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成功的陰暗面

來源: 百家講壇

民族英雄鄭成功的「自我中心症」

◎滿目煙嵐

歷史的天空，往往只呈現一種顏色。

人們習慣於歌頌文天祥的浩然正氣、愛國豪情，卻忘記了他亦有聲色享樂之求；習慣於揶揄錢謙益的貪生怕死、屈節降清，卻忽略了他亦有暗中資助抗清志士、幡然悔悟、改過自新之舉；習慣於歌唱某位「民族英雄」的赫赫武功，卻在不經意間錯過了一個機會——揭開隱藏在史籍文本深處的種種秘密。

公元1662年二月初一，困守台灣熱蘭遮城堡的荷蘭殖民者被迫與圍困該城達9個月之久的鄭成功集團軍達成投降協議。9天後，荷蘭殖民當局及其士兵舉著降旗，灰溜溜地離開台灣，撤往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淪陷時間長達38年的寶島終於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從此，率軍收復台灣的鄭成功將軍，也就被描繪成了一位為了民族的尊嚴與國家的利益而戰鬥的民族英雄，被形容成了一名大智大勇的反侵略鬥士，被刻畫成了一個正視世界、愈挫愈勇、矢志不渝的佼佼者。

那麼，事實上是否如此呢？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的行為，是否真的是出於「維護祖國領土完整」的愛國熱情而毅然作出的正義之舉呢？

壹鄭成功是明朝福建總兵鄭芝龍的長子。鄭芝龍從小不喜歡讀書，卻愛好舞槍弄棒，屬於天生的海盜性格。他18歲就外出闖蕩，流浪日本之後，娶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國文獻稱翁氏）為妻，生下一個兒子，也就是後來的鄭成功。不久，鄭芝龍憑著自己的能力成為一個「在日華僑首領」的義子，因此繼承了一支龐大的走私船隊，並逐漸發展成為「作亂東南沿海」的海盜集團頭目。被明廷招安後，鄭芝龍反戈一擊，因剿匪有功，升至總兵，掌握了福建10萬鐵甲軍的指揮權。同時，他以此為後盾，通過大規模的對外貿易，成為富甲一方的鉅賈。

鄭成功回到父親身邊的時候，已經7歲。鄭芝龍給他取名為鄭森，字明儼，號大木。由於明廷推行重文輕武的政策，武將飽受文官歧視，因此武官們普遍重視子嗣的文化教育。鄭芝龍也不例外，他重金聘請飽學之士給鄭森講解經史，終於使這個從小生長在異國的長子，於1638年五月間進學成為生員（俗稱「考取了秀才」）。1642年，鄭森18周歲，去福州參加鄉試。當時鄭芝龍已經加官都督，「富擬王者，遠交朝貴，近懾撫按，炙手可熱」。鄭森也因此而擺出了一副貴公子的招搖派頭，昂首挺胸地踱入試場。提學副使郭之奇看他不順眼，就略施小計，沒讓他中舉。

1645年六月，鄭芝龍的弟弟鄭鴻逵擁立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權，朱聿鍵以恢復中原為己任，而鄭氏集團卻打著自己的小算盤——想借隆武朝廷的權力來鞏固自己獨霸福建的地位。為了籠絡鄭芝龍，隆武帝不僅將鄭芝龍列為定策元勛，使之位高權重，而且賞賜鄭森姓朱，改名成功，「以駙馬體統行事」。這就是「鄭成功、國姓爺」等名字、名號的由來。

1646年正月，鄭成功奉隆武帝之命領兵出大定關，從此棄文就武，開始了他長達16年的軍事生涯。

與此同時，清兵開始大舉進攻浙東，福建形勢驟然緊張起來。鄭芝龍接到了「附清同鄉」洪承疇的勸降書信，決意解甲降清，而鄭成功則堅決反對父親輕易交出兵權的行為。

鄭成功之所以反對父親投降清軍，並不是忠心耿耿於復明大業，而是從保護鄭氏集團利益這一角度出發的。與鄭芝龍不同的是，鄭成功在7歲之前接受的是日本教育，日本民族的傳統因子中有殺身成仁、渺視投降、爭強好勝等思維方式存在。鄭成功從小生活在這樣的氛圍中，必然秉承了這種思維方式。

