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日子：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全本）--- 作者：張佐良

作者:張佐良 大小:146K 類型:歷史 收藏:0作者作為周恩來的專職保健醫生在他身邊工作了十年多一點時間，而這十年恰恰是 「史無前例」的年代……通過回憶錄的形式展現了總理的點點滴滴。 更新時間：2009-11-21 09:45:50推薦給朋友：

上傳：momotea | 下載全本 | 書籍資料頁 | 返回首頁最後的日子：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 作者：張佐良 第一節、來到周恩來身邊(1) 鄧小平視察水陸兩用坦克廠有驚無險；得知抓了坦克車駕駛員，鄧小平讓「馬上放人」；成為「中央文革小組」重要成員的王力險些墜入萬丈深淵 　　1965年深秋，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率領副總理李富春、薄一波和鐵道部長呂正操以及三線建設副總指揮程子華等人視察雲、貴、川三線建設進展情況，衛生部保健局派我隨行。所謂三線建設就是國家為了戰備而將重要的軍工企業與重工業安排在雲貴川三省。保健局交代我的任務主要是照顧好鄧小平。 　　出發前，鄧小平夫人卓琳同志引我見了鄧小平，在為他作了簡單的體格檢查後，小平同志跟我交代說：「我這裡沒有多少事，不需要醫生，但你可用我的名義跟出去，要把富春同志照顧好就是了。」 　　「好的。」我簡單地回答。 　　那一次李富春夫人蔡暢大姐沒有去，李富春身邊隨員比較少，一路上我多半隨李富春一起活動。 　　鄧小平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他在戰爭時期的赫赫功績早被人們廣為傳頌。 　　鄧小平青年時期赴法國勤工儉學時，同周恩來、李富春、蔡暢、蔡和森等人一起參加革命活動。留法期間，李富春、蔡暢把他當作「小弟弟」一般來照應，所以鄧小平同李富春、蔡暢間的革命情誼之深非同一般，他，因此對我有這樣的交代。 　　有人說，鄧小平辦事舉重若輕，管大事，不經意小事，我不完全贊同。後來，我在同他的接觸中碰到過幾件不大也不小的事情，令我印象頗為深刻。 　　事情是這樣的：在我隨鄧小平去雲、貴、川視察三線工作之前個把月，我按規矩，為了熟悉他的健康情況，多接觸他，讓他了解我，對我這個保健醫生建立信心。因此我每星期至少要到他家去一兩次。主要是卓琳同志和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接待我，但他亦常看到我。按理說，他是能認識我的。可是，有一天上午，我拎著出診包進了中南海懷仁堂西側慶雲堂衚衕三號院鄧小平家，他正專註地抱著一個不滿一周歲的小孩子在院子里散步。 　　「卓琳，送文件的來了！」當他看見我拎著一隻黑色出診包便大聲喊道。鄧小平一向耳背，故他說話的嗓音比較大，咳嗽清嗓子的聲音也很響。看來，他一時未認出我，把我當成辦公廳機要局送文件的同志了。 　　「喔，什麼送文件的來了，是張大夫，請進來坐。」卓琳招呼著我。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鄧小平就被打倒，不久他被「遣送」南昌。在時隔七年後的1973年4月，那時他剛被「解放」，沒有帶隨員，他只是同夫人卓琳一起看望因患癌症而作了手術正在玉泉山休養的周恩來。大家都高興地到門口去迎接他們。 　　「你是張大夫，總理還好吧？」他跟我握手時這麼說。 　　這一回，表明他是認識我的，儘管是件小事，況且時間隔了七八年之久。 　　我在保健工作中接觸過多位中央高級領導人，當然時間短，知道得不多也不深。但從表面看，唯有鄧小平、董必武和陳雲等首長，家庭中三世同堂、兒孫繞膝、共享天倫。尤其是鄧小平喜歡孩子也是有目共睹的，如他帶著第三代到飛機場迎接外賓，參加植樹節等重大活動使廣大觀眾都在電視熒屏上看到了。他，與一般的老爺爺含飴弄孫沒有什麼不同。他，是偉人、是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但他也同普通老百姓一樣有著溫馨的家庭生活。 　　去三線視察那會兒，李富春是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薄一波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鄧小平帶著主管國家工業和經濟的重要負責人視察三線建設工程，可見此行的重要意義，此舉簡直可同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相媲美。當時的鄧小平剛進入花甲之年，他精力充沛，同老戰友相處在一起情緒特別高，常聽到他侃侃而談與朗朗笑聲。 　　解放戰爭時期，我在部隊里就聽到過許多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的神奇故事。上級指派我跟隨鄧小平去雲、貴、川視察工作，我感到十分榮幸。 　　書包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一節、來到周恩來身邊(2) 鄧小平視察三線建設工程，猶如他當年帶著千軍萬馬馳騁疆場一樣，他任總前委書記，但他必須要有劉伯承司令員等幾位能征慣戰的將帥配合默契，方能度過重重難關，克敵制勝。 　　想當年，三線建設工程規模空前，在國家工業底子薄，經濟尚不富裕，技術比較落後的情況下確實是一件了不起的大舉措。其時，咬著牙投入了大量資金、人力和物力，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去創造奇蹟！當時，我看到的攀枝花（即渡口市）鋼鐵聯合重工業基地正待開發當中。鄧小平此行，帶著中央主管工業、經濟建設和鐵路運輸的主要負責人同行，無疑要去完成一次大的戰役，取得重大勝利。可惜的是他尚未等到戰局的結果如何，「文革」###便開始了。 　　 第二節、來到周恩來身邊(1) 此次隨鄧小平去三線視察工作發生了一件雖說有驚無險卻亦令人心悸的「意外事故」。 　　鄧小平是四川人，他一到成都自然就是到了家鄉，西南大區書記李井泉、四川省委書記廖志高和重慶市委書記任白戈等人都熱情接待並隨同總書記視察工作。 　　一天上午，根據日程安排，大家去參觀水陸兩用坦克車製造廠。原先安排在嘉陵江邊觀看水陸兩用坦克車開到江里去表演，只因天公不作美，雨下個不停，道路泥濘，不得不將坦克表演臨時改在室內進行。水陸兩用坦克成了「一用」，暫且只好當作普通坦克車表演了。大家未能看坦克車開進江里去的精彩表演，多少感到有點煞風景。 　　廠方負責人帶領大家進了一間大廠房。真不愧是坦克工廠，廠房之大使我生平第一次開了眼界。除了廠房中央划出了一塊空地停著一輛預備表演的坦克車外，裡邊停滿了坦克車。參觀人員被安排在這輛表演坦克的四周。 　　首長站在前邊，隨員在後。我站在鄧小平右側，同他相隔開七八個人。我的右邊是鐵道部辦公廳主任，我們背靠停放在身後冷冰冰、硬邦邦的鋼鐵傢伙——水陸兩用坦克車。我們沒有退路。 　　技術人員向首長們介紹了坦克的性能和同軍事上先進國家坦克的比較情況後，便開始進行坦克車原地轉動表演。一位負責現場指揮的同志手裡舉著一面小紅旗站在坦克正前方，駕駛員在坦克車內通過一個外「八」字形的視窗按照指揮員的命令進行操作。那輛表演坦克啟動時馬達發出隆隆的轟鳴聲，參觀者被震得耳膜輕微疼痛，聽不到旁邊人們的說話聲。 　　坦克車先作順時針方向慢速轉動一圈，中間靈活地表演了幾次煞車，一切都很順利；但它剛一停穩又突然啟動進行逆時針方向高速轉動，還沒有令參觀者反應過來，已有好幾個人被掠倒在地。我摔倒在地，手裡提著的出診包被甩出數米遠。緊挨我右邊站著的鐵道部辦公廳主任也倒在我身旁。他用右手護著左胳膊，只見鮮血從他手指縫裡滴下來，他的外衣已染紅了。我急忙從地上站起來去檢查他的傷口。他的左胳膊受了重傷：身上的軍大衣、呢中山裝、毛線衣、襯衫及棉毛衫等五層衣服被撕成一個大洞，傷口又大又深，骨頭也露了出來，鮮血直往外流。 　　這位主任挺堅強，他只是用好胳膊托住受傷的左臂，緊皺著眉頭低聲地哼哼著。有人把出診包給我遞了過來，我取出急救包替他包紮好傷口，接待部門用汽車送他去醫院。 　　首長們都已安全地離開了現場。我正欲拎起出診包返回潘家坪住地時，突然感到自己右手腕劇烈疼痛，無法拎起出診包。仔細一瞧，發現右手腕關節已腫了起來。在場的人也用汽車把我送到重慶醫學院附屬醫院骨科門診，經X光拍片檢查發現橈骨下端裂了一條小縫，幸好並無錯位。醫生用中藥敷貼局部並以石膏托固定右臂。我這點小傷同那位主任相比算不了什麼，雖說有點痛還是可以忍受。但我不知道自己受傷後還能否繼續隨首長們一起活動。 　　「張大夫，疼得怎麼樣？我們這裡事情不多，你可以回北京去治療，養傷要緊，不要勉強。」回到潘家坪後，卓琳見到我便關切地說。 　　「……」 　　我聽後默不作聲，不知道自己應當怎樣表示好。 　　我受了一點傷，到底應該說「沒有關係，可以留下來」，還是說「我回北京去吧，另找一位醫生來接班」？這畢竟不是戰爭環境輕傷不下火線。 　　「當然，你願意留下來繼續隨我們一起活動，我們是歡迎的。」她見我未表示態度，大概看出了我的心事，又接著補充了一句。 　　後來，鄧小平辦公室的人真誠地徵求了我的意見，我表示願意留下來隨團活動。 　　第二天中午，我聽到鄧小平辦公室工作人員說：地方上，在我們離開後就把那個坦克車駕駛員抓了起來。 　　「馬上放人，不許處分他！這件事情同駕駛員根本就沒有關係。」鄧小平向他的隨員這樣交代，並要他們趕快去辦。 　　書包 網 bookbao.com 想看書來書包網 第二節、來到周恩來身邊(2) 鄧小平得知地方上抓了坦克駕駛員，他在仔細了解情況後有些生氣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解釋：那個坦克車駕駛員坐在車裡完全是聽外面指揮員的命令動作。這個駕駛員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立過功，為什麼要抓他？要說有責任的話，還是安排這個活動的領導要負責，組織工作沒有搞好嘛。事情已經發生了也不要再去追究什麼責任，重要的是應該吸取教訓，這麼搞法不好！ 　　我聽他們講了這件事情的經過，內心非常感動，覺得鄧小平真了不起，我既為那個駕駛員慶幸，感激鄧小平，也為我們黨有這樣英明的領導人而欣慰。 　　若是碰上哪一個官僚主義的大官、昏官，這個駕駛員可就要倒霉了，即使不被槍斃也得叫你在大獄裡呆上幾年，起碼得審查你的動機、政治背景或幕後指使者以及祖宗三代的歷史。 　　「文革」中，鄧小平作為我國第二號「走資派」被打倒。我跟家人和摯友曾多次悄悄地講過上面這個真實而感人的故事，一個大人物能如此體諒與寬容基層幹部，關懷平民百姓實是難能可貴。由此不難看出鄧小平決不是壞人，說他有錯誤我不敢反對，但要打倒他，我覺得太過分了。 　　鄧小平率同李富春、薄一波、呂正操等人到三線視察把基礎重工業的選址與布局敲定下來。這個中央視察組龐大的車隊首尾相接排成一字長蛇陣，開道車與最末尾的後衛車拉開好遠的一段距離。 　　我們由成都出發，經重慶、長江上游川南港口重鎮宜賓市，直往貴州省府貴陽小住。然後去參觀決定中國共產黨命運的遵義會議會址。地方黨政負責同志請長征時期任黨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與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審定參加遵義會議的人數、與會者所坐的位置等問題，鄧小平和李富春給予了明確而滿意的答覆。 　　嗣後，再繼續往西進發直到西昌（今天的衛星工業城）南邊的會理住了幾天。會理地處四川雲南交界處，屬亞熱帶氣候，到了那裡人們都換穿夏季服裝。會理招待所瀕臨「瓊海」邊上。說是「海」其實是個大湖泊。據說，很久以前西昌地區突然發生劇烈地殼變化，使這兒一座城市從地平線上消失，陷入深達百米的「海底」，隨即形成了美麗的湖光山色這一自然景觀，後人稱之為「瓊海」。 　　「瓊海」的湖面寬闊，湖水清澈，水面平靜如鏡，藍天白雲及山嶺樹木倒映水中，映照出一幅美麗的風景畫。遙望四周雲靄縈繞、林木疊翠的群山包圍著這幽靜的「瓊海」，實乃人間仙境。我們從天寒地凍的北國來到這「瓊海」之濱，臘月天氣的「海水」水溫仍在攝氏18度左右，我們中勇敢的同行者躍入水中暢遊一番，真是痛快，亦算是不虛此行。 　　翌日上午，我們從會理出發驅車趕往視察三線建設的最後一站春城昆明。雲南省委安排鄧小平同志等一行住進昆明飯店。 　　那一次，我有機會跟隨鄧小平視察三線工程之行，一路上山高路險，不少地段公路修築在海拔兩千米以上，仍屬半山腰。公路路面很窄，常常一側是陡坡，另一邊為萬丈懸崖。公路急彎甚多，但沒有設護欄。當時尚沒有現代化的高速公路，因是泥土路，故路面狀況不甚平坦。幾十輛汽車快速行駛途中，我盼前顧後看不到車隊首尾。汽車長龍時而盤旋而上幾乎接近「山頂」；由上往下看去，只見那一輛輛小轎車簡直就像「甲殼蟲」，車隊順著山坡蜿蜒而下直至谷底；抬頭朝上看去，只見車隊過處塵埃滾滾好似在雲里霧裡緩行。 　　為了要趕路，整個車隊速度還是比較快，我們隨著公路時常忽左忽右地急拐彎，幸好司機駕車技術均屬一流，否則性命交關。即便如此，乘車人中有好幾位因急彎太多導致暈車，臉色蠟黃，額頭出虛汗並有嘔吐。 　　高原公路上白天萬里無雲，烈日當空，空氣中濕度很低。儘管有些地段的路面用人工撒了點水，但杯水車薪解決不了問題。車隊過處依舊是塵土飛揚，不得不使汽車之間拉開較長的距離，使後面的車輛少吃塵土，亦減少撞車的危險。到了夜間，高原氣候寒冷，路面會結冰。後來在「文革」中那個大紅大紫的王力，就在那次旅途中翻了車，險些丟了命，幸好汽車卡在兩棵大樹間，算他命大，沒有墜入萬丈深淵中。 　　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二節、來到周恩來身邊(3) 此次我看到了長征時紅軍不畏艱險，同敵人無數次浴血奮戰、作出重大犧牲渡過天險而取得最後勝利的那幾條著名江河：毛澤東長征詩詞「金沙水拍雲崖暖」之句中的「金沙江」；毛澤東等人率部兩次突破的「烏江天險」；1935年紅軍在四川中西部強渡的「大渡河」等。人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雲、貴、川三省確是多山地區，雖不像大西北的黃土高原那樣，處處荒山禿嶺，一看便知是一副貧窮落後的面貌，但大西南也不是林木繁茂的花果山。四川略為富裕一些，歷史上屬於「糧倉」；而貴陽的幹部告訴我，當地老百姓十分形象地說解放前的貴州地區是：「路無三里平，天無三日晴，腰無三分銀。」在我去那裡的時候差不多還是那種狀況，沒有什麼改觀。據說，改革開放後的現在，那裡仍屬需要脫貧致富的「老少邊」地區。 　　儘管我有幸領略了一些大自然的山河之美，但更使我欽佩的是經歷過後世永遠傳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一代革命家，這次隨同首長視察三線，也領略了他們當初通過雲、貴、川貧窮落後地區以及爬雪山過草地是什麼樣的滋味。 　　鄧小平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上經歷過大起大落的考驗。1973年他恢復工作後只用了近兩年時間「治理整頓」，便使我國已瀕臨破產的國民經濟有了好轉。 　　周恩來胸懷坦蕩，目光遠大。他力舉鄧小平接替他的工作，深知「小平肚裡百萬兵」，鄧公具有雄才大略，堪當重任。 　　1976年1月15日下午3時，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周恩來的追悼會上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為他的老戰友周恩來宣讀悼詞。這也是鄧小平再度遭受劫難而靠邊站的開始。在此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不見他露面、不聞他的音信。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儘管當時上面對鄧小平復出工作仍有非議，少數人且有阻難。但黨內外、幹部、群眾、全國上下希望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呼聲很高，因為鄧小平在「文革」中作為中國第二號「走資派」被打倒，他的名字早就家喻戶曉。「文革」後期，鄧小平初次出山，他敏銳的政治眼光，力挽狂瀾的勇氣，大刀闊斧的工作作風，令人十分欽佩。老百姓昵稱他「鄧大人」決不是偶然的。群眾同情他、信賴他，希望鄧小平能再次出來工作、主持大局，中國才會有希望。 　　1976年清明節前後，天安門廣場的「四五」事件就是人民悼念周總理、同「四人幫」抗爭的明確態度。在那「史無前例」的年代，我不過是個人微言輕的人，深怕自己挨整全家遭殃，更重要的是自己沒有膽量公開對鄧小平這樣的人物評頭論足。但是，我在同相信不會出賣自己的家人和摯友面前悄悄地議論鄧小平的偉人氣質，常舉出鄧小平在重慶為水陸兩用坦克車駕駛員解脫的故事，和他1973年復出工作後的功績告訴大家。 　　60年代，我國政府出於戰備考慮，將軍工產業分布在內地大山溝里或山洞裡，那些地方多半是交通與通訊困難、生活不便的地方，如當時正在建設中的工業重鎮渡口市就有鋼鐵、煤炭與機械工業。參觀途中，我們見到從沿海地區，特別是從上海抽調去的許多工程技術人員與熟練工人。那時黨的威信高，人們的覺悟也很高，我有意同幾個上海人交談：「你們到這個山溝里來工作生活上有什麼不習慣嗎？」他（她）們樸實誠懇地笑答道：「有點不習慣，但這點困難是可以克服的，相信今後會慢慢好起來的。」解放後，沿海經濟較發達地區響應黨的號召支援邊疆和幫助內地建設，不少工廠、企業、高等院校與科研機構內遷，大批知識分子和工人隨之而去，他們在那裡真正安家落戶，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急診的對象竟是公安部長羅瑞卿，外傷？跳樓？他以死向林彪一夥示威1965年12月上旬，我隨鄧小平視察三線建設工程到達昆明，擬稍事休息數日後返回北京。一天半夜光景，值班人員接到緊急電話通知，要鄧小平第二天趕到上海出席緊急會議。 　　txt電子書分享平台 書包網 第二節、來到周恩來身邊(4) 第二天一早，我們便忙著收拾行裝準備打道回府。鄧小平、李富春等同乘一架飛機飛往上海。到了上海同住錦江飯店南樓，隨員們將各自的首長安排好之後已到了午飯時間。在餐廳里，我們見到先期到達的政治局委員身邊工作人員，大家坐定後正在談笑間，有人向我們宣布了隨首長來此參加會議的全體工作人員應遵守的幾條紀律：不準外出，不準同外面的人打電話，相互間不準議論，首長的文件自己保管…… 　　按照上級指示，我們都老老實實呆在錦江飯店自己房間里待命。每天只有在就餐時間大家在餐廳碰面時才嘻嘻哈哈說笑一陣。 　　會議持續了個把星期，氣氛相當緊張，首長們個個臉上不帶笑容，一向少言寡語嚴肅的鄧小平說話更少了。工作人員互相見面時，平常會說幾句玩笑話的那種輕鬆一下的勁兒亦消失不見。待至會議結束的那天晚上，錦江飯店小禮堂舉行了一個文藝晚會。禮堂布置典雅、燈火輝煌，我有幸在近距離內第一次見到周恩來、陳毅、葉劍英等領導人的風采。 　　到錦江飯店出席晚會的賓客們，服裝與修飾大方得體。文藝界的女演員風姿綽約，她們還表演了精彩的節目。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兩位唱評彈的女演員，她們修長的身材，穿著素雅的旗袍，懷中抱著琵琶，彈唱以毛澤東詩詞《蝶戀花·答李淑一》和《七律兩首·送瘟神》譜曲的彈詞。那詞好，曲美，唱腔美，情感豐富、悠揚悅耳的歌聲不停地回蕩空中，真是一次最好的精神享受。 　　演出中間安排了舞會，大家爭著同領導人跳舞。一曲終了之後，周恩來已被許多人包圍著，大家爭相同他握手，他們就像許久未見面的老朋友那樣毫無拘束地坐在他身旁歡快地交談。每當舞曲響起，都爭著同周恩來跳舞，常常一支舞曲中間會有幾個舞伴輪換著跟周恩來伴舞。 　　「我提議，請劍英給大家唱一曲評彈，好不好啊？！」忽然間，周恩來站起身來拍了幾下巴掌叫大家靜一靜，並大聲地這樣說。大廳里立刻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 　　我心裡好生納悶，葉帥是帶兵打仗出身，況且他是廣東（梅縣）客家人，怎麼會唱江浙地區特有的評彈呢？ 　　「好吧，總理叫我唱我只好服從命令，我唱一首彈詞開篇。」葉劍英聽了周恩來的提議，加之場內的熱烈掌聲，就痛痛快快站了起來。 　　大家再次報以熱烈的掌聲。 　　這位不愧是多才多藝的老帥居然能用標準濃重的蘇州腔來演唱。葉帥的嗓音好，底氣足，曲調準確。他字正腔圓、委婉動聽地唱了一曲，全場聽眾喜出望外，再次熱烈地鼓掌祝賀葉帥唱得好極了。這也使我開了眼界，飽了耳福。 　　以後我才知道，鄧小平接到電話通知趕往上海，是出席毛澤東在上海親自主持的中央會議。 　　林彪、葉群、吳法憲和李作鵬等人在會上向羅瑞卿發起攻擊。他們無限上綱、無情批判、惡語相傷，其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整垮羅瑞卿、奪取解放軍總參謀長這個極為重要的軍隊領導職位。 　　有關公安部長羅瑞卿遭迫害之事，乃發端於林彪讓他的老婆葉群持林的親筆信赴杭州秘密誣告羅瑞卿。 　　1965年10月，毛澤東住在杭州西子湖畔山明水秀的汪庄別墅。 　　「我這次來，是林彪叫我帶來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請你帶去交給主席吧！」葉群來到杭州見到了負責毛澤東警衛工作的張耀祠同志時，她這樣說。 　　「好。我交給主席。」張耀祠接過葉群給他的信件放進了自己衣袋裡，葉群便告辭走了。 　　「我給林彪打了個電話，林彪說，信要我當面交給毛主席。」葉群只走開了一會兒，又返回來告訴張耀祠。 　　「好。你當面交。」張耀祠心中不悅，馬上將信交還給她。 　　這時，張耀祠覺得葉群這個人變化無常，疑及她心中「肯定有鬼」。當張耀祠面見毛澤東時將葉群的情形報告了一番。毛主席聽後「哦」了一聲，沒有講別的什麼。可是，第二天早上5點多，護士長通知張耀祠，要張立即打電話告訴葉群，主席要見她，叫她快點來。葉群在接到電話後很快趕到了汪庄。 　　書包網 bookbao.com 想看書來書包網 第三節、來到周恩來身邊(1) 「談話不要超過兩小時，主席還沒有睡覺。」張耀祠見到葉群便這般提醒她。葉群到了毛主席那裡談話時間竟長達近五個小時。張耀祠出於關心毛澤東休息與健康，他先後進去三次提醒毛主席休息，自然也是催促葉群該早一點離開。他每次進去催他們結束談話，主席都沒有講什麼，也未見效。可見林彪信件內容之多，其重要性非同一般，不然，毛澤東不會有耐心聽她絮絮叨叨地講了那麼久。 　　當談話結束，葉群得意洋洋地走了出來，眼裡充滿了勝利的喜悅。雖然那時毛主席對葉群的這些話半信半疑，但主席對羅瑞卿的看法由此發生了改變。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有關方面負責人共七十多人。政治上已經失勢的劉少奇主持了會議。毛澤東仍在外地沒有出席會議，但是會議的主要內容仍是按4月毛澤東在杭州主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決定的精神辦的。 　　會議按照林彪和康生等人的指控，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文革」中簡稱彭、羅、陸、楊）等人的「反黨錯誤」，毫無根據地將他們打成「反黨集團」。會議決定停止彭真、陸定一和羅瑞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停止###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職務，以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撤銷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職務，撤銷陸定一的###部長職務，成立專案審查委員會，進一步審查他們的「反黨活動」。這次會議決定調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就此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5月16日的會議上，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那份著名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此《通知》為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確定了指導方針。《五一六通知》在組織人事安排上也作了明確規定，提出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當顧問，副組長有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和張春橋。 　　5月18日，林彪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他批判彭、羅、陸、楊等人的「反黨罪行」。