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我們頭頂乾淨的天空——觀電影《竊聽風暴》

這部電影給世界一個機會，尤其是給中國人。去緬懷和渴望吧，1990年的1 月 16 日。那一天成千上萬的東德民眾曾如決堤洪水，從40餘處入口湧進國家安全部的院子。他們把負責國內監視與竊聽行動的辦公室砸個稀爛，把浩瀚的文件和檔案從窗戶拋出去，鋪滿了大街。　　　　令人感佩的是，16年過去了，和我同歲的多納斯馬克，不動聲色的自編自導了處女作《竊聽風暴》，獲得2006年德國電影獎7項大獎，和歐洲電影獎最高大獎。我幾乎愛上了這部電影，在熄燈之後一再為它唏噓。也忍不住推薦給我認識的每一位異議分子。實在很盼望它能夠連下三城，拿下今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去年11月，原東德國安部副部長沃爾夫，在這部電影獲獎後不久去世。沃爾夫在自傳中說，他的理想是通過社會主義，使德國永不再重蹈納粹的覆轍。如今雖然失敗了，他說我依然懷著如此的信仰。在這話的背後，是東德國安部的8萬5千名特工。它甚至監控了1800萬人中的600萬。它的線民人數，令人恐怖的接近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柏林牆豎起的近30年間，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德國統一後，國安部的全部竊聽檔案，移交給新成立的「高克管理局」，開放給所有公民查閱。這些監控資料一本本鋪開，有足足1000公里長。它的公開掀開了人類史上最殘酷的潘多拉的盒子。無數人發現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師和醫生都是國安部的告密者。整個社會以極大的勇氣，承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打擊。一對夫妻雙雙自殺，因為他們發現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賣對方。　　　　1989年的柏林牆和天安門，多納斯馬克和我一樣是個中學生。他是「後柏林牆」一代，我是「後天安門」一代。我真能體會一個「後柏林牆」時代的青年導演，也能拍出那樣椎心刺骨的創傷。但重要的是，他能拍出不虛假的盼望嗎？因為黑暗是我們最熟悉不過的，殘酷已經殘酷到了家。所以我在電影剛開始五分鐘後，就一直期待著一個對我而言最大的懸念，電影到底會將一種有說服力的盼望放在哪裡？　　　　儘管每一個鏡頭都如此冷靜，每個畫面的色調都落入灰暗。但這部電影不是潘多拉盒子的繼續，導演有足夠的溫度去面對人性在制度下的悲涼，並將溫暖出人意外的放在了那個竊聽者身上。這個一出場就冷血無比的基爾德?維斯萊爾，負責監聽異議知識分子們的言行。他24小時監聽一位劇作家和他妻子、一位著名女演員的生活。他們的苦難、軟弱和對愛與自由的盼望，終於打動了他。一天，他偷走這位作家的詩集，躺在孤零零的沙發上，讀到這樣的句子，「我們頭頂乾淨的天空」，生活在沉沒，鴿子仍在飛翔。　　　　劇作家的一位導演朋友自殺後，他開始寫一篇政論，評論東德政治高壓下的知識分子自殺問題。文章秘密地交給西德的《明鏡》發表，揭露東德1977年開始就不再統計自殺數字，社會主義國家中只有匈牙利的自殺比例高過東德。這篇文章引發了一場地震。維斯萊爾開始想盡辦法掩護這位作家躲過一次次搜查和迫害。1989年後，作家遇見前文化部長，他天真的問，為什麼那麼多人被監聽，我卻沒有被監聽呢？部長說，你怎麼知道沒有，你的全部生活包括每一次做愛，我們都知道。作家被震驚了，他最終在「高克管理局」查到了那位竊聽人員的資料，並將自己的新書題獻給他。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竊聽會改變一個秘密警察的價值觀。在電影中看到三個理由。一是細節的真實，二是美善的毀滅，三是歷史的提醒。專制政府的大規模竊聽有兩個本質，之一是冒充上帝，竊聽是國家把自己當作偶像的結果，它需要竊聽它的公民，因為竊聽把國家打扮成全知全能的神，把國家推上那個至高無上的位置。竊聽的另一個本質是對新聞自由的替代。政府既對它與個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狀態充滿了恐懼，也對新聞自由充滿了敵意。它的如意算盤是竊聽一萬個人，就可以少辦一張報紙。　　　　詩句只能顛覆詩句，不能顛覆價值。顛覆價值的是那些真實生活中的細節。當維斯萊爾坐在監控室中，這世上唯有他知道他監控的對象是如此真實。