文化知識的積累，也使鄭成功輕而易舉地判斷出，只要鄭軍利用閩中地利上的優勢，傾盡全力層層抵禦，在全國各大戰場上正窮於應付的清軍，自然也沒有足夠的兵力闖過福建的道道險關。他甚至精確地判斷出清廷誘騙鄭芝龍的真實用心。在鄭芝龍前往清營之際，他牽住了父親的衣襟，跪哭著勸說：「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則失其威，脫淵則登時困殺。吾父當三思而行。」可見，他為挽救鄭氏集團及其領袖鄭芝龍，盡了最大的努力。可鄭芝龍一意孤行，不但下令棄守仙霞關，放清兵一路輕鬆入閩，而且後來又不聽勸阻，親自趕赴清營投誠，結果被清軍扣押，他的掌權福建的美夢終於化作了泡影，並由此而開始了長達15年的軟禁生涯，直到1661年被斬首於北京。

鄭芝龍自尋死路，肇因於急功近利的海盜思維，加之文化層次太低，缺乏分析判斷形勢的能力，更要命的是他還一意孤行，不聽良言，以至於一生心血毀於一旦，同時還將福建的大量要塞拱手送於清兵，此舉大大增加了日後鄭成功在閩地抗清的難度。那麼，深具文化修養的鄭成功，能否挽回父親一手導致的不利局面呢？

遺憾的是，鄭成功雖有抵抗清軍、恢復中原的能力，但最終卻沒有如願。其根本原因在於，家庭影響制約了他人格的發展——西方心理分析學家阿德勒認為，一個人在生命起初的若干年，會在心靈和肉體之間建立起最根本的關係，從而發展出一套獨特而固定的行為模式、生活樣式，併產生相對應的情緒和行為習慣，而這樣的生活樣式及情緒、習慣幾乎會貫穿於其一生的所有表現中。

洵非虛言，正是這一原因，使鄭成功一生都擺脫不了海盜思維、浪人性格。他的這兩大致命缺陷，表現在日後——那就是只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抗清，對於全國範圍內的其他抗清勢力只作聲援，不予配合，這種「隔岸觀火」、「不以大局為重」的價值取向，阻礙了反清勢力的戰略聯動，不能讓清軍腹背受敵、顧此失彼。各路清軍能擰成一股繩，全力打擊抗清勢力，而各股抗清勢力卻貌合神離，終於被清軍各個擊破。鄭成功在東南沿海難以立足，東渡攻台，實為迫不得已。

貳1647年九月，泉州戰役結束後，鄭成功加強了自身力量的積聚，廣泛招募文武人才。在「反清復明」的口號中，大批愛國知識分子相繼而來。起初，鄭成功對他們禮敬有加，每遇重大事件都會徵求他們的意見，逐漸形成了一個善於理政的文官幕僚班子。同時，他還憑藉自己在隆武朝廷中的地位以及鄭芝龍的舊關係網，招集兵將，增強自己的軍事實力。在他的宣傳攻勢中，陸續又有反清將領、隨鄭芝龍降清復又懊悔的閩中將領、深懷故國之思的降清明將奔走而來。

隨著隊伍的不斷壯大，軍需供應問題很快浮出了水面。由於鄭軍控制的地區僅限於沿海島嶼以及小片濱海土地，而靠當地的物力與財力，根本不能維持一支龐大的舟師、陸戰部隊及其家屬的日常生活。鄭成功是如何解決後勤問題的呢？