他說這次會議的決定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的大事。」他在會上宣揚了「天才論」、「政變經」，鼓吹「有權就有一切」的謬論，還別有用心地神化毛澤東為「天才」，以達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後來人所共知的事實證明，搞反革命政變陰謀的正是林彪自己。 　　1966年初夏的一天近中午時刻，我剛好離開總值班室準備回家去吃午飯，走在北京醫院院子里，碰見了我們的老護士長王如。她正急匆匆地往宿舍方向一路小跑過來找我，她一見到我的背影就喊道：「張大夫，等一等，別走了，我正找你呢！」我聽出是她的聲音，便停住了腳步，轉過身去等著她。 　　「有急診，您趕快出診去！出診包給您準備好了，急救車馬上就開過來。」她快步走到我跟前，這樣說。 　　「去哪兒出診？什麼病？內科還是外科？」我急切而輕聲地問她。 　　「我也不知道。我剛接到電話通知，要我們馬上出診去搶救一個重病人。」看來她確是不知道具體情況。 　　我同護士長奔向總值班室，看見救護車已停在門口，二話沒說便上了車。 　　「是公安部羅部長。」上了車，護士長悄聲地告訴我。 　　可我仍然弄不明白。堂堂公安部長羅瑞卿大將有急病，用不著對我都這樣神秘兮兮的，有必要如此保密嗎？我到羅部長家裡一看不就清楚了。 　　再說，一會兒抬著病人上救護車，瞞不過司機的眼睛呀；到了北京醫院，病人躺在擔架上叫人抬著通過走廊，進入電梯，再去病房……這能保得了密嗎？！ 　　正當我在思索與稍帶點埋怨情緒之時，急救車開進了羅瑞卿家院子里，在他家那座不算高的二層小樓前停了下來。 　　我從車上走下來，第一眼就看到樓門前台階下的水泥地上有一攤鮮血！我的媽呀！真的把我嚇了一跳。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不用問，從現場情況一看便知，「病人」是外傷！跳樓？公安部長跳樓？！不可思議！ 　　書包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三節、來到周恩來身邊(2) 羅瑞卿居住的院子大門外站著哨兵，院子裡邊靜悄悄的，看不到有人走動，車子進門後，大門就關閉了。 　　我被人引進了羅瑞卿的卧室。房間的窗帘拉上，室內開著電燈，光線稍感昏暗。羅瑞卿仰卧在床，眉宇緊蹙，神色憂鬱。 　　「你為什麼不跟主席講清楚啊？你不該做這樣的傻事呀！」羅大將的夫人坐在床頭，一邊流淚，一邊責怪和不安地嘟囔著。 　　「……」 　　片刻的沉默。 　　「你不要再說了，說什麼都沒有用！」羅瑞卿神情嚴肅地說了這麼一句話之後，便緘默不語。 　　我見到這種情形，自知不便再多問什麼「病情」。 　　從醫學角度看，這樣的病人容易造成脊柱損傷，若是脊柱骨折，易致脊髓損傷而使下肢癱瘓。所以，對這樣的病人按理是不許可抱著或是背著移動他的身體，那樣容易使脊柱彎曲導致脊髓損傷引起截癱和大小便失禁等嚴重後果。且說，病人本應當睡硬板床，可他已經躺卧在軟床上。但試想，誰家會有這種知識呢？ 　　事已至此，我只得為羅部長作檢查，並請護士長立刻打電話請外科、骨科及心臟內科專家一起來為病人作全面細緻的檢查，儘快將他安全地移送到醫院去搶救。 　　我為羅瑞卿測量了血壓、脈搏，做了心電圖，用手電筒看了一下眼睛的瞳孔，都沒有發現特殊情況，但未敢翻動他的身體。 　　北京醫院的專家很快趕來現場，他們聽取了我的簡要病情報告，為羅大將作了必要的檢查，並給他注射了一針止痛劑後，他們指揮著叫人平穩地將病人托扶上擔架，抬上了急救車，由我們護送到北京醫院。 　　儘管是中午時刻，醫院領導非常重視。他們接到通知後，準備好了病房，放射科醫生被叫來待命，並將北京著名的骨科專家都請到了醫院。 　　我們按照專家們事先商量的意見，急救車直接開到醫院放射科門口，將病人抬進去作X光攝片檢查，攝片結束後，便送他進了手術室。 　　麻醉科醫生立刻為羅瑞卿進行麻醉。專家們檢查病人各受傷部位時，放射科主任將X光片送到手術室，大家根據病情與X光片結果確定了手術方案。 　　羅瑞卿在遭受林彪嚴重打擊和殘酷迫害後又無處申辯的情況下，終於出此下策，以死抗命！向林彪示威！ 　　他在家中跳樓造成雙側多根肋骨骨折及雙下肢跟骨粉碎性骨折，使這位馳騁疆場的著名將領日後落下了終身殘疾。 　　當時，儘管周恩來對北京醫院和解放軍總醫院一再囑咐要對外保密，千方百計保護他，也無濟於事。 　　在那瘋狂的年月，凡林彪與「四人幫」直接插手的事情，醫院是沒有能力保護羅瑞卿的，也絕對保不了密。 　　所以，造反派很快便打聽到羅瑞卿的「下落」。他們慘無人道地將羅瑞卿放在籮筐里抬到各處召開大會，對他進行批判、游斗和羞辱。這一幕幕慘景至今仍歷歷在目，令人心顫。 　　堂堂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戰功赫赫的羅大將竟如此遭際，這不僅是他個人受冤受屈受辱，亦是國家受難、人民不幸。 　　令人惋惜的是，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羅瑞卿得到了平反，恢復了名譽。他去德國治療傷殘時，心臟病突然發作，經搶救無效而不幸逝世，實令人痛心疾首。 　　這是文人間的筆墨官司嗎？ 　　1965年12月，「上海會議」結束後，鄧小平在上海小住數日後，即飛返北京。 　　我出差回京後，補了幾天假，在家休息。每天翻閱當天的《北京日報》，發現重要版面上不斷刊登以黑體字作標題，關於「海瑞」的大塊文章，用的都是些刺人的大字眼，我只看標題未在意內容。我不搞歷史，缺乏歷史知識，對歷史也無多大興趣。我想一定是文人們在打筆墨官司，故未經意。可我的同事中有一位政治上比較敏感的「老保健」（老資格的保健醫生），他見著我便說了話：「張大夫，你注意到最近報紙上的文章了嗎？」 　　 第三節、來到周恩來身邊(3) 「什麼文章？」我不解其意，反問道。 　　「哎，不就是『海瑞罷官』嘛。」他用驚疑的眼光看著我。 　　「『海瑞罷官？』『海瑞』是什麼人？文章里講些什麼東西？」 　　「你不是剛從上海回來嗎？難道什麼都沒有聽說？」 　　「……」 　　他見我木然不知，便轉身走開了。 　　我在好心的「老保健」啟發提醒之下，才回家去仔細地翻閱報紙上有關「海瑞罷官」的文章。 　　史學界的文章大手筆多，文章長、專業名詞多，既難懂也不容易記住，對我這個可稱之為「歷史盲」的人來說，讀來感到枯燥乏味，實在讀不下去。 　　我看報紙的習慣是偏愛國際新聞，什麼美國啦，蘇聯呀，因為是「兩個超級大國爭霸世界」嘛，當然要注意。這也可能同那時報紙上的文章可讀性已經開始大為減少有關。所以，類似於我這樣的人不大會去注意那個名不見經傳的姚文元其人，更不曉得他寫的什麼文章，這並不奇怪。 　　後來才知道，姚文元於1965年11月，寫了一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首都的《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和《解放軍報》等大報都遲至12月中旬方才轉載姚的文章。 　　說實在的，當時按本人的工薪尚捨不得訂閱這類大報，我家只有一份《北京晚報》。我手頭看的那份《北京日報》也是借鄰居家的。在同事指點迷津之下，我去圖書館翻閱大報紙。 　　那時的大眾傳播媒體尚不發達，電視機不普及，故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好長時間並未引起公眾注意。像我這樣也算是在中央領導人身邊工作的人，仍舊政治意識淡薄，顯得比較遲鈍。 　　我在「老保健」提示下，用心去翻看大報紙上刊登的姚文元文章。但橫看豎看，就是看不出姚文元的文章有何深刻意義，更看不出這篇文章有何重要背景。我不知道中國有幾個人能從姚的文章中能看出點「苗頭」來？ 　　此後不久，姚文元的文章一炮打響，名聲大噪，引起轟動！使本來是史學界專家學者間的學術爭論問題慢慢演變為針對某些人的尖銳批判了，不是我輩所理解的那種文人間的筆墨官司。自然，姚文元亦隨之大紅大紫起來，爬到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主管中央新聞部門的高位、權傾一時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再後來便是眾所周知的事了……別以為在紅牆裡工作的人什麼都會知道。 　　回顧自己，個人經歷極為簡單與普通，不過年幼時喪失父母，生活中吃了不少苦頭。15歲參加新四軍，歷經五年硝煙瀰漫的戰爭生活；全國解放後便轉業到地方補習文化，後來上大學，再去中醫學院進修，一共讀了九年書；完成學業後，我一心只想當一名稱職的內科醫生。 　　在大學念書期間，一心崇拜的是那些專業理論水平高、臨床經驗豐富、學問博大精深的著名教授，而且更敬重書卷氣重的專家學者。他們是我心目中的榜樣，指望自己將來能成為一個有真才實學、受人敬重、名望較高的醫生。 　　我在政治上一直比較幼稚，上級命我去西花廳工作時雖然已是三十三歲的人了，依舊同「三門」幹部差不了多少，屬於閱歷淺、涉世未深、不諳世事的人。無論對人或對事還是那麼幼稚可笑！ 　　讓我去周總理身邊工作，心中實在沒有底。我禁不住常自問：我能行嗎？但想到自己是共產黨員，應有組織觀念，領導上的信任不能辜負。 　　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四節、來到周恩來身邊(1) 是年12月，我去西花廳正式報到工作時，已經朦朦朧朧的意識到在周恩來身邊工作決不是件簡單輕鬆的事情。在這樣高層政治圈內工作與生活可能會遇上一些重要的事情，擔心自己適應不了。我常常提醒自己要牢記「三不」，即除了本職工作外，對其他事情儘可能不看、不聽與不問。保健工作要絕對仔細謹慎，按我們老部長說的「多請示、多彙報、勤觀察、少用藥」的精神辦事。 　　周恩來愛上了海棠花盛開的西花廳，一住就是26年；陳毅說：「廉潔奉公，以正治國者周恩來也。」自天安門廣場往西經過新華門繼續向前直到府右街南口（六部口），由此向北轉彎沿中南海紅牆一直到達近府右街北口處，見到那個有國徽的西北門往裡向左手一拐便是西花廳。 　　西花廳坐落在中南海大院西北角，是清末宣統年間修建的那種京城常見的舊王府式四合院建築群。因年代久遠，青磚灰瓦的屋宇，廊柱暗紅陳舊，雕樑畫棟亦已褪色斑駁，已不見那昔日王府的豪華氣派。 　　西花廳由前後兩個院落組成。前院進門不遠處可見一座小假山屏擋路人視線，茂密而細長的修竹環繞著它。院內自南向北的一條彎曲長廊隔在汽車道西側，長廊中段設一涼亭，它的南端往西拐到盡頭處築一小巧的水榭，池子里沒有放水，也就沒有魚蟲水草和蓮藕，常年涸著。如今西花廳院內的房屋、亭子、長廊、水榭等建築物看來已相當陳舊，但整個院子綠化得很好，樹木花草繁茂，修剪整齊，院內環境幽靜，空氣清新，略有一點花草芳香，樹上的知了鳴叫不停。 　　西花廳前院有一個漂亮氣派的前廳，建在約一米高的平台上，是周恩來接待與宴請外國賓客的地方。平台下邊有一橢圓形花壇，四周栽種低矮的常青樹環繞，中央栽著周恩來和鄧穎超都喜愛的芍藥花和月季花。花壇亦是交通標誌，是來往汽車的環形島，周恩來和鄧穎超經常來這裡散步賞花。 　　西花廳的海棠花向為中南海及熟悉總理家的人士所稱譽。每年初夏時節，後院里的海棠花盛開，每棵樹上開滿了紅色和白色的花朵，芳香四溢，引來無數彩蝶紛飛、蜜蜂嗡嗡地叫著忙個不停，在此優美而寧靜的環境里，蘊含著盎然生機。 　　後院的面積不大，是周恩來辦公與居住區。一片綠地上滿院海棠樹，有幾棵梨樹、桃樹和白皮松。周恩來辦公室在坐北朝南的正房裡。紅色的廊柱綠色的窗框，下面的窗戶鑲著大塊玻璃，上面是紗窗再加玻璃窗。每當天空晴朗、風和日麗與溫度適宜的時候，打開面向院子的玻璃窗，拉開白色的窗幔使陽光直射進來，室內光線充足，頓時亮堂起來。 　　周恩來辦公室西隔壁有一個稍大些的房間稱作「活動室」。室內有一張乒乓球桌子，北側與西牆根處立著書櫥，裡邊藏書主要是屬於文、史、哲類的圖書。西花廳的工作人員將「活動室」習慣地稱之為「乒乓球房」，或乾脆就叫「球房」。打乒乓是周恩來在辦公間隙唯一喜愛的活動腿腳的方式。常有警衛、秘書、醫生陪他打球。周總理右臂肘關節傷殘屈曲，活動不方便。我陪他打乒乓球時，他已年近古稀，不可能揮拍抽殺，就像董必武說的，是打「衛生球」。 　　西廂房為工作人員辦公處，東廂房為臨時「客房」，來客作短暫住宿用。我在西花廳十年只見過周恩來的親侄女在這裡短期住過幾次外，未見過別人來住過。 　　辦公室往東是客廳，現在時髦的說法可稱之為「多功能廳」。這兒是周恩來、鄧穎超用餐、休息的地方，也是兩位房主人在此會客，與親屬團聚所在地。鄧穎超在此看電視。 　　由客廳往裡（朝東）便是鄧穎超的辦公室兼卧室。鄧大姐卧室隔壁是周恩來的卧室，周恩來卧室的東牆外是一條內走廊。這裡有書架，存放一些舊書刊與文史資料類圖書。當初設計這條內走廊的人，諒必考慮冬季保溫，夏季隔熱以及隔音作用。 　　周恩來卧室內傢具陳設極其簡單。因為他一進卧室就上床，身後用枕頭墊著斜靠在床頭繼續辦公。他睡的是一張普通木床，下面用的是南方人喜愛的棕綳床墊。這很可能同他祖籍是浙江紹興，生長於江蘇淮安，依然保留某些南方人的生活習慣有關。 　　txt電子書分享平台 書包網 第四節、來到周恩來身邊(2) 各房間和衛生間都由內走廊連接出入。走廊出口處是夜間警衛值班室，周恩來進卧室休息後，通向周恩來卧室走廊的門就鎖上了，鑰匙由警衛員保管。 　　周恩來若是夜間找人，只要按枕頭邊的電鈴按鈕，警衛人員會立刻跑到他的身邊。廚師、醫生及護士值班的房間建在走廊外的一排配房裡，每個房間都裝有電鈴供隨時呼叫之用。 　　周恩來居住在西花廳，一直過著儉樸的生活。這從他居住的房屋及院落都可以看得出來。自他住進來以後，不許裝修與翻新房屋及庭院。 　　60年代初，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乘總理出國訪問的機會，為了保護與加固建築物，他們搶時間只搞了點簡單的內裝修，更換了窗帘、洗臉池與浴缸。周恩來回國見了十分生氣，將他們狠狠地批評了一頓。事後，他語重心長地對身邊人員說：「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影響一大片。所以，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你們花那麼多錢，把我的房子搞得那麼好，群眾怎麼看？一旦大家都學著修起房子來，在群眾中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周恩來的這一番話發人深省。自此以後，再也沒有人敢提及裝修房屋之事了。 　　鄧穎超在悼念周恩來的文中說：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這個海棠花盛開的院落，就愛上了海棠花，也就愛上了這個院落，選定這個院落，到這個盛開著海棠花的院落來居住，整整居住了26年。這裡始終保持著莊嚴、幽靜、美麗與樸素的開國總理風格。 　　正如陳毅元帥所說：「廉潔奉公，以正治國者周恩來也。」 　　鄧穎超初次約見並送我一本她寫的書《以革命者的堅強意志戰勝慢性疾病》196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北京醫院總值班室接到總理辦公室電話通知，說是鄧穎超大姐約見我。我雖然經常出入中南海工作，但去西花廳這還是第一次。 　　不過，我熱心的同事在向我交班時，對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健康情況及西花廳工作的要求都說得十分詳細，為的是讓我儘快熟悉和適應西花廳的工作環境。他這樣做，既出於自己的責任心，也是對我的關心愛護。應該說，我對他是十分感激的。 　　周恩來對工作極其認真細緻，他辦事情既嚴格又嚴厲，他批評任何人時都不講情面，這在「海里」工作的人們都是知道的。 　　再說，周恩來視時間如生命，對他來說，的確是「寸金難買寸光陰」。他沒有時間，絕對不願意把時間「浪費」在諸如健康檢查或去醫院看病這類事情上。 　　此外，人們只要一提起周恩來的工作，都會說他沒有白天黑夜。他常加班加點地工作，連續「熬夜」好幾天。可以說，這在黨中央領導人中恐怕很難有能夠超過他的人。 　　鄧穎超大姐曾講過一個小小的「故事」：以前中央考慮請劉伯承給恩來當參謀長，劉帥知道後忙說：恩來熬夜的本事實在大，我可熬不過他，還是另外請人吧。周恩來聽說後並未介意，僅是一笑置之。 　　所以，保健醫生要跟上周恩來的工作與生活節奏，你必須掌握好「火候」，即儘可能在他工作的「空隙」（實際上很難說有什麼「空隙」），或者說是不太「忙」，情緒比較輕鬆，起碼少影響他的工作情況下，設法得到周恩來對保健工作的「配合」與「默契」。這可算是保健醫生工作的「技巧」，相當重要。在這方面，鄧穎超的幫助是必不可少的，事實上也是如此。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當好周恩來的保健醫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本人而言，我只能說是在照料周恩來的醫療保健工作上盡了一點心出了一點力。 　　中南海里要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挑選符合要求的服務人員，有關部門考慮政治標準第一是應該的。這不僅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裡，即使在今天的中國，或者西方國家也都這樣做。因此幹部部門對被遴選的人員進行嚴格的政治審查是絕對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認為自己所以被選為周恩來的保健醫生，除了本人根正苗紅出生紅小鬼、曾在多位中央領導人身邊服務過以及有人推薦等因素以外，我學習過三年中醫大概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鄧穎超的母親是一個很好的中醫。鄧穎超十分敬重她的母親，她也很相信中醫，常請著名老中醫給周恩來看病，她本人看中醫、吃中藥常年不輟。 　　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四節、來到周恩來身邊(3) 鄧穎超約見我那天，我騎著自行車急急忙忙由北京醫院趕到西花廳時，周恩來還沒有起床。總理值班室的工作人員將我引進客廳休息等候，茶几上已泡好一杯清茶。 　　客廳西牆邊豎放著一面很大的穿衣鏡。我站在那兒用手理了一下頭髮，扶正了眼鏡，仔細看看自己衣著等有何不妥。 　　這時，我心裡正在想鄧穎超大姐約我來之前，肯定已看過我的檔案材料，她還會從各方面了解我的情況。她現在叫我來，諒必是要親自見見我這個人，通過與我交談對我有更多的了解。這畢竟是要為周恩來物色一個成天跟隨在身邊工作的保健醫生，她也想「選」得准一點。只等了片刻工夫，鄧穎超從她的辦公室向客廳緩緩走來。我立刻起身迎上去同她握手，並輕輕攙扶著她坐到小沙發上。 　　鄧穎超正在病中，她的身體顯得瘦削而虛弱，面部氣色稍有點蒼白。她笑盈盈地跟我打招呼： 　　「你是張佐良大夫吧？我早就想見見你，因為身體不好，一下子拖到今天，這兩天天氣太熱，你是騎自行車來的吧？」 　　「是的。」我答道。 　　書包 網 bookbao.com 想看書來書包網 第五節、來到周恩來身邊(1) 她見我有點拘謹的樣子就說，「你在這裡不必拘束。」她指著茶杯又說，「先喝點茶，咱們慢慢聊。」 　　大姐說話聲音輕微，慢條斯理，吐字清晰。她的話音帶著一口好聽的京腔。她一面跟我說話一面從茶几上拿起一把蒲扇遞給我。鄧大姐的和藹可親消除了我來西花廳之前的緊張心理。 　　她在簡短地詢問了我的家庭成員及個人經歷後關切地說：「你從小沒有爹媽是個孤兒，吃了不少苦，15歲參加革命隊伍又是個紅小鬼。你現在大學畢業，當上了大夫，這很好，但也不容易啊。我的身體一向不太好，常年看病吃藥，是個藥罐子，所以跟大夫打交道多，大夫是個治病救人的崇高職業。」 　　稍停後，鄧穎超向我介紹了自己的健康狀況。她正患著膽道疾病、輕度甲狀腺機能亢進、植物神經功能失調和過敏性結腸炎等多種疾病，睡眠差，食慾欠佳、消化不良，身體瘦弱。說話間，我見她不時用手帕擦汗，並有一點氣急。 　　「今天說話時間太長了，請大姐先休息吧，別累著了。」我建議道。 　　「有點累，但還好。你隨我到房間去，我躺著再跟你聊一會兒。」我待她說完便扶她進卧室躺下。 　　鄧穎超卧室兼辦公室的房間不大，陳設簡單、樸素實用。房間中央頭南腳北地放著一張雙人床，床頭兩側各置一個床頭櫃，右側放一部手搖電話，左側放鬧鐘及手電筒等物；靠南牆玻璃窗處安放桌面鋪綠呢的大辦公桌；一對扶手小沙發置於東牆邊，沙發中間設一隻茶几，兩個玻璃書櫥靠牆而立；朝腳跟的牆上面掛著她母親一張放大的半身肖像。相片上老人露出慈祥的微笑，只要鄧穎超一躺下便面對母親慈愛親切的笑容，可見她對母親孝心至深。此外，房間里再沒有任何裝飾品。我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她右側床旁。 　　「你到我們這裡來，不必緊張，也不要拘束，可以隨便一些。以後我們會常見面，我向來尊重大夫，我把你們大夫當同志和朋友。我的身體不大好，經常跟大夫打交道，得到大夫不少的幫助。我同他們合作得很好。」她又接著說了起來。 　　「我們都是共產黨員，組織上派你到我這兒來工作，你的任務很重啊。」她停了一下又說道。 　　少息，她向我介紹了總理辦公室的秘書、警衛、司機、廚師和服務員等情況。 　　「我們這兒人不多，就我跟總理兩個人，無兒無女，沒有家屬給你添麻煩。大家對總理就稱呼『總理』，這是他的職務；對我，他們都叫我『大姐』；這樣稱呼很隨便，很自然，千萬不要叫我們『首長』。總理的工作很忙，他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不注意休息，自己覺得身體好，不在乎，又不聽別人勸。他是個急性子，你跟他說話要簡明扼要，不要繞圈子，以後，你常跟他在一起，就會知道這些的。」她說完，便拿起一把小蒲扇在手裡擺弄著。 　　「還有，他問你什麼事情，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不懂的就說不懂，只要老老實實，他是不會怪你的。今後，你在工作上遇到什麼不明白，或難辦的事情，可以來問我，我會幫助你的。那些警衛同志也會幫助你的，大家一起努力把工作做好。」她講完這幾句話，即側過身去拿起手錶看了看說，「哎呀！快11點了。好吧，今天咱們就說到這兒，以後我會跟你聯繫，我會儘快找一個機會讓你跟總理見見面。」鄧穎超伸手按電鈴叫服務員進房間來幫助她起床。 　　「謝謝大姐對我的關心，向我介紹了這麼多情況，我會牢牢記在心裡。我有信心做好工作，請大姐放心，您多保重身體。您什麼時候需要我，我一定隨叫隨到。」看來談話到此結束，我站起身來說。 　　「等一下，還有件小事情。」她邊說邊向辦公桌走去，從桌上拿起一本《以革命者的堅強意志戰勝慢性疾病》為書名的紅色封面簡裝書。說：「這本書，你拿去看看，我對待疾病的態度都寫在這裡面了。」 　　我打開扉頁，只見用鋼筆寫的娟秀字跡躍然紙上：「佐良同志惠存！鄧穎超1965年8月20日」。我小心地將書放進書包，激動地說：「謝謝您，大姐。」 　　 第五節、來到周恩來身邊(2) 「回去向你家裡人問好。」鄧大姐伸過手來同我告辭時說。 　　「謝謝，謝謝。」我用雙手輕輕地握著大姐瘦骨嶙峋的手連聲道謝告辭回家。 　　此後，我有幸在西花廳整整工作了二十年。在周恩來和鄧穎超的親切教誨及言傳身教的熏陶之下，使我在怎樣做一個光明磊落、正直的共產黨人，正確對待工作和生活態度問題上獲益匪淺，終身受益。 　　周恩來對中國革命的偉大歷史貢獻是舉世公認的，這在我擔任周恩來保健醫生之前尚沒有後來那樣深刻的認識。 　　周恩來的「第二辦公室」和「第三辦公室」 　　解放初期就在西花廳工作的老同志把周恩來的衛生間戲稱為「第二辦公室」。正如鄧穎超所說的：「他呀，一天到晚只知道忙著干工作，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體。」 　　周恩來一天的工作時間是從「早晨」醒來一睜開眼睛就開始了。他睡得晚，起床也晚，這裡所謂的「早晨」大多是近中午時刻，甚至到下午一兩點鐘，偶爾會更晚些才起床。 　　西花廳的服務人員一清早便將衛生間打掃乾淨，一切生活用品都備齊；白天拉開窗帘打開窗戶進行通風換氣，夜間則關上窗戶拉上窗帘使室內既保持空氣清新亦使室溫相對恆定。 　　有人向我介紹，周恩來很注意自身的修飾和儀錶。他穿的中山裝及襯衫都熨燙得平平整整線條筆挺；皮鞋擦得鋥亮鋥亮的。他花白的頭髮向來梳理得很整齊，隔一天刮一次鬍子，若有外事活動則每天刮一次。他本人如此，自然也要求身邊工作人員服裝穿戴必須整潔，不可邋遢。這些看來是生活上的小事情，實質上同周恩來年輕時所接受的教育，同他以後的自身修養潔身自好有關。對一個領袖人物來說，其外表形象亦不能說是他個人的「小事情」，因為他是代表一個國家的形象與人民的素質。 　　有一次，周恩來在衛生間洗漱，看到一位工作人員的皮鞋比較臟，他就說：「你的皮鞋這麼臟也不擦擦，你沒有皮鞋油啊？快去，用我的皮鞋油擦一擦！」這件事很快在工作人員中間傳開了，後來，大家都注意服裝整潔、皮鞋乾淨、及時理髮和刮鬍子。 　　周總理每天起居作息等生活習慣與工作安排是，「早晨」醒來一睜開眼睛便看手錶。他偶爾按電鈴叫人進去詢問有何急事需要處理。要是時間許可，他也覺得睏乏而沒有睡夠便接著睡。不然，他便按枕頭邊的電鈴呼叫值班警衛人員。