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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2017年度美國關鍵詞

美國入冬以來,流感並不嚴重,但性侵醜聞卻像流感一樣從西岸的好萊塢,矽谷一直蔓延到東岸的媒體之都及國會山。

這幾個月,美國演藝界、商界、媒體業及政壇的老男人性侵醜聞如火山般突然爆發,大有一波「道德塌陷」洶湧來襲之勢。先有好萊塢權傾一時的製片人哈維·韋恩斯坦在數周內受到83名女演員、女同事及女下屬指控他的強姦及性侵猥褻行為。接著《紙牌屋》主演凱文·斯派西、演員達斯汀·霍夫曼等人接連受到性侵指控。優步工程師指控經理性侵,而民主、共和兩黨也有重量級議員或議員候選人陷入性醜聞泥沼,包括國會任職資格最老的民主黨籍眾議員約翰·科尼爾斯,明尼蘇達州參議員阿爾·弗蘭肯和亞拉巴馬州共和黨籍參議員候選人羅伊·穆爾。

媒體曝光這些性侵事件後,更多的性侵受害女性站出來,控訴那些有權勢的男人在過去幾十年間對她們的各種性暴力傷害。最新的性侵控訴直指美國著名訪談節目主持人及記者查理·羅斯,《紐約時報》白宮記者格倫·斯拉什及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早間節目王牌男主播麥特·勞爾。勞爾是美國年薪最高的新聞從業人員之一,年薪達2000萬美元。11月底一名女員工聯繫全國廣播公司管理層,指認勞爾性騷擾。她和代理律師與公司管理層的會面後不到35小時,全國廣播公司調查並開除了勞爾。

《時代》2017年度風雲人物

《時代》周刊在考慮2017年度最具影響力人物時,曾經考慮過中美兩國的最高領導人,但最終卻決定把今年的風雲人物授予五位在推特上發起反性侵社會運動的五位美國女性。正如《時代》周刊主編愛德華·費爾森塔爾所說,今年席捲全美的這場揭醜風暴是幾十年來美國經歷過的一場最迅速的社會變革。

《時代》稱她們為「沉默打破者」(The Silence Breakers),代表了數百位勇敢站出來揭發性侵害者醜聞的女性及一些男性受害人。

代表他們的五位「沉默打破者」分別是影星艾什麗·賈德(Ashley Judd)、歌星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優步公司前工程師蘇珊·福勒(Susan Fowler)、演員羅絲·麥高恩(Rose McGowan)和阿麗莎·米萊諾(Alyssa Milano)。她們在推特上發起的「Me Too」(我也是受害人)活動,開始了一場反抗性騷擾、性侵害的社會運動。

美國昆尼皮亞克大學12月6日發布的一項全美調查結果發現,幾乎一半美國女性(47%)說她們受到過性騷擾。這次調查對「性騷擾」行為定義廣泛,指任何未經同意的性騷擾、性侵害行為,包括從強姦到不受歡迎的性暗示及行為。

調查發現,美國成年人中32%的人遭到過性騷擾,其中女性佔47%,男性佔17%。各年齡段受到性侵的比例大致相當,18至34歲年齡段中33%的人受到過性騷擾,35-49歲年齡段有30%的人受到性騷擾。50至64歲年齡段的比例最高,達36%,而65歲以上人群也有34%遭遇過性騷擾。

今年受害人特別多

從目前的爆料來看,性侵害的施暴者都是一些位居要職有錢有勢的老男人。他們中多數人的性侵行為長達數年到數十年。性侵對象數量眾多,一般都是他們的同事、下屬或有求於他們的年輕女性。性侵之後,他們有恃無恐,利用自己的地位、金錢或個人影響力讓受害人長期保持沉默。

有時這些老男人也承諾提供事業上的幫助,以此換來更多的性侵機會。有時他們又威脅說,如果對方敢於聲張,他們憑藉自己的影響力可以隨時毀掉受害者的事業,甚至人生。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而這些人擁有的權力和財富成了他們控制並性侵下屬的資本和護身符。

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是,為什麼今年有這麼多人敢於站出來指控性侵者,講述多年前的性侵遭遇?

首先,美國社會出現了重大變化,性暴力倖存者開始感到社會的接納和信任。

而最重要的是,無論男女受害人都感到他們並不孤單,如果發聲,他們的聲音不再是無力無助的呻吟,而是贏得社會關注並喚醒更多受害者的強者之聲。如果說1998年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爆出性醜聞時,我還無法感受到美國社會對性侵受害人的包容與支持,那麼今天的社會已經大不相同,指責受害人讓他們不敢發聲的惡勢力受到強有力的挑戰和制約。這其中有不少社團為性侵受害人奔走呼號有關,盡量減少社會強加給他們的羞恥感和不信任。

