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之痛》之二：客觀性的遺忘

07-23

歐洲中世紀宗教勢力一統天下，神教思想造成了普遍的愚昧和黑暗。起源於義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重新關注世俗生活和知識的重要性，形成了對宗教勢力的嚴重衝擊。以笛卡爾和培根為代表的哲學思想家，以科學方法代替宗教體驗，以認識論的優先地位取代古代本體論的優先地位，開創了以追求客觀知識為目標的理性主義時代。客觀真理成了知識探索的主旋律，幾乎所有的智者都希望找到一個絕對的「中立」基礎，運用邏輯、歸納等手段，通過實證、還原等方法，去獲得主客觀一致的、確定無疑的客觀知識。現代哲學研究由客觀主義向主觀主義、絕對主義向相對主義、邏輯主義向歷史主義、知識一元論向多元論的轉變，徹底粉碎了絕對真理這種知識「烏托邦」的夢想。這種追求絕對真理的目標不僅根本無法達到，其方法論還存在忽視、壓制對人生價值問題的關注。

客觀知識以主觀與客觀、理性與非理性的兩分法為前提，以關注外部世界的事實為取向，把人的精神歸結為純粹的「理性」，力圖通過排斥人的慾望、感情和價值等「非理性」因素而達到客觀的知識。哲學關注的是知識的有效性，而人生問題、價值問題則被排斥在其論域之外。把理性抬到無所不能、絕對的高度，排斥、抹殺、扭曲非理性的東西，是傳統理性主義哲學家在認識論上失誤的主要原因（王志河《後現代哲學思潮研究》）。在對社會科學和人類社會的研究中，也力圖採用客觀實證的方法，滿足於尋找社會歷史現象的單一客觀原因，無視人類行為和人文歷史現象中的主觀性、價值性和文化的因素（朱紅文《人文精神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中有不少人信奉歷史決定論，認為人類社會存在著不依人類意志為轉移的必然規律。有哲學家對社會科學的決定論給予了深刻的揭露：「償若人類的一切都變成法則，成為一種人間力學，那麼，這種探索的一個主要目的——即由人控制人間發生的事情和人的行為——本身將成為毫無意義的東西。償若人類發現揭開他們全部歷史的法則，人類就會關進自己智慧的囚牢，毫無辦法把它改變，就會發現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成了超乎人類的選擇和意志之上的定案。男男女方女方都會被捆綁在他們命運的車輪上，恰似群星和潮汐捆在她們的常規上一樣。活人和純物質之間的區別會僅僅是：人知道自己必將滅亡的命運，而對這個命運自己又毫無辦法。人的這種知識真可謂辛辣無比」。（康馬傑《美國精神》）

對實證社會科學的片面性，當代哲學家做了深刻的剖析。美國分析哲學家道納爾德·戴維森明確指出了從心理學陳述到生理學陳述是的不可通約性，從社會科學到物理科學的不可通約性（斯蒂文森《人學的世界》）。科學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伯納德·巴伯在談到四、五十年代美國社會科學發展所遇到的困難時說：「社會科學使人類生活的情感的、道德的、藝術的和美學的方面的現實性與重要性減少到最低限度甚至根本否認之；社會科學想用那對價值實施活體解剖的致命的分析去代替對道德價值和美學價值的欣賞。」（巴伯《科學與社會秩序》）。對有生命的東西用邏輯的、靜態的、幾何學的方法進行處理，必然「把它所有的一切本質的東西統統剔除乾淨」。「當理性從事於生命的研究時，它必然會把有生命的東西當成無生命的物質一樣處理，把同樣的形式應用於這種新的對象上，把在舊的領域中如此得到成功的習慣帶到這個新的領域來。」尼采曾經頗為深刻地支出：「幾千年來凡經哲學家處理的一切都變成了概念木乃伊，沒有一件真實的東西逃脫了他們的魔掌。這些概念偶像的侍從先生，當他們崇拜之時，他們是在宰殺，是在剝製，——當他們崇拜之時，他們使館一切事物有了生命危險」。（尼采《偶像的黃昏》）本質上說，現代科學危機或現代文明危機是科學喪失了它的活生生的人的意義，是科學對人的存在或人的生命的遺忘，實際上也是科學對自己所由以產生和形成的實踐基礎的遺忘。用胡塞爾的話來說，現代人讓自己的整個世界觀受實證科學的支配，並迷戀於實證科學所造成的「繁榮」。這種現象意味著，現代人漫不經心地抹去了那些對於真正的人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只見事實的科學造成了只見事實的人，實證科學在原則上排斥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探問整個人生有無意義。因此，現代科學危機本質上是科學觀念的危機，是實證主義世界觀的危機（朱紅文《人文精神與人文科學》）。