他們聽到鈴聲，便進周恩來卧室隨他一起到洗手間。 　　周恩來進衛生間後，有時坐在抽水馬桶上就按電鈴（電鈴按鈕在馬桶旁的小條几上），把值班秘書叫進來，向他報告電話記錄、待批閱的緊急文件和一天的工作安排等。有時候，他叫人（多半是周恩來熟悉的老部下）到衛生間來彙報工作，交談的時間是幾分鐘，也可長達幾十分鐘。所以，日子一長，西花廳的工作人員賦予衛生間一個雅號叫做「第二辦公室」。 　　1965年秋天的一個下午，醫院值班人員通知我馬上去西花廳。我騎上自行車急急忙忙趕到了西花廳。 　　自從1964年毛澤東嚴厲的批評了衛生部在醫療保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和脫離群眾的現象後不久，我調到了醫院總值班室工作。 　　那時候，由於取消了專職保健醫護人員，每一個醫生或護士要兼管多位醫療對象。我一個人就兼顧了六、七位中央首長的保健工作。況且我正準備隨鄧小平去雲、貴、川三省視察三線建設工程。所以直到12月「上海會議」結束返京後方去「總理辦公室」報到。 　　1965年8月那一次鄧穎超約見我，主要是她在看過我的個人檔案材料後，再想看看我本人，彼此認識一下，通過談話可以對我有更多的了解，亦便於她向周恩來作介紹。果然，在鄧大姐約見後不幾天，周恩來便在「第二辦公室」接見了我。 　　「不要急，總理還沒有起床，我們估計他快要打鈴了，叫你提前到這兒來等著，怕你來不及。這是鄧大姐交代的。」值班室的人向我解釋道。 　　 第五節、來到周恩來身邊(3) 若在近中午時刻，周恩來卧室電鈴響的時間比較長，便是他「清晨」起床，召喚管理他生活值班人員的信號。 　　不一會兒，值班室的電鈴「吱……吱吱……」響了起來。 　　他們進去照料總理起床洗漱和更衣。我走進客廳，對著大穿衣鏡擦去了額頭的汗水，用手理了一下頭髮，整整衣褲，看看沒有什麼不妥，便想去叩鄧穎超辦公室的門。 　　「你來得正好，總理剛起床，到衛生間去了。我跟他說好了，讓他見你一面，你先在這裡坐一會兒，等秘書出來，我會叫你一起去見他。」鄧穎超來到客廳笑盈盈地對我說。 　　 第六節、來到周恩來身邊 周恩來的工作太忙，生活節奏快，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決不能邁著四方步慢悠悠地走路，他們聽到電鈴聲都是跑步到總理身邊。今天，鄧穎超見縫插針安排我來見周恩來真是不容易。 　　片刻工夫，就有人來到客廳引我去「第二辦公室」。大姐在衛生間門口見到我，她輕輕地叩了一下門即推門進去，我跟在她的後面。 　　「這一位，就是我跟你說的張佐良大夫。」她向周恩來介紹說。 　　這時，周恩來剛做完晨間操，身上穿著白底藍條睡衣在洗漱。 　　以前，我多次在天安門城樓與人民大會堂等地方見過周恩來，都沒有靠近過他。但佇立在總理面前同他說話還是頭一次。我時刻牢記上級領導的囑咐：「保健醫生在中央領導人面前要做到不卑不亢與落落大方。」此刻，我內心雖感到有點緊張，但儘力克制住，保持鎮靜和注意言談舉止。但我可以想像自己當時那副「尊容」：一定是融興奮、激動、緊張、不自然於一臉。 　　我看見年近古稀的周恩來面部氣色很好，皮膚白皙略微紅潤，細看有一些「老年斑」。他頭髮斑白，兩鬢染霜，額頭和眼角處皺紋較淺，眼袋不明顯，兩頰的絡腮鬍子颳得發青，濃眉下一雙大眼睛炯炯有神，精神矍鑠。 　　「哦，張大夫，聽說你是個孤兒，你家鄉在什麼地方？」他面帶笑容同我握了一下手，右手拿毛巾繼續擦臉，並用人們熟悉的蘇北口音問道。 　　「我出生在上海，故鄉在浙江硤石，幼年時由大人領著去過幾次，現在已沒有什麼印象了。『八一三』戰爭使我家破人亡，成了孤兒，在上海流浪。後來被人領養到了蘇北，1947年參加新四軍，解放後經過補習文化考進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習。」我怕耽誤他的時間，將事先準備好的「腹稿」簡要急促地向他作了自我介紹。 　　「你也不容易啊，上了大學，當了大夫。」他停頓了一下，接著問，「你有幾個孩子？」 　　「一男一女共兩個。」 　　「好么，你來了，我這裡也沒有多少事情。大姐的身體不大好，你多照顧她就行了，好，就這樣吧。」談話就這樣結束了。我馬上告退出來隨鄧大姐到客廳。 　　「今天，他總算見了你一面，又跟你說了幾句話，看樣子對你的印象還不錯。你也見到了吧，他實在太忙了，時間不夠用。我跟他一天說不上幾句話，有時，甚至一兩天都見不上面。說起來，別人還不會相信呢。」我們回到客廳在沙發上坐定後，鄧穎超說。鄧穎超苦費心機安排在「第二辦公室」讓周恩來見我一面，目的是看他對我的印象如何，是否適合到他身邊工作，這畢竟是為周恩來挑選保健醫生，應得到他的認可。雖說我被周恩來初次召見是在衛生間，時間只有幾分鐘，說話三言兩語，卻使我同他老人家之間有了長達十年的緣分，直到這位人民的總理告別人間。 　　假如「老資格」的周恩來辦公室工作人員將衛生間戲稱為「第二辦公室」的話，我可將卧室稱之為「第三辦公室」。周恩來起床後便到「第二辦公室」開始了一天的工作日程，但周恩來是在卧室的床上結束一天工作的。 　　周總理每天深夜或凌晨離開辦公室去卧室時總抱著一大摞文件。鄧穎超把這一摞文件戲稱為「他每天總抱著金娃娃」去睡覺。 　　周恩來洗漱完畢進卧室躺到床上，繼續看著「金娃娃」，批閱文件，常常在疲憊不堪時打瞌睡。手裡拿著的紅鉛筆在文件上圈、點、畫，到後來則畫出一道道彎彎曲曲不規則的線條。有時，我站在旁邊勸他休息。他很少答應，只是叫人拿熱毛巾擦一把臉，拿點花生米或者蘇打餅乾給他「充饑」，我看出，其實他是想藉此驅除「瞌睡蟲」。有時，等人家取來花生米，他已呼呼地靠在床頭睡著了，握在手裡的鉛筆已掉在了地上。 　　 第一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1) 四個紅細胞的警示；專家診斷周恩來患「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 　　我到西花廳工作的第二年起，就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年代。周恩來以令人難以想像的毅力肩扛著行將傾倒的大廈。 　　長年的超負荷工作與抵擋明槍暗箭，終於把他整垮、累倒了。 　　1972年5月12日，在為周恩來作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規檢查時，在顯微鏡高倍視野下發現了4個紅細胞。啊！4個紅細胞，竟然有4個！我的心裡為之一怔。一般認為，男性尿常規檢查發現4個紅細胞雖是多了點，但亦不一定有何特殊意義。不過，問題是發生在像周恩來總理這樣的偉人身上，即使是小問題也就成了大問題。因此，絕不能粗心大意，抱任何僥倖心理。我必須順著這4個紅細胞緊緊地追查下去，弄個水落石出。 　　在那「特殊」的年月，人民把期望都寄托在周恩來身上，誰都明白，周恩來不能病倒、周恩來不能垮下來。我是他的保健醫生，豈容馬虎。這一小小的信號是否提示他體內確有隱患，心裡沒有底。 　　在問題還沒有搞清楚之前，我不敢聲張，怕西花廳的工作人員都跟著緊張與驚慌，更重要的是以免驚動鄧大姐。 　　於是，我避開了他人，急忙給我國著名泌尿外科專家吳階平打了一個電話，向他通報總理在尿常規檢查中發現的問題。吳階平聽後，不無憂慮地說：「張大夫，你想辦法再多複查幾次小便常規，建議你們請病理科專家作尿細胞學檢查。」 　　同時，我將周總理的尿常規化驗發現4個紅細胞，跟吳階平通電話以及吳院長的建議等情況，向中南海門診部主任作了口頭彙報，請他儘快將情況及時報告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同志，以便汪主任掌握適當時機報告毛澤東。 　　吳階平的建議，無疑是正確的。若是對待一個普通病人就好辦了，只要叫他每天留小便標本，隨時去醫院複查便是了。但是，這疾病發生在周恩來身上，問題就不那麼簡單了。你想要他複查小便，他會刨根問底，向你提出許多個「為什麼？」你若沒有把握向他解釋清楚，令他聽了覺得有道理，那你準會碰釘子。周恩來一天到晚，黨、政、軍各方面的大事，內政外交工作排得滿滿的，真叫日理萬機，絕不可，也不該輕易去打擾他。 　　那麼，怎樣才能說服總理接受小便複查呢？這件事使我食不甘味、夜不成寐，真叫傷透了腦筋。過了兩三天，我看了一些有關的醫學文獻，又向泌尿科專家討教了相關知識，頭腦稍微冷靜了一點，最終歸納出「說服」周恩來有可能接受小便檢查的五點理由：(1)老年人血管硬化，管壁通透性增加，可能使紅細胞滲透出血管壁；(2)泌尿系統結石，長期摩擦出血；(3)膀胱內炎症，引起粘膜充血；(4)腎臟血管畸形；(5)膀胱內長腫瘤。 　　尿常規複查與專家會診勢在必行，但不知道這五條「解釋」 　　周恩來是否能聽得進去，我考慮只好先去討教鄧穎超，必須事先讓她理解請她指教。她耐心地聽完了我的「解釋」。 　　「你是好意，下了不少功夫，但不能太急；他正忙的時候不要去跟他說，說了也聽不進去，得找機會。你的說法，我聽了沒有什麼意見。」鄧大姐的首肯亦很重要，得到她的支持，起碼給了我勇氣。 　　一天下午，我從秘書那裡得知總理不外出開會，在家辦公。 　　我耐心地等到了周恩來去洗手間的時機，緊隨其後，待他一切都辦利索了，到洗臉池旁洗手的工夫，我湊過去抓緊機會發表「演說」：「總理，我向您報告一下這次檢查身體的結果。」 　　「有什麼問題嗎？」他問道。 　　我將這次體格檢查的其他各個項目都屬正常的事先說完以後，再以平和的語氣說道：「這次小便化驗，發現有幾個紅血球……」 　　「有多少紅血球？有問題嗎？」他未待我把話說完，就接著問。 　　「有4個紅血球。」我邊說邊注視著他的神情變化，故緩緩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因為周恩來曾因我說話太快批評過我。 　　bookbao.com 書包網最好的txt下載網 第一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2) 周恩來懂得不少醫學知識，他曾親自過問毛澤東，以及當時中央幾位患有惡性腫瘤的重要領導人的醫療問題，如陶鑄、陳毅、彭德懷、謝富治等人。對於他們的病情以及後果，他是一清二楚的。 　　「小便里有幾個紅血球，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他故意提高了嗓門說。 　　 第二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1) 「總理，不是發現幾個紅血球覺得大驚小怪，應該把尿中發現紅血球的原因搞清楚。」我繼續解釋道。 　　周恩來平素認為我這個人「好辯」，凡事總想多解釋幾句。其實，我哪裡敢同總理「辯」呀。我心裡想的只是要把問題解釋清楚就是了。但有時也引起誤解，他對我的「解釋」認為是「好辯」，或以為我故意頂撞他，這就變「爭辯」為「強辯」了；自然，我亦擔心他不要把「強辯」再升級為「狡辯」。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周恩來並不介意我對他的「好辯」或「強辯」，更沒有認為我有意頂撞他。關鍵問題是周恩來的性格是不喜歡別人一味地對他阿諛奉承，看他的臉色行事，那樣的話，他便聽不到真實的意見了。我這個人是直性子，說話、做事快人快語，決不善觀氣色、見風使舵，而是講老實話。 　　這時，周恩來洗完了手，朝衛生間門口走去，我心想，這一回把事情辦糟了。但見他走得比平時慢，好像願意繼續聽我說下去的樣子。我便接著說：「我們已請幾位專家討論過了，大家認為有五種可能性：第一、血管硬化；第二、泌尿系統結石；第三、泌尿系統感染……」 　　「你不要第一、第二的跟我兜圈子嘛!有話就直截了當說出來。我看，你們最不放心的是怕我長腫瘤吧？嗯？」周恩來有點不耐煩了，打斷了我的話。其實，他這樣說倒是一矢中的，切中要害，把問題點破了。 　　看來，問題已經說開了，我也就大著膽子試探著繼續往下解釋：「總理，在各種腫瘤中，膀胱癌的惡性程度是最低的，只要治療得早，大多數可以根治。根據國內外的經驗和統計資料表明，膀胱癌的預後情況是這樣的：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可以根治；另外三分之一病人則會反覆發作反覆地治療；其餘三分之一病人的後果是……」 　　「最後那三分之一的病人就是死亡，對嗎？」從表面看來，周恩來似乎心不在焉，沒有仔細聽我「宣講」什麼學術論文似的。其實，他聽得很仔細，他未等我講完，便直截了當地說。 　　我想，他大概認為一個人只要患了癌症，治癒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況且，在「文革」期間，他曾親自過問的多位患惡性腫瘤的中央領導人，都是久拖不治痛苦地離開了人間。若是按照醫生的意見，把我周恩來弄進醫院裡去七查八查的折騰，且不說是否能把毛病查出來，即使查出來也是惡性腫瘤，從根本上說，亦沒有好的治療辦法，而身體則可能徹底搞垮了。那樣，自己吃了苦頭還不算，又會誤了許多工作，所以他才那樣心不在焉。 　　「是的。」到了這個時候，我只好如實彙報了。 　　「那麼，你說了這麼多話，到底想要我做什麼呢？」此時，總理倒是認真起來了。 　　「專家們希望，要反覆多做幾次小便化驗，方能作出最後診斷。」我明確地向他報告了專家的意見及建議。 　　這一次，周恩來幾乎是笑著說：「原來是要化驗小便，你不早說，這有什麼難啊，什麼時候化驗？現在就要查嗎？」 　　「是的，如果有小便，最好馬上留下標本送北京醫院檢查。」 　　我抓住機會不放。 　　他轉身向抽水馬桶走去。我拿起原已準備好的玻璃尿壺請總理留下了少許小便標本，隨即派人送往北京醫院病理科檢查。 　　第二天，尿化驗報告單出來了。化驗單上寫著「8個紅細胞」！離上次尿常規檢查僅僅三天時間，紅細胞數量竟增加了一倍。更糟糕、更令人揪心的事——那要命的「癌細胞」還是出現了！尿細胞病理學檢查報告單上赫然寫著：「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這九個無法更改的大字，使我的心情非常沉重。 　　我們幾個值班室里接觸到這張化驗報告單的人，不論是醫生、護士或是其他工作人員，一瞬間，都像是被哪一個妖道使了什麼「魔法」一樣，大家一動不動無言地愣在那兒，目光都緊盯在這張化驗單上，希望自己的眼睛的確是「看錯」了。總之，人們不願意接受這一令人驚悸的事實。但是，此時的人們都情不自禁地滿含熱淚，有人忍不住抽泣起來，有人忽然間離開值班室奔向自己的房間去大哭一場。 　　書包 網 bookbao.com 想看書來書包網 第二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2) 我不能在此耽擱過久，尚有許多事急等著我去處理。首先必須將此情況報告上級領導，並請示下一步工作如何進行，是否先組織專家會診，具體列出專家名單，同時，應考慮向黨中央作書面及口頭彙報等。 　　北京醫院病理科主任極為負責，他請最著名的細胞病理學專家、中國醫學科學院附屬腫瘤研究所的楊大望教授，協和醫院及解放軍三〇一醫院病理科的主任共同來會診，仔細研究尿塗片染色細胞病理學檢查結果，大家一致認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的診斷可以確定。 　　在那「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歲月里，「老爺衛生部」已被整垮了，一些高級保健醫療單位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我們沒有真正的上級業務領導部門指導工作。專家隊伍中，大多被扣上了「反動學術權威」、「××國的特務」或者是「牛鬼蛇神」等帽子而不能工作了。許多專家已被下放勞動、參加醫療隊，一時間，幾乎找不到幾個專家為中央領導人看病。 　　這時候，幸有「北京第二醫學院」吳階平院長尚沒有被打倒，一直得到中央領導人的信任，真可算是「碩果僅存」了。吳階平學識淵博、平易近人、治學嚴謹，沒有一點大專家的架子。我們這一代從事中央領導人保健工作的醫生都很敬重他，認為他對工作熱情負責，樂於助人，且從不借故推託。自然，我們在工作中不僅會遇到業務問題，也會碰上一些同業務不搭界卻較難辦的事情；我們常常向他求教，他也總是中肯地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現在周恩來得了膀胱癌，我們感到事關重大，立刻將病理學專家們一致得出的「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之結論，打電話通報了吳階平。 　　「佐良，你還是多請幾位泌尿外科大夫一起看看吧，大家在一起再多商量一下，集思廣益，看看還有什麼好的辦法。」吳院長如是說。 　　吳階平提出請友誼醫院泌尿外科主任於惠元、協和醫院泌尿外科吳德誠教授等人，一起集中到中南海會診。 　　專家們會診時提出，即刻派專家攜帶細胞病理學檢查的塗片標本等資料，趕赴天津、上海兩地，請那裡的專家「背對背」會診(即不告訴病人姓名)。當即決定，由中南海門診部派一名醫生隨吳德誠教授一同前去。他們到天津，請虞頌庭，在上海，請上海第一醫學院附屬中山醫院泌尿外科老前輩熊汝成教授等人會診。 　　至5月18日，我們將京、津兩地泌尿外科臨床及病理學專家的意見匯總，跟北京病理學專家在看法上沒有異議。 　　最後，為慎重計，我們很快將京津滬三地會診過的專家都請到北京來，進行了多次討論，大家對於周恩來患「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的診療意見完全一致。 　　這時，我們同吳階平等一起商量將周恩來的病情，向黨中央寫了一份書面報告，詳細敘述了目前病人沒有任何癥狀、應爭取儘早治療的好處，制訂了切實可行的診療方案和疾病發展的不良後果等。 　　自從說服周恩來接受反覆化驗小便以來，他很認真，每次去衛生間解小便，都注意叫人幫他留取尿標本作化驗。與平時不同的是，他不再像以往那樣詢問小便化驗的結果如何。我認為，這並不是周恩來的疏忽大意，亦不是他對自己的病情不在意。諒必，他已經敏銳地從保健醫生及專家的言談舉止中察覺到問題的某些癥結。比如，按慣例，保健醫生應當主動向他彙報每次化驗尿的結果。現在，小便化驗已經做了好幾次，結果早已出來了，但醫生及專家們同他見了面，沒有人主動跟他提及此事，似乎有意在迴避他。 　　作為中國共產黨###級政治家的周恩來，他知道正確地對待這件事，不願難為醫生。醫療組成員的心情是極為矛盾的，既不希望周恩來向醫生直接提出難以回答的問題，可又希望他能得到及時的治療。 　　在此期間，周恩來的工作實在太忙，抽不出時間作進一步檢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早期膀胱癌患者沒有任何自覺癥狀，無絲毫痛苦或不適而影響到他的工作及生活，是次要原因。 　　txt電子書分享平台 書包網 第二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3) 第一次突然尿血1973年1月13日，正值隆冬季節，農曆三九寒天滴水成冰。寒冷刺骨的西北風呼呼地颳了好幾天，把天空「清掃」得乾乾淨淨沒有一片雲彩。這天大清早6點多鐘，周恩來批閱完大量文件離開了辦公室。按他的老習慣，仍然懷抱著一大摞文件放到卧室床頭邊。然後，他去衛生間洗漱。解小便時，突然排出大量鮮紅色血尿，使整個抽水馬桶里的水都變成紅色，把照顧他生活的當班警衛老張嚇壞了。 　　此時，我在內院東廂房裡剛洗漱完畢，吃了安眠藥躺到床上。忽然，房間里平時只響幾下的電鈴呼叫聲，此時「吱、吱、吱吱……」持續不停地響了起來，緊接著，我聽到急匆匆的腳步聲來到我的房門外，隨後是一陣「咚咚，咚咚」的敲門聲。我只說了聲：「請進！」老張已推門進來了。 　　只見老張神色緊張，氣喘吁吁，手裡舉著玻璃尿壺。這時天色已經大亮了，他高聲嚷道：「張大夫，你瞧，這下子可糟了，小便全紅了！怎麼辦？你快去吧，總理正在衛生間里等著你呢！」 　　我急忙穿衣起床，拉開了窗帘，室內亮堂了，看到老張舉著尿壺的手在抖動，玻璃尿壺中有大約二百多毫升的鮮紅色血尿在晃動。 　　「總理怎麼樣？他說了什麼嗎？」我一面穿衣服，一面急切地問道。 　　「你快去衛生間吧，他在等你哩！」他說完話，便獨自走了。 　　我趕緊追出房間去，緊跟在他後邊一路小跑來到總理身邊，他正穿著睡衣，平靜地躺在大沙發上等著我。 　　我見了總理，簡單地問道：「我看到了血尿，您排尿時有沒有特殊的感覺，身上有無不舒服？」 　　「沒有特別的感覺。」他說。 　　這時，我看出來，他還是有點緊張。他說話時臉上沒有任何錶情，非常嚴肅的樣子，眼睛不看我，而是盯著天花板。他違反「常規」地沒有問我為什麼會有血尿——這樣一個通常他是不會輕易放過的問題。 　　我見周恩來不再說話，我也不願再引出別的什麼叫我難以應答的話題。我覺得此時此刻說什麼話均是多餘的，沒有任何意義，倒不如請他早些上床睡覺。於是，我向他建議道：「您先服一點安眠藥睡覺，我馬上請吳階平院長和卞大夫來，一起商量診斷及治療問題。」 　　「好么。」周恩來只說了兩個字。當我要離開時，他從沙發上起身，說：「我要解小便。」 　　我立即扶他到抽水馬桶邊，並拿著玻璃尿壺去接尿，玻璃尿壺裡大約有幾十毫升鮮紅色血尿，不，那是鮮血。泌尿科臨床醫生稱此為「全程血尿」，即整個排尿過程中排出來的都是血尿。另一些病人，他們排尿開始時排出的是顏色正常的小便，到排尿行將結束時排出的尿呈「鮮紅色」，專家們稱之為「終末血尿」。 　　看來，對於「膀胱癌」這三個字，再也無法跟周恩來捉迷藏下去了。周恩來患早期膀胱癌，只要不及時治療，血尿是遲早會出現的，這本在我們的預料之中。但是，今天早晨突然出現了血尿，我又親自用玻璃尿壺接下了他排出的鮮紅色尿液，預料已成為事實。此時，我的心裡相當緊張，尤其在見到周恩來那種難以名狀的無言，又似有點苦澀的神情，我感到很難過。 　　周恩來解完小便回卧室去睡覺。見他未向我提什麼問題，亦沒有話要對我交代，我即吩咐護士給他加服止血藥、鎮靜葯和防止發作心絞痛的藥物；若他在睡眠中醒來有何不適，或是起床解小便，都要叫醒我去觀察病情。 　　因為是清晨，估計吳階平院長尚未離家到單位去，我向護士交代完事情，馬上出來給吳院長掛通了電話，將清晨發生血尿等一切情形，簡短地向他敘述了一遍，並商定派汽車接他到西花廳來。吳院長聽後很焦急，希望立刻親自來看望周恩來。 　　吳階平院長是著名的泌尿外科專家，更重要的是他不僅熟悉我們的保健工作，並且對黨中央許多領導人都很熟悉，我們同他討論任何問題可以直截了當，不必有何忌諱。 　　 第二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4) 吳階平、卞志強和我，對周恩來的病情都是清楚的，可能預見到的各種病情變化及其可採取的相應措施都有預案；有關情況，我們也曾在1972年5月向黨中央作過口頭與書面報告。現在我們聚在一起要商量的首要問題是，根據今天早晨周恩來發生血尿的情況，立即提出請求，向黨中央負責同志口頭彙報，同時寫一份書面報告呈中央各有關領導同志，希望周總理能儘早住院治療。 　　書包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三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1) 清晨，鄧穎超起床後，待她從盥洗室里出來，我們立刻向她報告總理的病情變化；向她說明，一旦出現血尿，就再也無法對總理隱瞞病情了。我們告訴鄧大姐：已經將情況與當前的應急措施通報了中央辦公廳主任，一方面是讓她了解真實情況，同時也為聽取她的意見，想得到她的理解與支持。 　　「這幾天，總理實在太累了，應該讓他多睡幾個好覺。」鄧穎超聽完了我們的彙報後，鎮靜而又不無憂慮地說。她沒有表示其他不同的意見，我們隨即告退出來。 　　我們一方面等待上級對醫療組所寫報告的批示，同時通過有關渠道打聽和籲請中央儘快批複醫療組的「病情報告」。 　　吳階平提議，由卞志強報請黨中央批准，邀請全國最著名的泌尿外科專家：上海第一醫學院附屬中山醫院泌尿科主任熊汝成教授、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泌尿外科虞頌庭教授、北京友誼醫院泌尿外科主任於惠元教授、協和醫院泌尿外科吳德誠教授等；心臟內科專家有剛從上海調來北京阜外醫院的陶壽淇、協和醫院心內科方圻教授；我國麻醉醫學權威、阜外醫院麻醉科主任商德延教授，以及北京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麻醉科主任謝榮教授；普外科專家吳蔚然教授等十餘人到北京集中，共同會診，討論診療方案。我們儘力採用內科保守療法維持，居然又勉強地拖了一段時間。 　　一直拖到了1973年3月10日，周恩來才有可能離開工作崗位，當時出於保密考慮，故沒有讓他住醫院，而是安排他住在玉泉山進行第一次膀胱鏡檢查和電灼術治療。 　　這次膀胱鏡檢查發現腫瘤比預先設想的情況要好，腫瘤只有公分直徑，呈絨毛狀，很表淺，因而治療效果非常顯著，只在電灼術後數天，尿色就完全清澈透明。 　　但是，已經75歲高齡、身患癌症而且持續尿血的周恩來，他仍然帶病堅持工作兩個多月後才去玉泉山治病。可他治療後只休息了近兩周左右時間，便返回西花廳不停地忙碌起來了。 　　自然，周恩來也確有他的難處。原先，周恩來幾乎每天通過大眾傳播媒體——各大報紙、電台、電視台同廣大人民及海內外朋友見面。此時，忽然間，周恩來「失蹤」近兩周音訊全無，有誰知道他去了玉泉山治病呢？尤其在那樣的年月勢必引起海內外輿論界議論紛紛。