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三大行書」

讀「三大行書」

孟會祥

□座次

米芾《跋褚摹蘭亭》說：「天下法書第一。」鮮於樞《跋祭侄稿》說：「唐太師魯公顏真卿書《祭侄季明文稿》，天下行書第二，余家法書第一。」《蘭亭序》既然是「天下法書第一」，當然也是「天下第一行書」了。而《寒食帖》被稱為「天下第三行書」，我孤陋寡聞，實在不知道出處。還有人說楊凝式《韭花帖》是「天下第四行書」。至於有沒有第五、第六，或者「十景」癮發作起來，是否湊成「天下十大行書」，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近有好事者著文，說《祭侄稿》應該為「天下第一行書」。我沒有細看其宏論，不知道《蘭亭序》被降為第二呢，還是另排座次？俗話說文無第一，又說「趣味無爭辯」。武無第二，是因為擂台比武，立了生死文書，第二被踢下擂台，結果有三：立斃；落下終身殘疾；或者沒有落下殘疾，但羞憤難當也不好意思再提第二了吧。而文，就不會產生這種現象。在書法家或書法作品中，排出第一、二、三名，不會完全合理，更不會科學。而「三大行書」這個名目，只不過是其來已久，人盡皆知，作為常識，也便無所謂對不對了。很多歷史遺留下來的說法，都是如此。所以，我們權且沿用這一說辭。

□人心

一個說法不一定合理，但這個說法的產生，一定有深刻的道理。「三大行書」是否是狀元、榜眼、探花，倒無所謂，而產生這個說辭，一定有深刻的、歷史的原因。西人不云乎：「凡是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其理，還在於人生和人心。

人是個體的，也是群居的。不群君就無法生存，群居就會構成社會，構成社會就需要普遍的思想；而這普遍的思想，又必須根植於個體，體現個體的關懷。偏於社會的思想，就發展成為儒家；而偏於個體的思想，就發展成為道家。儒、道就是這樣對峙與互補。孔子在社會中發現了人心，發現了「仁」，「仁者愛人」。既然「愛人」，就需要「忠恕」，「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維持社會秩序的「禮」，也應「禮由仁生」。儒家從最補素的情感——「孝弟」出發，要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而平天下。儒家心目中的人，是人道化、倫理化、禮制化的，因而似乎忽視了孕育人的自然、在自然中生長的個體及其自由的思想，莊子把人拉回自然，顯得樸素而真實。而自古以來，每當禮崩樂壞，士大夫在修齊治平的道路上泥濘難行時，就會在暫時疏離儒家，而在道家中尋求安慰。魏晉玄學，正富於道家色彩。至於佛家，大抵自傳入中土，就開始接受中國式的改造。中國文化似乎不需要真正的天國凈土，而只在意今生今世。等到禪宗「運水擔柴，莫非神通。嬉笑怒罵，全成妙道」，便遊離於儒道之間，成為一種活潑、微妙的生活方式。

人生在世，無非得意或失意。得意者的生活是相似而乏味的，失意者的生活是豐富而敏感的，所以，文學藝術必以失意為軸心。「詩窮而後工。」命途多舛，怎麼辦？勇往直前，甚至慷慨赴死，是儒家色彩的大無畏。孔子曾說過「獨善其身」、「乘桴浮於海」，而實際上並沒有浮，也沒有騎青牛出關。道家則從形骸出發，獨立守神，又放浪形骸之外，翛然而往，翛然而來，似乎將與世隔絕，而以高標的風度影響社會。儒道又都不同程度地融會佛家，在仰觀俯察時，換一個角度，便得解脫。

這樣看，則王羲之以道家為主要色彩，融會儒家；顏真卿差不多純乎儒家；而蘇軾則以儒為本，出入佛道。正人君子清流高士之處世，大概也就這三條道路。《蘭亭序》、《祭侄稿》和《寒食帖》，則通過書法的形式，高度象徵了這三種文化形態，以筆墨營造的意象，目擊道存式地詮釋了中國文化理想。不論文人士大夫以何種方式廁身社會，也不論其處於何種境遇、何種心態，總能在「三大行書」中找到終極的處世典型和終極的藝術圖式，激發其尊崇敬仰，獲得共鳴和撫慰。「以藝術代宗教」的深妙意義，即在於此。