學者的研究也發現,無中生有的性侵指控非常罕見,而受害人最大的擔心是反遭對方誣陷。因為對方處在社會精英階層,掌握了更多的如金錢、法律手段等社會資源。學者的研究鼓勵了受害人不畏強權,敢於揭露性侵者。而這些社會條件在20年前尚未成熟,否則柯林頓總統也不會這麼容易擺脫性醜聞,很可能已經遭到彈劾。

第二,美國正在形成一種不再容忍任何形式的性侵行為的社會共識。

今年曝光的這些性侵者都遭到停職,開除直到刑事訴訟。最近20年,美國從中學,大學到職場都在開展反性騷擾、性侵害教育,並為舉報這類犯罪行為創造條件。例如,我去兒子學校做義工必須接受背景調查,其中重要一項就是調查是否有過性犯罪。無論是學生或職工都在學習如何辨別針對自己或他人的性騷擾和性侵害,了解不受歡迎的性暗示的言行。如果發現性侵,每個人都有責任舉報。而社會鼓勵民間自發的反性侵活動,如#MeToo活動鼓勵受害人分享自己受到性暴力威脅或傷害的經歷。這些社會變革提高了公眾對性暴力的認知和防範意識。

第三,這些年,媒體和學者都在提醒民眾性侵害、性暴力經常發生。一個人一生中尤其是女性遭到強姦或遭遇強姦未遂的可能性很大。教育民眾,多數性暴力事件是當事人認識或信任的人所為。性侵他人者常常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為達到性侵目的,他們濫用自己的財富,權力和影響力。每個社區必須重視可能出現的性暴力傾向和事件。一旦發現這類事件,民眾應該站出來發聲,保護受害人,舉報施暴者。

今年這麼多受害者站出來的第四個原因是,他們看到了集體發聲的力量。

一般來說,一個社會不太會重視某一個性侵受害人的單獨發聲。不過,有十人,30人甚至80多人以獨有或相似經歷同時指控某個好萊塢性侵者,公眾的態度將大不一樣。我的一位美國朋友說,她等了7年才說出自己遭到強姦的經歷,因為她害怕人們用異樣的眼光看她。很多受害人不願揭開內心的傷疤。心理學家說,這完全正常,她們不應該覺得只有揭開傷疤才能獲得安慰。她們可以不談自己的經歷,但同樣可以加入反性暴力的活動。

當然,我更佩服我那位美國朋友的勇敢。正是千千萬萬象她那樣的受害者大膽地站出來說一句#MeToo ,並和全社會共同努力,我們才有可能阻斷並治癒性侵這個流行病。

美國入冬以來,流感並不嚴重,但性侵醜聞卻像流感一樣從西岸的好萊塢,矽谷一直蔓延到東岸的媒體之都及國會山。

這幾個月,美國演藝界、商界、媒體業及政壇的老男人性侵醜聞如火山般突然爆發,大有一波「道德塌陷」洶湧來襲之勢。先有好萊塢權傾一時的製片人哈維·韋恩斯坦在數周內受到83名女演員、女同事及女下屬指控他的強姦及性侵猥褻行為。接著《紙牌屋》主演凱文·斯派西、演員達斯汀·霍夫曼等人接連受到性侵指控。優步工程師指控經理性侵,而民主、共和兩黨也有重量級議員或議員候選人陷入性醜聞泥沼,包括國會任職資格最老的民主黨籍眾議員約翰·科尼爾斯,明尼蘇達州參議員阿爾·弗蘭肯和亞拉巴馬州共和黨籍參議員候選人羅伊·穆爾。

媒體曝光這些性侵事件後,更多的性侵受害女性站出來,控訴那些有權勢的男人在過去幾十年間對她們的各種性暴力傷害。最新的性侵控訴直指美國著名訪談節目主持人及記者查理·羅斯,《紐約時報》白宮記者格倫·斯拉什及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早間節目王牌男主播麥特·勞爾。勞爾是美國年薪最高的新聞從業人員之一,年薪達2000萬美元。11月底一名女員工聯繫全國廣播公司管理層,指認勞爾性騷擾。她和代理律師與公司管理層的會面後不到35小時,全國廣播公司調查並開除了勞爾。

《時代》2017年度風雲人物

《時代》周刊在考慮2017年度最具影響力人物時,曾經考慮過中美兩國的最高領導人,但最終卻決定把今年的風雲人物授予五位在推特上發起反性侵社會運動的五位美國女性。正如《時代》周刊主編愛德華·費爾森塔爾所說,今年席捲全美的這場揭醜風暴是幾十年來美國經歷過的一場最迅速的社會變革。

《時代》稱她們為「沉默打破者」(The Silence Breakers),代表了數百位勇敢站出來揭發性侵害者醜聞的女性及一些男性受害人。

代表他們的五位「沉默打破者」分別是影星艾什麗·賈德(Ashley Judd)、歌星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優步公司前工程師蘇珊·福勒(Susan Fowler)、演員羅絲·麥高恩(Rose McGowan)和阿麗莎·米萊諾(Alyssa Milano)。她們在推特上發起的「Me Too」(我也是受害人)活動,開始了一場反抗性騷擾、性侵害的社會運動。