他採取了兩個措施：首先，他繼承了鄭芝龍開創的海上貿易事業，充分利用自己的水師優勢，把內地出產的物資通過秘密渠道運往海外，從中賺取高額利潤，購買軍需品的費用即由此而來；其次，就是在攻佔地區強行徵收糧餉。此舉雖然解決了鄭軍的燃眉之急，但如此竭澤而漁，直接導致了民心的向背——百姓寧可做清朝的順民，也不願做鄭軍轄下的「義民」。「民心盡喪」，這也正是鄭軍在攻佔許多沿海土地之後，往往不能立足的根本原因。何況，有時還不是單純的徵稅問題，更有那赤裸裸地掠奪民財的事件頻繁發生。沿海百姓紛紛將鄭軍視作海盜，唯恐避之不及。鄭成功自然就難以在軍事上取得大的進展。

由於福建多山地，和平時期就缺糧，需要從廣東的潮州、惠州轉販糧食，以彌補閩中之缺。因此，即便鄭成功收盡閩中糧食，也難以養活自己龐大的軍隊。運籌良久，他決定西取「粵南大糧倉」——潮州，來永久性地解決軍糧供應的問題。

可是此時的潮州，尚在明軍手中。鄭成功圖謀奪取潮州的行為，就屬於挑起明軍內訌的「不義」之舉。鄭成功思來想去，認為為了鄭氏集團的長期利益，哪怕從此擔上惡名也在所不惜。幾天後，他致信潮州總兵郝尚久，以「聯兵」為由要求常駐潮州。郝尚久斷然拒絕，鄭成功聞訊，終於扯下了溫情脈脈的道德面紗，兵鋒直指潮州地區。

南明朝廷對鄭成功挑起內戰的舉動極為不滿，可惜中樞軟弱，無力節制各路軍閥，只得派中書舍人陸漾波前往調解——勸說雙方停戰。

鄭成功眼見糧食基地即將到手，鄭氏集團從此可保「衣食無憂」，哪裡願意就此罷休。面對這個桀驁不馴的大軍閥，陸漾波束手無策，只得悵然而歸。清軍趁此有利時機，大舉南下，佔領廣東大片土地。郝尚久被鄭成功打得喘不過氣來，一怒之下，決定叛明降清，他致書清將孔有德，請求援助。清兵抓住時機，蜂擁而至，與郝軍裡應外合，終於擊敗了鄭軍。而鄭成功舉措失當，只好自己吞下「雞飛蛋打」的苦果。

海盜的劣根性由此可見一斑。

叄1650年七月，鄭成功從廣東敗回，又萌生了成為鄭氏集團霸主的念頭。當時，鄭氏集團的另一實權派系鄭彩據有廈門，是鄭成功集團之外的另一大「海上軍事勢力」。

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即便是同門子弟也不行！

鄭成功毅然決定智取廈門，收編鄭彩的軍隊。機會終於來了，鄭彩外出辦事，留弟弟鄭聯守衛廈門島。鄭成功知道鄭聯頭腦簡單，於是迅速採取行動——給鄭聯送去1000石米，請求讓「鄭成功集團軍」登岸休息。當時，鄭聯正為缺糧發愁，聽到有人送來糧食，當然高興，再加上鄭成功本來就是自家人，因此，他未經細想就爽快地答應了鄭成功的「請求」。

誰知，鄭成功的軍隊一上岸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收繳了廈門守軍的兵器。強佔廈門之後，鄭成功一不做，二不休，竟殘忍地將鄭聯殺死，一舉吞併了鄭彩、鄭聯的全部人馬和戰艦。在外辦事的鄭彩，做夢也沒有想到鄭成功竟然會從背後插刀，而且如此心狠手辣。

幾番不義之舉過後，鄭成功在鄭氏族人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可鄭成功卻沒有從中汲取教訓，他秉承了鄭芝龍慣有的一意孤行的跋扈作風，終於把水師良將施琅逼成了自己的死敵。

施琅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將才，擁有極為豐富的海上作戰經驗，但他個性倔強傲慢，常有恃才放曠之舉。而作為一軍統帥的鄭成功有一大弱點，那就是不能知人善任，尤其是不能容忍下級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

