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東亞經濟體」的文化解讀

「日圓先生」榊原英資在一場論壇中表示，全球經濟重心逐漸從西方移向東方，全球經濟版圖大洗牌，15到20年內，中國大陸即可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他又認為，中國大陸、台灣、日本與韓國等應整合為「東亞經濟體」，而且由於同受中華文化浸淫，甚至可稱為「漢字經濟體」。他也建議，應設立共同的貨幣清算機制，發明以人民幣為主體的「亞元」。 　　台灣經濟日報社論指出，有關「東亞經濟體」及「亞元」之說，前已有之，但凸顯漢字，並強調「漢字東亞經濟體」的概念倒很新鮮，值得一評。 　　首先，所謂「漢字經濟體」的範圍，嚴格地說，包括中國大陸、除韓國以外的四小龍（香港、台灣、新加坡）以及日本；但是，若不拘泥於「漢字」的形式，僅著重於中華文化與中國文明的影響，則韓國甚至東南亞部分地區，例如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亦可被包括在內；再廣義一點，就是整個東亞了。 　　其次，所謂「漢字」概念或「中華文化」概念，作為一個經濟體的連繫或基礎或共同元素，有意義嗎？意義又何在？ 　　這就不能不談到文化與經濟、文明與國富之間的關係了。西方經濟學始祖亞當斯密在構思撰寫他那本《國富論》時，以他的智慧，當不至於忽略掉除了市場機制及那一隻看不見的手之外的一些其他的重要的「非經濟因素」。人們很清楚，他甚至在《國富論》之前，就已經先完成了《道德情操論》了。但是，要論到凸顯文化與經濟之間關係的最精采之作，無疑還是以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精神與資本主義》最著稱於世。 　　韋伯的論點，一言以蔽之，就是「新教」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等號關係。新教倫理是顛覆性的，它把人們長久以來「為生活而工作」的態度，徹底地扭轉為「為工作而活」──工作成了一種天職，工作就是終極價值。於是，體現在新教倫理之外的行為，就是敬業、儲蓄（累積資本）和廣泛學習。 　　韋伯的新教倫理的論點，首先就在近代西方的經濟發展史中得到了印證。新教的誕生，是導源於16世紀使基督教一分為二（分成了天主教與新教）的宗教改革。新教興起之後，經濟力量及財富就慢慢地從天主教國家（像奧地利、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轉移到那些信奉新教的國家（像英國、蘇格蘭、德國、荷蘭等）。 　　經濟發展的新教倫理論點，接著又在全球範圍內得到了佐證。一直到上個世紀中葉以前，經濟發展在西方國家的表現普遍優於東方國家。韋伯的著作與論點因此受到了更高的推崇。但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日本及四小龍傑出的發展卻開始挑戰新教倫理的發展論。日本及四小龍的表現，證明即使沒有新教倫理，也可以有快速的經濟發展。 　　是真的如此嗎？現在看來，恐怕又有商榷餘地了，主要就是榊原英資所謂的「漢字經濟體」現象。相較於一般常用的「東亞經濟體」的概念，「漢字」這兩個字也許才真正點中了要害。東亞經濟的快速崛興，與其說更多地是由於「東亞」，不如說更多地是由於「漢字」──一種代表了中華文明的圖騰。 　　仔細觀察，新教倫理強調的努力工作、積極儲蓄、認真學習，哪一種沒出現在深受中華文明浸淫的東亞地區？如不以文害義，新教倫理在這個意義上與儒教儒理有著高度的同質性。 　　「漢字經濟體」概念的提出，看似無稽，其實卻有深意在焉。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