□其人

書法肇始的甲、金時代，原始宗教政治文化，並不在意書寫者的個人感受；豐富的先秦兩漢墨跡也並不以彰顯人的精神為鵠的；「一碑一奇」的東漢豐碑，倫理、體制的意義，遠遠大於書法家的意義。不要說敷麗文字的書法，即使承載文字核心價值的文學作品，在《詩經》時代也並不在意著作者。籠統地說，人的覺醒與文的自覺，自魏晉始，書法成為「人的藝術」，也從魏晉始。

王羲之少標令名，也曾經積極用世。《世說新語》載：「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還真有點登車攬轡，澄清天下之志。而誓墓不仕之後，則「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遍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在他身上，密集著太多的情愫：世家貴胄、清談名士、遠見卓識、國事蒼黃、家族浮沉、親友傷悼，對世事人生的絕望、傷逝、優越、自許，終於發散於縱任不拘、特立獨行、風流自賞的魏晉風度。風度是人生的味道和境界，什麼都可以摹擬，風度卻無法複製。動亂的魏晉，讓人們發現自我、迷戀自我；發現自然、迷戀自然，在悲摧切割之後，獲得了鶯飛草長，鳶飛魚躍的無限生機。因此，魏晉風度並不能以消極逃避概之，相反，在志高行潔、狷介疏狂的意義上，獲得了不朽的價值。《蘭亭序》就依稀傳達了這種風度。

顏真卿則樹立了更有社會意義的典型。他生於世代以經義、小學傳家的高尚門第，幼年喪父，隨母親依舅父生活，能刻苦讀書，舉進士而踏仕途。性耿介，不見容於奸佞的權貴。在安史之亂中，挺身而出，率眾抗賊，堪稱大英雄。以元老重臣的身份立朝，仍不見容於新的奸佞權貴。最後，以年愈古稀，中奸相盧杞奸計，去勸降李希烈。被李希烈所留，威逼利誘，一無所動，竟被縊死。他為學則勤苦而淵博，處世則耿直而高尚，為官則忠誠而有為，皆可為世楷模。他死得壯烈，越發讓人崇君子而恨小人。他的以身殉國，也是以身殉道。世有此等人，才能讓正人君子感覺活得有價值，不爾，世上盡小人矣。嘗有人著文，以顏真卿高年不致仕，乃是戀戀高位而不忍去。噫，名為真卿痛惜，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耳。而《祭侄稿》又是是顏真卿生平中最慘烈的一頁。顏杲卿被割舌，罵賊氣絕，後僅存一足；顏季明被殺，僅得其首；顏氏遇難者三十餘人。顏真卿因祭典亡侄，有此文稿，讀此文、觀此書，不悚然變色、凜然而生正氣者，尚能為人乎？

相對來說，蘇軾只是個「文人」。而北宋正是文人政治，蘇軾本當大有作為。他21歲中進士，為歐陽修激賞，聲名鵲起，這也天然地註定了他「舊黨」的身份。見到新法不能便民，就上書抨擊，當然為「新黨」不容，遂外放州縣十年。偏偏他又寫詩，被指以「文字毀謗君相」。「烏台詩案」，幾被砍頭。貶謫黃州，一去四年。等到「舊黨」得勢，被召還朝，他又看不慣，又上書諷諫，於是又不見容，出為杭州太守。後又被召，又外放。等到新黨又執政，一貶再貶，以至於儋州（今海南），大概必置之死地而後快也。蘇軾太不會「占隊」，失意是必然的。在烏台時，其子蘇邁送飯，約以送魚當死。蘇邁托朋友送飯，送了熏魚。蘇軾見而慟，遺蘇轍詩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幸而不死，貶黃州團練副使（自衛隊副隊長）。蘇軾在黃州，才有《赤壁賦》，才有「大江東去」，才有《寒食帖》，才有偉大的「蘇東坡」。蘇軾是命運擊不垮的。如仙，他是呼吸明月清風的至人；如佛，他是悲憫自覺覺人的菩薩。無論詩文書畫，觸手成春，猶如屈陶李杜、鐘王顏楊的後身，創造了茫茫萬頃之波的文學藝術奇觀。失意落寞之間，猶自振作，猶自光芒璀璨，非蘇軾，何人能之？

