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俄羅斯母親到俄羅斯兄弟

2015年是俄羅斯的文學年，我分別在莫斯科國際書展和上海外國語大學參加了幾場中俄文學活動，有一個雖不新奇但相當深切的感受：俄羅斯文學對中國寫作者的影響，因年代不同而存在著不小的差異。

記得9月份在莫斯科的俄中作家論壇上，中國作家代表里，有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的，像馬原、劉慶邦，有生於60年代的，如荊永鳴，有生於70年代的，像我和徐則臣，也有生於80年代的，像北京青年作家、譯者陸源。在俄活動期間，可以明顯感覺到，生於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對俄羅斯的感情是最濃烈的，帶著一種童真的激情，看到白樺林，看到橡樹，看到一種結著紅果子的樹，他們都會情不自禁地相互啟發，共同回憶這是哪位作家在哪本書里寫到的。他們比賽似的提到一長串女主人公的名字，相互討論，列舉出各種情節，爭論哪一位女主人公是最富魅力的俄羅斯文學女性形象，是拉拉、冬妮婭還是安娜？可以聽出來，這些女性形象陪伴了他們青年時期的閱讀，甚至可以說是他們精神上的初戀、理想中的女伴。同行的劉慶邦老師此前已去過兩次俄羅斯，因為一直沒能拜訪托爾斯泰故居，而再次來到莫斯科。劉老師平常話不多，但在俄羅斯的最後一晚，他突然回憶起了一大串俄語，開始用俄語祝酒，自我介紹，講俄語順口溜，用俄語號令大家起立，變得活潑起來。原來，他在少年時代學過兩年俄語，這次訪問觸發了他沉睡已久的語言記憶。而我們出生於七八十年代的幾個作家，在許多話題上似乎沒有發言的能力和興趣，對俄羅斯的情感也沒有那麼深厚。

這些片段確乎具有某種代表性，印證了不同時期俄羅斯文學對中國作家的不同影響——這種影響是在流動、變化、起伏的，與兩國的意識形態變化、政治博弈與交往、國際地位、商業與經濟合作、文化的輸入輸出等各種因素密切相關。

以生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為例，我父母這一輩的青年時代，從城市建築設計、廣場雕塑、軍工品，到日用品、油畫、歌曲、體育運動、女性服裝等各個方面，都深受蘇聯的影響。包括在教育領域，中小學教材里選有大量蘇聯作品，只要是受過中等教育的人，幾乎一張口都會背出奧斯特洛夫斯基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寫的那段名言：「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在各種晚會上，《海燕》或《致大海》的配樂詩朗誦常常是保留節目，《喀秋莎》《紅莓花兒開》《三套車》的前奏一響，人們就情不自禁開始搖擺身子。具體到寫作領域，大量俄羅斯經典的引進與廣泛的閱讀、傳播，成為一種母乳般的養分，俄羅斯文學成了中國作家們共同的母親，並影響到起碼兩三代人的寫作趣味與文體審美。比如，對宏大敘事、莊嚴主題的傾向，對歷史與革命場面的偏愛，對原罪與救贖的思考等等，一般會被認為是最經典最正宗的長篇審美。毫無疑問，從中俄文學交流的角度看，這是一個非常壯觀的時期，但我並不認為它是最均衡最科學的交流模式。

到了上世紀90年代，隨著各方面格局的變化，俄羅斯文學在中國一家獨大的局面不再，各國文學在中國都有了很大力度的推介，美英法德等自不用說，包括南美諸國、加拿大、義大利、西班牙、愛爾蘭以及東歐等等，各國文學一擁而入，這直接影響到我們這幾代作家的閱讀體驗。我們的胃口被撐得滿滿，成了國際文學的雜食動物，我們已不大可能再將某一國的文學當作心理上的乳母或教父。我們這一代，熱愛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與布爾加科夫，可也同樣熱愛里爾克、加繆、馬爾克斯、奈保爾……可以說，我們有了一大群文學上的兄弟姐妹，俄羅斯文學從母親變成了其中的一個兄弟。

雖然上世紀90年代後，我們對俄羅斯文學的接受比重有所下降，但這並不代表俄羅斯文學的影響力下降，而是進入了更自然、更合理的階段，國家意志式的強力推動在退場，更純粹更民間更自由的藝術力量在上升。

猶太裔的俄羅斯作家巴別爾，其在歐洲的名聲要大過俄羅斯本土，因此他的作品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才譯介到中國，老一輩中國作家可能並不太熟悉，但對於年輕一代作家，他具有獨特的傳播力和影響力，我們會像說出一個口令似的提到他的《紅色騎兵軍》。又如阿赫瑪托娃與茨維塔耶娃的詩，這兩年在中國的譯介也很頻繁，並吸引了一大批年輕詩人與讀者，但這種吸引力仍然不是母性的覆蓋式或淹沒式，而是與其他國家的作品並存於世界詩歌之林。

又如在當下的戲劇界，「契訶夫」這三個字簡直是迷人的招牌，《櫻桃園》《萬尼亞舅舅》《三姐妹》《海鷗》等劇作的重排、新編等各種版本，在各大城市輪番上演，票房飄紅，吸引了一大批年輕觀眾。契訶夫的戲劇是一種和氣、克己、不願驚動出大場面、不產生劇烈動蕩的審美。為什麼它們在當下的中國戲劇里，尤其是小劇場里受到追捧？我覺得這正是對早期蘇聯式高大全審美的一種彌補與縫合。

此外，近年有一批與俄羅斯相關的非虛構作品在我國知識分子群體中反響很大，像布羅茨基的《小於一》《悲傷與理智》，曼德施塔姆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都進入了我們的年度好書榜，成為話題，人們由此展開對集權專制的反思，以及對自由意志的討論。這種俄羅斯式的對苦難與智性的思考，其意義已遠遠大過文學本身，在學界產生較大影響，形成了一股俄中對照下的反思與警醒的風潮。這種影響，我覺得特別像來自一個兄弟，他的經歷和感受，我們比誰都更清楚，更有動於心。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出俄羅斯文學、俄羅斯文化的輸出在這些年的微妙變化，也看到了它們對中國知識分子影響的多義性與延展性。

（作者為江蘇省作協副主席，魯迅文學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