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著名師徒反目：康有為梁啟超政見不合分道揚鑣(2)

1899年，梁啟超和革命黨過往加密，意氣日盛，高倡自由平等學說，並多次和同鄉孫中山書信往來，言「我輩既已定交，他日共天下事必無分歧之理，弟日夜無時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時日，弟必有調停之善法也」。其中所言「調停」之事，即為力勸康有為放棄保皇，轉向革命，共謀報國大舉。真是個風雲際會的大時代，借用一句網路妙語：「我為天下操碎了心」！當康有為得知「調停」之事，大為光火，立令梁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務。康有為也是執拗得有理：當今皇上身陷瀛台囹圄，「知遇之恩，不報有愧」，他何以能放棄「保皇」？

師生關係的重新修好對康梁來說可是一件頗不輕鬆的事兒。在1900年3月26日致康有為信札中，梁啟超深深懺悔自己擅自與孫合作之乖謬：「種種愆戾，無地自容，因內觀自省，覺妄念穢念，充積方寸，究其極，總自不誠不敬生來。先生去年所教，真字字藥石，而弟子乃一向無所領會，甚矣墮落之遠也。」但裂痕既已生成，就像一口破缸，箍得再好終究是破了，重要的還不是「徒兒知罪」的態度如何，而是梁啟超從學理上已經偏離「保皇立憲」的思路，他當前只是有些舉棋不定罷了。

在日本以及遊歷夏威夷和澳洲期間的見聞，尤其是所見識到的西學，讓梁啟超終於告別「托古保教」、「君主立憲」，轉向「三界革命」以圖「新民」。1902年起，梁啟超屢次在文章中指名道姓地反駁康有為的「保教」言論，毫不容情地指出：我國學界的光明、人物的偉大，興盛於戰國時期，那是思想自由之明效。自漢以來，思想束縛於孔教，不能自開生面。今天的保教者，「所愛者仍在孔子，不在真理」。蔡元培多年後所做《中國新文學大系》「總序」與此同調啊！「張勳復辟」的醜聞爆出後，梁啟超聞聽康有為曾奔走有功，發通電怒斥自己的先生為「大言不慚之書生」，而康有為則痛罵「梁賊啟超」為食父的惡禽「梟」、食母的惡獸「獍」。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在少壯之年已經締造了自己的學問巔峰，所謂「吾學三十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抱殘守缺；而永遠「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常被污為「善變」的梁啟超，離自己的恩師越來越遠，被罵作「不屑之子」、「忤逆之徒」！

其實，二人反目歸反目，並不代表自此相互拆台。康有為終其一生都視梁啟超為最信任和最可驕傲的弟子，那種欣賞既出自曾共同踐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信諾，還有才智相當的惺惺相惜、棋逢對手的酣暢淋漓！同樣，「吾愛吾師」與「吾愛真理」並行不悖的梁啟超，終生對康有為以師事之，盡其所能滿足老師的晚年所需。從康梁的師徒關係，我們也可以發現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二十年代梁啟超與諸弟子如丁文江、徐志摩師徒感情的草蛇灰線。這令我回憶起2005年春拜訪梁啟超的小女、時已八十九歲高齡的梁思寧時的情景，她依然對梁家當年受康有為「保皇史」牽連無法釋懷。或許，思寧不願深思：既然「道不同不相為謀」，梁啟超晚年何以仍對康南海禮遇有加？

現在談起康有為與梁啟超從共襄盛舉到分道揚鑣的軼事，說他們迂腐與堅持也好、風骨與變通也罷，還是會引發我們的思忖：無論是「外化之學」還是精神傳承，都需要胸襟以及「真理至上」的信念吧。

萬木草堂閉館的鐘聲已響，跨出廊門時我竟然有些失措：世風的洪流過後，我們是否也該對歷史書上白紙黑字命名的那些落伍者、失敗者預留一份問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