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魂拷問者----作家陳亞珍訪談錄

轉載▼標籤：轉載原文地址：靈魂拷問者----作家陳亞珍訪談錄作者：陳亞珍邱燕：您是怎樣走上文學這條道路的？是純粹愛好還是有家族遺傳因素？陳亞珍：我走上文學道路完全是出於傾訴慾望的衝動，家族絲毫沒有這方面的遺傳基因，更沒有這方面的人才資源。父親戎馬出身，母親是個裁縫師。我父親一生最遺憾的不是沒有看過一本書，而是我奶奶一生沒有吃過一個白面饃。我們家的一個小書架上陳列的全是馬、恩、列、斯、毛的著作。我和我姐姐那時看小說都得偷看，讓我母親發現統統認為是「閑書」。而我走上文學道路，是因為我缺少人世間最珍貴的情愫「愛」！我認為：文學就是尋找人間之愛，愛是人世間的最高法度！這種感悟來自於我自身的體驗。我出生的時候正值「大躍進」，我的父母，一對夫妻，兩個黨員，共產黨員在「大躍進」是要起先鋒作用的，生孩子也得先考慮黨性，據說我父親為了革命工作就不願意讓我出生，是母親執意保全我來到人世間。估計如果我自然流亡母親也不見得有意見，但不識時務的我就這樣死切白賴地出生了，脫離母體三天之後，我父親就把我無情地送給奶媽，那時候我認為奶媽就是媽，去了「奶」就絕不是媽。這樣從六歲回到家裡，憑空又換了個完全不一樣的媽，還要強迫我叫，不叫就不高興，一切都是陌生的，所有的家庭成員都是冷漠的。據說我是從奶媽家回來眼淚最多的一個孩子，能把日頭哭暗，房頂哭得唰唰落土。而且還企圖私奔去找奶媽，讓我媽揪回來一頓毒打。說你翅膀沒長硬還成了精哩。那時候完全認為我媽像個「地主婆」。現在回想起來，一個六歲的孩子她需要愛不需要孤獨，可到底是什麼造成了這個隔膜，小時候不知道，只怨恨父母。和家庭感情還未恢復，文化革命爆發，我父親不幸走了「資」，保姆也不讓用了，人家提出來這是新的剝削行為，沒人管我們了，姐妹們就各奔他方，親戚們誰願意收留我們我們就到誰家去，我去的是我姑姑家，戶口也落在農村，我的身份也就成了農民，一呆就是9年，在這個村莊里我是外鄉人，常常受人欺負。回到父母身邊，這個小城也不接收我，同學們叫我是鄉巴佬。和親情也築起了很高的屏障，幾乎是無法逾越的。那種失愛的孤苦，那種被親情遺棄的感傷，那種如浮萍一樣的漂泊感，連死的想法都有，於是就有想要訴說的慾望，可是無處釋放。我媽沒有打過我，她最大的懲罰是冷。後來我想給我媽寫封信訴說我的苦楚，可我知道我永遠不敢送給媽媽看。這封信寫了10年，最終寫成了長篇小說《碎片兒》。這部書出版之前我已經寫了一部分作品，但走上文學道路最初的契機原於向母親訴求愛。我開始思失愛的成因。所以我的文學核心就是呼喚真情呼喚愛。在我的生活經驗當中，從小愛至大愛是一個慢長的擴充過程，人常說苦難可把人造成兩個極端，一種是至惡，一種是至善，我大約靠近後者。因為我不想讓後人再步我的後塵，當一個人內心充滿了愛與善念的渴求，才會對萬靈擁有憐憫之情。那麼，假如人與各種關係都有愛心，社會的「和諧」才能實現。所以我認為：愛是人類的最高法度！邱燕：聽說你是因為創作一部電視劇被發現的，您具體談談是何種機緣？陳亞珍：我是一個具有綜合經歷的人，可以說除了兵，（當然我當過紅小兵）工、農、商、學什麼都干過，我從學校畢業後是免插隊知識青年，開過7年大卡車，當過7年售貨員，1992年寫了一個電視劇，當時還沒有影視公司，電視劇就是靠電視台文藝部門生產，當時一幫年輕人搭了個草台班子，掛靠晉中電視台，有操作影視劇的想法。當時我在《鄉土文學》上發表了一個中篇小說《冰與火》，他們看了覺得故事不錯，就自己拉了贊助，當時一集電視劇5萬塊錢，這樣居然就成了。幸運的是，這部名為《苦情》的電視劇一年就連捧兩個獎項。一個是省里的電視劇一等獎，一個是華北地區的三等獎。當時晉中電視台剛剛成立，原晉中地委書記裴慶生，（也就是剛出版的紀實文學《誰在守約》的主人公，山西省委、省政府曾命名為「人民公僕」的這個人）得知這部電視劇是自己的編劇、自己的導演、自己的攝像拍成的，還連獲兩個獎項，這在當時就算為文化部門做了貢獻。