1651年正月，鄭成功再次傾巢而出，去潮州搶糧。施琅當時就指出廈門兵力薄弱，恐有危險，希望鄭帥有所顧及。鄭成功聽來逆耳，認為施琅有意阻礙自己的戰略部署。躁怒之中，他竟解除了施琅的兵權，將其遣回廈門擔任防務，卻只分給施琅極少的人馬、船隻。

後來發生的事，證明了施琅觀點的正確。福建清兵主力利用廈門防務空虛的弱點，租用了鄭氏家族的其他船隻（鄭成功做夢都沒想到連自己的家族成員都開始幫助清軍），偷襲廈門，掠得了鄭氏集團兩代人做海外貿易積累下來的巨額財富。施琅趕回廈門後，不顧個人安危，奮勇同清兵作戰，可惜寡不敵眾，被阻擋在廈門海域。他原以為鄭成功回來後，會根據他的表現，恢復他左先鋒之職。不料，鄭成功僅僅賞銀200兩了事。施琅失望之極，竟剃光了自己的頭髮，不願再見鄭成功。

不久，「曾德事件」爆發了。曾德是鄭氏舊將，後被鄭成功安排在施琅麾下效力。施琅失勢後，曾德見呆在他手下已無發展的機會，就利用與鄭氏的舊關係，返回鄭成功軍營中充當親隨。施琅恨極了鄭成功的賞罰不公，又聽說曾德棄己奔鄭，頓時暴跳如雷。他命心腹將曾德秘密捉回，從速斬首，以泄私憤。鄭成功聞訊，馳令勿殺。可施琅悍然不顧，促令殺之。曾德原是鄭氏將領，雖然一度隸屬於施琅，但無論犯法與否，也無論施琅是否已經被解除兵權，施琅都無權擅殺曾德。由此看來，鄭成功的勃然大怒也就可以理解了，他當即拘捕施琅及其父親、兄弟。可就在當晚，在親信的幫助下，施琅奇蹟般地逃回了大陸。鄭成功獲悉，怒髮衝冠，立即將施琅的父親、兄弟處斬。施琅得知噩耗，對鄭成功恨之入骨，從此死心塌地地效忠清朝。30年後，正是他，率領清軍水師徹底消滅了鄭氏殘餘勢力。

可嘆的是，鄭成功竟沒有意識到自己這種行為是「自斷一臂，以肥清敵」的不智之舉，他還要一錯再錯。

1656年三月，又一支西征潮州的船隊返回廈門，帶回了在潮州搶到的10萬兩餉銀、10萬石米。鄭成功立即召集文武官員，議處「揭陽喪師」之罪。潮州揭陽一戰，由於左前鋒蘇茂輕敵冒進，導致鄭軍一戰損失了四五千人的敗局。鄭成功一再堅持，要斬殺蘇茂以及援救不及時的黃梧、杜輝。由於眾將領反覆求情，才改判為斬殺蘇茂，重罰黃、杜。

監斬蘇茂之後，鄭成功余怒未消，他兀自決定，派黃梧和蘇茂的族弟蘇明戴罪立功——防守海澄要塞。海澄要塞，「阻山臨海，兩城對峙，夙稱天險」，是鄭成功在大陸建立的唯一前進基地。他在城中屯積了大量的軍械與糧食，使之成為「進可攻、退可守」的軍事重地。清軍曾經多次力攻該堡，都落得個兵敗如崩的下場，足見海澄之易守難攻。可如今，鄭成功卻讓剛剛受過責罰的黃梧與深懷喪兄之痛的蘇明去鎮守海澄要塞，這不是典型的用人失當么？沒幾天，蘇、黃二人果然叛變，將要塞拱手獻給了清軍。鄭成功獲悉，悔之已晚，他再也沒能收回海澄。

鄭成功為抗清做了許多細緻而又踏實的工作，可為什麼常常功虧一簣呢？概因其「自我中心症」在作祟。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無不以自我觀念為衡量一切的標準，不符合其觀念的一律排斥。由此，他「一意孤行、意氣用事、馭將無方」的根源不就一目了然了嗎？