各種各樣的傳言和猜測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外交部與聯絡部以及對外友協等外事部門向中央提出請總理接見外國貴賓的報告不斷地傳到周恩來值班室。周恩來在玉泉山呆不下去了。 　　4月上旬，周恩來借日本相撲隊來華訪問，在東郊體育場進行首場表演的機會，從玉泉山下來直接驅車到體育場接見、觀看錶演與對外亮相——周恩來沒有倒，讓人民高興，請朋友們放心。 　　周恩來對於這一次治療十分滿意，在5月份，他於百忙中抽時間愉快地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設晚宴——「烤鴨席」款待專家、醫生及護士。席間，周恩來和鄧穎超多次起來舉杯祝酒，向大家表示感謝。 　　但是，在給周恩來治病過程中發生的許多事情，往往既在預料之中，又在預料之外——工作忙、離不開是常有的事；但周恩來挨整，是我們誰也想不到的事。 　　因此，按照醫療組制訂的治療方案，在這次電灼術以後，膀胱粘膜表面肉眼所見腫瘤確實都被燒掉了。但是，為了鞏固療效、防止複發，待電灼傷表面痊癒之後，應當定期進行膀胱內化學藥物灌注治療。原定每星期灌注兩次，後來卻因種種緣故，使化療未能按預定方案進行。專家們著急也沒有用，周恩來和鄧大姐也都清楚，整個化療只是斷斷續續地進行著…… 　　政治局開會對周恩來進行「幫助」，工作人員不滿，私下議論：「他們明明是整總理嘛！」要說「文化大革命」給全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那麼，周恩來在「文革」期間拚命工作、苦撐危局，他已經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 　　1972年6月份，原先，工農業生產、交通運輸……總之，無論是內政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使得周恩來一年到頭、日夜忙碌不堪；忽然間，他卻整日悶在辦公室里寫起「文章」來了。他一不接見外賓、二不出席任何會議，連西花廳的大門都不邁出一步，他趴在桌子上整整寫了十來天。當然，其時我並不知道總理在寫什麼。 　　 第三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2) 周恩來由於長時間坐著辦公，兩腿下垂活動少，故腫得很厲害，從足踝部起一直腫到膝蓋以上部位。因日夜埋頭寫作，睡眠不足，上下眼瞼和整個面部都虛腫了。我見他整日緊繃著臉，沉默少語，鬱鬱寡歡地思考著問題。在那些日子裡，他很少到戶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了。身邊人員常提醒他到戶外呼吸新鮮空氣，活動身子，他均未予理睬。 　　一向很注意修飾的周恩來，這期間，不理髮，也不刮鬍子。往日，周恩來起床後必定要正規地穿上中山裝，不單扣好每一個鈕扣，連領口也扣緊；即使不外出，在家裡辦公也如此。可是，他在寫「文章」的日子裡，成天穿著那件淡藍色條子的毛巾睡袍坐在辦公室里，這種不修邊幅的樣子是我來到西花廳後沒有見過的。他不再神采奕奕、精神矍鑠、步履矯健，而是失去了往日周恩來特有的風範。 　　大家心裡都很難過，不知道總理為什麼心情如此沉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對於周恩來的事，我們不知道就只能是不知道，有誰敢去打聽個究竟。當然，我們即便是知道了些什麼，肯定亦幫不了他的忙。 　　8月的北京正是酷暑難當，一天下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集了中組部、中聯部、###、中調部、新華社、《人民日報》社等中央直屬機關負責人開會，由他給大家講建國前的「黨內六次路線鬥爭史」。 　　那次會議允許中央負責同志的隨員旁聽，我亦有機會聽了總理的講話。我對黨內多次「路線鬥爭」的歷史不太熟悉，加之，會議中間我要去為總理做事，周恩來講話時間比較長，講了好幾個小時，所以，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那開場白的大意。 　　「今天，我請大家到這裡來，是想跟你們講講我們黨內在歷史上幾次重要的路線鬥爭。有『左傾』錯誤，也有『右傾』錯誤。這個問題，不久前，我在京西賓館已經講過一次了」。在長達三個多小時的講話中，他不斷地作自我檢討與自責。 　　參加會議的人中有不少老革命，他們熟悉黨的歷史。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在這長達三個多小時的會議中，對周恩來的檢討、自責甚至自貶過多感到不甚理解，心裡也不好受，因而會議開得較沉悶。我在那個會場里只不過是個小字輩，更理解不了周恩來花了那麼大的精力作準備，召集這樣規模的會議來專講「黨內路線鬥爭」，且主要是自我檢討，……心中不甚了了。 　　其實，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裡，毛澤東的處境不太好，比較孤立，周恩來一直是想方設法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及領導地位。現在，周恩來為什麼要面對黨中央直屬單位負責同志對那一段歷史獨自承擔起責任呢？我迄今也難理解他老人家當時的心情，為什麼要那樣做，難道他有壓力？ 　　1973年7月4日，毛澤東對於周恩來處理對外事務等問題上表示出極為不滿的意見，同時批評：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出修正……云云。 　　於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在11月底12月初召開會議批評對周恩來的所謂「錯誤」。 　　毛澤東一言九鼎，此話一出，江青一夥立刻感到這千載難逢整周恩來的良機不可失，他們狠狠地整了周恩來十多天。 　　會議是在極端保密情況下進行的。出入會場，專為會議服務的人員都經過挑選和特殊的交代。但正如俗話所說，「沒有不透風的牆。」你保密再嚴格，總有少數知情者、周恩來的同情者與江青一夥的反對者。 　　當時被批准進入現場的服務人員，個別首長的隨員對會議表現出極度不滿。 　　「這哪裡是什麼幫助總理啊？他們明明是整總理嘛！他們是想要打倒總理啊！」說話的是人民大會堂服務人員。她剛從東大廳里端著托盤出來，將盤子往桌上一放，就邊說邊用衣袖擦眼淚，起先只是噓唏聲，一會兒便抽泣起來了。這可把我嚇壞了，我趕緊跑過去把服務間通向外邊過道的大門關上，又回過來勸她：「我們都是為首長服務的工作人員，只有做好本職工作，上面的事情我們管不了……」我想以此勸她不要哭。 　　書包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四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1) 「張大夫，我實在看不下去呀！」 　　「我理解你，快擦乾眼淚，一會兒你還要進去工作呢。」 　　我擔心她的哭聲一不小心被外邊的人聽到了，對她和我都不利，說不定還會連累更多……真不敢往下想。 　　人總有良知，大多知道好歹。一個人從幼童時代剛剛能看懂電影那時起，就常會向大人提問：「這個是好人嗎？那個是壞人嗎？……」他們從一開始便「自覺」地學習辨別真善美與假惡丑。 　　我在工作間里為總理用開水加溫中藥湯劑，請服務員送進去。我好容易把那個抽泣的給勸住了，又來了一個更厲害的丫頭。她便是前面提到過的，被江青誣指投毒害她的小趙。她眼淚撲簌簌地往下掉，也是一面哭，一面氣憤地說：「這個老太婆成天不工作，看電影、游山逛景。總理一天到晚忙著為人民操勞。張大夫，你還不知道呢，他們白天睡覺，晚上來開會整總理。他們開完會回去，一起喝紅葡萄酒慶賀乾杯呢！我真不明白，他們到底在搞什麼名堂？」我要她輕點聲。她又說：「張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說話，我負責，我說的全都是真話，我不怕坐牢……」我的確服了她了。這廣西妹子真的吃了豹子膽。自然，就像後來她也跟我說過，她不是不害怕，是豁出去了。她恨江青，敬佩周總理，出自內心地感激總理對她的關懷。周恩來在最危難的時候保護過她，可以說是救了她的命。 　　江青患嚴重的神經官能症，植物神經功能失調，常常出虛汗，一天到晚不知要換多少次內衣。護士身上背的大背包里塞滿了汗衫與毛巾等物，因更換過勤，一時幹不了，她就到工作間來用電熨斗為江青熨燙內衣，所以我才見到了這心地善良的姑娘。 　　她們都同我一樣，是一些為領導人服務的普通工作人員。她們說的話是有道理的，是正義之聲，引起我的共鳴。可在那無法無天的歲月里，你有理，能同誰去理論呀。我們只能做好分內之事，不要再給總理添麻煩了。 　　在批判周恩來那些嚴厲的日子裡，人說「世態炎涼」，此話一點不假，我有切身感受。原先黨中央政治局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每次開會的時間與地點由他確定後通知各政治局委員。周恩來總提前幾分鐘到達會議地點，有的領導人也提早趕來向總理請示問題或彙報工作。政治局會議結束後，總理經常留下個別人談話。在他情緒好的時候，他還會抽時間在大會堂東大廳里小憩，或同服務員聊聊家常，打一會兒乒乓球；有時還在那裡吃完夜宵才回西花廳辦公。 　　在周恩來挨批期間，卻由王洪文主持會議。周恩來在家等待通知去參加會議，不必再提前到會場去。散會時，他亦「知趣」地即刻離開大會堂回家，因為有人還留在那裡商量下一步對付周恩來的辦法。這本沒有什麼不正常，問題是，往日誰見了周恩來都會主動熱情地打招呼，現在有些人則儘力迴避，即使迎面相遇也要表現冷淡，大概為了表示劃清界線吧？！ 　　我們，作為周恩來的隨員的處境，也就今非昔比，可想而知了。 　　過去，只要首長們在一起開會，秘書、警衛、醫生及護士等相互見了面，大老遠的就熱情地喊著打招呼、開玩笑、拍肩膀等。一到吃飯時間，大家吆喝著一起沖向食堂，都往一張桌子上湊，吃飯時有說有笑。現如今，只有我們「周家」的人自己聚在一起，默不作聲地吃完飯便走開。多數領導人的隨員見到我們或低頭而過，或扭頭避免互相目光接觸而覺得尷尬。即使擦肩而過，也不理睬我們。我覺得，他們不一定都是些勢利小人，主要是怕沾邊。那年月，真有點吃不準，今天是首長，說不定明天可能被打倒，甚至去了「秦城」。即使是隨員，也可能「沾點光」。所以，大家互不理睬，少惹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天夜間，我和警衛科長老張隨周恩來從人民大會堂開完會回到西花廳，老張神色不安地跟我說： 　　「佐良啊，咱們得有思想準備，說不定哪一天，給咱們戴上手銬，用吉普車把我們送到什麼地方去了，連家裡老婆孩子都不知道！」 　　bookbao.com 書包網最好的txt下載網 第四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2) 我認為老張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並非杞人憂天。當時，誰也說不準形勢發展的結局是什麼樣的呢？我聽後只好默然不語。我的心裡也很擔憂，可知道擔憂是無用的。我只能抱著俗話說「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的心態等著瞧。 　　在這期間，周恩來的外事活動很少，其他會議也不多。他的心情自然不會好，成天少言寡語，如坐愁城。他不刮鬍子、不理髮，回家後獨自呆在辦公室里，吃飯也大多在辦公室。偶爾與鄧穎超同桌吃飯，也聽不到老倆口的說話聲，使西花廳的氣氛異常沉悶。 　　平常西花廳的紀律很嚴，保密觀念強，沒有「小廣播」，沒有小道消息。但長期在這樣的環境里工作，大家察言觀色，總能摸到點「氣象」變化的信息。這種沉悶的氣氛也影響到工作人員的情緒，一個個心事重重，相互見面打招呼時只是哼哼哈哈地應付幾句。秘書與服務人員因不跟隨總理外出，他們了解得更少，我們也不敢對他們議論。有誰會想到，這堂堂「總理府」里，人們日子過得竟是這般凄涼。 　　「文革」期間整中央高級領導幹部時常用的撒手鐧便是給你扣上一頂「路線鬥爭」的帽子。在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周恩來的十多天里，江青提出同周恩來的鬥爭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並誣陷周恩來是「迫不及待」(要奪毛主席的權)……猶如當年搞「二月逆流」的手法那樣去激怒毛澤東。總之，江青一夥耍盡各種卑劣的手段企圖整垮周恩來。 　　毛澤東不斷聽取會議進展情況彙報。當他得知會上情況後立即出面干預說：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至此，毛澤東對會議下了結論，這出「戲」只好收場。 　　挨整的日子，正是周恩來病情惡化的時候。此時最關心總理健康的是葉劍英元帥。他只要見到了我們總會主動詢問：「這兩天小便的情況怎麼樣？胃口好不好，晚上睡眠還可以嗎……」有時候，葉帥把我拉到較為僻靜的地方這樣深情地探問。 　　政治局會議散會後，葉帥常在離開大會堂時找到我，他不說什麼話，只是用力握一下我的手，或者輕輕地拍一下肩膀便走開了。 　　這種時候，儘管葉老帥沒有同我說一句話，但我仍很激動，心裡總覺得熱乎乎的。這是老帥出自內心的對周恩來的真情啊。因為在周恩來挨整的日子裡，葉帥也「沾了光」——批評他「軍委不議軍！」他在會議上也沒有少挨批。 　　還有紀登奎同志，他也常主動關心總理的健康狀況，見面時會悄悄地問一句：「怎麼樣？還好吧？你們辛苦了。」 　　這幾位中央領導人，對周恩來的病情格外關心。在那樣嚴峻的政治環境下，能主動表示對總理健康情況的關心，就很不簡單了。一般的人，起碼也得同你保持距離。 　　另外，人民大會堂的工作人員，在周恩來挨整時，明顯地表露出對總理的同情，對江青等人的憤恨以及對國家前途的擔憂。 　　在周恩來逝世後，遺體安放在水晶棺里，從北京醫院送到了八寶山公墓，當火化工人要將總理的遺體送進火化爐的時候，也就是這些曾經為周恩來長期服務過的大會堂工作人員、醫生及護士……他們真像「瘋」了似的，撲到水晶棺前哭得死去活來，護著棺蓋不讓火化工人接近水晶棺。其情景可撼日月。 　　春天本是大自然生機勃發、陽光燦爛、萬紫千紅的好時光。 　　可是，1974年的春天，對於周恩來說來仍是春寒料峭，日子非常嚴峻。年前，江青一夥整周恩來未能得手，他們如何能罷休？此時，他們又發起了「春季攻勢」。 　　「一·二五」大會「四人幫」向周恩來發難；江青要罷田維新的官；她當眾指責葉劍英農曆新春伊始，江青一夥以批判林彪為借口，在首都體育館召開了一個惡名昭著的「批林批孔」大會，後來人們稱之為「一·二五」萬人大會。此會名為「批林批孔」實是「批周公」。當時，中央與國務院各系統的批林大會本該由周恩來召開並主持會議。可是蓄謀已久的江青一夥對周恩來搞了一個突然襲擊。 　　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四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3) 那天下午三點多鐘，在周恩來事先毫無準備的情形下，他們設下了圈套，通知周恩來去首都體育館參加會議。為了顧全大局，周恩來一到會場，首先作自我檢討說： 　　「軍隊的同志(張春橋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在『批林』問題上先走了一步，春橋同志昨天在京西賓館已主持召開了大會。我們中央和國家機關走晚了一步……」 　　周恩來的話音一落，江青、張春橋及其追隨者立即篡奪了會議主持權。他們大聲吼叫：「我們就是要搞鬥爭哲學」，「我們就是要斗、斗、斗……」他們嘴巴緊貼麥克風，聲嘶力竭地吼著、擴音器音量開得又大，發出陣陣刺耳的尖叫聲，令人耳膜脹痛。他們在一片狂叫聲中不乏含沙射影地攻擊周恩來。我同其他領導人的隨員坐在主席台背後休息室里，聽到擴音器里傳來瘋狂的喊叫聲，令我毛骨悚然。 　　我的媽呀！這林彪摔死只有兩年多，中央與國務院各部委剛剛撤銷「軍管會」，恢復與建立部長及部黨組領導體制，全國形勢才出現一點穩定的苗頭，難道「文化大革命」這出悲劇還要越演越烈？ 　　江青不時地站起來傳達毛主席關於「批林批孔」的指示，姚文元也少不了插上幾句應聲蟲似的話。會場上，那一男一女兩個響噹噹的造反派依仗著江青等作後台，以為尚方寶劍在手，仗勢欺人、目空一切。他們在訓人時，氣勢洶洶，大喊大叫，在沒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的情況下，竟然在大會上公開點名批判郭沫若等幾個領導人。他們張狂至極，整個會場氣氛緊張，形勢咄咄逼人，充滿了火藥味。 　　繼「一·二五」大會之後，江青、張春橋之流掀起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波瀾達到了高潮。農曆初五那天(1月2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集了解放軍總政治部和《解放軍報》等軍隊宣傳系統的負責人開會。到會的領導人有周恩來、葉劍英、康生、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和汪東興等人。大會堂東大廳里臨時設置的主席台約高出地面十來公分，領導人坐東面西向著群眾。 　　這天晚上來參加會議的人大多親身經歷了「一·二五」大會，已有了經驗。他們進入會場落座後，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注視主席台上的動靜，交頭接耳，猜測今天晚上的會議又有什麼新花樣。 　　會議由周恩來主持，他神情嚴肅，只說了幾句開場白。 　　江青早已等不及了，跳出來發言：「我們政治局的同志商量了一下，『批林批孔』在全國各地開展不平衡……」江青發言的中心意思是，中央決定要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派駐記者當聯絡員。她著重指出：聯絡員可以參加地方黨、政、軍的黨委會議；有權使用地方上的保密電話機同「中央」直接聯繫；地方黨、政和軍隊領導機關應給予方便與協助，不得進行干預或阻攔，要直接掌握各地的情況。江青的講話已經表明了「中央」對地方各級領導層的不信任態度。 　　江青講話時，張春橋時有插話，康生和姚文元作補充或是註解，但意思也是大同小異。這使出席會議的人都覺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頓生憂慮及不安。會場上寂靜無聲。 　　這時，江青忽然又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喊道：「總政的田維新來了嗎？」 　　「到！我在這裡。」田維新是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是一位高個子的標準軍人。他坐在人群中間，聽到江青呼叫他的名字，立即站起來在原地立正，向江青行了軍禮回答道。 　　「田維新！我問你，《共產黨宣言》是哪一年發表的？」 　　「……」田維新一時語塞，回答不上來。如果事先未作準備，恐怕能答得上來的人不多。 　　「田維新！我問你呢，怎麼不回答？！」 　　 第五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1) 「好像是184……」 　　「你這個總政治部副主任，軍隊高級幹部，連《共產黨宣言》都說不清楚！」江青怒斥田維新。 　　「我，我沒有準備……學習得不夠……」 　　「什麼學習不夠？你還跟我犟嘴？」 　　田維新並不是犟嘴，他說的是老實話。江青不講道理，他只好保持沉默。 　　「來人哪，把他的領章帽徽通通給我摘下來！」江青朝門外大聲吆喝道。 　　立刻進來幾個軍人，走到田維新跟前動手摘下了作為革命軍人榮譽標誌的領章與帽徽。田維新昂著頭一動不動地直立著，一副「視死如歸」的革命軍人英雄氣概，對此未作任何表示。 　　看來，今天的事情是江青成心要整人，她事先作了安排，會場門外的解放軍戰士能招之即來就是證明。 　　此時，會場里的人被江青突如其來的舉動驚呆了，大家瞪大了眼睛，以恐懼、同情和憤懣的目光注視著這一切。我不理解這究竟是為什麼？僅僅因回答不了《共產黨宣言》是哪一年發表的這麼一個問題，以至於在大庭廣眾之下對軍隊一名高級幹部採取如此過火舉動嗎？是否太出格了？！ 　　事情尚未結束，江青的威風還要繼續耍下去。她像「法官」審「犯人」，接著轉向第二個目標，又大聲吆喝起來：「《解放軍報》的華楠來了沒有？」 　　「到！」華楠從人群中站起來向江青行了軍禮回答道。華楠中等個頭，是《解放軍報》主編。 　　「你跟我說說，巴黎公社是哪一年成立的？」 　　華楠一時也答不上來，愣了一下，急得額頭上直冒汗，他似乎說了個「1871年……月……」但未答出幾月幾號。 　　大家都為華楠捏著一把汗，為他著急擔心，怕他遭到與田維新同樣的厄運。但看來，江青的威風也耍得差不多了，再繼續這樣搞下去亦沒有多大意思了。所以她沒有更多地為難華楠，江青自己收篷作罷。 　　不久之後，田維新與華楠都被「靠邊站」、罷了官！有人說華楠和田維新一定在什麼事情上得罪了江青，或是他們代人受過，江青故意找茬進行報復，製造冤案。 　　在那年月，令人不解的是江青在軍隊里並沒有任何職務，她也不同坐在主席台上的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元帥商量一下，竟然擅自向軍人下達命令整軍隊高級幹部，是誰給了她這樣至高無上的權力？要不，怎麼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瘋狂的年代呢？ 　　在這同一次會議上，江青還有一件「張狂」的事情。她在整完田維新與華楠後，會議休息了幾分鐘，除了坐在主席台上的領導人短暫離開座位以外，出席會議的大多數人都不敢離開會場一步，連去洗手間的人也不多。 　　「劍英啊，聽說你有個兒子在空軍，他是怎麼參的軍呀？是不是走了後門啊？」在宣布繼續開會後，江青一坐上主席台就氣勢洶洶地沖著葉劍英責問道。 　　江青本想借題發揮，利用「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機會一再製造事端企圖擴大打擊面來整治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但葉帥當時沉住了氣未予理睬；事後，他專門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談及此事。毛澤東對此表示：參軍走前門的也有壞人，走後門的也有好人。他不讓干擾「批林批孔」大方向，故有關「走後門」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周恩來病情惡化，血尿加重，輸血89次，張春橋叫醫生篡改病理報告單，阻攔周總理及時住院治療，王洪文干擾治療若從1966年往後推遲七年，到了1973年；這一年，對於周恩來，毫不誇張地說，真是一個「黑色的一九七三年！」 　　1月13日因膀胱癌突然出現血尿，病情持續惡化兩個多月，到了3月10日才得以進行最必要的治療。 　　1973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周恩來在國際俱樂部請一位朋友吃完晚飯後便趕往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去主持政治局會議，他在進會議室之前急著去洗手間，我跟進去觀察小便情況，又發現鮮紅色全程血尿，這提示周恩來身上的惡性腫瘤再次複發了，不用說，他對此心裡亦是明白的。總理沒有說什麼，我也只得默默無言地走到會場外面去等候著。 　　 第五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2) 周恩來的健康狀況變得較為複雜，原有的冠心病加重，膀胱癌複發、血尿日益明顯，按理應考慮住院作進一步檢查、治療及休養，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是，政壇上常常是風雲突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恩來的日子愈加不好過了。所以，總理的治病問題只得暫時擱置下來，一直拖到1974年3月12日方作第二次膀胱鏡檢查和電灼術治療。這次治療的效果極不理想，病症很快又複發了。 　　1974年初夏，正是西花廳海棠花盛開的時節。周恩來患的癌症惡化了，病情越來越嚴重。醫療組通過各種途徑進口了必要的醫療設備和藥品，千方百計採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各種內科保守療法，對抑制癌瘤的發展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由於腫瘤發展快、迅速增長、潰爛、出血量增多，流血速度加快，使膀胱里蓄積了大量的血液並凝結成血塊，堵住了尿道內口，致使排尿發生嚴重困難。 　　起初，堵塞在膀胱內的較小血凝塊，解小便時只需稍用力便可以排出去；但稍大一些的血凝塊不容易隨尿流排出去，以致周恩來在排尿時十分痛苦。我見到他用晃動身體、扭動腰部、不由自主地跳動等辦法想把堵在尿道口內的凝血塊移動開，或是擠出來。