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二十年(4)

三十四　　胡喬木在會議上發言指出：1957年以後，搞一次運動，生產就被破壞一次。為什麼？根本原因在於生產力沒有變化，卻要不斷改變生產關係。　　胡喬木的發言，帶著特定的時代色彩。但是這樣的思索在當時也是屬於超前的。會後，簡報組很快將他的發言整理稿送來，請他過目。會議簡報全文刊登了胡的發言，引起了熱烈的反響。　　在與會者的強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作出了幾項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決定。14日，北京市委作出決定，宣布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當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批准了北京市委的決定。　　11月25日，召開全體會議，華國鋒代表政治局宣布了9條決定：　　一、中央認為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並予以公開平反；二、「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涉此有關文件全部銷毀，責任由中央承擔；三、因所謂「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人，一律恢複名譽，受過牽連和處分的，一律平反；四、為薄一波等61人問題的重要案件予以平反；五、過去懷疑彭德懷裡通外國是沒有根據的，應予否定，其骨灰應放到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六、陶鑄定為叛徒案是不對的，應予平反；　　七、楊尚昆被定為陰謀反黨、裡通外國是不對的，應予平反；八、康生、謝富治民憤很大，對他們進行揭發、批判是合理的；九、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決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根據情況實事求是予以處理。　　華國鋒顯然沒有意識大多數與會者的進一步要求，即撥亂反正、端正指導思想。他要求大家按照會議的議程，從11月26日開始，轉入討論經濟工作。但是，會議已不可能按照預定議程和華國鋒要求進行了。　　在接下來發言中，有人開始對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以來出現的活躍局面表示擔心，說這本來是黨內存在的思想分歧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路線問題。現在報刊上提「來一個思想解放運動」、「反對現代迷信」等，勢必會導致否定毛澤東、懷疑毛澤東思想。這實際上還是圍繞「兩個凡是」爭論的繼續。　　胡喬木針對會議上某些看法，說道，這個問題本來是一個理論問題，但在兩個意義上也是政治問題。第一，搞清楚這個問題，對於解放思想，搞好當前工作，加速四化建設，正確處理遺留下來的各種案件等，都具有指導意義。第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絕大多數省、市和大軍區負責人都表了態，這也就不是一般的理論問題了。　　胡喬木此番言語，可謂切中要害。　　會議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越來越趨於一致，多數人明確提出，不解決這個問題，不解放思想，就無法撥亂反正，並紛紛要求中央主要領導予以表態。在這種情況下，一直堅持「兩個凡是」的華國鋒和汪東興，不表態顯然是不行了。　　華國鋒作了自我批評，他說，「兩個凡是」是過於絕對了，是不妥的。這「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於活躍黨內的思想。」華表示責任應由他承擔。　　華的表態無異於宣布，中央已堅決拋棄和否定了「兩個凡是」的主張。　　會議終於轉入華國鋒等企盼的關於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的討論。但是，同樣出人意料，大多數與會者認為，這兩個文件，即《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既沒有實事求是地總結建國以來農業戰線的經驗教訓，也沒有實事求是地指出當前存在的問題。　　胡喬木在發言中指出，多少年來，我們對農業缺少認真的研究，這次會前也缺少足夠的準備。因此，對農業上不去的根本原因，怎麼才能上去，誰也談不出系統意見。他建議，這次會上只搞兩個關於農業具體問題的決議，即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和增加農產品進出口，至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待會後經過認真研究再搞。他還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1957年以前，我們搞一次運動，生產就上升一次，而那以後，搞一次運動，生產就被破壞一次。為什麼？根本原因在於生產力沒有變化，卻要不斷改變生產關係。　　李先念十分贊同胡喬木的意見。但是，他認為關於農業的決定還是要搞出來，而且就由胡喬木主持搞。中央正式確定，由胡喬木主持關於農業問題決定稿的修改。　　會議後半期，胡喬木主要任務就是主持修改《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他臨時召集了個班子，分頭起草，然後加以比較，選擇其中較好的一個。他一邊參加會議，一邊修改稿子。會議結束時，稿子也拿出來了，並印發給大家討論。由於時間倉促，胡喬木建議，這次只是原則通過，待會後進一步修改後，再正式下發。會議接受了這個建議，將這個決定連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發到各地，經過9個月試行和討論，於1979年9月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　　這個決定分析了農業現狀，總結了建國以來農業戰線的經驗教訓，作出了農業現代化戰略部署。決定提出，可以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聯產計酬；糧食統購價從1979年夏糧上市起提高20％，超購部分再加價50％；糧食徵購指標在今後一個較長時間內，穩定在1975年的基礎上，並減少50億斤。國家實行低稅或免稅政策，大力發展社隊企業，發展小城鎮建設等等。