肆1651年，浙東抗清明軍戰敗，丟失了抗清基地——舟山，迫不得已進入鄭成功的勢力範圍。

第二年正月，鄭成功同意浙東明軍進駐廈門。浙東軍中的文官武將，如張名振、張煌言等人，都希望與鄭成功保持良好的關係，共赴國難。可是他們不經意間卻發現了鄭成功企圖吞併浙東明軍的野心，張名振決心以誠相待，就主動去拜見鄭成功，以消除雙方的隔閡。

剛一晤面，鄭成功就優越感十足地說：「你做了幾年的定西侯，究竟幹了哪些事？」張名振大義凜然地說：「中興大業。」鄭成功用輕蔑的口吻言道：「表現在哪裡？」張名振正色答道：「成功就表現在實績上，不成功就表現在方寸間。」鄭成功大惑不解，追問道：「你所說的『方寸』指的是什麼？」張名振說：「『方寸』就在我後背上！」說罷，立即解開衣服。鄭成功發現，他的背部正中刺有「赤心報國」四字，長徑寸，深入肌膚。史載，「成功見之愕然」，他一定感到了汗顏。可他是否因此而感奮——與浙東明軍精誠團結呢？還是沒有！

他正忙著與清廷議和，當然不是真心議和，而是漫天要價——力圖擁有浙、閩、粵三省，擁有軍隊自行管理權，不赴京、駐於閩，不受部院節制，享有地方自治權。像他這種要求，清廷當然不會同意，但清廷還在討價還價，因為他們的真實目的就是要拖住鄭成功，防止他與所向無敵的李定國集團軍聯合，然後抽調全國精銳，集中優越兵力攻擊李定國集團，從而扭轉清軍此刻在西南戰場上的不利戰局。清廷的策略是，先消滅李定國，再一舉解決鄭成功。

鄭成功並不笨，他當然明白唇亡齒寒的道理。另外，鄭成功臣服於南明的真實目的，也不過是想藉此招兵買馬而已，他並不想聽從南明朝廷的節制。

1654年，南明將軍李定國正以雷霆萬鈞之勢，向清軍發起浪潮般的進攻，其兵鋒犀利，所向披靡。揮師東進新會(今廣東新會）之際，李定國先後9次致信鄭成功，希望他出兵協助，東西夾擊。李定國夢寐以求的目標，就是收復廣東，將西南、東南兩大抗清基地融為一體，從而重整河山。

可鄭成功不願出兵，他始終把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的策略是，明清雙方誰能讓他割地自雄，他就奉誰為「正朔」。他多次講過，他的理想是做一隻「縱橫而所之」的鳳凰，而不願成為陷阱中的虎豹。前一階段，清廷招撫之所以失敗，關鍵就在於只肯給他高官厚祿，不願賦予他「地方自治權」。在這種條件下，鄭成功只好繼續當他的「明臣」。可這個「明臣」，卻不願聽從南明調遣。他希望其他抗清勢力堅持下去，以緩解自己一方的壓力，又擔心「東西對進」後，南明勢力兵連一體、地成一片，這樣，他的獨立王國將不復存在——軍政大事將稟承於朝廷，這是鄭成功萬萬不能忍受的。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聲望、爵位等各方面都遜於李定國，屆時在朝中必然受制於人——這也是鄭成功極力迴避的政治態勢。

鄭成功真是太聰明了，他一路盤算，掂量著民族利益與個人利益——孰輕孰重。

最終，他作出了選擇——應付李定國，派部將林察率領一支偏師，進入廣東沿海，以示「聲援」。可是，就連這支規模不大的水師，也照樣因循不前，只是大張旗鼓、虛張聲勢而已，直至悠閑地看著李定國的軍隊在清軍優勢兵力的猛攻下全線潰退。

