慵懶·山月：震驚！晚清竟在軍制變革中走向滅亡！

隨筆：晚清竟在軍制變革中走向滅亡

作者：慵懶·山月

　　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到1912年清朝覆亡，清政府經歷了三次軍事變革。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以林則徐、魏源等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後，以恭親王奕訢,地方督撫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以及一批洋務思想家等,倡導和主持了軍事自強運動。甲午戰爭之後，除張之洞、袁世凱等人外,還有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滿族新貴,以及大量的留日學生。清政府在這些人的建議下,確立了仿照西法編練新式陸軍、完善軍事教育制度、改變武裝力量體制和兵役制度、加強軍事統率機構等全面變革軍制的思想。但是在這一系列的軍事變革中，清政府的軍事實力在逐漸增強，然而其命運也在逐漸走向滅亡。

第一次鴉片戰爭

　　1、軍事變革的「被迫」影響。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清朝統治者沉浸在「天朝上國」的夢幻中閉關鎖國，不思變革，唯求國內穩定。而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統治者們依舊未從美夢中清醒，只是一些士大夫開始接受西方思想，思考局勢之變。第二次鴉片戰爭之時，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火燒圓明園，幾乎動搖國體，覆滅清王朝。此時，清廷才勉強開始「洋務運動」，而且一旦稍有安穩跡象，又開始阻撓「洋務運動」的發展。甲午戰爭之後，清廷為後起日本所敗，方才從軍事制度上進行變革，編練新軍。從變革開始，到變革將清廷送葬，清廷都是在危機的促使之下進行的軍事變革。這種被動、消極的變革思想束縛了清廷的手腳，阻礙了軍事變革的步伐。同時，由於這種「被迫」變革在每次危機之後才開啟，而每次危機又幾乎毀滅了前期的軍事力量，消耗了大量的真金白銀，從而促使清廷一定程度上無法集中力量進行一次徹底的變革，直至辛亥革命在武昌的新軍中爆發。

第二次鴉片戰爭

　　2、軍事變革的「全局」影響。軍事變革思想是在一次次內憂外患的武力挫敗中成長起來的，但也只是興起了軍事變革思想，對於政治制度而言，清廷依舊認為中國最優。鴉片戰爭後,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策略命題的提出體現了中國知識階層的國家優越意識,明顯沒有擺脫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依賴。洋務運動興起後,晚清優先軍工戰略更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圭臬,並逐步上升到晚清政府官方社會意識形態。他們認為：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於西人之上。如此，面對西方堅船利炮的衝擊，清廷只看到了軍備技術的落後，不曾考慮政治制度、道德、文化方面的缺陷。從學習引進西方技術到變革軍事體制，清廷始終都在拚死維護當前的政治制度，維護它自己的苟延殘喘。但是牽一髮而動全身，作為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軍事制度的變革最終還是會帶來政治制度的跟進。編練新軍之時，大批學子留洋西方、日本學習軍事知識的同時也受到了西方、日本政治思想的熏陶。最終，清廷在軍事制度的變革中被自己一手培養的新軍在歷史進程的逼迫下毀滅。

甲午戰爭

　　3、軍事變革的「抵觸」影響。清廷對於軍事變革的問題一直處於保守消極的狀態，更為熱心於此的是地方督撫。但是軍事變革戰略的實施即是在督撫掌握軍隊、政權、財權、人權等政治權力的前提下在地方各自為政推行的。這就造成晚清軍事變革缺少了中央政府的統籌規劃，資源財力分散，利益集團錯綜複雜。同時，地方督撫的軍事變革也促使清廷對地方控制力減弱——早在太平天國起義時，曾國藩、李鴻章等編練湘軍、淮軍之後就開始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曾國藩等人就曾推阻過清廷為抵禦英法聯軍進攻要求其北上勤王的命令。新軍編練之後握有操縱新軍實權的張之洞、袁世凱等人，在八國聯軍進犯、清廷岌岌可危之際，更是搞起了「東南互保」運動，對於讓他們興師勤王的命令，竟斥之為「偽詔」，拒不執行。這種各地離心傾向日漸加深的政治狀況，不僅是軍事制度變革的直接後果，而且也表明原有的唯上是從的中央集權行政運行體制不斷受到威脅和破壞。

八國聯軍侵華

　　4、探索和實踐了近代軍隊的建設發展道路。雖然清朝統治集團和洋務派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主要學習的是他們的軍事技術，對學習軍隊編製體制和軍事學術惰性和阻力都比較大。但是，新的武器既已裝備部隊，特別是新的兵種炮兵和新的軍種海軍的相繼建立，軍隊的編製、作戰樣式以及軍事思想，遲早會隨之改變，這是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馬克思說過：「隨著新作戰工具即射擊火器的發明，軍隊的整個內部組織就必然改變了，各個人藉以組成軍隊並能作為軍隊行動的那些關係就改變了，各個軍隊相互間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事實也正如此，經過甲午戰爭和反對八國聯軍侵略的戰爭之後，清政府終於決定將清軍陸軍的單一營制，逐步轉變為諸兵種合成的新式陸軍。與此同時，對各省的舊雜軍隊實行汰弱留強，改編成巡防營，負責維持地方治安，新軍則主要機動作戰，從而形成了類似野戰軍與地方軍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標誌著晚清軍制步入了近代化的軌道。此外，隨著海軍的建立，設防思想也相應發生了變化。認識到了「化呆著為活著」，「漸拓遠島為藩籬，化門戶為堂奧」（李鴻章《議復梅啟照條陳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擴大防禦縱深，改善防禦態勢，與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以岸防為主的防禦思想比較，顯然是個明顯的進步。甲午戰爭以後，1898年出版的由徐建寅編撰的《兵學新書》，傳播了19世紀歐洲的軍事學說，1906年出版的由賀忠良編撰的《戰法學教科書》，這些書籍，對於清軍爾後戰略戰術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普練新軍以後，清政府正式宣布廢除武舉制度，確立在全國建立各級軍事學堂，形成比較完備的軍事教育體系。這一時期還創設了諸如電報、鐵路等設施，為改進軍隊的指揮與調動，起到了積極作用。所有這些，都表明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作為掌權者的清王朝已經開始了軍事近代化的起步，儘管在許多方面還不盡如人意。

武昌起義

　　5、推動了中國政治近代化的進程。軍事制度，作為構成社會政治制度的要素之一，其所發生的一系列變化、革命，不能不對近代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晚清軍事制度變革是清政府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採用西洋的技術裝備和軍事制度變革封建軍事制度的活動。雖然它沒有與政治改革同步進行，沒有改變軍隊的封建屬性，但卻加速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為培養軍事人才而採辦的各類新式軍事學校，不僅造就了大批具備一定專長的軍事人才，而且使傳統的封建教育受到衝擊；譯書局在傳播西方軍事思想的同時，也傳播了西方的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大量派遣武備學生出國留學，不僅使他們精通了西方有關駕駛、戰術、制船、造械等軍事技術，為中國造就了一批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人在清末資產階級革命興起之時，紛紛走上革命道路，成為清王朝的掘墓人；採用西法編練的新軍，從初建到成軍，一直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成為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宣傳和發動武裝起義的主要陣地。在一個舊秩序將要崩潰的社會中，軍事部門的改革、創新有誘導和牽動一個巨大的現代運動的實質意義，晚清軍事制度的變革正是為加速這種舊的統治和社會制度走向衰敗滅亡提供了動力和催化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