□其書

高蹈之士、忠義之臣、曠世之才，固不限於王羲之、顏真卿、蘇軾。書以人傳之外，還必須人以書傳，才能完成其崇高。

行書生於簡牘。簡牘篆書草寫，即秦隸。秦隸沿規範方向，點畫裝飾，漸成漢簡、漢隸。沿流便方向，符號化而成章草。雜糅於章草、漢簡之間者，乃今草、楷書、行書的源頭。因而原始的行書，隸意甚濃。楷書之祖鍾繇，尚有波磔遺意。真正把楷書、今草、行書從隸書籠罩下獨立出來者，以王羲之為標誌。其為鼻祖，因稱「書聖」。《蘭亭序》歷來有真偽之爭，我們不去管它。即便是南朝人或智永作偽，也總是規模王羲之吧。《蘭亭序》所以高妙者略有數端：其一，雅集為魏晉名士典型事件；其二，其文感慨彌深；其三，其書脫盡隸意，字數尤多，樹立行書標準；其四，點畫遒媚，略無瑕疵；其五，字間映帶，顧盼生情；其六，字法純任自然，「真態」畢現，無造做習氣；其七，變化不落痕迹，如「之」字數十處，皆因勢而生，字字不同。總而言之，《蘭亭序》看似平淡，而雋永深秀，許為「盡善盡美」，亦不為過。

晉代之後，南北分流。「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於啟牘」；「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於碑榜」。楷書在北魏無妙不臻；南朝則謹守二王一脈。南北朝晚期至隋唐，南北漸漸合流。偏於廟堂的豐碑大碣，偏於民間的造像寫經，與偏於文人的啟牘草藁，在顏真卿的手下，完成了徹底的融會。這也映射了盛唐兼容並包、廣大深厚的風氣。蘇軾說：「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黃庭堅說：「顏魯公雖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軍父子筆法。」顏真卿當然學二王，同時取法碑版，磊落開張，便不是文人一脈所可牢籠。在右軍筆法的基礎上，他強調折釵股、屋漏痕的沉實凝重，力透紙背，正所謂熔篆隸於一爐。二王之後，在行草書上真正能別樹一幟者，也只有顏真卿。《祭侄稿》之美，約有數端：其一，其事忠烈感人；其二，其文悲愴動人；其三，其書寬博雄渾；其四，行筆殺紙，入木三分；其五，草稿之書，心手兩忘；其六，晉唐以來書家盡被隱括；其七，燥潤相生，筆墨淋漓。不深懂書法者，往往好明凈皎潔，視《祭侄稿》為支離繚亂，既知書法，方轉覺整栗不免矜持，此方為真情性、真書法也。

宋人之書可視為唐人之餘，東坡也在所不免，其學二王、顏真卿、楊凝式，在技術上並無宗匠意義。楊凝式的筆法，也承顏真卿的法乳，其天然頹放處暗合晉人，這便深刻啟示了蘇軾。大抵蘇軾之書，在法度上取法顏真卿，在格調上追慕晉人。然而，宋代的雅宜，究竟不是晉人的風流。其書沿著文雅化、抒情化、休閑化的方向，「自出新意，不踐古人」。宋代武功孱弱而文治昌明，其書法所尚之意，也是學者、文學家略顯蘊藉、陰柔之意。宋代之後，天真漸少，趙董雖鐵硯磨穿，精極筆墨，終於不免局促寒儉，這是大運所限也。而《寒食帖》所樹立的審美典範，也正在於委委曲曲、婉婉轉轉地再現了蘇軾的文心詩興，在落寞、凄清的基調下，他並不一蹶不振，而是短長肥瘦疏密開合，瞬息萬變，行雲步月，活潑超脫的況味，躍然紙上。這不是「書卷氣」三字所能道盡的。

「三大行書」之所以為「三大行書」，在於其言說不盡。

2011年7月2日星期六

晉書·王羲之傳贊

[唐]李世民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箋點翰，爭相跨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余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迹。逮乎鐘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谷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新唐書·段（秀實）顏（真卿）傳贊

[宋]歐陽修宋祁

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為奸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信望於人，要返諸己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宋史·蘇軾傳論

[元]脫脫

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