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看「四大名著」：國民讀物如何形成？

201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四大名著「珍藏版」《紅樓夢》之寶黛共讀西廂圖（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古代小說研究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劉勇強給我講了一個故事。

一位德國漢學家告訴他，有次在德國的一個景點，看到幾位工程師模樣的人，正在熱烈地討論小說《紅樓夢》的問題。

這位漢學家覺得這一幕非常有意思，他說自己無法想像，幾個德國工程師去別國旅遊，會在那裡討論歌德的某部作品。

不僅《紅樓夢》，包括《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在內的「四大名著」，在中國早已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文學常識。

一個中國人，即使沒有完整讀過四大名著中的任何一部作品，至少也接觸過取材其中的戲劇片段、民間說書；

或者應該反過來說，除《紅樓夢》以外的其他三部小說，原本就是在民間流行已久的話本故事的基礎上，整理改編而成。

而對於更年輕的讀者來說，教材中的四大名著的選段，暑假不斷重播的經典連續劇、電影，已成為帶著溫情的回憶。

然而多數人並不清楚，「四大名著」這一約定俗成的提法，從確立到流行，不過短短几十年的時間。

圍繞其間的小說觀念演變、出版刊行格局、特殊時期政治影響力的擴展，以及小說史研究與教學還有影視改編的推波助瀾，「四大名著」堪稱一個經典塑造的典型案例。

201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四大名著「珍藏版」，採用畫家戴敦邦的插畫，圖為《西遊記》之西天取經圖（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從「四大奇書」談起

在「四大名著」之前，談及中國古代的章回小說創作，人們更多引用的說法是「四大奇書」。

明代文學家馮夢龍曾稱明代有「四大奇書」：《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

這一說法，後來被清代文學家李漁所認可。

在託名李漁的兩衡堂刊本《三國志演義序》中便寫道：「嘗聞吳郡馮子猶，賞稱宇內四大奇書，曰《三國》《水滸》《西遊》及《金瓶梅》四種。」

清人劉廷璣的《在園雜誌》對四大奇書作了專門的逐一評論。

此後，「四大奇書」的說法日漸流行，成為人們討論白話章回小說時的參考。

比如，《儒林外史》出來後，閑齋老人在序言中便將其納入「四大奇書」的背景加以表彰。

回頭來看，這一從明清時期即流行，直到當代都具有很大影響的說法，有其內在的學理意義。

正如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傅承洲所說，這四部被冠以奇書的小說恰好代表了明代四種類型小說——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神魔小說、世情小說的最高成就。

只是，等到《紅樓夢》在乾隆年間刊行之後，「四大奇書」的說法受到挑戰，以後任何關於明清章回小說的列舉，便不能無視《紅樓夢》的存在了。

在「四大奇書」中，地位最早受到挑戰的是《三國演義》。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描述了這一情形：「明季以來，世目《三國》《水滸》《西遊》《金瓶梅》為『四大奇書』。

居說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紅樓夢》盛行，遂奪《三國》之席，而尤見稱於文人。」

《三國演義》劇照

其實晚清文壇，受到西方小說觀念的影響，人們對明清小說的認識就已經發生了變化。

解弢在《小說話》便將明清小說分為甲等三種，第一《紅樓夢》，第二《水滸傳》，第三《儒林外史》。

乙等八種，包括《西遊記》《封神演義》《金瓶梅》《隋唐演義》等，丙等《花月痕》《蕩寇志》。

足以印證魯迅判斷的是，在如此寬泛的名單中，居然沒有《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何以難入時人法眼？

這或許從民國初年錢玄同與胡適圍繞新文學的通信可以一窺。

1917年2月25日，錢玄同在寫給胡適的信中，極為讚賞胡適發表在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5號上的《文學改良芻議》中的觀點：

認為「此前之小說與戲劇在文學上之價值，竊謂當以胡先生所舉『情感』與『思想』兩事來判斷。

其無『高尚思想』與『真摯情感』者，便無價值之可言」。

正是在這一邏輯下，錢玄同認為《三國演義》《說岳》之類小說「以迂謬之見解，造前代之野史」，不足珍視。

胡適在《再寄陳獨秀答錢玄同》的信中說：「鄙意以為吾國第一流小說，古人惟《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紅樓夢》四部。」

