，婦女在他們的小說和長詩中都不會成為主角。」

從現實退避是輕易的，所以通往雪國的路程很快，一句話的時間就到了。而整個逆反的過程卻艱難得多，像是慢性的重病，契訶夫在 4000 俄裡布滿了凍雨、冰雪、汛期和爛泥的路程上坐馬車長達 30 多天，每天都得同寒冷、飢餓、睡意搏鬥跋涉十來個小時。在途中給母親的信中，契訶夫寫道:「兩個多星期已經過去，在這段時期里我坐著馬車不停地趕路，心裡只想著這一個方向，而且靠著這個想法活下來；我每天都看到日出，從開始到結束。我已經十分習慣這種生活，以至覺得我好像會一輩子坐著馬車奔走，同泥濘的道路搏鬥似的。」

西伯利亞大道是全世界最長、也最不像樣的道路，因此翻車、壞車、時間延誤和咒罵道路是驛站上常有的話題，另一個則是批評地方長官。「陪審官在一個地方待的時間不長，不知這對西伯利亞大道來說是件好事還是壞事。他們時常更換，據說，有一位剛上任的陪審官，到達他管轄的地段以後，把農民都趕出來，命令他們在道路兩旁挖掘壕溝。他的繼任者在獨創性方面不甘落後，把農民趕出來，命令他們把壕溝填平。第三位在自己的地段下令把路面鋪上一層半俄尺的泥土。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位......人人都想要在蜂巢里加上自己的一份蜂蜜。結果是道路一年到頭都不暢通。」

這裡充滿了異想天開的想法，這種不現實成為了西伯利亞最現實的一面，它們就像陪審官的道路試驗，輕易隨便地提出來，然後又不加思慮地放棄和更換。對那裡一無所知的外面官老爺們為西伯利亞和薩哈林決定一切，定居、開農場、種葡萄。但是，人們是否願意定居，適不適合定居，那裡的農業是否真的有成效，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他們而言似乎並不重要，通過工作報告那裡也可以是良鄉沃土。

題材關注，旅行的社會療救

有些人的旅行是川端康成式的，帶著自己的主觀美化。而有些人的旅行則是契訶夫式的，去靠近很低的現實，甚至把旅行當作一種題材式的社會工作。

到了1880年代，薩哈林已經成為俄國最大的流放苦役地。行前，契訶夫的朋友曾勸阻他說「薩哈林島誰也不需要，誰也不會發生興趣」，但契訶夫覺得在澳大利亞和法國卡宴區之後，薩哈林監獄是一個很重要而且需要關切的題材:「薩哈林島是需要的，有趣的，應該惋惜的僅僅在於到那邊去的是我，而不是另一個更理解這個工作、更善於引起社會興趣的人。」

儘管契訶夫向朋友們一再強調:「不要對我的薩哈林之行寄託文學上的希望」，「這趟旅行無論是對文學還是對科學都不會做出有價值的貢獻」。但事實上正相反，契訶夫一開始就把這次旅行當成一種持續半年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並抱有很大的文學和科學上的抱負。為此，契訶夫在行前的幾個月里，搜集並閱讀了有關薩哈林的 65 種書刊，內容詳細到 1863 年薩哈林島的煤是多少錢一噸，而上海的煤是多少錢一噸，此外還包括當地的振幅、風向和土壤層等等。而他最關心的仍是監獄和刑罰。

「對於俄國來說，什麼更為合適——監獄還是流放？我們現在甚至無權解決這個時髦的問題，因為我們完全不了解什麼是監獄和流放，不管這多麼叫人悲傷和感到奇怪。請您瞧瞧我們關於監獄和流放的著作吧，真是叫人寒磣!兩三篇小文，兩三個作者的名字，空空如也，彷彿俄國根本就沒有監獄，沒有流放，沒有苦役似的。任何一個罪犯都是社會的產物—— 我們的思想界把這句話已經重複了二十到三十年，可是他們對這個產物卻無動於衷!對關押在流放地並在這裡受著煎熬的人是如此冷漠。」

在薩哈林島，契訶夫足足待了三個月零兩天，每天早晨 5點 起床，睡得很晚，他挨家挨戶走訪了島上的所有監獄、所有木板房和所有樅木屋，很有耐性地對薩哈林島全部人口做了調查。他在卡片上登記過將近一萬名苦役犯和流放者。換句話說，幾乎所有在薩哈林島的苦役犯或者移民流放者都跟他談過話，積累下來的一手資料裝滿了足足一箱子。

契訶夫在這次旅行中看到了什麼風景呢?上百萬人灰暗的流放地生活，嚴酷的刑律、暴虐的監獄，肢體折磨、精神折磨，小孩貧弱，婦女賣淫，男人醉酒無助。然而在記敘這一切時，契訶夫卻用了一種冷峻的寫法，像一份客觀的報告，有時候讀起來會覺得枯燥。「我感到遺憾的是我不善於感傷，要不然我就會說我們應該去朝拜像薩哈林島那樣的地方，就像土耳其人朝拜麥加一樣。」

契訶夫在旅途中不斷變換著記者、作家、旁觀者和科學家的多重身份。也正因如此，《薩哈林旅行記》既是一份旅行行紀，又是一份新聞調查和社會學術著作。它前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後啟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構成了俄羅斯文學裡的監獄主題，此外也對 1892 年俄國採取的某些監獄改革產生了現實影響。

然而，《薩哈林旅行記》也成了契訶夫整個後期寫作的一件「囚衣」，每當契訶夫想要談論薩哈林島，他總覺得像看到了一切，但卻沒有看到最主要的東西。為了寫出這最主要的東西，這才有了契訶夫在薩哈林旅行之後那麼多優秀的小說。即使在今天來看，在契訶夫開始這趟旅行之前，他早期那些受歡迎的作品，多半是插科打諢的幽默報刊體和地道的本民族笑話，真正算得上成熟作品的並不多，而他寫於旅行後的小說和戲劇幾乎無一例外全是精品。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這次西伯利亞和薩哈林旅行，才使得契訶夫成了今天的契訶夫。

作者:鬍子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