於是，我也就成為當地的特殊人才，調進了晉中文聯《鄉土文學》任編輯，同時也就更接近文學，更有利於發展文學創作了。邱燕：最初開始創作是什麼時候？您是在工作之餘就有這種創作衝動嗎？據知您不是科班出身，更沒有受過訓練，文學之才從何而來？陳亞珍：1982年我發表處女作，那個時候我是百貨大摟售貨員，我常常爬在櫃檯上創作，人們都戲謔地叫我為「櫃檯」作家，那個時候，我是賣花的，他們也戲稱我為「賣花姑娘」。其實，作家適應於任何職業，不一定非得是在文化行業就能搞創作，在基層用不著專門下去體驗生活，即便到某處體驗，也不一定了解到行業的核心。我以為我能不斷有寫作衝動，正是因為我的綜合經歷積累下的生活基礎，這非常重要。是的，我不是科班畢業，也沒有機會得到文學方面的正規訓練，也許這恰恰成全了我的獨立。我說的獨立，不是指離群索居的外性生活態度，而是獨立思考的空間。人一旦有「遺棄」感就有了思想的巨大空間，也有了反觀社會、人群的力量。一個寫作者有講故事，有想像能力是先決條件，但這只是初始寫作階段。具有獨創性往往需要思想、精神、情懷、視野等等的諸多元素。只有站在人群的高端，才能發現人群的異端。而我的文學智慧的開發，源於我的「精神父親」孫光明先生，他是個著名導演，曾執導過60部影視劇，也是《三國演義》導演之一，他這個人學識淵博，胸襟、情懷、人品是我效仿的典範。1994年我們合作過一部電視劇叫《路情》，書寫的是養路工的生活，他拿到劇本後很驚訝，說過么一個平凡的題材，讓你寫的有悲有喜不容易，而且說我很有藝術天份，我當時為這樣的讚賞很滿足。此後我們常通信交流，主要是我對文學方面的請教，我驚異於他對文學難題解答的耐心、認真，誨人不倦的態度，引經據典開啟智慧。我覺得他的藝術心靈就是文學的寶典。我的長篇處女作《碎片兒》還是手稿的時候首肯者是孫導，他說雖然影視基礎很好，拍出來既感人又省錢，但一定先出書，否則就浪費了這麼好的文學質地了。我的第二部長篇《神燈》是他隨藝術團在國外演出，抽時間看完的，從美國打回電話，說這部書影視框架更好，塑造了這麼多鮮活的人物，比《碎片兒》宏大，但人物的文化心理不失細膩準確。此後，我每寫一部，那怕是一篇散文，他都要看，都要提出他的看法。比如我的散文隨筆《泣血的祭壇》、《秘境阿拉善隨筆》等等，一篇篇閱讀後都驚呼不已，他認為我的隨筆已進入了形而上的哲思，可開啟人的心智。可在文學這個大潮里突出來很難，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但我不了解這些情況，得不到廣泛認可我很痛苦，孫導說，請相信我的預測，你的文學會有一個好前景的。這話說多了就失去了效力，我說你這只是偏愛、偏見、偏執，你在騙我高興。孫導不生氣，他氣定神閑如同一個通透世事的哲人，說你正經受一個作家應有的磨難，一個優秀的作家不經過精神折磨成不了大器，刀不磨不快，斧不磨不鈍！你等待的只是個機會，是一個更有力的拍樂來發現。送你一個字：靜！現在回想起來，我這麼多年默默耕耘的力量和智慧都是我有這麼一個「精神父親」的鼓勵，這麼一個高級讀者的首肯，這麼一個藝術知遇的相助，才得以一步步前行。因為他一直給我編織一個童話般的美夢。我似乎感覺到我的藝術智慧才剛剛開始。邱燕：看你的童年是不幸的，但成年又是這麼幸運，我覺得這位前輩不僅是你的文學導師，也彌補了你父愛的缺失是吧？從你幸福、滿足的表情，我看出了這一點，很羨慕你有這麼一個藝術導師、精神父親的相助，我大致了解了你的藝術環境了。那麼我想請您談談您的《羊哭了，豬笑了，螞蟻病了》為何會起這樣一個標題？這是很多人想了解的一個問題。陳亞珍：?這部書最初的標題叫《死靈魂手記》，後來考慮到俄國有部小說叫《死魂靈》，讓人覺得好像受名著的影響，有噌份之嫌，覺得不夠獨立，就像趙樹理有個《小二黑結婚》，後來就出現了《老二黑離婚》。文學創作貴在「創」字，沒有獨創感將不是成功的作品，包括標題。有一天一個朋友說，我們都是上帝的羔羊，所有的羊都必須經過這個門。