因為那個人不知道自己被監控。在被秘密竊聽的狀態下，一個人的生活是那樣逼真，逼真到沒有絲毫表演性。這樣的生活最打動人，這樣的竊聽使維斯萊爾越發對自己的存在感到虛無。　　　　另一種尖銳的力量，就是看著一種美怎樣在你面前毀滅。女演員最終向著文化部長妥協，出賣她的肉體。他的丈夫與他在卧室的一段對話，深深打動了維斯萊爾。最後維斯萊爾親自對她進行疲勞審訊，當作妻子的最終開口出賣她的丈夫時，你甚至會覺得維斯萊爾才是那個最失望的人。他不能容忍他所監控的對象，背叛那個他不能企及的「頭頂乾淨的天空」。這種軟弱和背叛刺激了維斯萊爾，催逼著他挺身而出，掩護了這位作家，也在作丈夫的面前掩蓋了妻子的背叛。女演員衝出房門自殺，臨死前對這位毀滅了她生活的人充滿感激的說，「我不會忘記你所做的」。　　　　最後一個戲劇性的扭變，是維斯萊爾準備彙報劇作家將秘密給西德寫稿的消息時，他上司偶然談論起被監控的四種人的理論。他說，你竊聽的這個人屬於第三種，叫歷史性人物。千萬不要和他們有任何接觸，不然你會被記在歷史當中。這番話如多米諾骨牌的最後一張，將這個政權在歷史面前的虛弱赤裸裸的表白出來。歷史給維斯萊爾帶來了一個理想主義的維度，他悄悄收起了報告，決定站在歷史那一邊。　　　　這部電影關乎苦難，也關乎和解。扮演維斯萊爾的演員烏爾里希?穆埃，也同時獲得德國和歐洲兩個最佳男主角獎。令人心酸的是，他答記者說，「因為我的妻子，曾經就是國安部的告密者。這不是別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但他的語氣令人欣慰，如電影的鏡頭一樣平靜。這樣的心酸和平靜，也是我們可以等待的嗎？那些和我一樣大的作家，一樣大的導演，他們都在哪裡？　　　　我不由打量四面的牆，心想我也活得如此逼真啊，若是不能讓一個24小時監聽我的秘密警察，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成為一個基督徒，成為和我一樣對專制充滿厭惡的人，那麼他失敗了，我也失敗了。納稅人的錢就這麼浪費了。　　　　2007-1-24，寫於懷疑和盼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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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介紹】　　時間是1984年，地點是在東德柏林，每一次的開頭字幕出現的是「公開化無處不在」。全東德百姓被一百萬史塔西秘密警察控制著，還有兩百萬名告密者，他們的目地就是要知道別人生活的任何一個細枝末節。　　在這些最敬業的史塔西軍官中，有一個名叫戈德·維斯勒上尉(烏爾里希·穆埃飾)，他有著身陷的眼窩永遠都是面無表情地注視著。他可以在千里之外嗅到意見不同者的味道，除了工作之外沒有自己的任何私生活。在最近的一次演出中觀看了喬治·德萊曼(塞巴斯蒂安·考奇飾)的演出——「我們唯一不具危險性的作家正在被西方閱讀著」，於是他決定，幾乎完全是個人的一次挑戰，要去調查這個作家，維斯勒絲毫不相信他會像表面上那樣清白。　　得到老同事古比茲(烏爾里希·圖克 飾)的支持，這個文化部的最高長官，以及前史塔西軍官調動大臣赫姆夫，維斯勒就在德萊曼的公寓里安裝了電線。　　只是維斯勒無法在劃線器上留下任何東西，他總是天真地認定東德的社會制度最是完美的。於是，影片出現了戲劇化的一面，維斯勒開始被德萊曼的生活吸引著，特別是關於他與女演員克里斯塔－瑪麗亞·西蘭德(瑪蒂娜·戈黛特飾)的感情問題。　　當時赫姆夫也對西蘭德非常著迷，他命令維斯勒用些手段牽制住德萊曼，以掃除這個障礙。於是這名忠實的東德史塔西「僕人」，第一次在他的職業生涯中發現自己處於兩難的境地。與此同時，德萊曼因為一位好友的自殺，自己的信念也漸漸發生了動搖。【影片解析】　　影片又譯《別樣人生》、《別人的生活》，舉重若輕地將民主德國情報局令人髮指而不為人知的大規模竊聽行徑對無辜人士的迫害公佈於眾。但作品讓深不可測的黑暗迎來一縷人性的曙光，顛覆了蓋世太保、克格勃橫行的「冷血特務濫殺無辜」俗套--不經意間愛上竊聽對象的男主人公，在明白自己截獲的所謂情報不過是一段真摯愛情時，開始反思該行為是否正義，並最終參與到這對無辜鴛鴦的生活中，為保護他們而不吝冒險。　　本片與三年前的《再見列寧》有諸多相似之處：都在披露東德末期的社會實態；都在多研究問題的同時，巧妙地談了「主義」。小金人就喜歡這樣的靈獸，識時務！並未搖旗吶喊「資本主義好」，卻又淡淡流露出對「資式人文關懷」的欣賞，但始終壓制著政治的議題，盡心竭力地講好故事、拍好片子。這種擦邊不沾邊的謹慎做法，可謂王道。　　