周恩來痛苦異常。 　　我真恨不得自己能代替總理生這樣的病，替他來承受痛苦。 　　當一些小的血凝塊隨尿流一起比較痛快地排出來之後，總理往往會長長地噓出一口氣，他的額頭已經微微地沁出了些許汗珠。此時，周恩來已受盡了病痛的折磨，精疲力竭地躺到沙發上去靜養一會兒，準備下一個回合的「戰鬥」，因為小便並沒有排出來多少。 　　專家、醫生、護士和警衛人員都心急如焚，但就是插不上手，幫不了忙，不能為病人及時解除痛苦。專家組的醫生們看到自己的病人、敬愛的領袖周恩來總理受這麼大的罪，一個個都難過極了。周恩來每次解小便，不僅痛苦，且有發作心絞痛、心肌梗塞以及嚴重心律紊亂等生命危險。 　　這樣的時刻，周恩來在忍受著巨大的病痛，專家們也在忍受著心靈上的煎熬。大家痛感人類的科學太落後、自己身為醫生的無能，覺得慚愧之至，簡直無地自容！ 　　到了5月上旬，更加糟糕的事情發生了。我們送到北京醫院的尿標本病理化驗結果出來了，報告單上寫著：「發現脫落的膀胱乳投狀癌組織塊！」這說明腫瘤長大較快，癌組織壞死脫落，或許是惡性腫瘤發生轉移的信號。 　　醫療組感到情況實在太嚴重了，總是這樣拖著不解決問題也不是一個辦法。大家心裡已是憤憤然了。於是，再次請求中央領導人接見我們，直接聽取醫療組的口頭彙報。 　　一天傍晚，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接見我們的黨中央領導人有葉劍英、張春橋和汪東興等人。醫療組長吳階平向他們報告了周恩來的病情有了新的發展，提到排尿時的痛苦情形、發作心臟病的危險和尿病理學檢查發現脫落的「膀胱乳投狀癌組織塊」等。這種種跡象表明，癌腫有擴散轉移的可能，請求中央下決心批准總理及早住進醫院採取手術治療，避免發生意外情況。 　　 第六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1) 我認為，吳階平已充分承擔了責任，把問題說得十分清楚，要求提得明確。從感情上說，吳院長盡了心；作為醫生，他盡了應盡的責任。 　　幾位領導人聽完了吳階平的彙報，他們神情嚴肅，相互間也不交換意見，誰也不先開口發言表態。 　　冷場了一會兒，張春橋呷了一口茶，他用右手食指向煙灰缸里輕輕地彈掉一點香煙灰，抬頭看了一下東大廳房頂上那些熟悉的圖案，用眼睛掃視了我們一遍，他語氣平緩、慢條斯理地說：「你們都知道，總理是黨、政、軍，內政與外交工作的總管；他的工作別人無法代替。從現在起，到5月30號，有好幾批外賓要來，最後一個外賓，是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他們都要求總理接見。這是執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需要。所以，起碼要到5月底以後，才能考慮怎麼辦的問題。你們不要急，急也沒有用。我看那份病理化驗報告單上寫的結論，暫時不要告訴總理，以免分散他的精力，增加他思想負擔。如果，你們擔心總理會堅持要看化驗報告單，你們可以先改一下結論嘛。」 　　我聽了張春橋這一番話，差點兒氣暈了。張春橋絲毫沒有為周恩來的健康與治病著想並設法去解決問題，他說了一大堆空話，還要我們篡改病理報告單，豈非唆使我們違法，將來承擔歷史責任。 　　我們三人(吳階平、中南海門診部主任和我)彼此以眼神會意著，沉默了片刻。當時我認為，吳階平的彙報已經把話講透了。他作為醫療組長，已盡了最大的努力。考慮到他的身份，又不宜講得太多，怕「言多必失」，若是說話豁了邊，上頭怪罪下來，誰也擔待不起。假如別人說話過了頭，還可以由吳院長出面來轉圜。 　　我極不贊成張春橋關於修改病理報告單結論的意見，這決不是小事情。因為那是專家們的科學記錄，上面寫著周恩來×年×月×日尿病理學檢查發現：「膀胱乳投狀癌組織塊」的結論，這白紙黑字，誰想要任意改動，勢必要承擔歷史的罪責。 　　我坐在張春橋對面，心裡拿定主意。在「大人物」面前我似乎有點忘乎所以地「放起炮來」：「春橋同志，我不大理解，為了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需要接見許多外賓，只要總理健康狀況許可，本是他的工作職責。現在的問題是，總理的病情嚴重，他患的是癌症、冠心病、大量尿血，尿排不出來，每次解小便時不僅是痛苦，而且非常危險，很可能發生意外情況，危及生命。我真的不明白，總理遲早要住醫院治病的，如果他現在就病倒了、正在醫院搶救，黨中央總會派人接替他的工作。可是，如今用總理的健康和生命安危作代價，去接待外國貴賓的做法，這樣的代價是否太高了點？」 　　我一邊說著話一邊注視著張春橋臉上的神情變化。他大概沒想到，一個小小的保健醫生，好大的膽子，居然頂撞我張某人，真是膽大妄為！張春橋一臉的不高興，眼看著他的雷霆之怒即將發作，一場暴風雨就要來臨。眼下，我不能顧忌太多。「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既不後悔也不害怕。 　　「春橋同志，我覺得那張病理報告單還是不要改動的好，至於跟總理怎麼說，我們回去會商量妥當的……」言不盡意，不吐不快；我搶在他發作之前，趕緊補充道。 　　我說話時，看到張春橋臉上神色變化的瞬間，腦子裡忽然冒出來我初次看見張春橋的情形。記得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大概是那天上午10時許，群眾大會結束後，各路遊行隊伍經長安街由東往西行進，接受毛澤東主席的檢閱。大概毛澤東感到有點累了，他進入城樓大殿內，在面向大殿正門裡邊的大沙發上靠著吸煙與小憩。 　　通常，在這種時候，除了周恩來走到毛澤東跟前談工作，或是德高望重的朱德坐到兩側沙發上休息外，不僅我們工作人員，即便是領導幹部亦很少從主席面前走來走去的晃悠。 　　就在這時，一個大約五十歲左右，中等個頭，滿頭烏髮，長方形臉盤，眉毛濃密的人，引起我格外的注意。他戴著棕色玳瑁邊眼鏡，穿著剪裁合體、熨燙得筆挺的深灰色中山裝，看上去春風得意，躊躇滿志。他雙眼直視前方，不顧盼左右，不跟任何人打招呼，給人一種小人得志、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感覺。 　　txt電子書分享平台 書包網 第六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2) 這個人究竟是誰呢？有人告訴我，他就是原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剛剛調來北京的「大筆杆子」、「中央文革小組」大紅大紫的實力派人物張春橋。 　　這時，張春橋走到大殿中央大門口，正好擋住毛澤東的視線。他站在那裡，用手抬了一下眼鏡架，雙臂交叉在胸前，目光注視著天安門廣場上參加###的、載歌載舞的百萬群眾和通過天安門前的遊行隊伍。他們或手執彩旗或捧著鮮花，向城樓上狂呼「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張春橋好像也在大模大樣地接受群眾的歡呼。 　　此刻，坐在我對面的這位張春橋，已今非昔比，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一位權勢很大的人物。他平素頤指氣使，動輒訓人，不可一世。今天，我這個小大夫真是吃了豹子膽，竟敢同他較真兒。我那時雖已過不惑之年，但做起事來仍有點愣頭愣腦的不計後果。因為一心只想著給周總理及早住醫院治病，才斗膽向首長「進言」。心想，要是真的冒犯了張春橋，到時候葉老帥和汪東興總會幫我說幾句公道話。 　　張春橋平常少有笑容，這時板著的面孔拉得更長了。我最後一句話還沒有說完，便見他呼吸急促，不停地吸煙，眼鏡玻璃片後面的那對黑珠子瞪得溜圓，向外凸起。他終於發怒了，漲紅著臉，用右手在茶几上使勁地一拍，站了起來，此刻失去了平常看來有點做作的「紳士」風度，這個在滬上呆久了的山東人，以略帶一點上海口音的普通話斥責道：「張醫生，你不理解？你……怎麼這樣說話？啊？」 　　見他發這麼大的脾氣，我低著頭，沒有馬上同他爭辯。稍停片刻，待他消消氣，我還是要將心裡話說完。再說，讓我接受中央領導人的接見，就得代表周恩來醫療組發言。我看了看葉帥和汪東興，他們兩位的臉上比較平靜，我又「斗膽衝天」地發言了：「春橋同志，我是個醫生，領導上把我派在總理身邊做保健工作，我日夜隨侍在側，眼見著總理每次排尿時那種難以忍受的痛苦，實在著急，看不下去，心裡有一種負疚感。因此，只希望中央儘早下決心讓總理住院治療。早治療就痛苦少、危險小、康復快。總理也可以早日為黨做更多的工作。這件事主要是個時機的問題，我想您肯定是理解的。」 　　張春橋的怒氣尚未完全消掉，他像是一下子被噎住了，只是狠狠地朝我乾瞪眼，半晌沒有吱聲。 　　會議沉默了好一會兒，不知道是葉劍英還是汪東興說：「你們不要急，你們的心情能理解，我們再研究一下。好吧，今天就這樣吧。」大家才站起來握手告辭。 　　這件事，使我後怕了好長時間，周恩來故世後，我堅決要求調離中南海，得到了鄧穎超大姐的理解和葉帥的幫助。此後，雖然我在解放軍總醫院掛名，實際是在中國醫學科學院附屬腫瘤醫院進修。三〇一醫院的領導和同仁們對我多方面的關照，迄今我依舊銘記在心。當然，那時候我並沒有預料「四人幫」會這麼快垮台。 　　1973年3月10日，周恩來在玉泉山做第一次膀胱鏡檢查及電灼術，那時腫瘤較小，治療效果顯著，血尿很快消失。但治療後只間隔七個月，即同年10月便複發了。第一次腫瘤複發，可能由於術後休息不夠、化療未能按預定方案進行，加之諸多不愉快的心境等因素，一直拖到1974年3月12日，才進行第二次膀胱鏡檢查與電灼術治療。 　　第二次治療的效果不理想，術後不久，腫瘤再次複發了，並伴以大量血尿。自4月份起，病情日趨嚴重，膀胱內每天的出血量從幾十毫升至二百多毫升。周恩來的體質漸漸虛弱，冠心病加重，面部輕微蒼白，走路、洗漱等活動都會使呼吸與脈搏加快。但是，周恩來的工作仍未能停下來。醫療組成員都很著急，中南海門診部主任卞志強和我，把總理的血尿標本裝在透明的玻璃瓶內直接送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政治局會議現場，讓黨中央領導人「耳聽為虛，眼見為實」，親眼目睹血尿的嚴重情況。呼籲黨中央儘早批准總理住進醫院作進一步檢查、治療和休養。有時，也請吳階平院長陪同我們一起到京西賓館、釣魚台等處見中央領導人。 　　 第六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3) 我們到張春橋那兒，他面無表情，看似嚴肅，實際上是冷冰冰，講幾句「總理的工作實在太忙，我有機會也勸勸」等空話打發我們；那位王洪文副主席的態度好像隨和一點，但也不過是哼哼哈哈，支吾其詞應付著，不解決任何問題。 　　唯有到了葉劍英那裡，就像回到了家，見到了親人。在他面前，我們無話不說。他對總理感情至深，詢問總理的病情最仔細，待我們非常親切和熱情。他不僅了解、理解、體諒和關心我們，還幫助我們出主意，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凡接觸葉帥多的幾位專家，都有這種感覺。 　　周恩來的病在一天天地加重，血尿量增多，經醫療組討論，認為不能坐等上面的批示，決定在周恩來住院前，先在西花廳家裡輸血。根據小便中失血量的多少、血液化驗中血紅蛋白丟失的情況預定每星期輸血兩次，每次輸血200毫升。如有必要，可以臨時決定增加輸一次血，也是200毫升。 　　1974年4月，周恩來在西花廳生平第一次接受輸血，到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病故，共輸血89次之多，但沒有發生一次哪怕是極輕微的輸血反應。這樣長時間、大量輸血而沒有發生任何反應，即使在今天看來也還是一個奇蹟。這個工作，多虧著名外科專家吳蔚然教授的親臨指導，也是中南海門診部的同人們不辭辛勞、長期堅持、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之結果。 　　江青、王洪文一夥干擾周恩來治病的一個典型例子是，1974年4月的一天下午三四點鐘，周恩來正躺在卧室床上接受輸血治療。房間里靜悄悄的，只有吳蔚然、兩個護士和我共四個人。輸血大約進行了四十多分鐘，輸液瓶里還剩下不到1／4的血量，周恩來亦已入睡，發出輕微的鼾聲。這時，忽然聽到房門下邊地毯上有淅淅沙沙的聲音，大家注目一看，見是從門外塞進來一張紙條，我過去撿起來一看，上面寫著：「王副主席的廖秘書打來電話，通知總理到大會堂去參加政治局會議。」紙條的落款是總理的秘書紀東。 　　紀東辦事歷來細心，他知道總理在輸血。他寫此紙條乃奉命照辦，事出無奈。我同吳蔚然商量，所剩血液不多了，總理睡得正香，不忍心去叫醒他，待輸完血再叫他。周恩來重病之事，上面是知道的。吳蔚然同意我的意見，我拿起一張便簽，用鉛筆寫道：「小紀，總理睡著了，大概再過二十多分鐘，輸血就結束了。請你報告一下鄧大姐，如果她同意，你給廖秘書打一個電話，請他報告洪文同志。」張佐良簽名。 　　不多幾分鐘，房門下邊又塞進來一張紙條，同吳蔚然一起看，見是鄧大姐的筆跡：「王副主席處的電話已經打過了，還是要叫醒總理去參加會議。」鄧穎超簽名。 　　我與吳蔚然面面相覷，覺得連鄧大姐都不便阻擋，儘管我們心裡對此不高興，可也不得不照辦。 　　我不情願地讓護士叫醒周恩來。他以為是輸血結束了。我只得向總理說明了情由。 　　「你們為什麼不早一點告訴我？這個血，我不輸了，馬上拔掉針頭，我起床開會去！」周恩來不悅地說。 　　大家趕忙取下針頭，局部貼上棉花與膠布，幫助周恩來起床更衣後，去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 　　事後我們打聽到，那次政治局會議並沒有特別重要的議題非周恩來出席不可。可見江青之流明知周恩來身患絕症仍帶病堅持工作，因大量血尿而在家裡輸血，他們就是故意進行干擾破壞，使周恩來不得安寧。這是一種非常殘忍、毫無人道的迫害行為，是對周恩來肉體及精神上的雙重打擊。 　　書包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七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1) 周恩來終於告別了西花廳，住進三五醫院。 　　1974年6月1日，周恩來住進了位於北海公園西側的解放軍三五醫院。那時，他的膀胱癌已多次複發，血尿不止。血尿多時便形成凝血塊堵塞尿道內口，使得排尿時痛苦異常，甚至在沙發上翻滾。我們真擔心這種情況會引發心臟病而危及生命。 　　住院期間，由京、津、滬三地著名的內科、泌尿外科、麻醉科專家、中醫專家和有經驗的臨床護士等組成醫療小組，吳階平教授為醫療組組長。醫療組受毛澤東的囑託，在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精心地制定每一項診療措施。人力和各種儀器設備是充足的、先進的，達到當時的國際一流水平。 　　全體醫護人員分組日夜輪班，守護在周恩來身邊。因為人人都敬重周恩來，大家都恪盡職守，渴望周恩來的生命能夠延續。 　　1975年9月下旬，專家們確診周恩來的腫瘤已經廣泛轉移，病情惡化已經到了晚期，在報請黨中央批准後，進行一次重大的手術，目的只是減輕痛苦。 　　位於中南海大院內西北角上的西花廳，是一座舊王府式的兩進四合院。整個院落尤其顯得莊嚴、樸素、幽靜和美麗，那是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生前在此居住的地方。 　　1974年5月，周恩來因長期超負荷地工作、沉重的心理壓力，致使癌症久治不愈、病情惡化。5月31日，周恩來還硬撐著同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簽署了中馬建交公報，陪同毛澤東主席接見了拉扎克。他在西花廳睡了最後一個好覺。 　　6月1日近中午時刻起床，早餐畢，周恩來到辦公室里整理了一會兒文件，向秘書交代了一些工作後，穿著中山裝，披上那件深藏青色大衣，在鄧穎超、身邊人員、醫生及護士的陪伴下走到院子里。 　　此時，為周恩來開車多年的司機楊金明師傅，早已將那擦得烏黑鋥亮的總理座車停在了辦公室外的院子里。周恩來臨走時，站在汽車旁，用目光將整個院子細細地看了又看；嗣後，面對他為國為民殫精竭慮地工作過的地方佇立良久，目光注視著居住了長達26年之久的辦公室，凝神不語；業已心力交瘁的周恩來，終於不得不離開他非常鍾愛的、無數個日日夜夜為民操勞的辦公室——西花廳，住進醫院接受外科手術治療。 　　以往，周恩來雖然曾經因出國訪問、陪同外賓去外地參觀，或是到下面視察工作等原因而多次暫時離開過西花廳，但他決沒有想到，這一次，是他有生之年最後一次離開西花廳，是他跟這所院落的永別。 　　三五醫院自建院以來，住進來的第一位黨中央高級領導人，就是周恩來總理。他，自打住進醫院以後，再也沒有出得了院。 　　這所醫院，位於北海公園西岸的養蜂夾道，是一幢青磚與鋼筋水泥混合結構的四層樓建築物。除了冬季外，它在綠陰相掩之下，並不太引人注目。中蘇「珍寶島」武裝衝突以後，全民備戰的氣氛很濃，在那「山、散、洞」口號的年月里，專為毛澤東主席修建了這一所戰備醫院。但是，毛主席一直沒有到這所醫院去住過。 　　大樓的第一層是專為黨中央領導人設置的，房屋的牆體結構厚實堅固，房間寬敞明亮。第一層共有兩套病房，中間與通往電影廳的內走廊相隔，周恩來住的是西側那一套。自西往東數起，第一間是儲藏室，依次為洗手間、會客廳、辦公室與卧室，卧室往裡的最後一間，便是寬大的洗手間。後來，為了使總理叫醫生方便，這個供來客使用的洗手間，就成為我的值班室。我用一塊單人床的木板蓋在洗澡盆上，作床鋪用。 　　房間里的照明是採用槽燈。這種槽燈是安裝在房頂四周的暗燈，你看不見燈的裝置，它是發光極強的碘鎢燈管，用好幾道開關控制光線的強弱。槽燈的優點是光線既亮又柔和，亦不刺激眼睛。假如在初冬時節尚未供暖的情況下，感到室內溫度不夠，可將槽燈全部打開，只需幾分鐘時間便可使室溫升上來。周恩來是怕熱的體質，一般在夏秋季節的夜晚，我們只為他開幾個槽燈就足夠了。另外，採用壁燈、落地燈、床頭燈作為輔助光線。 　　 第七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2) 卧室與辦公室之間以木製格柵，並用絲絨帘子拉上分隔。病室內的陳設簡單、明快和實用。卧室內的病床與東牆垂直放置；睡覺時，腳頂東牆頭朝西。床頭立有屏風用以遮風擋視線。床頭兩側各置一個床頭櫃，右邊放一隻痰盂；床腳兩側各放一把軟椅子，卧室里還有幾把軟椅供每天來看望總理的鄧穎超或向總理彙報和解釋病情的專家，以及臨時來訪的客人使用。卧室西南角的一張桌子上放著醫療用品。在卧室門約兩米處，放著一台先進的心臟監護器(那時還沒有無線遙控心臟監測儀)，一部雙層、放滿急救藥品、注射器，以及各種敷料和器械的醫用手推車，就擺在屏風後面。 　　 第八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1) 洗手間就在卧室裡邊，只隔一道門，十分方便。裡邊有普通的浴池、瓷質盥洗池、抽水馬桶、小便池和一張躺沙發。另有一隻沒膝的鐵皮水桶，因總理的心臟功能不好，雙下肢浮腫，故每天晚上臨睡前給他用溫水泡腳以活血通絡、驅寒保暖與消除浮腫之用。 　　卧室外的辦公室，有一張寬大的辦公桌靠窗安放著，桌面鋪有綠呢檯布，總理不喜歡使用玻璃台板。桌子左側有一隻普通沙發，還有一隻是我國著名勞動模範、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倪志福，特意為重病中的周總理親自精心製作的鋼製活動搖椅。後來，這種鋼製搖椅推廣給幾位老元帥與其他高齡的中央領導人使用。 　　周恩來住進醫院後，葉劍英親自來過問各種大小事情。他向管理部門明確交代：總理這一次住院治病，你們要有一個「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你們要照顧好專家、醫生、護士及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要讓他們住好、吃好、休息好，要搞一點娛樂活動，如給他們放一些電影片子看看，調節一下生活，不要搞得太緊張，專家們的身體累垮了，對總理治病不利。 　　葉帥還專為專家及醫護人員等的伙食標準作了具體規定。 　　平時，專家每人每天的標準是一元兩角，其他人一律八角。在周恩來做手術的前兩天及後三天，專家與其他人員，一律每人每天一元八角；每天要給專家吃水果等。葉帥對大家無微不至的關懷，令我至今難以忘懷。 　　按照葉老帥的指示精神，為了使周恩來休息好，我們想盡一切辦法保持病室安靜。病房上面的二層樓空著，專家及醫護人員都住到三層以上。這樣，對他們的生活也方便，比如總理休息後照樣可以使用抽水馬桶或者洗澡盆等，這樣不至於因水管子發出雜訊而影響總理休息。 　　葉劍英在周恩來每次手術前，都要聽取醫療組的情況彙報，他還親自到設在醫院地下室的食堂去看望、慰問和感謝廚師與生活管理人員，向他們拱手致謝和囑託說：「你們的任務，是照顧好專家們的伙食，保證他們的健康，這就是照顧好總理了，前線同後方的目標只有一個，都是為了給總理治病。」 　　那個時候，電視機還沒有普及，被列為奢侈品之類。我們只有一台彩色電視機作為公用。晚上看節目時，電視機前要擺放好幾排座位，大家主動給老專家以「優待」，請他們前排入座。大約過了幾個月，上面又撥給我們一台彩色電視機，把它放在專家居住的樓層公用。 　　在當時情況下，葉劍英不僅是周恩來的親密戰友，他作為黨中央副主席，由他親自出面過問與周恩來醫療組有關的事情，他起的作用是絕對重要的。我們不能忘記，那時候的「四人幫」還在台上猖狂呢！ 　　1974年6月1日，周恩來做了第一次膀胱癌切除手術，手術的效果比較滿意，手術刀口癒合良好，血尿很快便消失，總理的精神與體力的康復亦很快，周恩來和鄧穎超都為之高興，自不待言。 　　葉劍英向醫療組表示慰問和感謝；身邊的工作人員也皆大歡喜。 　　但是，醫療組的專家們對此並不太樂觀，大家心裡仍感到不踏實。因為，自從1973年3月10日，在玉泉山作第一次膀胱癌電灼術以來14個月中，已經複發了3次，可算是頻繁發作了。儘管在嚴密監測和斷續地進行化療的情況下，每次複發都來勢較猛——大量尿血，致使身體十分虛弱。特別是1974年3月12日電灼術後，不到一個月，腫瘤複發，血尿更加厲害。 　　周恩來醫療組的專家們深深體會到，給總理治病，是一件極為艱難的工作。因為，無論如何大家都難以理解周恩來為什麼不能放下手頭的工作，不能痛痛快快地接受醫生的建議，立即住進醫院去治病?周恩來的工作精神及他的精力，尤其是夜間工作的本事，確實沒有人能夠比得上他。西花廳的燈光「長夜不滅」，是為世人所熟知的。 　　周恩來抱病赴長沙，面見毛澤東；毛澤東說：「總理還是總理。」「四人幫」的「組閣」夢徹底破滅 　　書包網 www.bookbao.com 第八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2) 1974年6月1日，周恩來在三五醫院做完第一次膀胱癌手術後的康復情況比較順利。其時，國家政治生活中正在醞釀著一件大事，那就是即將召開「四屆人大」。「四人幫」正圍繞著組閣人選問題想找借口打擊得到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等老一代革命家支持的鄧小平。那時，鄧小平主持黨、政、軍全面工作。「四人幫」妄想著只要把鄧小平和他的支持者都整垮了，他們就可以掌握「組閣」的人事安排權。為此，「四人幫」乘周恩來住院養病期間，策劃於密室，忙得不亦樂乎。 　　恰在此時，江青得到一個有關「風慶」輪問題的消息，她覺得抓到了打擊鄧小平等人的好機會。她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借「風慶」輪問題製造事端，向鄧小平發難。 　　所謂「風慶」輪事件，那是幾年前經周恩來批准，從國外購進了幾條輪船，用以擴充和增強我國的海運事業。「四人幫」則將此事無端地上綱為「崇洋媚外」、「洋奴哲學」、「買辦資產階級思想」，還批判所謂的「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是「修正主義」和「賣國主義」，並扣了一大堆帽子。 　　「四人幫」威逼鄧小平，要他必須對「風慶」輪事件表態：你是「支持」還是「反對」?事情已經十分明顯，批判的矛頭是直指周恩來的。鄧小平已是忍無可忍了，他以嚴厲的口氣回擊江青道： 　　「我還要調查，不能搞強加於人，一定要贊成你們的意見!」 　　鄧小平講完話，便拂袖而起，憤憤地離開了會場。 　　這還了得，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有誰敢於當面頂撞這一位「旗手」啊?鄧小平真是捅了馬蜂窩。 　　「四人幫」推舉王洪文立刻飛赴長沙求見毛澤東，來個惡人先告狀，狀告周恩來和鄧小平等人，並說鄧小平在北京「大鬧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在醫院養病期間，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頻繁出入醫院，他們在商量「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 　　王洪文以為，他向毛澤東進行了這一番煽動性的「彙報」，定能得到主席的讚賞和支持。豈料毛澤東聽完他的情況彙報，大為惱火，十分嚴厲地批評了王洪文，指出對鄧小平有什麼意見，可以當面提，不要背後搞，應多跟總理和劍英同志談談，不要總跟江青搞在一起。 　　