我突然想到既然上帝造了我們，讓人一生中只完成一件事：「愛」！那為什麼人間還要有戰爭，製造邦與邦之間的惡性仇恨？撒旦是邪惡之神肯定是撒旦的主意，那既然上帝是全能的，為什麼要把羔羊交給撒旦讓羊們相互摧殘？消滅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的民族三足鼎力，國民黨、共產黨、日本侵略者，三家都需要人民成為彼此戰爭的力量，能認清誰是未來的領頭羊，並不普遍，男人們在前方流血，女人們在後方流淚，這就有了「羊哭了」的定意。也就是第一部「天問」。戰爭是全人類的災難，所以我要問天。全書分三部寫，我比較理性地思考了新的歷史時期的三大戰爭：武力戰爭，政治戰爭，金錢戰爭。「豬笑了」可謂政治戰爭，反思解放以來，從「大躍進」、「 三年飢餓」、「文化革命」等特殊年代，人們的頭腦、心靈、嘴巴、眼睛、耳朵都不過是破碎的零件，不能發揮自己應有的功能，一但功能生效就有可能犯錯誤。公共空間佔有了私己空間，集體無意識，精神大狂歡，這就真應了「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這句名言了吧。「螞蟻病了」，我認為金錢也相當於一場戰爭，金錢調動了人們最大程度的慾望，什麼都可以不顧。慾望蛀空了人的靈魂，如同匍匐在地下爬行的螻蟻，自動放棄了一個人應有的尊嚴，用金錢來衡量一切是這個時代的特徵，這個時期什麼都可以用來消費，身體、靈魂，才華、名份等等，一切都是交易的資產。我認為這是人文衰敗的最大危機，可以說，人類戰爭消滅的是人的生命，政治戰爭消滅的是人的意識，而金錢戰爭消滅的是人靈魂。而且，這種消滅是泛化的，是針對不同時期不同領域的普通弱小民眾的。返回來我又要提到「愛」的字眼了。武力戰爭有愛卻不能愛，政治戰爭高喊著愛卻沒有愛的自由，金錢戰爭有了愛的自由卻由於個人慾望過縱失去了愛的能力。所以我才發出天問、地問、心問。標題大致是這些考慮。邱燕：您的這部小說最初構思是源自於什麼？有沒有創作原型？陳亞珍：這部小說當中的那個「靈魂」是源自於我的一個同父異母的姐姐，?這個姐姐，走路的時候總是姍姍而來姍姍而去，只怕發出聲音驚動了別人，看人的時候不敢理直氣壯，只要別人發現了她的目光她立即遊離而去。從中我看出她的自卑，畏懼，好像每一天都有人要審判她一樣，她自動把自己推向家庭親情的邊緣，她從來不敢成為中心，甘願接受別人的冷落。我每看到這種目光就特別想哭，因為我小的時候也是由於社會因素離開父母，回城後也深切地感受到親情的隔膜和「遺棄」的悲傷，所以有些同病相憐之感。可我有抗爭的能力、敢質問親情為何對我疏離的理由，想哭就哭、想喊就喊，有這種空間的我並不可憐，我倔犟的脾氣也不接受別人的可憐，寧可破釜沉舟，這股勁一爆發，我母親生著氣禁不住笑了。可我這個姐姐沒這樣的空間，她訴情無門。這位姐姐去世的早，她的遺照那雙目光觸動了我的心，而且久久困擾我的情緒，我覺得她是真正可憐的人，因為戰爭父母分離，之後生話窘困，婚姻不幸，都與社會動蕩對家庭個人的衝擊有關，但她無力抗拒，造就了她這樣的生命狀態。是什麼消滅了她的自信、尊嚴、意志？我久久思考。其實每一個人身上都有社會的影子。我的小說就原於這一雙目光的啟發。邱燕：您的小說寫得很不好讀，創作的時候是否考慮過讀者與市場？陳亞珍：沒有！我創作只靠內心的衝動，從來不知道讀者需要什麼，也沒有考慮過市場。因為創作是心生命不是物生命，物生命是應他者需要而生，心生命是應自身體驗感悟而生，能否引起他者哄鳴和需求，那要看你是具有普世價值，觸動他人之感才有存活的生命，否則是短命的，它必須來自作家生存生活的體驗。我始終認為，創作過多考慮外在的東西是巨大的負擔，必須服從自己內心的聲音真情所至。好的作品真不一定好讀，它必須是細嚼慢咽才能品出味道，一字一行，而不是一目十行。比如閻連科的《日光流年》那才叫難讀。可你仔細品，那味道才叫濃。《百年孤獨》一目十行是對它最大的污辱，它也絕對不會給你帶來滋養，因為你沒有尊重它。它不屬於快餐。