不過，他不認同錢玄同對《三國演義》的激烈否定，認為「其書謬處在於過推蜀漢君臣而過抑曹孟德。

然其書能使今之婦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見其魔力之大」，足以稱得上世界歷史小說上有數的名著。

「五四」一代念茲在茲的仍是文學對國民思想的改造，胡適對《金瓶梅》的排斥，

便多少與錢玄同對《三國演義》的否定出於一個邏輯：「我以為今日中國所謂男女情愛，尚全是獸性的肉慾。

今日一面正宜力排《金瓶梅》一類之書，一面積極譯著高尚的言情之作，五十年後，或稍有轉移風氣之希望。」

不管怎麼說，晚出的《紅樓夢》與《儒林外史》不斷進入人們的討論視野，《金瓶梅》與《三國演義》則時有爭議。

撇開時風影響，單從文學角度而言，《金瓶梅》與《儒林外史》自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傅承洲看來，《金瓶梅》固然有暴露的性描寫，未必適合未成年人閱讀，卻開創了一種新的小說類型，代表著小說創作的發展方向。

取材日常生活的瑣事，以細膩真實的描寫取勝。劉勇強則認為，《儒林外史》無論就其散文化敘述的文體還是對中國文化反思的深度而言，均不容小覷。

只是，小說中大密度的文化信息，成為一般讀者的閱讀門檻。

明清小說和「新文化」

在中國傳統文學觀念中，小說向稱稗官野史，不登大雅之堂。

無論是文苑傳還是儒林傳，正史記載中從來不收小說家和研究小說戲劇的學者。

從晚清到「五四」，國門初開，文人很快發現小說在西方文學中所佔據的重要地位。

他們意識到，儘管中國傳統小說非常繁榮，卻缺乏研究挖掘。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小說對於世道人心、國民精神的改造意義重大。

從梁啟超掀起的小說革命，到胡適、魯迅等人的小說史研究，無不延續著這種思路。

面對當時「言文分離」的現實，這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一面身先士卒用白話創作詩歌、小說，一面進行小說史研究，從歷史尋找理論依據。

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中國章回小說考證》，正是這樣的產物。

如果說小說史的研究教學影響所及，還限於學校之內，那麼在胡適等人的推動下，採用新式標點刊印明清小說，則成為日後「四大名著」通過出版產生巨大影響的起點。

《水滸傳》劇照

1920年8月，亞東圖書館出版了汪原放標點分段的《水滸》，此後又陸續標點出版了《儒林外史》《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鏡花緣》等16種明清章回小說。

據傅承洲考，胡適為其中14種小說寫了序言和考證，其中便有後來奠立新紅學基礎的《<紅樓夢>考證》。

「胡適當時在文化界影響非常大，由他出面推動亞東圖書館出版白話小說，影響可想而知。

可以說風靡一時，對當時年輕人學習白話，用白話進行文學創作產生了廣泛影響。」傅承洲說。

這些小說在當時受歡迎的程度，在1929年亞東本第六版《西遊記》的廣告插頁上也可見一斑：《水滸》已出了10版；

《儒林外史》出了11版，《紅樓夢》出了9版，《三國演義》出了6版，《鏡花緣》出了5版。

《紅樓夢》劇照

時隔近半個世紀，在上世紀80年代魏紹昌《紅樓夢版本小考》的序言中，小說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吳組緗回憶自己1922年在蕪湖第五中學時的讀書經歷：「（書店）櫥窗里陳列著令人觸目心跳的書刊：《新青年》《少年中國》；

《新潮》《冬夜》《草兒》《嘗試集》，還有《胡適文存》《獨秀文存》和線裝布套的《新文庫》等等。

此外，就是分外打眼的亞東版汪原放標點的幾種大部頭白話小說。

那時新的白話小說還不為人所熟知。所謂白話小說，就是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因而聲價十倍的明清小說名著。