毛澤東雖然在外地養病，但他對黨和國家的大事仍在掌握之中。有關「風慶」輪問題，他早已知道。在他看來，這是一件小事情，況且李先念他們正在解決當中，不值得如此小題大做。 　　後來，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一封信中指出：「不要多出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 　　至囑。」 　　毛澤東訓斥「江青有野心，想做黨的主席」。 　　毛主席明確提出：「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由總理與王洪文主持。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至此，圍繞「四屆人大」組閣問題的大局，由毛澤東一錘定音。消息很快傳到了北京三〇五醫院，周恩來得悉，感到了莫大的欣慰，並傳達給葉劍英及李先念等人。他們一致表示擁護毛主席的指示，支持鄧小平的工作。 　　「四人幫」在「組閣」問題上，算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沒有撈到任何好處，相反還挨了毛澤東嚴厲的批評。鄧小平沒有被整垮，反而更加職高權重了。這使他們懷恨在心，為日後變本加厲整鄧小平埋下了伏筆。 　　1974年11月下旬，葉劍英元帥用保密電話了解周恩來的病情後，以十分嚴肅的語氣問道：「張大夫，總理能不能外出幾天?」 　　我聽了葉帥這突如其來的話，一時有點發愣，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心想，周恩來剛做過膀胱癌電灼術後沒有幾天，仍有血尿，身體還虛弱，正在康復當中。他有較重的冠心病伴有心律不齊等，怎麼能隨便外出呢?再說，總理目前的健康狀況，葉帥是清楚的。他現在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肯定有他迫不得已的苦衷。葉老帥在電話中正等待我的回答，我不能沉默不語。 　　 第九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1) 「您知道，總理正在康復當中，身體比較虛弱，若能再過一段時間，病情穩定一些再外出，我們的把握就大多了。」我略微思索後回答道。 　　他老人家聽了我的話似乎放心了一些。他關切地說：「還有一些時間，你作好外出的準備工作，挑選一個精幹的醫療班子。 　　現在，不要跟任何人講，要保密。」 　　我覺得此事責任重大，不讓我跟任何人講，心裡有點不踏實，起碼要先跟鄧大姐通個氣吧。我很快將葉帥交代的任務報告了鄧大姐，並提出了醫療班子的人選和準備工作的設想。 　　「你就按葉帥的意見辦，醫護人員就這麼定，不必再同其他人說了；作好準備工作，等待通知。」鄧穎超聽了我的彙報後吩咐說。 　　從鄧穎超的口氣中可以判定，她是心中有數的。 　　周恩來住在三五醫院期間，葉劍英幾乎每天親自打電話了解病情，即使他出差遠在海南島，也不例外。有一次，深夜11點鐘左右，有人喊我接電話，當我拿起話筒，總機接線員告訴我：「是葉帥打來的電話。」 　　「葉帥，我是張大夫，您好!」我知道，葉劍英與周恩來是同齡人，我以感激的心情向他問候：「這麼晚了，您還沒有睡啊?」 　　「張大夫，我現在在海南島。總理的情況怎麼樣?」他老人家仍以濃重的廣東梅縣客家人的鄉音，向我了解總理的病情。 　　我們每天都要對葉帥報告周恩來的病情，他每次問得很細緻。這次葉帥來電話的當兒，正好周恩來那兒也要找我說事，故只能向葉帥簡要地彙報了幾句，好在他對總理的病情都了解。 　　葉帥一聽是周恩來要找我，就說：「好吧，就這樣，你去吧。」 　　便將電話掛斷了。我當時想，葉帥遠在海南島，這麼晚了，他老人家還沒有睡覺，心裡總牽腸掛肚地惦著總理的病情。這老一代革命家之間，近半個世紀的友誼，至深至誠，就是不一樣。 　　12月的一天晚上，葉劍英來電話問：「今天總理的情況怎麼樣?」 　　「沒有新情況，還算穩定。」我只是簡單地回答葉帥。 　　葉劍英又詳細地詢問了總理日常的飲食起居等情形後，用相當慎重的語氣向我交代說：「下個禮拜，你們要陪總理去長沙，見主席。」 　　他講完後，叮囑再三：「要嚴守機密，千方百計護理好總理，絕對不能出意外事情，要安全返回北京。關於出發的時間，你們等待通知吧。」 　　這次，周恩來抱病親赴長沙，面見毛澤東，商談向「四屆人大」提出政府各部門組班子的名單等重要問題。周總理赴湖南前，他們已議論過多次，覺得周恩來最了解毛澤東，由他親自去一趟長沙，向毛主席當面陳明情況，可能有利於解決「組閣」等重大問題。 　　12月23日，由警衛科長、警衛員、協和醫院的心臟內科專家方圻教授、泌尿外科主任吳德誠教授、保健醫師張佐良及護士許逢生等人隨同周恩來，由西郊機場乘專機直飛長沙。 　　我們在近中午時抵達長沙市，住在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園2號樓。 　　周恩來午飯後小憩不到一個小時，便在床上按電鈴叫人，值班警衛員、護士、醫生等人進入總理卧室，剛開亮電燈，他就問：「洪文同志來了嗎?」 　　「還沒有到。」有人回答道。 　　大家勸總理再躺在床上休息一會兒，養養神。他不肯，堅持要起床。我們只好幫他更換衣服，到客廳休息。 　　專家們聞聲急忙趕到周恩來卧室外等候。他們主要擔心膀胱癌出血，也怕過於勞累誘發心臟病或其他不舒服。我們都牢記葉帥再三交代的，要總理安全返回北京的重託。這使大家都感到肩膀上的分量很重。所以，不敢稍有懈怠，一聽到有點動靜，馬上主動地趕來了。 　　周恩來在客廳里沙發上坐等了一會兒，似乎有點焦急。他不時地站起來，到走廊里漫步，有時到大門口去張望。大約在下午5點鐘，周恩來剛回到客廳坐下一小會兒，有人來通報說，王洪文到了。 　　書包網 bookbao.com 想看書來書包網 第九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2) 王洪文進入門廳，一見到周恩來，在握手時就連忙解釋：「昨晚上有點事，睡晚了……」 　　周恩來未等他再往下解釋，便用不太高興的口氣說：「你這麼晚才來，主席已經起床了，在等我們呢，我們走吧!」 　　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園的院子不大，坐汽車一忽兒便到了毛澤東住地1號樓大門口。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已在那裡迎候著，他們引周恩來與王洪文去見毛澤東。 　　在1號樓的門廳里，我見到了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他是隨王洪文一起來長沙的。廖是上海人，二十幾歲。此人甚健談，喜交際，據說是王洪文在上海打天下時的小兄弟。 　　周恩來外出，一向輕裝簡從。此次來長沙面見毛澤東，和毛澤東同住一個院子里，兩座樓之間的距離很近。假如他的健康狀況許可，那麼到毛澤東那裡去開會，肯定是步行往返，決不會坐汽車的。 　　這次，周恩來只有一輛座車，每次去1號樓，只有一名警衛和一個醫生隨同前去。保健醫生只有我一個人。所以，我每次都跟著，隨周恩來到長沙的其他人員都在2號樓待命。 　　有一天晚上，我和警衛科長隨同周恩來到了1號樓，總理便進主席房間去談工作了。不知何故，那一天，王洪文沒有去。我們在門廳里等候，負責毛澤東警衛工作的張耀祠同志，走過來與我們坐到同一張大沙發上。 　　「你們要記住，從現在起，不管誰到你們那裡去，都不許跟別人講，一定要保密。」 　　全國解放前，警衛科長曾當過張耀祠的警衛員，他們之間是老首長與老部下的關係，故耀祠對我們的叮嚀，無疑是一番好意。可見，這「謹言慎行」四個字，恐怕是黨中央領導人身邊的工作人員的起碼素質。 　　我常隨周恩來出入各種重要場合，見到王洪文的機會自然很多，也早就認識王的秘書廖祖康，我同他也算得上是個「老鄉」。但我就是恪守上面提到的「謹言慎行」的原則，不主動與他閑扯。這或許是受西花廳「周家作風」的熏陶吧。因此，我對張耀祠的囑咐，聽起來很自然，理當遵守。這不僅有利於保守黨的機密，對本人亦可少添麻煩。 　　12月26日上午，周恩來在2號樓住地休息。因事情辦得順利，故昨天夜裡睡眠還不錯。通常，上午是毛澤東睡覺時間，不會叫周恩來過去。由於秘書沒有隨周恩來來湖南，所以他手上沒有需要批閱的文件，想了解一點情況亦不方便。有人向周恩來提議玩撲克牌，他平常忙於工作，哪裡有時間玩撲克牌。他不會玩什麼花樣，只會打「百分」。我也不善於此道，好在有人陪他玩，我在一旁觀戰。 　　大家只玩了幾圈牌，便有人送來了《參考消息》清樣。周恩來讓我念給他聽。 　　「12月×日，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出現在韶山，參觀毛澤東舊居……」一條法新社的消息這樣報導。 　　「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在湖南長沙橘子洲頭……」這是另一家外國通訊社的消息報導。 　　「王洪文副主席頻頻地在長沙臨近出現，說明中共主席毛澤東就在湖南長沙。」一位外國記者敏銳地評論道。 　　周恩來聽了這些消息，將手上的撲克牌朝桌子上一甩!「他怎麼到處亂跑，這樣不是暴露了主席活動的地方了嗎?」周恩來十分生氣地說。 　　因為這些消息都是前一兩天的事，所以周恩來吩咐身邊的人打電話問一下王洪文走了沒有。 　　大家一見這種情形，知道周恩來已無心繼續玩撲克牌了，便各自回房間去了。 　　12月26日，是毛澤東主席誕辰。這天下午，周恩來從毛澤東那兒談完工作，準備坐汽車要返回2號樓。 　　「停一下，叫平化同志(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上車來，我有事跟他說。」汽車剛要啟動，他對司機說。 　　警衛員下車去叫張平化。這是輛雙排座汽車，我立即下車給省委書記騰出座位來，自己步行回到了2號樓。 　　那幾天，我成天跟著周恩來轉，總處在一種莫名的緊張心理狀態，沒有理會這一天是禮拜幾，也不曉得今天是幾號。待我回到了2號樓，有人告訴我：「方才總理在汽車上向張平化交代，今天晚上在2號樓慶祝主席生日，晚飯吃麵條，菜要搞得簡單些。 　　書包網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九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3) 參加的人不要多，擺兩桌就可以了。總理指定地方上的負責同志，有張平化、李振軍(湖南省委書記之一)及其他軍、政領導人。」我這才醒悟過來，這一天，原來是12月26日。 　　晚飯時，地方黨、政、軍領導人等陪同周恩來坐主桌。專家和其他隨員們另開一桌。那天，未見王洪文來赴宴。 　　宴席上，周恩來的興緻很高，他幾次站起來舉杯為毛澤東主席健康乾杯!只因他重病在身，不勝酒力，只喝了第一杯酒。接著，他先是以水代酒，後來叫他的隨員代表他向大家敬酒。 　　席間，聽張平化書記介紹說，毛澤東在湖南休養期間，身體恢復得很好，這幾天情緒特別好。毛澤東看了工作人員為他燃放煙火與爆竹，看得很高興。當我們聽完張書記的介紹，得知毛澤東身體健康，精神愉快，大家由衷地感到高興和欣慰。為此，大家紛紛起立，頻頻舉杯，觥籌交錯，敬祝毛主席健康長壽! 　　那時候，人們心目中的確認為毛主席的健康長壽，是中國人民的最大幸福，中國不能沒有毛澤東! 　　由於周恩來事先有交代，晚飯的菜雖說不很豐富，但是，湖南名酒「白沙液」的供應很充足。席間氣氛異常熱烈、輕鬆、無拘無束，大家開懷暢飲。有四五個人喝得過了點量，但未鬧出什麼笑話來。 　　北京來長沙的客人，對於湖南醇香撲鼻、口感不錯、喝起來蠻上口的「白沙液」酒並不熟悉，誰知道它的後勁還是挺厲害，有人喝了「白沙液」，又喝「茅台」酒，這兩種高濃度白酒合起來的作用，使一些久經「酒精」考驗的人也被「撂倒」。 　　周恩來患病以來，未曾有過這樣好的情緒。看來，周恩來這次長沙之行，同毛澤東談得比較順利，在重大問題上取得了一致意見，毛澤東支持了周恩來。周恩來在蓉園2號樓，為毛澤東生日設壽筵慶祝，是不平凡的，是具有重要政治含義的舉動。 　　長沙蓉園2號樓的房間本不算少，能讓隨員們住的房間距離周恩來的主房間較遠，而主房間旁邊的「標準間」太少。儘管總理隨員不多，但從工作考慮，除了警衛人員外，醫療組的專家與護士都必須緊挨著總理的房間為好，便於隨時呼叫。只因「標準間」不夠用，我在靠近周恩來卧室外的走廊里臨時支起一張行軍床，用屏風擋起來，就算是敝人的卧室了。 　　26日午夜時分，周恩來接到毛澤東那邊來的電話，請他過去談工作。我與警衛一起陪同他坐車去1號樓。到了1號樓，周恩來與毛澤東進行了四個小時的長談。可以說，這是毛澤東、周恩來生前最後一次長時間的談話。 　　按照醫療方案規定，白天，周恩來應該每四小時服一次葯。 　　此刻，已到了後半夜，一天的葯已經服完了。如今他重病纏身，深夜堅持工作，我考慮加服第五次葯。可是，我哪敢冒昧去打擾兩位領袖的談話。 　　大約到了凌晨3點鐘，我有點坐不住了，覺得不能光怕「打擾」，想起離開北京前，葉帥的「無論如何不能發生意外」和「要安全返回北京」的囑託，我幾次請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人員，了解談話是否快要結束了，若將要結束，就不再進去送葯了。但得到的迴音都是「不知道」，因為誰也不敢冒失地闖進去張望，更不要說打聽了。 　　最後，我只能把給周恩來服藥的小藥瓶，請毛澤東處的工作人員送進去，給他服用，這才稍微放心了一點。 　　其實，這也是我常用來提醒周恩來休息、進餐、站起來活動一下身體的辦法，這是一種信號，以期得到他的默契與配合。這個做法，常常是成功的。 　　這時，我獨自到院子里去散步，呼吸新鮮空氣。冬日長沙的深夜，室外溫度也很低，加之潮濕陰冷，這種感覺比之北方的乾冷更難受。到了凌晨4點鐘樣子，東方微露魚白，晨星稀疏，在室外呆的時間長了，更感到身上冷颼颼的，便回到1號樓門廳內。 　　我剛開門掀起帘子，見到周恩來正同毛澤東的秘書在說話，我又退了出來，回到汽車上坐等。 　　 第九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4) 又過了二十多分鐘，仍不見周恩來出來，我同警衛員商量，決定都下車，到門廳外等候，必要時，走進去提醒他回住地休息，即使挨他的呵斥，也要進去「冒險」催促一聲。否則，總覺得自己還不夠盡責。 　　主意已定，我們就下車走近門廳，聽到周恩來跟他們說：「康生這個人，歷來極左，他在延安時期就是這樣。剛才主席也說了……」我們趕緊主動離開門廳，免得人家說是「偷聽機密」。後來，他們又說了些什麼，便不得而知了。 　　將近天亮的時候，我們聽到周恩來說話的聲音大了起來，這常常也是他給我們隨員的「聯絡信號」。他用這樣的辦法提示身邊的人，他的談話結束，準備走了。這時，門帘拉開了，周恩來同他們握手告辭：「你們辛苦了，謝謝你們照顧好主席。」 　　1975年，周恩來向外賓透露：「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吳階平：「要如實告訴總理。」鄧小平：「減少痛苦，延長生命。」 　　1974年12月以前，我們已經發現周恩來患有結腸癌。可是，他受黨中央多位高級領導人的重託，必須親赴長沙面見毛澤東，完成歷史賦予他的重要使命。醫療組遵照葉帥的指示，不得不將腸癌的治療推遲了下來。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終於順利召開，周恩來總理在大會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他在報告中響亮地提出：「在本世紀末，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經過精心的準備，於1975年3月26日，為周恩來做了結腸癌手術。全國著名外科專家協和醫院的曾憲九、上海第二醫學院董方中、解放軍總醫院陸維善主任、北京醫院吳蔚然、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外科主任潘銓；麻醉科專家商德延與謝榮；泌尿外科專家吳階平、虞頌庭、熊汝成、吳德誠及於惠元；心臟內科專家陶壽淇、黃宛、方圻和陳在嘉；腫瘤病學專家谷銑之及李冰，還有手術室護士長等人，都先後進了手術室。 　　這樣一個龐大的醫療隊伍，由吳階平院長統一指揮。為了避免手術室內人員過多，保持手術室內乾淨、減少病菌感染的機會，事先，由吳階平協調、安排妥當，按工作需要，請專家輪流進手術室。 　　手術中，發現右側結腸癌與多發性息肉。切開腸腔後，見到結腸肝曲以下部位，分別有3厘米、厘米及厘米三個向腸腔內凸起的癌瘤，大的那個呈菜花樣。 　　專家們當即確定整個手術分兩步進行；先作右半結腸切除，腹腔內未發現腫瘤轉移，完成腸道手術後，便作膀胱癌電灼術。 　　手術後的頭一周，普外科、心內科、泌尿外科和麻醉科各有一位專家24小時輪流值班，與我們保健醫護人員共同嚴密觀察、記錄病案，直至病情穩定，體溫、脈搏、血壓以及常規血液化驗和生化檢驗項目都恢復正常；精神和體力康復順利，才逐漸減少值班專家的人員與次數。但他們仍晝夜自動到病房來觀察病情。手術後的初期階段加強了護理工作，護士也分為三個小組，晝夜輪值。 　　無論怎麼說，周恩來畢竟是77歲高齡的老人了。身患癌症又拖延時日過久，在經受了這次重大的手術治療後，身體是明顯地虛弱了。 　　1975年8月，天氣實在是太熱，三天兩頭下雷陣雨。空氣中的濕度相當高，令人感到悶熱不適。雖說醫院裡有中央空調設備，室內涼爽舒服，但人總不能成天呆在房子里生活，不到戶外去活動，不見陽光，不呼吸新鮮空氣。渾身上下的皮膚倒是挺涼快，但汗毛孔總閉著，這樣的滋味也不好受，搞不好，會得「空調病」。 　　這個時候，周恩來在三五醫院已經住了一年多時間。治療在繼續，病情卻不見好轉。 　　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以吳階平為首的醫療組，按慣例為周恩來作臨床檢查——就是我們常說的醫生查房。當吳階平院長在周恩來的下腹部觸摸時，他那正在檢查的右手，突然動作稍有遲疑，雙眉緊皺，臉上神色有些緊張，並且在該處反覆觸摸多次。 　　 第九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5) 這一舉動，來得如此突然，大家沒有一點思想準備。但是，他們畢竟都是經驗豐富的老專家，彼此用眼神掃視了一下，便都心領神會地感到吳院長的神態，意味著周恩來身上的惡性腫瘤發生了嚴重的變化。 　　少許，吳階平恢復了他平常那莊嚴的學者風度，以和緩的語氣同身旁的專家說：「你們查吧。」他自己便站到一旁去了。 　　「請總理休息，我們去討論一下，再來向您報告。」幾位專家輪流檢查完畢後，吳階平誠懇而委婉地跟周恩來說。 　　憑周恩來的豐富閱歷、觀察事物所特有的敏銳性與洞察力，對吳階平及專家們的瞬間細微的信息傳遞，他已有所悟。但他以鎮定自若的處事方式，不露聲色地微微點了一下頭表示贊同。我們便告辭，離開了房間。 　　吳階平走到客廳，我把客廳通向卧室的房門輕輕地關上了。 　　大家在沙發上落座，吳院長主持醫療組討論會。此時，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用手絹擦著溢出眼眶的淚水。「我看情況不妙，剛才，我摸到的下腹部腫塊，大約有雞蛋大小，比較硬，腫塊似乎比較固定，向左右推不動。這都表明，膀胱內可能已經長滿了腫瘤，並已擴散到膀胱周圍的骨盆腔內，很可能在遠處已有了轉移病灶。正如我們曾經說過的那樣，不希望發生的事情，偏偏就發生了。我們只好面對現實。」吳階平首先發言說道。 　　 第十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1) 吳階平發言後，專家們的心情都很沉重。有人眼淚撲簌簌地往下落，不停地用手帕擦淚水；有的是眼圈紅紅的噙著淚水講話。大家的看法與結論都是一致的，毋需多言，就統一了意見。 　　其實，這件事情說突然，也不突然；說意外亦不意外。專家們對周恩來病情發展的前景，作過多次討論，吳階平不止一次地向鄧穎超及中央領導人彙報過。他曾說，到目前為止，國際國內治療膀胱癌的情況大致差不多，就是我一開始對周恩來說過的那三種可能。為什麼，周恩來卻偏偏在這最後的三分之一比例中，似乎命運總跟好人作對。 　　同年3月26日，作結腸癌手術切除前，已經發現膀胱癌再度複發。那時，吳階平曾不無憂慮地說：「自從1973年3月10日作膀胱鏡檢查和電灼術以來，總理的膀胱癌複發是相當頻繁的，恐怕前途不容樂觀。」 　　專家們的這一預斷，竟然不幸而言中了！ 　　1975年9月7日，周恩來不顧病情嚴重，依然堅持接見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在會見中，他向外賓坦誠地透露了自己的健康情況：「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麼，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現在，副總理(鄧小平)已經全面負起責任來了。」 　　「這一次情況變化的嚴重性，我們應該充分估計到。我認為，對總理，要實事求是地告訴他。我相信總理意志堅強，毅力驚人，他的知識淵博，對事物非常敏銳。他經管過陶鑄、陳毅、謝富治和王進喜等幾位癌症病人。他了解的情況比較多，又很具體，你想瞞著他，是辦不到的。我們讓總理了解自己的病情，對今後要進行的許多檢查與治療，能得到他的理解和配合，對治療有利。當然，我們也不必把情況說得太具體，增加他不必要的思想負擔。」 　　吳階平在歸納了大家討論的意見後這樣說。 　　專家們都同意吳階平的意見。 　　醫療組的專家們同周恩來一年多的相處，都知道他辦事認真、細緻、又是急性子。專家們討論的時間不太長，更不可能向上級請示後，再向總理彙報。 　　其實，這時候的周恩來正安靜地躺在病床上等待專家來向他報告會診結論。吳階平看大家沒有不同意見，便站起身來決斷地說：「就這樣吧，我該去向總理報告了。」 　　我們隨著吳院長一起走到周恩來病榻旁，吳階平向總理簡短地報告道：「總理，我把剛才大家檢查的情況及討論意見向您報告。大家認為，這一次，情況有變化，膀胱裡邊究竟怎麼樣，還需要作進一步檢查才能知道。」 　　周恩來神情嚴肅、耐心地聽著吳階平字斟句酌的講話，注意著吳階平的神色和措辭。他亦在認真地思索，中間沒有插話。吳院長講完後，周恩來不像往日那樣提出一大串有時叫人難以回答的問題。他沒有說話，是在沉思。而我們彼此之間都相視無言。 　　房間里一片沉默，各自的心裡都在思考著，使得空氣像凝固了一樣，令人感到窒息般的難受。吳階平帶頭走出了病室，因為大家的心情都不好，相互間沒有說話，便分頭去做各人的事情。 　　幾天以後，北京醫院病理科送來了尿病理細胞學檢驗報告單，上面寫著：「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和鱗狀細胞癌。」 　　我即刻將報告單送到吳階平房間，他接過單子一看，臉色馬上陰沉下來，神情抑鬱地說：「怎麼又出了鱗狀細胞癌，膀胱腫瘤中，鱗狀細胞癌的預後是最不好的。」 　　吳階平將此情況，馬上通報了其他專家。大家聽後，都感到非常棘手，拿不出有效的治療措施為總理減輕病痛，心情更加沉重。 　　周恩來住院初期，鄧穎超每天在西花廳吃完晚飯後，大約8點左右到醫院來看望她的老伴。到了後期，鄧大姐每天在醫院裡進晚餐。我們有時藉此機會去看望她，或向她說一些事情。晚餐後，她去看周恩來。假如她沒有重要的事情同周恩來講，或者他正在睡覺，她便找醫護人員了解病情。 　　書包網 www.bookbao.com 第十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2) 這一天，周恩來尿病理檢查結果的極其嚴重性，不僅在醫護人員，並且在值班工作人員間傳開了。大家對此都感到憂慮、緊張與不安，都沒有睡午覺。自然，吳階平也沒有休息。他肩膀上的壓力更大。他已經把專家們召集在一起，請中南海門診部主任卞志強和我一起參加向鄧穎超大姐的彙報會。 　　到了下午，鄧穎超一到醫院，吳階平向她作了較詳細的彙報，還向她解釋了可能出現的各種預後情形。 　　鄧穎超對周恩來醫療組的專家們都非常熟悉。如吳階平、吳蔚然，天津的虞頌庭教授等，不只都為她看過病，是她的健康顧問，更是她的老朋友。她對這些專家是絕對信任和尊重的。再說，周恩來醫療組的設立及成員都是報經毛澤東主席批准的。 　　鄧穎超對周恩來所患膀胱癌及其可能發生的後果，三年多來聽醫生介紹過許多次，有一定的了解和思想準備。但是，今天，她聽了吳階平的情況介紹後，依然感到有點「突然」，她在心理上似乎一下子接受不了這個現實。她只是面無表情的默默忍受著，不置一言。 　　1975年9月20日膀胱癌手術前，醫療組請求中央領導人接見，直接聽取彙報。一天晚上，我們接到通知，要醫療組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等候召見。經過商量，確定醫療組若干成員參加接見。那天，由黨中央副主席鄧小平主持接見周恩來醫療組成員，黨中央部分領導人出席聽取彙報。 　　吳階平向中央領導人報告了周恩來所患膀胱癌已經到了晚期，癌的性質發生了嚴重的變化，已成為惡性程度很高的「鱗癌」，不可能再進行手術切除治療，經醫療組研究，確定只作內科保守治療。 　　鄧小平聽完了吳階平的彙報，心情沉重地說：「好嘛，看來只能這個樣子了。