鄭成功組織了一次聲勢浩大的南海旅遊，對這次足以改變明清戰局的重大戰役虛與委蛇，後果是極為嚴重的。可他卻在事後寫給南明朝廷的信中輕描淡寫地說「勝負兵家常事，不足深憂」，還批評李定國「驕兵致挫」，反而將自己「依違不前」的罪過輕輕帶過，把失敗的主要責任推給對方。這種跋扈自雄的舉動，不僅損害了民族利益，而且對他自身的利益也構成了潛在的威脅，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李定國由於新會一戰損失太大，從此再也沒有力量主動進攻清軍了。大好良機付諸東流，令所有反清志士扼腕浩嘆。

伍1658年，清軍主力兵分三路，進軍西南。李定國等人應接不暇，節節敗退，永曆朝廷危如累卵。

鄭成功見清軍主力雲集西南戰場，正是擴大勢力範圍的大好時機，當即決定揮師北上，發起「長江戰役」。他的首要目標就是攻佔南京，進而佔領整個江南。江南，從唐代開始就是財政重地。一旦奪得江南，不僅將使明、清經濟實力發生逆轉，而且可以將清朝統治區南北切斷，為下一步用兵創造有利條件。

1659年四月，鄭成功、張煌言親率兩路大軍北上。閩浙聯軍一舉全殲鎮守浙江定海的清軍，焚毀清軍水師戰船100多艘。這樣，閩浙聯軍不僅解除了後顧之憂，而且製造了進攻寧波的假象，吸引了江、浙兩地的清兵日夜兼程，救援寧波。

五月初，鄭成功親率兵馬10餘萬，分乘大小戰船3000餘艘，從定海北上。鄭軍於五月十九日進入長江，沿江一些地區望風而降。六月一日，鄭軍水師兵臨江陰水域。清軍擺開陣勢，堅守江陰要塞。攻與不攻，鄭軍上下展開了爭論。文官認為，江陰抗清群眾基礎較好，一旦拿下要塞，進可以就近獲取江南富庶地的糧餉，退可以重登戰艦，發揮鄭軍水戰特長。而鄭成功看到江陰要塞易守難攻，擔心消耗掉進攻南京的軍力，就接受了武將的建議，「以縣小不攻」，繼續溯流而上。這是鄭成功發起「長江戰役」後戰略上的第一個失策，因為一旦拿下江陰要塞，就算攻打南京失利，鄭軍在江南也可以擁有一個依江而恃的穩固立足點。

六月十六日，鄭軍在鎮江水域大敗清軍，攻克瓜洲；二十二日又大破來自南京的清軍援軍，一舉拿下鎮江府城。佔領瓜洲、鎮江之後，南京就近在咫尺了。此時此刻，南京城內兵力嚴重不足，鄭成功只需親率主力登陸，順陸路直驅南京城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火速攻城，定能一戰而功成。因為瓜洲潰軍只用一兩天就逃回了南京，這說明鄭軍也可以走同樣的路線，在最短的時間內推進到南京城下。

可是，鄭成功的海盜思維，讓他再次作出了重大誤判：竟然決定由水路進軍南京。水戰雖是鄭軍所長，但由於海船形體巨大，逆水而上，又不順風，需要靠縴夫拉進。鄭軍就這樣磨磨蹭蹭，竟然於七月九日才到達南京。而此時，城內的清兵早已以逸待勞，做好了防守準備，並且數千八旗援兵也從荊州順流而下，搶先佔據了有利的地形。鄭軍「一鼓作氣、速下南京」的良機遂付諸東流。

儘管如此，鄭成功畢竟還擁有10萬精兵，在人數上佔據著壓倒性優勢。只需分兵數路佯攻，藉以迷惑守軍，然後集中船上優勢炮火猛攻清軍薄弱環節，還有攻下南京的可能。

可是，鄭成功又作出了一個致命的決定。他迷信自己在軍事上的威懾力，想不戰而取南京，於是決意採取「圍城待降」的戰略。軍事家孫武早就認為，這是不得已而求最次的取勝方法。而鄭成功卻屢試不爽，其根本目的就是想保存自己的兵力。