雖然形勢的發展很快突破了這些規定，但是作為中央文件，這個決定對於衝破禁區、解放思想、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起到了它應該起到的歷史作用。　　這次工作會議原先計劃開半個月，但實際上卻開了36天。會議快要結束了，大家希望鄧小平能講一講。鄧小平在閉幕會上作了永載史冊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　　會議開始後不久，鄧小平就打算講一次。他找來胡喬木，要他起草一個講話稿。胡喬木按照鄧小平的意思，很快完成了任務。但是，會議期間形勢發展很快，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這樣，原先準備的講話稿就沒有用處了。三十五　　在會議最後兩天的討論中，鑒於代表要求擴大黨內民主，華國鋒主動提出，以後不再用「華主席黨中央」這個說法。胡喬木就此談了有關擺正個人和黨的關係問題的看法。　　會議快要結束時，鄧小平要胡喬木重新起草講話稿。鄧向胡喬木簡要地交代了要求，說這次其他問題暫不講了，要講的主要有4個問題：第一，解放思想。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的確是一個思想路線問題，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問題。第二，發揚民主。當前最迫切的是要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產隊的自主權；民主選舉的範圍要逐步擴大。第三，向前看。對過去搞錯的要糾正，也要給犯錯誤的人認識和糾正錯誤的時間，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評價，要從國際國內的大局出發，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第四，研究和解決新問題。要用經濟辦法管理經濟，要特別注意加強責任制，要用使10％—20％人先富起來的辦法，擴大國內市場，促進生產發展。　　鄧小平交代的問題，正是胡喬木一段時間來一直考慮的。關於「兩個凡是」問題的討論自不必說；用經濟的辦法管理經濟的問題，胡喬木在前不久主持寫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過，文章發表在10初的《人民日報》上。　　這篇題為《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文章提出，過去一個重要教訓就是，「不承認經濟規律的客觀性，不承認經濟規律，以為社會意志、政府意志、長官意志就是經濟規律，以為經濟規律可以按照政治需要而改變，以為這就是政治統帥經濟。」　　文章明確指出，「政治不能在客觀存在的經濟規律以外，自己創造出另外的什麼規律來強加於經濟。事實上，單就經濟發展的規律來說，黨的正確的政治領導的任務，正在於盡最大的努力來使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工作按照客觀規律進行」。　　文章還嚴肅地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本身並不能自動地保證我們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因而並不能自動地保證我們的經濟始終有計劃地高速度地發展。」「如果我們正確地運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就會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來加速經濟發展；相反，如果我們不研究不遵循客觀規律，靠長官意志想當然瞎指揮，那就會造成某些單位甚至整個國民經濟停滯倒退，使千百萬以至幾億人民遭受苦難。」　　文章集中地談到按經濟規律辦事，提出要遵守有計劃按比例的規律，要遵守價值規律，要保證國家、企業和個人利益的統一。文章還談到加強經濟管理的辦法，提出擴大經濟組織和經濟手段的作用，比如推廣合同制、發展專業公司、加強銀行的作用、發展經濟立法和經濟司法等。　　無法要求文章在當時有更高的理論突破。但是，沒有巨大的理論勇氣、深入思索和超前意識，是無法提出上述這些鮮明和尖銳的觀點的。文章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自不待言。　　鄧小平說得清楚，胡喬木有思想準備。收到有關人員起草的初稿後，胡喬木利用兩個晚上，就改好了。對胡喬木的工作效率，鄧小平十分滿意。　　眾所周知，鄧的這篇講話實際上就是工作會議的總結報告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報告作完後，引起強烈反響。它對於中共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推動各條戰線上的撥亂反正，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在會議最後兩天的討論中，鑒於會議代表要求擴大黨內民主，華國鋒主動提出，以後不再用「華主席黨中央」這個說法。　　胡喬木就此談了有關擺正個人和黨的關係問題的看法。胡喬木說，華國鋒提出的這個問題，在黨內生活中看來是件小事，但實際上卻是一件大事，涉及到的不單是形式問題，而是黨的生活準則和秩序問題。毛主席解放初期說過，如果要提個人，一定要把個人放在黨組織之後，個人無論如何不能超過黨。就是說，要講黨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顛倒過來。「文革」前似乎一直是這樣做的，後來變了。一段時間裡，甚至不存在黨中央，至少不存在中央政治局，只有毛主席了……蘇聯在斯大林時期對個人和黨的關係沒有處理好，但他們有些方面的做法還是有分寸的。例如斯大林的學術文章，一般是在刊物上發表，如《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是在刊物上發表半個月後，《真理報》才應讀者要求轉載，而且從第二版開始，也不用大字大標題。而我們的只要是毛主席寫的東西，不管什麼文章，甚至詩詞家信，還有各種手跡，非登第一版不可，有時還在第一版幾乎用整版篇幅來登領袖照片，這些都是在世界上少見的。將個人這樣毫無限制地極端突出出來，這不是我們黨成熟的表現。　　若干年後，有關同志談及此事時，曾意味深長地說：　　喬木同志的這些話，在今天讀來似乎並無新奇之處，但在當時，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樹特樹」剛過不久，新的「大樹特樹」正熱火朝天之時，還是頗帶一些創見的。以後，全會的公報上專門有一段文字談集體領導，談少宣傳個人。這也可以說是會議的一個很大的收穫。　　中央工作會議後，接下來要開十一屆三中全會。考慮到當時的特殊情況，會議決定增補一批中央委員參加全會，留下來繼續參加全會。　　胡喬木被列入增補名單，參加了這次全會。　　