《竊聽風暴》橫掃2006年的德國電影獎，一舉囊括最佳影片、導演、製作、男主角、男配角、劇本、攝影七項大獎，當仁不讓地代表日耳曼人挂帥出征。加上溫哥華電影節的觀眾選擇獎、多倫多電影節的如潮盛讚，本作進入學院視野已不容置疑。另外，德國電影13次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僅《鐵皮鼓》(1980年)、《無處為家》(2003年)兩次中的，想必無數張同情票早已準備就緒。【《竊聽風暴》影評】 這不是喬治·奧威爾筆下的1984，對於前東德人來說，它只是柏林牆倒塌前普通的一年。著名導演傑思卡被政府下令禁止創作已有七年，即使是藝術圈的朋友，也無法真正理解他被剝奪創作自由的痛苦。有一天，他突然自殺身亡，他的朋友，劇作家德雷曼一向對專制制度採取妥協態度，好友的死給他很大觸動，悲傷中他彈奏了一首鋼琴曲。 這首鋼琴曲打動了另一個人，讓他滿眼熱淚。德雷曼並不知道這個人的存在。他是STASI（前東德國家安全局）的特工威斯勒，此時正在德雷曼公寓的頂樓上執行竊聽任務。 威斯勒和德雷曼是德國電影《竊聽風暴》的主要角色，這部影片的另一個譯名是《他人的生活》（THE LIVES OF OTHERS）。據統計，STASI人數最多的時候有十萬正式工作人員和六十萬非正式人員，也就是說，前東德人口的四分之一是專職或兼職的安全局特工。他們中的一些人和威斯勒一樣，對專職制度深信不疑，認為國家安全高於一切。威斯勒是個審訊和竊聽專家，在文化部長的授命下對德雷曼的家進行竊聽。他可以聽到一切，藝術家和他的朋友們關於藝術和社會現實的討論，藝術家和妻子間隱秘的對話，以及，更隱秘的東西。個人生活幾乎是空白的威斯勒，在竊聽他人生活的過程中發生了變化。流淚的情景是比較明顯的跡象，真正的變化也許開始得更早。 後來，德雷曼為西德媒體撰寫文章，披露東德的社會問題，威斯勒則申請獨自執行竊聽任務，暗中保護這位藝術家。威斯勒背叛了自己的工作和信仰，也為此付出代價。影片結尾，柏林牆倒塌的兩年之後，劇作家給素未謀面的威斯勒一個溫暖的驚喜，整部影片也給了觀眾一個溫暖的驚喜。《竊聽風暴》是2006年最成功的德國電影，它在「德國奧斯卡」之稱的羅拉獎評選中獲得十一項提名，並獲得最佳影片，最佳編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攝影，最佳美術設計等七個重要獎項，平了1999年《羅拉快跑》的記錄。現在，人們已不再談論它在各個電影節上獲得的好評，只等著看它能否捧得金球和奧斯卡的最佳外語片獎。 這部風格成熟老練的影片是一位33歲導演的處女作。弗羅里安·亨克爾·范·多納馬克，一位有著文學、政治學、哲學和經濟學教育背景的電影人，在《竊聽風暴》之前，他只拍過一些短片。西方評論界一致認為《竊聽風暴》最成功的元素是范·多納馬克花四年時間調研撰寫的劇本。他的劇本繼承了德國戲劇結構嚴謹、節奏從容的傳統，人物性格，故事情節和影片主題有條不紊地層層展開推進，逐漸顯露出政治懸念片和人性劇情片的氣質。 影片真實地營造出八十年代東德城市空蕩、灰暗的視覺基調，畫面風格是德國式的簡潔，和諧，剋制。攝影，配樂，剪輯等技術環節體現著一種毫無炫技之感的高水準，看片時你幾乎感覺不到技巧的存在，只感受到這些技巧所達到的效果。 演員表演的成功也是《竊聽風暴》的出色之處，特別是扮演威斯勒的烏里希·穆赫。這位來自前東德的演員對片中表現的歷史深有體會，他在結婚多年後發現妻子竟然是STASI派來監視他的特工。影片中他的眼神和表情自始至終變化很少，但是表現出的內心活動卻豐富細膩準確，就象精確計算過一樣。 在德國，《竊聽風暴》帶來的影響超越了電影範疇，歷史學家和政治學者也給予它極高評價。看《竊聽風暴》談論《竊聽風暴》，已經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兩德統一後的十幾年裡，STASI的所作所為從未被公開提及過，由於前東德公民對過往歷史懷有複雜的情緒，凡是對前東德政權的批評都被認為傷及了他們的感情，因此，直到三年前才出現象《再見，列寧》這樣的涉及前東德政治的影片。而《竊聽風暴》讓這個國家第一次集體面對這段歷史。 美國專欄作家盧比·里奇認為《竊聽風暴》以複雜的角色引領觀眾深入到複雜的命題中，在感人的同時讓觀眾思考，它給美國電影人好好上了一課，而這一點，影片導演那英年早逝的德國同胞法斯賓德也曾經做到過。法斯賓德說過：「苦難也可以是美麗的，這聽上去很難接受，只有當你挖掘得足夠深時才能理解。」苦難，美麗，深刻，這些，《竊聽風暴》都做到了。而且，它把美麗留到了最後。—————《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