你們要盡量做到減少痛苦，延長生命就是了。」 　　鄧小平的講話真是簡明扼要，一字千金。 　　鄧小平說完後，身體稍微向前欠了一下，面向其他幾位政治局委員，以徵詢意見的口吻說道：「你們還有什麼意見?」 　　「……」 　　大家沉默了片刻，沒有人表示不同的意見。 　　鄧小平宣布散會，領導人跟醫療組成員握手告辭。 　　周恩來最後的重託：「小平同志，你比我強得多!」 　　1975年9月20日，鄧小平、葉劍英、張春橋、李先念和汪東興等黨中央領導人到了三五醫院，看望周恩來和鄧穎超之後，到客廳休息等候，以便隨時知道手術進展情況，了解手術結果。 　　如果發生意外情形，他們可以隨時作出決定，代表毛澤東主席下決心。 　　中央領導人在休息室等候，專家已進了手術室，穿上手術衣、戴上手術帽子和口罩。各科專家分別站到自己的工作位置或儀器旁。一切準備工作都已就緒，靜候周恩來儘快進入手術室。 　　這個時候，周恩來正坐在卧室旁的衛生間里伏案寫東西，門虛掩著，護士在門外等候。時間在一分一秒地過去。過了三十多分鐘，仍不見他到手術室去。在門外走廊里等候的人們開始焦急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他，大家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中央領導也有人問道：「怎麼還不進手術室啊?」 　　在手術室里的專家們也著急，有點耐不住性子了。吳階平從手術室來到走廊里，問：「怎麼還沒有完事?還要等多久能進手術室?」 　　「……」 　　誰也回答不了吳院長的問題。 　　站在走廊里的鄧穎超，早已看出大家著急的樣子。她當然理解大家的心情。她未說什麼話，便向周恩來的衛生間走去。 　　「總理還趴在桌上寫呢。」不一會兒，鄧穎超回到走廊里跟我們說。 　　「佐良，你是大夫，你進去一下，催催他，告訴他，時間不早了，領導同志和專家們都在外面等著呢。」鄧穎超看了我一眼，輕輕地跟我說道。 　　此時，已近下午兩點多鐘。雖說我跟大家一樣急，但我心裡想，您老大姐進去沒有能夠勸動他離開衛生間到手術室去，現在叫我進去催，這會有用嗎?周恩來可不講情面。搞不好，我不但是請他不出來，很可能把我克一頓。但此刻，老大姐已經發了話，我不好不聽。再說，走廊里許多隻眼睛在盯著我呢。出於無奈，我只好硬著頭皮進去一趟，見機行事吧。 　　txt電子書分享平台 書包網 第十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3) 我一邊往裡走，一邊心裡在琢磨著面對周恩來時的「對策」。 　　當我走到衛生間門口時，值班護士站起身來，微笑著跟我努努嘴，向我示意：你來了，看你有沒有本事請總理放下手中筆，離開衛生間。她肯定在想，鄧大姐來了都沒能請得動，你能行?她正等著看我的洋相呢。 　　我到了衛生間門口，輕輕地將門開得大一點，見到周恩來仍在埋頭寫東西，我用身體在門框上蹭了一下，想故意弄出點聲音來，希望他能聽到響聲，抬起頭來看見我。我會乘機說：「現在兩點多鐘了。」意思是該去手術室了。 　　可是，我白費心機。他老人家根本就沒有抬頭，繼續寫他的東西。只見一張通常的辦公用紙上，他又寫了大約三分之一。我離他較遠，當然不知道他在寫什麼。見他如此認真地寫著，我哪敢斗膽去打擾他。只得「退卻」出來，回到走廊上。 　　「你跟他說了?大伙兒都等著他進手術室呢。」鄧大姐問。人們都以期待的眼神看著我。 　　我只好老老實實地把自己的「所作所為」，向大家「坦白」一遍。告訴大姐，我沒有敢催總理。她亦理解，並沒有責怪我。她向中央領導同志說明情況去了。 　　我做中央領導人的保健工作已有多年，得到吳階平院長的教益甚多。他對我是了解的，他也了解周恩來。可以說，「我辦事，他放心。」大家沒有多說，只好繼續等候。 　　大約又過了二十分鐘，周恩來房間的電鈴聲響了，說明他的事情已經辦完了，呼叫我們進去接送他到手術室去。 　　警衛、醫護人員急忙趕到衛生間門口，鄧大姐也進來了。只見周恩來將一個密封好的牛皮紙大信封交給鄧穎超。 　　周恩來，已經病得不成樣子了。他身上的毒瘤每時每刻都在消耗掉他體內的營養物質、噬嚙掉他的肌膚。此時看來，儘管他的頭腦清晰，思維敏捷，但見他已經明顯地消瘦了，面部不再豐腴紅潤。他已經好幾個月沒有理髮，看到的只是白髮多黑髮少，頭髮更加稀疏了；鬍子拉碴的樣子，若是幾個月沒有同他見過面的熟人，一旦看見他，會嚇一跳。 　　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十一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1) 專家們想盡了各種各樣辦法，西醫、中醫、中西醫結合的各種通大便方法，能採用的都試過了，但均不見效。為此，我們曾請當時天津著名的外科胃腸道疾病專家到北京來。他到三五醫院呆了幾天，使用了他覺得是「拿手」的辦法，同樣無效——醫生們用聽診器在鼓脹的肚子上聽腹腔內腸道的蠕動聲，其結果，竟然是「寂靜一片」，聽不到一個腸蠕動音!至此，專家們已無良策。 　　京、津、滬三地專家商討的一致意見是，作最後一次努力，即做「結腸造瘺術」，就是在左下腹部開一個口子，解決大便不通問題，將腸道里的「殘渣餘孽」盡量清除出去。這是周恩來病故前三天經受的最後一次手術，在他的腹部又增加了一個口子，肚子上共有五個「洞」! 　　正如1971年隆冬季節的一個深夜裡，周恩來和葉劍英一起到日壇醫院去看望身患結腸癌，且已到了晚期的陳毅時，我所見到陳老總身上的情形同現在的周總理竟然如此相似。 　　我清晰地記得，那時陳老總依然幽默而風趣地說道：「你們看，我在這裡大會餐哩！」那時，跟隨周總理與葉帥去的隨員們，見到此種情形，無不痛心、掩面流淚。 　　我站在總理床邊，眼睛凝視著他，心中禁不住想起陳老總生前說過的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可眼下惡人當道，好人遭殃的局面何時了?! 　　當然，陳毅的這種「善惡報應」之說，並沒有錯。1976年10月6日，中國共產黨終於將猖狂地迫害幹部與群眾長達十年之久的、萬惡的「四人幫」一舉粉碎了!陳老總的話得到了應驗；九泉之下的周總理和陳老總們的英靈得到了安慰。偉大的祖國，迎來了第二個「春天」!儘管這是後話。 　　周恩來因患癌症所經受的痛苦是難以想像的；加之，當時政壇風雲突變對他的衝擊與傷害，使他心靈上深受折磨，更不是我輩能用語言能說得明白的。 　　時間還在1975年夏季，周恩來在三五醫院已經住了一年多時間，他帶病堅持工作，一批又一批地會見中外賓客。醫療組和陪同周恩來在醫院的工作人員都想找機會同總理合影留念，可總找不到合適的時機。 　　機會終於來了，一次，周恩來總理接見泰國貴賓，由李先念和喬冠華陪同。這件事情，事先有人已「謀劃」好了，由喬冠華出面請求周總理同大家合影留念。 　　事情說妥以後，大家按新華社派來專為中央領導人拍照的攝影師###的安排，將人們分成兩排站好了隊，李先念和喬冠華站在前排中間，他們兩人當中留給周恩來一個空位置。周總理在值班護士的攙扶下，微笑著緩步走到大家面前。當攝影師正要舉起相機拍照時，突然間，一個叫人聽了心顫的聲音響起來了：「我這是最後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在我的臉上打叉叉!」 　　周恩來在說這一句話的時候，其實，他的聲音是十分平緩的。但是，在場聽到這句話的人不由得心中一震。一向儒雅的周恩來，平素很少聽到他跟別人有過開玩笑的話。此時此刻，人們對他的這一句話頗費猜測，似乎預感到有一種不祥之兆將要來臨。 　　重病纏身的周恩來早已將自己的生死問題置之度外。人們常說，言為心聲。他，今天當眾說出了令人如此震驚的話，恐怕是他將長久地壓抑在心底的憤怒與痛苦，超過了物理學上所說的「彈性限度」，已經到了極點，他已是忍無可忍了。故而，他也要在這些常年跟隨他的普通工作人員、老部下與老同志面前「宣洩」 　　一下，把蓄積在身體里過多的能量釋放出來。不過，這不僅僅是「宣洩」，而是憤怒的聲討與抗爭! 　　周恩來同這一場「史無前例」的###，苦苦地鏖戰了十個年頭。他所經歷的一切實在是太多太多了，像劉少奇等的遭遇便是前車之鑒、後車之轍。因此，他的話肯定是有所指的，對待自己身後之事難以預料。誠然，對於那些無恥之徒、政治流氓來說，只要他們需要，黨的歷史是可以隨心所欲地竄來改去的。不過，歷史畢竟要還它的本來面貌。作為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的老革命家周恩來，對此是堅信不疑的，因為人類的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容不得別有用心的人肆意篡改。 　　書包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十一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2) 難解之謎：已是病危中的康生竟懷疑周恩來；他臨死前又找周恩來密告張春橋、江青…… 　　1972年初，康生作體格檢查發現患了癌症，上面指示馬上成立醫療組，在釣魚台8號樓康生家裡為他治療。中央指定醫療組有事向張春橋與紀登奎請示彙報。 　　康生患病後，精神面貌漸漸地萎靡，身體日益衰弱。康生平素性情孤僻、古怪，生性多疑，說話陰陽怪氣，醫護人員很難同他接近與相處。醫療組的工作常常遇到麻煩而不好處理，他們常把問題捅到周恩來處，請總理指示或出面解決。周恩來便約請張春橋和紀登奎一起接見醫療組聽取情況彙報。不過，周恩來單獨接見醫療組全體人員的次數要更多一些。 　　周恩來到8號樓看望病重的康生，吩咐醫生護士儘力做好工作，安慰和鼓勵他們，對他們提出的一些難題表示理解，並盡量給予具體的指示。 　　康生的病情發展較快，精神狀況越來越差，不肯接受任何治療。他整天不服藥、不吃飯，甚至連水都不肯喝。這便造成嚴重的全身營養不良性浮腫。周恩來多次勸康生進食，但效果不大，均被拒絕。由於康生多疑，對醫療組人員不完全信任，因此常常要通過周恩來做醫生們的工作，或是更換人員。 　　有一次，醫療組忽然電話報告周恩來：康生拒絕一切治療措施，大發脾氣!周恩來只得放下手頭的工作趕往釣魚台，同康生耐著性子講道理，說服他接受治療。這次，康生總算給周恩來面子吃了一次葯。可是，周恩來不能每次都去陪他服藥。所以，後來康生在治療中輸液與服藥，幾乎都是斷斷續續地進行，搞得醫療組的專家們擔驚受怕，苦不堪言。 　　事情的進一步發展出乎周恩來的預料，康生居然懷疑到周恩來的頭上來了。對於周恩來經常去看望他感到不安、不滿及惱怒。 　　有一次，康生的一位保健醫生向他報告：「總理要來看望您。」 　　「總理怎麼又來了?他為什麼常要來看我啊?他想幹什麼……」康生聽後大發雷霆，提出了一大堆叫醫護人員聽了害怕的問題。康生在發火時，表現出坐卧不安的樣子。 　　康生的醫生悄悄地將此情況告訴了我，並要我向周恩來如實報告，由周總理判斷裁奪。 　　待我隨周恩來回到西花廳，便找機會將事情的經過向他作了詳細的彙報，並建議他以後少去那裡，有事可讓紀登奎同志先處理。周恩來聽後未作任何表示。但自此以後，周恩來去康生那裡的次數明顯地減少了。 　　1975年初冬的一個深夜裡，周恩來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他正躺在床上輸液治療。醫院病房值班室的同志突然接到「康辦」的通知：「康老馬上要到醫院去看望總理，請你們向總理報告一下。」 　　我得知這個情況感到不可思議。大家明明知道康生久病卧床不起，且已病入膏肓，哪還有精力來看望周總理? 　　而且，此時的周恩來也處在重病階段，身體非常虛弱，基本卧床。可是，值班同志沒有權利猶豫，只好立即向周恩來如實報告。 　　周恩來聞訊後，馬上吩咐醫護人員撤除身上的輸液裝置等一切管子，趕緊幫助他下床，穿好睡衣，坐到輪椅上，送他到客廳，扶他下了輪椅坐到沙發上，讓他一個人靜靜地等待康生到來。 　　數九寒天，更深夜靜，刺骨的西北風正颳得呼呼地響，室外氣溫很低，窗玻璃上的水蒸氣凝結成幾條彎彎曲曲、往下慢慢悠悠流淌的細水流。不多一會兒，醫院大門口的警衛人員報告說，康生的汽車到了。我們按事先的安排，將病房西側的車廊大門打開，讓康生的汽車開進房子里，便於保溫，避免著涼。 　　那天夜裡，康生是乘救護車來的。當車開進車廊，工作人員即關閉大門後才打開車門。康生躺在救護車的擔架上，身上蓋著厚厚的被子，正在輸液和吸氧氣。燈光下，看見他的氣色很不好，臉色灰暗，眼睛無神地向上凝視著。大家一起將平車推到救護車旁邊，康生處的醫生、護士等工作人員和我們一起幫助把擔架抬到平車上；護士高舉著輸液瓶，有人負責照料其他管子，好幾個人細心而平穩地推著平車送康生進周恩來的客廳。 　　 第十一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3) 平車推到客廳的中心位置，康生仍然躺在擔架上，護士幫助康生將頭側向右邊，他看到了由護士攙扶著站在那裡的周恩來。 　　康生說話的聲音非常輕微，他哆哆嗦嗦地想伸出右手來，跟周恩來打招呼，結果沒有成功。 　　書包網 www.bookbao.com 第十二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1) 周恩來在靠近康生擔架右側坐下，我們把電鈴按鈕放在總理手邊。他用手示意屏退所有工作人員，我們把門關上，房間里只留下他們兩人單獨談話。 　　他們的談話大約進行了一個小時左右，病房值班室的電鈴響了，大家知道他們的談話結束了。醫生護士推門進去，攙扶周總理站起來同康生告辭。這是康生與周恩來的最後一次見面談話。就在他們這次談話後大約兩三周，康生便離開了人間。 　　有關那次談話的內容無人知曉。直至粉碎「四人幫」以後，才斷斷續續地聽到一點傳聞，據說是康生在臨死前，到解放軍三五醫院去告訴周恩來，江青和張春橋在歷史上曾有過政治變節行為。 　　康生整人整了一輩子，可說是光明磊落的中國共產黨內的陰險狡詐之徒。無論是1942年的延安整風，還是建國後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都是被他整治的對象。康生行將就木之際，為什麼要把江青、張春橋這兩個「同一戰壕里的戰友」的老底抖落出來，且恰恰反映給政治對手周恩來?這是一個迄今難解之謎。 　　沉寂一時的「兩校」又熱鬧起來了；關注遼寧營口大地震；周恩來突然昏厥驚動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 　　鄧小平重新復出工作後，由於他的智慧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全國的工農業、交通運輸業，以及科技文化、教育衛生等各項事業形勢喜人，而一時名聲顯赫，身為黨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因在毛澤東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他便打蔫兒了。他只得暫時「離開」江青遠一點，打道回府、避避風頭，回到自己打天下的老家——「大上海」去韜光養晦，但他可決不是去作「寓公」的。自此，近半年左右，在首都的大眾傳播媒體上幾乎不見王洪文露面。 　　但是，「四人幫」還沒有退出歷史舞台，他們要繼續興風作浪。果然，到了1975年的夏季之後，全國政壇風波再起，先是提出了一個什麼「評水滸」，說宋江是「投降派」，後來又喊出什麼「評法反儒」問題；時隔不久，緊接著提出了要害問題：「批判右傾翻案風」! 　　就這一下子，清華、北大，那時稱之為「兩校」，但寫文章的筆名叫「梁效」的大院里，再一次率先將大字報鋪天蓋地地張貼了出來，整個校園又沸騰了，「兩校」在運動的排行榜上又將獲得「第一」。他們把鬥爭鋒芒直接指向鄧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輩領導人。看來，一場新的劫難又要來臨。 　　正是盛夏季節酷暑難當的8月間，我看見周恩來手上捧著「評水滸」之類的「文件」。起先，我也納悶。《水滸傳》這部書我看過多遍，不過，我是把它當作飯後茶餘消閑解悶的書來看的，並沒有思考過。我腦子裡缺少的就是文學細胞，因此，梁山上浩浩蕩蕩的108個英雄好漢對我也沒有什麼思想影響。這是怎麼回事?《水滸傳》居然上了紅頭文件，一向因工作繁忙，連電影都不看的總理，他也關心起《水滸傳》來了?不明白，搞不懂「評水滸」 　　之舉有何含義，故一時間未加理會。 　　但是，自那時起，到三五醫院來的黨中央領導人漸漸多了起來；有個別來的，有幾個人一起來的。他們每次談話的時間也比往日「探望」病人的時間要長多了。我們醫療組的成員所知道的只是總理要會客，有時知道總理見什麼人，有時連見什麼人亦不知道，只要說是客人到，我們就馬上迴避，末了，只了解總理會客幾小時幾十分，目的是掌握時間，必要時可以提醒總理不要太勞累，僅此而已。首長當中，我不迴避的是葉老帥和先念同志。 　　從見到的中央領導人神情上可以感覺到首長們的情緒嚴肅、低沉與不安，可見當時的形勢有多麼嚴峻。 　　但是，如前面所提到的，自打8月份發現周恩來身上的膀胱癌已惡變為「鱗癌」起，總理的病情發展之快猶如大江決堤一般，真是一天一個樣。 　　進入12月以來，醫療組的專家們感到周總理的病情已到了最後關頭，恐怕是開始了生命的倒計時。醫療組向黨中央書面報告了周恩來已處於垂危時刻，實際上等於發出了「病危通知」，說明隨時可能發生意外情況而搶救不過來。 　　 第十二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2) 同時，我們也向鄧穎超作了詳細的彙報和解釋，好讓她有一個心理準備。 　　大約在中旬以後，終於進入彌留狀態，時而清醒，時而昏睡，並且清醒的時間越來越短，相反，昏睡的時間則越來越長。 　　醫療組加強了專家值班，心內科、泌尿外科、普外科和麻醉科等各科專家親自參加值班工作，24小時不離開；不僅心電圖監測，連輸液、輸抗菌素等各項具體治療措施都是專家親臨指導，或是由他們操作。我們制訂了在緊急狀況下實施的方案：保證醫療組與各部門人員步調一致、行動迅速而準確有效地進行。 　　更進一步明確日常工作的分工與協調配合。其時，在醫院的周恩來身邊工作的人員、警衛、服務員、司機和廚師等每一個人面部神情嚴肅，說話悄聲細語、做事來去匆匆，大家進入「一級戰備」狀態。 　　但是，將一生奉獻給人民事業的周恩來，他幾十年的職業革命家生涯已使他視國家大事重於生命，即使在彌留之際也不例外。 　　在一天深夜10點多鐘光景，外面的西北風颳得呼呼直叫，院子里稀疏的幾棵大樹只剩下光禿禿的干支在抖動；病室內靜悄悄。值班護士在仔細觀察輸液瓶中的液體量以控制速度，使液水均勻地滴進靜脈血管里；心臟病專家注視著心電圖監測儀熒光屏上不停地上下跳動著的亮點所畫成的曲線；其他專家在值班室(客廳兼用)翻閱病歷資料；周恩來剛從昏睡中醒來，他即吩咐我給鄧小平辦公室打電話，想了解營口地區抗震救災的情況。 　　 第十三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1) 當我從國務院值班室同志處了解到情況後便立即向總理報告。總理聽後，好像稍微安靜了一些。 　　12月27日深夜，周恩來突然昏睡了過去，一時呼叫不醒，值班醫生立刻把所有專家及醫護人員叫到病房來。經專家檢查發現，總理的氣管里和喉嚨口被黏稠的痰液堵住了，阻礙了呼吸，使氧氣進不到肺里去，二氧化碳排不出來，導致大腦缺氧。醫生用橡皮管接通吸引器將黏痰吸出來，並給予大量加壓吸氧，總理很快又被從死神手裡奪了過來。他重又蘇醒了。 　　當周恩來發生昏厥後，值班同志立刻用電話將情況通報了黨中央，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聞訊後都急匆匆地趕到醫院來，待他們到達時，周恩來已經蘇醒過來了。這一次，像軍隊進行了一次夜間緊急集合那種「拉練」似的演練，對醫療組與病室工作人員是一次考核。雖說有驚無險地度過來了，但也足以說明病危中周恩來的生命已到了何等脆弱的地步，隨時都可能發生搶救不過來的情況。 　　對於像周恩來這樣一代偉人來說，這種時候，他在精神上的痛心、痛惜和痛苦甚於肉體上的病痛。這種肉體與心靈交織在一起的傷痛已經使得他不是什麼度日如年，而是分分秒秒地在忍受著煎熬。周恩來承受著世界上最大的精神痛苦與折磨，恐怕是到了極限。 　　周恩來自知將不久於人世，他仍擔心畢生為之奮鬥的事業，有可能落入「四人幫」之手而毀於一旦。此刻，他躺在床上思緒萬千，憂心如焚；他也知道自己回天乏術，難救蒼生。但他不甘心就這樣靜靜地等待著油干燈草盡，讓死神輕易地來到，奪去他生命最後的寶貴時刻。 　　周恩來一生對人民事業耿耿忠心，他的生與死都同人民息息相關。 　　一個為國家民族奮鬥了六十多年的政治風雲人物周恩來，在他最後的日子裡，除了葉帥每天的電話問候，小平、先念同志有事來談，以及鄧穎超在身邊以外，能來的不敢來，甚至自己的親侄子們也不能來探望他們的伯伯。為何當時對周恩來住院期間的會客制度規定得那樣嚴格，有點不合常理，這同保密制度好像並無關係，我至今也不理解。 　　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只要周恩來一息尚存，他像一座巍巍大山，是「四人幫」妄圖陰謀篡權難以逾越的屏障，這也給黨內健康的政治力量存有一線希望。 　　為周恩來辦事必須有始有終，不要以為他從昏厥中醒來時講過的話，他會記不清、或是忘掉了，不可存此僥倖心理。萬一他問起你「電話」打過了沒有?你怎麼辦?總不能撒謊吧? 　　12月20日早晨，值班人員按照周恩來的吩咐派汽車接來了調查部長羅青長。他剛進病房，周恩來又昏睡了過去。羅青長只得在病房旁邊的小客廳里等候。一直等到近中午時分，周恩來方蘇醒過來，立刻請羅青長到病床跟前坐下，周恩來同他談對台工作問題，詢問在台的一些老朋友情況。兩個人似乎沒有談多少事情，周恩來再次昏睡了過去。談話只得中止，醫生馬上進病房來檢查和搶救，羅青長在病室外焦急不安地等候著，他知道周恩來的病情已是十分嚴重，他不能讓總理因他來此談工作而過於勞累再度發生昏厥。羅青長未向周總理告辭，便悄然離開了醫院。後來，羅青長每當談起這件事情，便心裡感到難過而落淚。他覺得很遺憾，沒有能聆聽到周總理對台工作的重要指示，羅青長是周恩來生前與之談論工作的最後一位部長。 　　1976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和「鳥兒問答」兩首詩詞。周恩來在似睡非睡中隱約地聽到了電台的廣播聲，當他知道發表了毛主席的兩首詩，他讓身邊人員趕快將《人民日報》找來。這天下午，大家仍然按習慣，在周恩來清醒時，若見到他精神還可以，便提醒他：是否要讀《人民日報》主要版面的重要新聞。他就讓讀毛主席的「鳥兒問答」這首詩。 　　元旦後的頭兩天，周恩來的精神似乎好一點。例如，他讓工作人員多次讀毛主席詩詞，偶爾亦議論一兩句話。病情已經如此危重的人，這種現象的出現，反而使一些同志擔心起來，認為這是不是人家常說的那種「迴光返照」，這決不是「好兆頭」。 　　 第十三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2)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心臟停止了跳動，整個病房一片哭聲 　　1975年隆冬季節，身患癌症的周恩來在解放軍三五醫院住了一年半，畢竟癌症問題是個全世界都沒有攻克的難題，儘管由來自全國各地最好的醫學專家為他精心治療，但他的病情依然不見好轉，且漸漸地發展到了晚期，那顆偉人的心臟在微弱地跳動著。 　　那是一個天低雲暗、朔風呼嘯、白雪飛舞、冰凍地裂的寒冬。 　　深夜裡，大多數北京人已進入夢鄉。外面呼呼地刮著刺骨的西北風，病室里暖融融、靜悄悄。 　　此時，夜間的病室里只開著幾盞床頭燈，光線微弱，值班的專家在心電圖監測儀旁註視著熒光屏上心臟跳動時的電波變化。幾位護士守護在周恩來的病床旁。她們測脈搏、量血壓，精心地觀察輸液瓶里輸進病人血管里的各種液體：葡萄糖鹽水、血漿白蛋白、新鮮血液和各種抗菌素的輸入速度與劑量，還有全身上下縱橫交錯著的許多管子的輸入和排出的情況。 　　自12月27日深夜，周恩來突然發生昏厥，經醫生及時搶救，生命雖然暫時維持下來，但這正說明他的精神與體力已經消耗殆盡。這時，身高173公分的周恩來，他的體重只有幾十斤。他躺在病床上，蓋著被子，胸部起伏活動微弱，離他幾米遠處，幾乎看不到這巨人的身軀。當你走近床邊，才見到他瘦骨嶙峋、臉色蒼白、滿臉胡茬，他的眼睛亦失去了昔日那炯炯有神的光彩。 　　他仰卧病床，目光凝視著房頂，輕輕地噓氣，或是長長地嘆息，很少言語。他即便說話，聲音也很低微。不過，他偶爾跟身邊的人說上一兩句話，吐字仍然非常清楚。這表明他大腦的思維功能依舊完好無損。對周圍事物的了解、理解、分析與判斷能力仍是健全的。 　　我在周恩來身邊工作整整十個年頭，且不說他身體健康、工作忙碌時沒有時間同工作人員閑聊，即便在1974年6月1日作完第一次手術後，康複比較順利，在醫院裡繼續休養，精神和體力恢復得也還可以，手術後開頭的幾天里，他還不能下床活動，體力尚未恢復，他便要我每天給他讀《參考資料》及國際問題等內部「資料」。 　　我總覺得周恩來緊張嚴肅的時候多，輕鬆瀟洒的時間太少，平常極少說笑話。我們想出一點「主意」設法讓總理「學會」怎樣養病。於是乎，有人提出看電影、聽京劇錄音帶，有的說打撲克……看來，他對這一些都沒有多大興趣，他唯一的興趣就是「工作」! 　　不過，在那一段時間裡，包括他尚未住院，還在西花廳輸血的時候，他對由蔡瑤銑和岳美緹兩位錄製的岳飛詞《滿江紅》與辛棄疾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這兩首曲子他每次可以聽多遍，每一遍都聽得很入神。