事實上，人的生命活動有多種多樣的形式，思維認識僅僅是其中的一種。傳統的唯理派哲學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在於，他們把人的眾多活動形式規定為一種樣式，即認識活動。似乎人的生命存在的主要目的是對「知識的渴望」，而認識的主要功能是求真。似乎人生的其他一切問題都可以在真理光輝的照耀下而得到全部的解決。近代唯科學主義發展伊始，就有人看出了這種知識觀的問題，其代表人物是與笛卡爾比肩的帕斯卡爾。在他看來，人生的問題遠比知識問題重要。人不是為了知而存在，相反，知是為了人而存在。理性和科學不能解決人生問題，相反，理性和科學應該在人生哲學的意義上被審視（朱紅文《人文精神與人文科學》）。有人在評價這兩位近代哲學巨人時說，笛卡爾和帕斯卡爾「他們一個在哲學上重新開創了一個理性主義時代，而另一個則似乎要預告這一時代的危機。他們一個對近代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意義，而另一個對於我們人們的意義看來更多地是在當代。」（何懷宏《生命的深思——帕斯卡爾漫述》）啟蒙思想的重量級人物盧梭發現，啟蒙運動的主導精神——理性和自由自相矛盾，理性帶來的不是更多的自由，而是更多的不自由。理性知識一種認識能力，還需要有所依託，另有把持；科學技術知識一種工具而非目的本身，需要價值取向來引導從而善加利用。理性主義信奉「美德即知識」，把全部倫理問題還原為知識問題，或者說，把倫理學說建立在知識論的基礎之上。盧梭反其道而行之，把蘇格拉底的命題變成了「無知即美德」。他撕裂了連接美德和知識的那條虛幻的紐帶，認為知識不僅不等於美德，而且正是人類道德淪喪的一個階梯（朱紅文《人文精神與人文科學》）。康德在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知識與信仰、必然與自由之間划出了嚴格的界限，明確指出實踐理性高於理論理性、道德高於科學。康德之後的古典哲學，則又迷失在絕對真理的體系化構建中。海德格爾認為，思維已經在理性的旱地上呆的太久了。也就是說，傳統思維方式對知情意、真善美的割裂應該住手了。脫離情和善的知（理性）是病態的知，脫離善和美的真是抽象的真，變態的真（王治河《後現代哲學思潮研究》）。

我們再來看看知識的極限和邊界。愛與恨的情感體驗、對藝術的審美品味等豐富多彩精神生活，客觀知識是無法把握的。人的貪婪、罪惡、異常行為等主觀性問題，也是科學理性鞭長莫及的領域。人為什麼有意志？為什麼要活著？人為什麼必須行善？人為什麼有信仰？這些問題用概念和邏輯是無法進行分析的。由此看來，人的理性無論向哪個方向伸展，都可能碰到「黑洞」。追溯過去，它會碰到難以說清的「終極原因」；展望未來，則又有「世界末日」之類的恐怖前景；向遼闊的宇宙眺望，「邊際」則成為頭痛的事情；往物質微粒窺探，則又因找不到「原初物質」而苦惱。它解決的問題越多，由此引出的更複雜的問題也越多。所以人的理性，永遠只能進行艱辛的跋涉（肖峰《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正因為如此，人類才需要有藝術、文學、宗教和倫理等等來展示他們的豐富特性，來尋找解決人生問題的精神支柱。

傳統哲學以知識為第一性，把人的生存放在第二位，以知識本身為目的，陷入對知識的冥想，沉溺於形而上學的世界，不再關懷人類整體的生存狀況和生存意義。有人從人類文明史的角度對知識論哲學的荒謬性作了一個簡單卻又深刻的說明。「在原始社會那裡，生存，即各種欲求是赤裸裸地表現出來的，是占第一位的東西。貧乏、艱苦、危險的生活條件不斷驅迫他們去尋找安全的住所和吃的東西，他們不可能也無暇去談論任何玄虛高妙的東西。他們關於自然界及周圍環境的種種認識（如捕魚、打獵、採集的知識，同其他部落的知識等等）都是直接服務於他們的生存的。在這裡，認識對生存意志的服務關係是非常明顯的。原始人的巫術神話、宗教意識和祛除災難的種種儀式也決不象文明人所設想的那樣，是閑來無事的詩詞，海闊天空的遐想。它們和原始人的生存問題也有著直接的功能關係，換言之，所有這些原始人的神秘的認識也都同樣地服務於他們的生存意志，是他們的生存活動的實用證書……在文明人那裡，隨著知識的不斷增長和積累，一切都顛倒過來了。認識、知識成了第一性的東西，欲求和意志則成了認識的僕從。彷彿人一誕生下來他的全部使命就是認識世界，對他來說似乎從來就沒有一個生存問題……在文明人的心中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幻象是不奇怪的。因為文明人一生下來就要受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教育，這容易使他們形成這樣的幻覺：認識是他們的首要的任務。他們受的教育越多，他們的思想就越被包裹在一層堅實的知識外殼之中。於是，對原始人來說是如此急迫的生存問題，對於文明人說來卻變得遙遠了，變得隱蔽而不明了。知識猶如原始森林中落下來的枯葉，把地面牢牢地遮蔽起來了，人們再也看不見地面本身了。人們漸漸地習慣於這個由無數知識編織起來的華麗的世界；尤其是哲學家們，無休止地爭論著各種形而上學的問題，甚至乾脆把人稱作是形而上學的動物。這些哲學家素以思想深刻而著稱，其實，與其說他們在思索，還不如說他們在做文字遊戲；與其說他們在揭示什麼真理，不如說他們在掩蓋什麼真理。在他們那裡，深刻就是膚淺……現代文明人對知識的崇拜更為嚴重，只有當他們的生活被撕開一個裂口，即面臨巨大災難時，他們的目光才會重新回到生存問題上來。」（俞吾金《問題域外的問題——現代西方哲學方法論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