邱燕：可否談談您小說的創作風格？陳亞珍：很多人認為我的這部小說帶有西方現代派小說的影響，有說魔幻現實主義。魔幻是一種藝術手段，但我自認為我的創作還是十分傳統十分本土的，只不過寫到一定程度都是需要一些變化的，因為要進入六十年的歷史跨度，平鋪直敘絕，用慣常的視角絕對落俗套，尤其是特殊歷史時期多少人都寫過了，再進入這個領域死路一條。那麼我就得選一個獨特的視角，那就是亡靈的敘事方式，自由、靈動、跳突，過去與當下都可自由出入，進行靈與肉的對話，便於彰顯思想。因為很多思想需要表達，但又不能長篇大論的議論，不付諸於形象體系就流於說教感，所以我讓「亡靈」回到二十一世紀，除去回憶是第二時間，與人接近是第一時間，我設計了不同行業的不同角色的人物與靈魂進行對話來表達思想，把感性和理性糅合起來，?努力營造一種神秘感。加強閱讀興趣和探究慾望，因不是常規性敘事，按部就班那種，所以批評家在「現實主義」前面加了個「魔幻」是對的。其實事先並沒考慮什麼主義，什麼風格。主義和風格是研究者的事。我只想尋找一種比較得手的敘事方法。邱燕：閱讀對您的創作幫助大嗎？陳亞珍：當然！沒有一個寫作者不閱讀的，可能閱讀的範疇不一樣，我閱讀的文學作品量確實不多，名著我也是合胃口的才看，我對哲學和宗教方面的書更感興趣。通過閱讀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哲學求真，宗教求善，藝術求美。我認為藝術是人文的綜合表達，因為真是載體，善是內容，美是形式。通常說藝術就是真善美，我想來源大約如此。然而抵達美的境界叫藝而不是術，藝必須來自內心的真誠和善良，術即是操縱文字的能力，哲學讓我不懈地追求人的本源，宗教讓我擴張善的容量，並要在喧囂的世界裡安於寧靜。如此，我要用藝術的手段表達我的真情，我的思與悟大於閱讀。如果說這部作品有獨創之處，那是因為我沒有「拿來」的資本。邱燕：從您的小說里那些的異化了的形象的結集，來談一談您所認為的人和人性？陳亞珍：這正是我的焦慮。人間雖然善與惡，真與偽是相生相剋的，沒有美即不知道什麼是丑，沒有惡卻不知道什是善。然而我有一種直覺，人性的至惡佔了上峰，這是人類的最大危機。在?堯舜時代是至德盛世，大道興隆，人們彼此相愛而不言忠，彼此幫助卻不言仁，互相尊重卻不知道這是信，因為這些元素本該屬於人自然的秉性。自從大禹開始有了制度，雖然對歷史進展看起來是一種進步，但對人性的發展來說是一種傷害。人類分了主與奴隸就有了等級森嚴。有了等級就有了壓制與被壓制，有了不公平。再後來儒家出台了「仁、義、禮、智、信」成為中華民族固有的文化來衡量人的標準，於是有了聖人、賢人的標舉。其實這正說明至德時代已經告終，社會拚命強調什麼，實際上恰恰是社會當中缺少了什麼，孔先祖看到了這個危機才提出了這個建議供社會使用。而後來的統治者為了自身的權威一再纂改，最初的正面因素逐漸淡化。也就是說「藝」變成了「技」一旦有了名利設計，人就有了心術，人的各種慾望就要膨脹，然後互相傾軋爭搶。做不到所標舉的賢明就要偽飾。虛偽者比惡人更可怕，虛偽可以混淆視聽，攪亂真理與謬誤。因為前台揚善，後台做惡，殺了人也不知道是誰舉的刀，說不定你還面對殺者致以微笑。「道」本是人類的自然體系，但加上了「理」字，「道」從此隱蔽，理便成了誰有權誰厲害誰就有理，所謂的「德」也就無能為力了。所以我對虛偽特別憎惡，努力留住真誠。但在巨大的虛偽這個鐵屋子裡，保持真誠又是非常困難。真誠是一種精神，但你墊高一磚一瓦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甚至人們已經不信任人的真誠，寧可認為真誠是一種偽裝。當然也是因為太多的人掛羊頭賣狗肉的技法造成的。所以對虛偽與真誠這個分界線我特別在意，維護真誠的尊嚴是我畢生的努力！人性的變異就是喪失了真誠與善良，濾盡了人應有的感情，機械地活著。呼喚人性的全面復歸是我寫作的指導思想。邱燕：您的作品的創作背景幾乎無一例外都是鄉村，那鄉村生活究竟對您有多大影響？