那岳飛詞中的「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辛棄疾詞里的「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 　　我前面說過，自己大腦里缺乏文學藝術細胞，不要說不懂古詩詞，連古典小說也讀得不多。當時，周恩來在聽這兩首詞的時候，我只覺得好聽，尚聽不懂她們唱的全部內容，也不理解是什麼意思。我見到總理住在西花廳時，他枕頭邊常放著一本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的、綠色封面的《宋詞選》，我在那本書上找到了那首岳飛的《滿江紅》，後來又請教了別人搞清楚了辛棄疾那首詞。雖說都是往事，現在回想起來從中可以看出周恩來當時的心境。 　　總理曾同我講過，他在青少年時代讀過許多中國古典小說，但我想，他一定沒有時間看「蘇聯頭號修正主義分子」赫魯曉夫著的《赫魯曉夫回憶錄》。我想讓他放鬆一下，事先做了準備，找到了書，自己先翻閱了一下，熟悉裡邊的基本內容後，我向總理建議，我給他讀這本書。他接受了我的提議。書是從頭開始讀的，當讀到有些段落時，他偶爾也議論一兩句。本來，我覺得有了一個良好的開頭，今後可以繼續讀下去，讀完了《赫魯曉夫回憶錄》還可以讀別的什麼書。只可惜，因故中止了讀書。 　　書包 網 bookbao.com 想看書來書包網 第十三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3) 在此之前，我隔日值一次班，此後就每天頂在班上，為的是便於隨時應召。那時，醫療組決定，為使周恩來避免呼吸道反覆感染，保持病室清潔，便於消毒滅菌，故把鋪在房間里長約20多米的紅地毯卷了起來，把它平放在病室南牆根的暖氣旁。因為工作是日以繼夜地連軸轉，有時，我實在太睏乏了，便躺在這個大地毯卷上打一個盹。 　　書包網 www.bookbao.com 第十四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1) 江青的行為激起了百姓們嚴重的不滿與憤怒。這也可說是後來爆發「四五」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江青公開同十億中國人民為敵，點燃了自焚的火焰。 　　當天中午11時許，按照事先商定的方案，周恩來的遺體被抬上救護車，由著名泌尿外科專家吳階平、熊汝成、虞頌庭、於惠元、吳德誠；心臟病專家陶壽淇、黃宛、方圻、陳在嘉；跟隨周恩來多年的警衛、保健醫生、護士等坐在車上護送；司機老楊師傅駕車，警衛車輛、行車路線、沿途軍人和警察的部署都是按照周總理生前的規格進行；遺體存放在北京醫院太平間。在中央沒有宣布周恩來逝世消息之前，儘管上面強調保密，出動的車輛不多，人們亦很守紀律，但周恩來逝世這樣的大事情是人民關心的焦點，而且已經成了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想要完全不走漏風聲是辦不到的。 　　其實，在周恩來住院長達一年零七個月的期間內，醫療組、警衛與服務人員忙於工作，成天圍著周恩來轉，經常出入於各單位及部門之間辦事，我們雖然並未在意，別人早就注意到我們了。特別是周恩來病危以來，我們外出辦事難免心裡緊張，來去行色匆匆，讓人家看出了苗頭。所以，周恩來逝世的消息不脛而走，迅速傳播到社會上去了。 　　有人聽到噩耗一時愣住了，反應不過來，以為自己聽錯了，不相信這是真的。我的北京醫院一位老同事見到我就問：「是不是總理出事了?是真的嗎?」 　　因為中央還沒有宣布消息，我稍微遲疑了一下，他調轉頭去邊走邊哭，後來，終於忍不住而哭出聲來。有人聽到此消息當即號啕起來，甚至因悲哀過度引起心臟病發作而去醫院搶救。 　　在當時的形勢下，老百姓的心裡只覺得這個世界上不能沒有總理，周總理走了，我們怎麼辦?人們都這麼想是極為自然的。 　　周恩來沒有兒女，沒有財產，一身布衣，兩袖清風。他是平民「宰相」，能「為民作主」，他是清官，是好官，是中國共產黨崇高形象的代表，是中華優秀文化集大成者，是他所處的時代百姓的希望，如此周恩來去世，老百姓能不如同失去親生父母一般嗎? 　　1月9日晚上，警衛同志為周恩來挑選了平時他喜歡穿的那套舊的灰色法蘭絨中山裝，內衣和鞋襪等物，徵得鄧大姐同意後送到了北京醫院。此時，北京飯店高級理髮師朱殿華帶了他的徒弟小卜到醫院為周恩來理髮和刮臉。周恩來與鄧穎超青年時代的好友、著名牙科專家韓文信的兒子、北京醫院副院長、也是牙科專家的韓宗琦在醫院主理周總理身後之事。 　　我們站在一旁，朱師傅在總理生前多次建議，甚至在1976年元旦前夕，他還託人捎來口信要為總理理一次髮，乾乾淨淨過個年。周恩來不忍讓朱師傅看到自己病重的模樣而傷心流淚，始終不同意朱師傅到三五醫院為他理髮。 　　那天，朱殿華和徒弟來到北京醫院，第一次見到重病後的周恩來，他們一進門熱淚就奪眶而出，不停地抽泣著。他們絕對沒有想到周總理竟然被疾病折磨成這個樣子：渾身瘦得皮包骨頭，臉頰凹陷，頭髮稀疏蓬亂，滿臉胡茬，蒼白的臉上滿是褐色的老年斑點，朱師傅曾為之服務了幾十載，敬重的、風度翩翩的周總理幾乎使他一時認不出來，俗話說：已脫了形! 　　此時的朱殿華師傅，歷歷往事湧上心頭：他絕不會忘記在那瘋狂的年代，北京飯店同樣是大字報鋪天蓋地的日子，造反派批判他，叫他靠邊站、剝奪他理髮權，更不讓他為中央領導人服務。 　　一次，周恩來到北京飯店理髮，上面指定一個不熟悉周恩來的人為總理理髮。這位理髮師費了好大的勁兒就是刮不了周恩來的鬍子。結果，這個理髮師自己搞得滿頭大汗，手也發抖了，硬是完不成任務，只好就此罷休。周恩來批評了造反派，找飯店領導人耐心地談了話。 　　「朱師傅是一個理髮師，他的技術好，年輕人(指造反派)還沒掌握熟練的技術，為什麼要奪朱師傅的權啊?」 　　 第十四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2) 就這樣，沒有多久，朱殿華被解放了，恢復了工作。 　　現在，朱殿華跟徒弟說：以前，我給總理刮鬍子要抹好幾次肥皂沫，熱毛巾悶幾遍，使鬍子軟和了才能刮下來。現在不能用熱毛巾了，不然，皮膚的顏色會發紫，化妝時去不掉，不好看。這不僅說明朱師傅有著豐富的實際經驗，更說明他對周總理有著深深的緬懷之情。 　　深夜11點鐘，經過理髮、穿衣、整容及化妝後的周恩來遺體安放在北京醫院那只有幾十平方米，條件極其簡陋的太平間里。 　　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和中央新聞電影紀錄製片廠的記者們紛紛趕到醫院來拍攝鏡頭，直至後半夜才結束。 　　1976年1月10日，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的代表到北京醫院，向周恩來遺體告別。周恩來的遺體安放在鮮花叢中，身上覆蓋著鮮紅的黨旗。 　　老百姓在當晚電視新聞節目中看到張春橋走向守靈的鄧穎超，同她擁抱，鄧穎超還拉著張春橋的手說話(說話聲音未播出)。第二天，有不少看到這一鏡頭的熟人，向我表示不理解。儘管我每天住在西花廳陪伴鄧大姐，但在出現上述鏡頭時刻，我並不在現場；因此我同他們一樣不理解。很想問問老大姐，但考慮到治喪期間，鄧大姐的悲哀和勞累，又不忍去打擾她。 　　到了5月，鄧穎超的心情比較平靜，為了向大家表示感謝，她請在京的醫療組專家、醫護人員及身邊工作人員到北京飯店吃西餐。席間，她一再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感謝。大家由衷地祝她健康長壽。 　　見到大姐的心情好些了，我便在一次閑聊中，向她提起在周恩來遺體告別儀式上的那個引人注目的電視鏡頭問題。 　　「那天，我毫無思想準備，張春橋走到我跟前伸出胳膊跟我擁抱。此人來這一手，可能是一種姿態吧?當時，我很難拒絕他這樣做。」鄧大姐若有所思，亦覺為難地說。 　　「大姐，你跟張春橋說了些什麼話?這個鏡頭還蠻長的。」我又問了這麼一句。 　　「還不是去年12月，總理在醫院裡跟他說的，要他和王洪文多幫助小平同志工作嘛。」 　　我聽了大姐的話心裡覺得很不是滋味。在周恩來的遺體告別儀式上，鄧大姐遇到張春橋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她也只好應付了之。由此可見，在大眾傳媒發達的當今世界，大人物的一舉一動是多麼令人注目啊。張春橋這種人跟周恩來、鄧小平與鄧大姐相比，他是屬於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種人。 　　治喪委員會規定1月10日和11日兩天，在北京醫院太平間進行周恩來遺體告別儀式，上面不斷發出限制遺體告別儀式的時間、壓縮參加遺體告別儀式的人數等通知。這導致群眾極大的不滿與憤恨情緒。 　　有的單位領導對上頭這種不得人心的做法亦不贊成，卻也無可奈何，因為無法向群眾作出合理的解釋。於是，他們便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聽之任之，應付上頭的態度。老百姓也不是傻瓜，早就心裡有數。許多國家機關與北京市等單位便自發組織群眾前來北京醫院參加遺體告別儀式。 　　東單大華路、台基廠頭條、東交民巷及北京醫院西門外等地，將北京醫院裡三層外三層地圍得水泄不通。那時，「四人幫」 　　仍在台上張狂，限制群眾參加悼念周恩來活動的人數。他們低估了百姓的覺悟和對周總理的感情，只想到了限制白天的人數，滿以為晚上不會有人來參加悼念活動了。他們更不會想到許多機關幹部帶頭在夜間進行有組織的悼念活動。他們自己做了蠢事，讓平民百姓鑽了空子，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人們白天黑夜連續進行悼念活動，群眾的這種逆反心理，導致出現了同他們願望相反的情況，使參加遺體告別儀式的人數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好幾倍!此乃「四人幫」始料未及的。 　　更為令人惱火的事情是，上面一再提出不準設靈堂、不準開追悼會、不準送花圈、甚至不準佩戴黑紗。 　　人民對周恩來的熱愛是很深很深的，「四人幫」興風作浪壓制人民的悼念活動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他們這不許、那不準的，這無疑是給悲痛及憤恨的人民群眾火上加油。上頭這些生硬的規定真是觸犯了眾怒，迫使老百姓自發地走出家門到大街上去，到天安門廣場去舉行各種形式的悼念活動，後來有一個單位將「人民的總理人民愛，人民的總理愛人民」的心聲製成一個巨大的橫幅樹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 　　 第十四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3) 1976年1月，北京真是一個天寒地凍、肅殺蕭條的嚴冬，天氣冷，老百姓的心就更冷了。11日下午5時許，由少數治喪委員會成員、鄧穎超、醫療組、警衛人員、周恩來的親屬等再次前往北京醫院向周恩來遺體告別後，隨即起靈移送到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靈車開出醫院大門時碰到大批圍觀群眾，他們很快自動散到馬路兩旁，讓長長的靈車隊順利通過。車隊從王府井大街南口往西緩緩而行。只見自東西長安街直到八寶山，沿途擠滿了人群，男女老少長時間站在刺骨的西北風中流著眼淚迎候著。 　　周恩來的靈車四周掛著黃黑兩色的挽幛，上面佩著大白花，顯得肅穆、莊重，當靈車來到人群跟前時，就像一個無聲的命令，人們一個個脫帽向靈車致敬，止不住的淚水紛紛落下來。他們的衣襟沾濕了淚水也顧不得去擦一下，更多的人再也無法控制自己壓抑的感情，頓時號啕起來。他們捶胸頓足，哭得死去活來，有人當場暈厥過去，有誰看到如此慘烈的情景而不為之動容呢?坐在靈車裡的人們更加悲慟不已。 　　靈車隊到了八寶山公墓大門口，那裡早已聚集了許多群眾，他們要求再看一眼總理，也有人提出保留周總理遺體不要火化，於是哭喊聲又起，經過一再做工作後才慢慢地平靜下來，但一直到半夜12點多鐘，人群依然聚集在那裡沒有散去。 　　安放在玻璃棺內的周恩來遺體被移送到公墓火化爐前的房間暫停。鄧穎超站在玻璃棺頭側，雙手扶著棺蓋，淚流滿面，她低頭仔細地端詳著周恩來的遺容，唏噓不止。 　　醫療組、警衛、秘書、服務員、幾位治喪委員會成員把屋子擠得滿滿的，人們大聲哀號不止，殯葬人員一再過來告訴大家：預定火化的時間已到，請大家讓開，爐門已經開啟，裡邊冒著熊熊的火焰。經他們這樣一說，整個屋子又像開了鍋，人們一下子擁到玻璃棺前將它密密匝匝地圍住，大聲哭叫著：總理啊!您醒醒吧!總理……您不能走呀! 　　他們把嗓子都哭啞了。這種發自內心的悲傷猶如生離死別、痛徹心肺，眼淚嘩嘩地往下流，大家用手使勁地摁住棺蓋不許殯葬人員過來，惟恐把總理奪走。 　　我心裡同他們一樣悲痛，眼淚模糊了視線，但更擔心鄧大姐悲傷過度而病倒，此刻，我只是站在一旁用目光注視，無法、無言去勸慰她。因為在這樣的時刻任何語言都是蒼白無力的。可是，訣別親人最悲痛的一幕終究要結束。鄧穎超在護士攙扶下帶頭揮淚離開玻璃棺，讓八寶山的工作人員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仍在悲哀哭泣著的人群見此情形，亦只好漸漸散開，殯葬人員迅速揭去玻璃棺棺蓋將車子推到火化爐前，周恩來的遺體被送進了火化爐中，爐門關上了，無情的烈火吞沒了巨人的身軀，痛別的人們無奈地退到了屋子外面，大門立刻關上了。 　　我們按照鄧穎超事先的囑咐：總理的骨灰要純、要乾淨。有人引導警衛、護士和我都到火化爐後面的房間去等候，這個房間里有幾位部長、國務院辦公廳負責人、部分醫療組成員及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守候在爐旁。大家的眼淚早已哭干，嗓子哭啞了，現在只是默默地等待著。我們通過火化爐鐵門上的小孔看到了遺體火化時的情形。大約經過四十多分鐘，殯儀館工作人員將一大堆冒著青煙、滾燙的白骨輕輕地放在一張鋪著白布的桌子上。 　　這一下，我們真的永遠見不到敬愛的周恩來總理了! 　　我們幾個受命於鄧大姐的人立刻洗乾淨雙手，用酒精消毒後戴上醫用橡皮手套，將炙手的遺骨捻成粉末，我們的手在顫抖，淚在心裡流，但鄧大姐的囑託必須完成。 　　我們揀出了假牙托、皮鞋釘、腰帶金屬襻和中山裝金屬領扣等周恩來的身外之物，把純凈的骨灰小心翼翼地裝進白色綢布袋子里，再將袋子放進骨灰盒。可是我們，不，連火葬場的人也沒有想到竟然一個標準的骨灰盒盛不下周恩來的遺骨，殯儀館的人又取來一個骨灰瓶，我們才將餘下的骨灰仔細地、全部裝了進去。 　　 第十四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4) 過了午夜12點鐘，載著周恩來骨灰的靈車隊自西向東駛向勞動人民文化宮，骨灰盒就安放在靈堂里。在那嚴冬的深夜，寒冷的西北風穿透厚厚的棉衣刺痛人們的肌膚。可是一路上見到馬路兩側仍然站滿了人群，特別是那些老人和孩子們長時間守候在那裡目送靈車隊慢慢遠去。在車隊前面開主車的老楊師傅十分理解老百姓的心。他主動減速壓住了陣，使整個車隊緩緩前行，好讓群眾多看一眼總理的車隊。 　　二十多年已經過去了，時至今日，回憶起當年「十里長街送總理」的空前悲壯場面，令人永世難忘! 　　時代在前進，社會在進步，遵照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祖國建設的方方面面已取得了巨大成就。「文化大革命」與「四人幫」……或其他什麼都已成為歷史。我堅信，歷史上的這一幕決不會再重演。 　　周恩來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在病中曾向醫療組多次交代：癌症問題是全世界都還沒有解決。我死後，你們要作徹底的解剖檢查，好好研究研究，若能為醫學發展作出一點貢獻，我是很高興的。他說這番話的時候，並不是在疾病晚期而表現出悲觀喪氣的情緒，而恰恰是在治療見效，膀胱癌相對穩定的時候。他說話時的神態至今仍令我記憶猶新。他神情安詳、坦蕩自若，甚至發出朗朗笑聲。看得出來，他對科學發展與祖國的未來充滿了熱情和希望。 　　早在1956年，我們黨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倡議實行火葬，周恩來帶頭響應。1958年，總理專門派人到重慶把抗戰時期安葬在那裡的父親和鄧穎超的母親以及重慶辦事處的一些死去的同志墳墓平掉，進行深埋，地面上重又種上了莊稼。60年代後，周恩來的思想又有了新的發展，他認為人死後不僅要火化，而且沒有必要保留骨灰。他在國務院的一次會議上說：「人死後為什麼一定要保留骨灰呢?把它撒到地里可以作肥料，撒在水裡可以作飼料餵魚。這樣一來，人死後不僅不浪費一寸土地資源，遺體還可以作一點貢獻。」 　　這就是周恩來徹底的唯物主義世界觀，最崇高的思想境界。 　　他和鄧穎超都無愧地做到了這一點，成為子孫後代的光輝典範。 　　幾千年來，我們的老祖宗一直實行土葬。我們只要跨出家門到城郊或鄉間區，特別是近幾年來，一些旅遊風景區隨處可見大大小小的墳塋佔去了許多可耕地。這是一種愚昧無知、令人心痛的不良社會風氣。我們的先哲周恩來早已看到了社會發展的這種趨勢。他自覺地不保留骨灰，破除舊習俗，樹立新風尚，是對喪葬制度所作出的一次啟迪後人的革命性舉措。 　　1月15日下午3時，黨中央為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散會後，鄧穎超在台灣廳嚴肅地對親屬講話：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用無產階級的堅韌性，高度地剋制我內心的痛苦；還要用愉快的精神為解除伯伯的痛苦共同跟伯伯與疾病作鬥爭。你們的伯伯在知道他的生命不能挽救時，一再叮囑我，不要保留他的骨灰。這是我和伯伯在幾十年前共同約定的。我們國家在對待人死後的葬儀方面，從古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都一直是土葬的。從感情上講，你們很難過，伯伯的肉體雖然不存在了，但他的骨灰在祖國大地河流作肥料，仍為人民服務。用唯物主義的觀點看，物質不滅，生息不已。你們要支持伯伯的這一行動，伯伯的遺願實現了，伯伯的心愿，我已經了卻。 　　追悼會已經結束了，小轎車一輛接著一輛從大會堂開出來，由長安街向東西各自疾駛而去。參加追悼會的人漸漸地散盡，仍不見人們熟悉的那輛黑色紅旗轎車駛出來。莊嚴的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兩側擁滿了人群。他們渴望著再看一眼總理，向他致以最後的敬禮，再送他一程，目送他乘鶴歸去，直到他永遠安息的地方。 　　等啊等啊，就是不見那輛黑色轎車開出來，人們開始著急了，都在向自己提出一個問題：敬愛的周總理，您到底在哪裡?但他們依然靜靜地引頸期盼著…… 　　 第十四節、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5) 此時此刻，有誰會想到在人民大會堂里，鄧穎超親自將周恩來的骨灰分裝成三袋，交給了周恩來生前黨支部成員。他們乘坐周總理的座車護送骨灰悄悄地向東郊迅速駛去。 　　鄧穎超亦乘車相送去機場。他們手捧著總理的骨灰登上一架農用小飛機，按照事先的約定，飛機升空後，他們應聽從駕駛員的命令，分別在北京上空、天津海河與黃河入海口等處，將骨灰全部撒乾淨。鄧穎超久久地站在寒冷的黑夜裡，目送那一架小飛機漸漸地消失得無影無蹤，她才乘車返回西花廳。 　　這一壯舉是在默默無聲中進行的。曾經有人問起，總理的骨灰真的都撒完了嗎?難道沒有留下一點兒嗎?總理的骨灰究竟撒在了什麼地方……給人們心目中留下了不盡的遐想。 　　我們根據周恩來一生的謙遜美德和他的徹底革命精神，答案便不難找到了。有人說得好：總理生前沒有自己，死後也無須保留自己。他似乎什麼也沒有給我們留下，但是，他把什麼都留給了我們。千百年後，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在追尋歷史人物對中國的貢獻時，不可能忽略了周恩來。他們會說，周恩來沒有後裔，沒有留下墳墓，甚至也沒有留下很多著作；但是，他留下的財富是使中華民族代代相傳，世世享用不盡的! 　　書包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後記 1998年，在周恩來誕辰100周年之際，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回憶錄《周恩來的最後十年》。日子過得真快，光陰荏苒，轉眼間不覺已過去了十年，我已是七十六歲的老年人了。 　　記得那年從年初開始，從北京到上海以至於全國各地人民都沉浸在深深的緬懷之中。報刊、雜誌刊登紀念、追思文章，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每晚摘要播出《周恩來的最後十年》，電視台播放領導人、周恩來親屬及身邊工作人員的採訪實錄，各機關，團體的報告會紀念會廣泛宣傳周恩來這位歷史巨人的人格魅力。因為周恩來是人類的楷模，民族的靈魂。有關他的故事世代相傳，常說常新，永遠也講不完。周恩來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周恩來就在我們身邊！ 　　我的回憶錄出版後，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陪同簽名售書併到機關學校等單位作報告，遇到不少感人的事情，真是難以忘懷。 　　二月份的上海陰雨綿綿天氣十分寒冷，一日下午預定兩點鐘在靜安寺新華書店簽名售書，我們於一點半到那裡看見已有幾十人排隊。我坐在小板凳上低著頭只管簽名，忽然聽到一個男子高聲說：「張老，您跟著周總理他老人家十來年，跟他握過很多次手，我能握一下您的手嗎？」我馬上站起來，一看是位四十來歲的工人師傅，他正站在我面前，並立正向我舉手行禮。我同他熱烈握手，並向他表示了感謝。過了一會兒，聽到人群中有人喊：「張佐良，張佐良……你還認識我嗎？」我趕緊站起來一看是位女同志，花白頭髮戴著眼鏡，到跟前仔細辨認方知道她叫趙秀華，是我於1952年在上海衛生幹部學校補習文化時的老師。她激動地含著眼淚說：「你為周總理服務，我們大家都感謝你。」說完，我們握了一下手，她便拿著簽好名的書走了。後來，又有一位六七十歲的大媽帶著孫子冒著寒風前來，她說孫子要拿壓歲錢買一本《周恩來的最後十年》送給他父親做生日禮物。這一件件看似小事情，確實令人感動不已，這也充分說明周恩來的確深入人心。 　　我的回憶錄寫的都是有關周恩來的最後十年的起居作息和一日三餐等日常生活，但要結合到那個特殊年代，便會產生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許有助於沒有經歷過十年###的人來理解那段歷史。 　　周恩來誕辰100周年時，國家主席###在《人民日報》以《相知相識五十年——我所了解的恩來同志》為題發表長篇文章說： 　　「恩來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卓越領導人，也是人民軍隊的主要締造者之一。自1927年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到1976年病故，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日子裡，恩來同志一直是核心領導成員。這在中國共產黨內，只有恩來同志一個人。 　　……恩來同志身為總理，是共和國的大管家……。在中南海里，他是睡得最晚的領導人之一。西花廳的燈光經常要到深夜，凌晨，真可謂日理萬機，嘔心瀝血。 　　……當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錯誤，導致全國性災難時，周恩來權衡輕重，相忍為黨，置個人的毀譽得失於度外，利用手中還保持的權力，相機挽回損失。寓剛於柔，融韌於忍，柔在外，剛藏內，勇於所當勇，退於所當退，這正是恩來同志大智大勇的品質修養。」 　　###在紀念周恩來百年誕辰大會上講話時把周恩來的精神高度概括為：「1.就是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同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的結合；在重大歷史轉折關頭，他總是認準方向和目標，堅忍不拔。他堅持實事求是，要求大家按照客觀規律辦事；2.就是對上負責同對下負責的結合。他總是把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擺在第一位；3.就是高度的原則性同高度的靈活性結合。」 　　聯繫到那個###歲月，再結合###和###的文章及講話就容易理解周恩來的艱難歷史處境，什麼叫「相忍為黨」和偉人的人格魅力。 　　bookbao.com 書包網最好的txt下載網 返回書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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