我最先從陡門巷『科學出版社』買到手的就是一部亞東本《紅樓夢》……

現在我買到手的，屬於我所有的這部書，是跟我平日以往看到的那些小說書從裡到外都是完全不同的嶄新樣式。

白報紙本，本頭大小適宜，每回分出段落，加了標點符號，行款疏朗，字體清楚，拿在手裡看著，確實悅目娛心。我得到一個鮮明印象：這就是『新文化』！」

有趣的是，正是從那些被視為「新文化」的明清小說中，吳組緗不但被小說內容所吸引。

而且學習它的詞語語氣、分段空格、標點符號，最終成為一名小說家。

「國民讀物」的不同解讀

如果說上世紀20年代以新文化面目出現的亞東版，造就了明清小說的第一次大規模傳播。

那麼，在上世紀50年代，人民文學社以「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出版的系列小說，則與「四大名著」日後的形成有更為直接的關係。

1951年組建的人民文學社，承擔著文學普及的國家使命。

社長、總編輯馮雪峰在上任之初，便提出「古今中外，提高為主」的出版布局。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及民間文藝」無疑是其中重要一環。

為滿足市場上對於圖書的需求，也保證人民文學社出版的圖書品質，初版印行的中國文學作品先以副牌「作家出版社」名義出版發行；

得到市場認可後，再以人民文學社名義發行。

就這樣，1952年10月，以清代最流行的經過金聖嘆批改的七十回本《水滸傳》出版；

1953年11月，以毛綸、毛宗崗父子刪改潤色的《繡像三國志演義第一才子書》為底本的《三國演義》出版；

1953年12月，以程乙本為底本的《紅樓夢》出版；1954年6月，以明代世德堂本為底本的《西遊記》出版。

這些集納當時一批最優秀學者集體整理的本子，首次出版後又經過多次修訂重印，無疑也代表了那個年代的學術水平。

1980年版《西遊記》，選用人民文學社美術編輯古乾的《西遊記圖像》作為插圖（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由於印量巨大，這四本書在當時產生了巨大影響。

據統計，1949年10月至1966年4月，《水滸傳》印了267萬冊，《三國演義》印了646萬冊，《西遊記》印了379萬冊，《紅樓夢》印了284萬冊，為當時古典文學類圖書中印量最大的幾種。

值得注意的是，這四部小說影響的擴大，還有政治的原因。

毛澤東本人對這四部小說極為推崇，讓劉勇強印象深刻的是，在1956年發表的《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將《紅樓夢》與中國的地大物博並舉。

「我國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國主義，歷來受人欺負。工農業不發達，科學技術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

以及在文學上有部《紅樓夢》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

所以，無論在實際的出版傳播，還是研究教學中，「四大名著」都已經深入人心。

但它作為一種日後流布甚廣的說法，仍要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算起。

比如，1981年內地出版的鄭國銓等編著的《文學理論》一書中，第一次提道：「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中的四大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將紛紜繁複的生活事件……

組織在一個完整的大廈之中。」

90年代以來，以「四大名著」名義的出版，更是沒有停過。

從1990年人民文學社出版的精裝16開彩色插圖本「四大名著」，到後來長征出版社的《漫畫四大名著》，再到海天出版社的《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以「四大名著」冠名的出版叢書與研究論著，已成為潮流。

劉勇強把小說名著研究成為熱點，視為古代小說研究在20世紀取得長足發展的突出表現。

這一點在港台等海外學者那裡體現得更為明顯。

早在1964年，學者趙聰便在香港出版《中國四大小說之研究》，之後又加入《儒林外史》，更名為《中國五大小說之研究》。

夏志清寫於1968年的英文專著《中國古典小說》，在上面五部小說中，加入《金瓶梅》。

美國漢學家浦安迪的《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則沿用傳統「四大奇書」說法，不過，他更強調「奇書」的文體意義與文人創作特點。總體而言，以「四大名著」為中心的研究論著更多。

「四大名著」的學理基礎，還體現在文學史的教學中。

上世紀60年代出版的游國恩等編《中國文學史》和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中國文學史》，作為國內最有影響的兩部文學史教科書，對「四大名著」與《儒林外史》《聊齋志異》都列專章講述。