陳亞珍：其實我們民族的真正家園就是鄉村，鄉村是中國文化的集中地，城市只代表時尚，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肯定以鄉村作為視點，因為鄉村涵蓋我們最深厚的文化：儒雅、堅強、吃苦、忍耐、善良、崇高等等。從形而上是這樣，從形而下講，我從事鄉土寫作的原因是因為我熟悉鄉村。也是因我從一個小城裡被流落到鄉村，兩種處境造成了一種衝擊吧。在城市生活了這麼久，但我的鄉村情結非常濃，一草一木都讓我生情，見到農民就覺得他們是我創作的原生態，他們的腳步聲，他們的每一個表情，都有無盡的故事激發我。邱燕：我們認為，您創作所達到的高度與您現在的名氣可以說是不相符的，那您是否感覺到不公？陳亞珍：這樣的說法我聽過很多次，還有人包打不平，給我出主意想辦法，如何出名的技巧等，我也只是付之一笑。我倒是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公。文學不可能不經過艱辛的勞動會一夜成名的。不經過內外碰撞擠壓將不會產生思想，書讀的再多只能證明你的學問，那是拿來的不是自生的。任何果實不經過四季的輪迴不可能成熟。當下雖然寫幾篇東西擁有盛名者很多，那肯定是畸形兒，文學前景絕對不會很長，即便有才華也會被「速成」摧毀。甜點吃多了，胃口填滿了，是絕不會產生思想的。現在這個時代，什麼都講究高效，豬有豬飼料、羊有羊飼料，作家也有特殊飼料速成，但明知道那是一種危險和謬誤為什麼還要匯入這個大潮里「成全」自己呢？當然，人在社會上生存都是有虛榮的，我也許曾經更嚴重，因為我太相社會公約，總覺得被主流認可才得了正脈。而且必須堂堂正正被認可才是真正的榮譽。可現在世面上盛行的是操作，衝垮的是操守。這對我初始的人生意志不符，所以我認為某些潛規則每一天都在強姦我的意志，在榮譽與虛榮這個區分上，我花費了二年時間的苦思才明白，歷朝歷代，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是力避虛榮和利慾的侵擾，努力保持節操，堅守內心的清靜，唯其如此才可明志。這樣的人生也許換不來生活的精彩，但能獲得心靈的精緻！當我對世相趨於清醒才漸漸鎮定下來，一件一件脫掉的「塵衣」挾制，努力使自己從容自如地耕耘，且不問收成。但這不是一句話，一個理論就能做到，也不是吃盡了華宴，享盡了盛名後的厭倦，更不是看破紅塵後的自娛自樂，而是對不合理不合法的拒絕。我始終有一個很天真的想法：對於文學，就像我保持內心的真誠一樣維護它的尊嚴。如果有一天我擁有了盛名，那一定是與我的作品劃等號的。圖有虛名作品扯淡是作家的恥辱。我的文學導師孫光明先生給我總結了這麼幾句話，說多數人經營的是文壇，你經營的是文學，多數人面對的是人群，你面對的人生。好像比較準確。其實這絕不是什麼清高，這是我對文學所選擇的態度。如果傾心寫作，文學與別的行業不同，只要是用生命澆灌的作品，活著和死去都有可能發跡，歷史對這一行業是公正的。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對文學我就像虔誠的宗教徒。雖然我身上曾有無數的自我：功名的我、利祿的我、虛榮的我、自尊的我、真誠的我、不甘向世俗屈服的我……幾乎每一天都能聽到內心的爭吵，但最終的選擇都是一致的：避免偽劣！避免注水式的肥胖！如此，文學就像神聖而莊嚴的宮殿，必須以嚴肅的態度，一磚一瓦精緻地築上去。哪怕永遠微為一抹塵土，一粒砂礫，又有何妨？當我終結自己的生命時，回顧起自己的一生，沒有以靈魂作幣，塗炭了自己的文心。」這是我文學活動的真實狀態，也是我對自己的總體要求。邱燕：好，謝謝陳老師接受這次訪談，有機會再敘。陳亞珍：好的，也謝謝你們對我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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