鄭成功沒有料到的是，鎮守南京的清軍將領正是利用他的這一心理，以卑詞請降，作緩兵之計。鄭成功接到歸降信，得意忘形，陶醉於表面上的勝利中，竟然輕易許諾以一個月為期限。他似乎忘記了自己正履於險境，一月為期會給清廷調兵遣將、部署反擊提供時間，而己方孤軍深入，利在速戰，如若猶豫，必致於被動挨打。

在這緊要關頭，身在安徽作戰的張煌言目光如炬，看到了危機。他立即致信鄭成功，勸他趕快拿下南京周邊諸縣，以切斷援敵入據南京的線路，然後速攻南京，奪回明朝留都，把復興大業從海島移到龍盤虎踞的石頭城，從而振奮江南民心。可剛愎自用的鄭成功，竟不聽諍友的良言，反倒相信清軍的鬼話，以至於清軍各路援兵到來時，交戰雙方的強弱態勢就發生了逆轉——由於鄭軍缺少騎兵，陸戰自然吃虧，激戰之後，鄭軍丟失了全部陸戰營地，登陸部隊損失慘重，只好退入泊於江上的戰船中。

鄭成功本想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卻因為這一念之差，反而導致了更大的損失。他只有收集殘兵，重回海島了。這一次海盜風格的冒險，終於以一敗塗地而收場。此時，南明朝廷已然勢弱。清軍可以騰出手來全力對付鄭成功，而鄭成功也完全喪失了再次壯大自身的機會，他再也無力北伐了，只能另作他圖。

陸1658年，大舉進攻南京遭到失敗之後，鄭成功退回到金門、廈門海域。在全國反清勢力日趨衰微的情況下，為了拓寬生存空間，鄭成功不得已把注意的焦點轉向台灣，因為台灣有「田園萬頃，沃野千里，餉稅數十萬」，可以永久性地解決他的軍隊及其家眷的生活問題，從而建立起一個以金門、廈門兩島為抗清前哨，以台灣為物資供應基地的「進可攻，退可守」的戰防體系。用鄭成功自己的話來說，那就是「我欲平克台灣，以為根本之地，安頓將領家眷，然後東征西討，無內顧之憂，並可生聚教訓也」。

這就是鄭成功收復台灣的真正目的。

也許有人會說，鄭成功收復之舉，主觀上雖然著眼於鄭氏集團的利益，但客觀上卻趕走了侵略者，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也為反清復明的將士提供了一個繼續活動的舞台。

的確，如果沒有鄭氏盤踞台灣，清廷就不會視之如眼中釘，就不會刻意收復，台灣就很有可能被視作化外之地，並因此而脫離祖國的懷抱。由此看來，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台灣的功績確實足以名垂千古，稱他為民族英雄也不為過。

在收復台灣之後，鄭成功開始著手將台、澎經營為抗清基地。他見台灣地廣人稀，土地利用率低，就命令手下將士前往指定地點，開荒屯種。為了促進開發，鄭成功還命令把全軍將士及官員的家屬接到台灣。這本是一件好事，但鄭成功操之過急，居然頒下了強行遷家令，結果弄得人人自危。倏然間，謠言開始散布。有人傳言，鎮守南澳島的陳豹將軍因為不願送家眷入台，試圖降清。鄭成功未經核實，就派遣大軍去平叛。陳豹無以自明，只好降清。

緊接著，又發生了金門守軍聯合抗拒「搬眷入台」命令的事件，金門從此不發一船至台灣。鄭成功接到塘報，氣得吐血，可因為病重，對此也無能為力。此後，他就天天登上炮台，長久地眺望澎湖方向，期盼著金門、廈門船隊的到來。可他天天都悵然而歸，一等數月，就連一艘小船都沒有盼到。

1662年五月八日，鄭成功終於完全絕望，一代梟雄氣噎而死，享年38歲。

他至死都沒有明白，權力同時也意味著責任，自己來作決定也就意味著必須承擔隨之而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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