美國昆尼皮亞克大學12月6日發布的一項全美調查結果發現,幾乎一半美國女性(47%)說她們受到過性騷擾。這次調查對「性騷擾」行為定義廣泛,指任何未經同意的性騷擾、性侵害行為,包括從強姦到不受歡迎的性暗示及行為。

調查發現,美國成年人中32%的人遭到過性騷擾,其中女性佔47%,男性佔17%。各年齡段受到性侵的比例大致相當,18至34歲年齡段中33%的人受到過性騷擾,35-49歲年齡段有30%的人受到性騷擾。50至64歲年齡段的比例最高,達36%,而65歲以上人群也有34%遭遇過性騷擾。

今年受害人特別多

從目前的爆料來看,性侵害的施暴者都是一些位居要職有錢有勢的老男人。他們中多數人的性侵行為長達數年到數十年。性侵對象數量眾多,一般都是他們的同事、下屬或有求於他們的年輕女性。性侵之後,他們有恃無恐,利用自己的地位、金錢或個人影響力讓受害人長期保持沉默。

有時這些老男人也承諾提供事業上的幫助,以此換來更多的性侵機會。有時他們又威脅說,如果對方敢於聲張,他們憑藉自己的影響力可以隨時毀掉受害者的事業,甚至人生。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而這些人擁有的權力和財富成了他們控制並性侵下屬的資本和護身符。

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是,為什麼今年有這麼多人敢於站出來指控性侵者,講述多年前的性侵遭遇?

首先,美國社會出現了重大變化,性暴力倖存者開始感到社會的接納和信任。

而最重要的是,無論男女受害人都感到他們並不孤單,如果發聲,他們的聲音不再是無力無助的呻吟,而是贏得社會關注並喚醒更多受害者的強者之聲。如果說1998年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爆出性醜聞時,我還無法感受到美國社會對性侵受害人的包容與支持,那麼今天的社會已經大不相同,指責受害人讓他們不敢發聲的惡勢力受到強有力的挑戰和制約。這其中有不少社團為性侵受害人奔走呼號有關,盡量減少社會強加給他們的羞恥感和不信任。

學者的研究也發現,無中生有的性侵指控非常罕見,而受害人最大的擔心是反遭對方誣陷。因為對方處在社會精英階層,掌握了更多的如金錢、法律手段等社會資源。學者的研究鼓勵了受害人不畏強權,敢於揭露性侵者。而這些社會條件在20年前尚未成熟,否則柯林頓總統也不會這麼容易擺脫性醜聞,很可能已經遭到彈劾。

第二,美國正在形成一種不再容忍任何形式的性侵行為的社會共識。

今年曝光的這些性侵者都遭到停職,開除直到刑事訴訟。最近20年,美國從中學,大學到職場都在開展反性騷擾、性侵害教育,並為舉報這類犯罪行為創造條件。例如,我去兒子學校做義工必須接受背景調查,其中重要一項就是調查是否有過性犯罪。無論是學生或職工都在學習如何辨別針對自己或他人的性騷擾和性侵害,了解不受歡迎的性暗示的言行。如果發現性侵,每個人都有責任舉報。而社會鼓勵民間自發的反性侵活動,如#MeToo活動鼓勵受害人分享自己受到性暴力威脅或傷害的經歷。這些社會變革提高了公眾對性暴力的認知和防範意識。

第三,這些年,媒體和學者都在提醒民眾性侵害、性暴力經常發生。一個人一生中尤其是女性遭到強姦或遭遇強姦未遂的可能性很大。教育民眾,多數性暴力事件是當事人認識或信任的人所為。性侵他人者常常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為達到性侵目的,他們濫用自己的財富,權力和影響力。每個社區必須重視可能出現的性暴力傾向和事件。一旦發現這類事件,民眾應該站出來發聲,保護受害人,舉報施暴者。

今年這麼多受害者站出來的第四個原因是,他們看到了集體發聲的力量。

一般來說,一個社會不太會重視某一個性侵受害人的單獨發聲。不過,有十人,30人甚至80多人以獨有或相似經歷同時指控某個好萊塢性侵者,公眾的態度將大不一樣。我的一位美國朋友說,她等了7年才說出自己遭到強姦的經歷,因為她害怕人們用異樣的眼光看她。很多受害人不願揭開內心的傷疤。心理學家說,這完全正常,她們不應該覺得只有揭開傷疤才能獲得安慰。她們可以不談自己的經歷,但同樣可以加入反性暴力的活動。

當然,我更佩服我那位美國朋友的勇敢。正是千千萬萬象她那樣的受害者大膽地站出來說一句#MeToo ,並和全社會共同努力,我們才有可能阻斷並治癒性侵這個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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