而受特定時代的意識形態影響，《金瓶梅》卻無此待遇。

在劉勇強看來，「這也反映了《金瓶梅》隨著『四大奇書』提法淡出後，未能進入『四大名著』序列的學術處境」。

1957年首次以人民文學出版社名義出版的《紅樓夢》整理本，插圖採用清代畫家改琦的《紅樓夢圖詠》

不論在內地還是港台，以「四大名著」中一部或幾部小說作為重點研究，依然佔據學界主流，其中，圍繞《紅樓夢》研究所形成的「紅學」，無疑風頭最盛。

幾代紅學家的研究，除體現在各自專著中，其最新成果也體現在人民文學社不斷翻新的《紅樓夢》版本中。

人民文學社副總編輯周絢隆便講過一則趣事：美國學者余英時在一篇文章裡面提到這樣一個看法，要想知道內地官方認可最權威的紅學家是誰，就看人民文學社那一版的《紅樓夢》序是誰寫的。

1982年出版的《紅樓夢》全新整理本，前八十回以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為底本，後四十回以程甲本（程偉元乾隆五十六年[1791]活字本）為底本，署名曹雪芹、高鶚著，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

又被稱為「新校注本」、「紅研所」校注本。這一版本的整理工作由馮其庸主持，李希凡、林冠夫、劉夢溪、張錦池、蔡義江、胡文彬、呂啟祥等二十餘位紅學家共同完成。

其後這一版本不斷修訂完善，延續至今，成為目前發行量最大的《紅樓夢》普及讀本。

在台灣大學教授歐麗娟的印象中，台灣的紅學並不發達，更多出於自發性的研究，也沒有形成特定脈絡。

早期，台灣更多受到民國以來紅學發展的影響，以考證派、索隱派、版本研究居多。

後來逐漸有一些以《紅樓夢》中人物、美學、文化等角度切入的內部研究，但「還是不免於二分法的思維主導，以現代的自由平等觀念去理解傳統經典」。

而對於一般大眾而言，台灣作家白先勇、蔣勛等以說書形式進入《紅樓夢》的閱讀方式，正如大陸作家劉心武等人對《紅樓夢》的解讀，受眾很廣但也時有爭議。

在香港紅樓夢學會會長張惠的觀察中，比起內地同代學者，香港學者身處中西通匯的香江，並且由於香港高校中缺乏過細的學科分段。

不少人多有兼教，比如紅學研究專家潘重規同時還擅長敦煌學，在研究中有時反而有貫通融會的效果。

只是，曾經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在小說史研究教學中，也面臨著一些不利因素。

張惠曾吃驚地發現，一個歷史成績不錯的學生，可能僅熟悉唐代，而上不知先秦，下不知元明，也正因為這種隔膜，香港有關三國演義題材影視劇的改編，多集中於表現有限的數個人物，如呂布、諸葛亮、趙雲等，缺乏大的歷史視野。

不同於內地的是，港台地區並無明確的「四大名著」概念，用歐麗娟的話說，「有其實，無其名」。

台灣嘉義大學教授徐志平記得，台灣的中學教科書里會提到明代的「四大奇書」，選讀更多的則是「四大名著」中諸如「空城計」「草船借箭」「三借芭蕉扇」「林沖夜奔」「劉姥姥進大觀園」等經典片段。

徐志平告訴本刊，改編自四大名著的影視劇，在台灣並不多見。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香港極度繁盛的影視改編。

據張惠介紹，除了拍攝較為忠實原著的電視劇，香港的紅樓題材影視劇還呈現齣戲曲片、時裝片、情色片等極為駁雜的面貌。

這些影視劇改編，對「四大名著」的深入人心，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劉勇強更願意從「國民讀物」的角度去理解這四部著作。他認為，國民讀物的概念與精英階層的經典讀物的區別在於讀者群體。

「我們不能要求一般人都讀懂《論語》《孟子》《莊子》這些經典。

成為國民讀物，必須具有非常大的受眾面，做到雅俗共賞。」

劉勇強舉了一個例子，「《西遊記》中，花果山上石頭縫裡蹦出來的猴子，和其他小猴子商量誰先進入水簾洞便稱王。

結果它先進去以後便和其他小猴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一個石猴子，脫口而出就是這種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