工作會議開得異常成功，大政方針已經議定，接下來的全會實際上就是履行程序的問題了。胡喬木除了繼續修改農業問題的文件外，又接受了新的任務。這次是華國鋒交代的。　　全會要發公報，會前華國鋒曾讓人準備了一個稿子。但是，會議的結果出人意料，公報稿與眼下要的東西差距太遠，只得重新起草。華國鋒親自出面，找到胡喬木，要他負責重新起草一份公報。　　以胡喬木跟隨毛澤東多年的經驗，他知道，現在中央的意見並沒有一致起來，在這種特殊情況下起草公報，事關重大。考慮到這些，接受任務後，胡喬木邀集有關領導開會，共同研究公報的框架，然後由寫作班子分頭寫出初稿。　　初稿拿出後，胡喬木便將自己關在房間里，一關就是一個下午。到晚上8點，他叫來了秘書，吩咐重新抄寫一遍，隨後送印刷廠印刷。　　12月2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169人，候補中央委員112人。會議開始前，每個代表都拿到了公報的討論稿。要討論的問題，在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已經討論了。這樣，全會便開得異常順利。三十六　　胡喬木當時關於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論述，仍沒有脫離特定的時代色彩。好在胡喬木的思想迅速升華，不久以後，對於這兩個問題，他就有了更深刻、更符合實際的認識。　　22日晚10時，會議結束。第二天，胡喬木根據會議簡報組收集的意見，利用上午和午休時間，對公報稿進行了最後的修改；下午，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審定了公報。晚8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新聞聯播節目中全文廣播了這份具有歷史意義的公報。　　經過十幾年的沉寂，除了中央的老人外，已很少有人看得出這個公報出自胡喬木之手。但是，人們似乎都能感受到，十幾年來，也很少聽到過如此氣勢磅礴、高屋建瓴的會議公報了。公報寫道：　　全會決定，鑒於中央在二中全會以來的工作進展順利，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已經基本上勝利完成，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從一九七九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須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　　全會認為，這次會議和會議以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在兩個會議的整個過程中，大家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解放思想，暢所欲言，充分恢復和發揚了黨內民主和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增強了團結。會議真正實現了毛澤東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會議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於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全會結束後，12月25日，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設立中央政治局秘書長，胡耀邦任秘書長兼宣傳部長，胡喬木任副秘書長兼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姚依林任副秘書長兼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明確了胡喬木的職責，是負責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和對理論工作的指導。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胡喬木在自己主管的有關部門，不失時機地闡述全會的歷史意義，為新的路線搖旗吶喊，從發言的內容可以看出，胡喬木的吶喊和闡發，發自內心，體現堅定的理論信念和時代責任感。　　1979年元旦剛過，1月6日，胡喬木就來到自己擔任院長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作了題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意義》的報告。　　在談到工作重點轉移時，胡喬木語重心長地說，我們現在提出在1979年實現工作中心的轉變，這並不是說在歷史上我們沒有提出這個轉變，沒有開始這個轉變。在歷史上已經提出過，而且已經開始。但是，在過去的20年中，由於各種各樣的干擾、挫折和破壞，這個轉移沒有完成。我們革命的根本目的，不就是要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一直到將來條件成熟時，轉入共產主義社會嘛!幾十年間，我們奮鬥犧牲、前赴後繼，不是為階級鬥爭而階級鬥爭。革命、革命戰爭，這不是我們的目的，這不過是我們為了達到目的所必須採取的方法。　　胡喬木尖銳地指出，片面強調階級鬥爭，最終使人們忘記了革命的根本目的，走入了理論和實踐的誤區。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階級鬥爭，但是林彪、「四人幫」在這個地方進行了極大的偽造，在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的、階級鬥爭的前面加上了「始終」兩個字。這樣，就把原來在一定歷史時期正確的命題篡改成為一個錯誤的命題，篡改成為荒謬的、自相矛盾的命題!顯然，說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可又說社會主義始終存在階級，把這兩個命題放在一起，它的結論不就成了社會主義始終不是社會主義嗎？　　在談到階級鬥爭時，胡喬木指出，要保持必要的社會政治安定，就要防止把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以免造成階級鬥爭本身的混亂，造成階級和階級關係的混亂，階級內部的混亂。不能隨心所欲地，不是按照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而進行這樣那樣的政治運動、階級鬥爭。不是為了排除生產力發展的障礙而進行的階級鬥爭，必然適得其反，因為這違反了歷史的需要。這樣的階級鬥爭當然要造成社會政治的極大的不安定。這10多年的歷史，同1956年前7年的歷史比較，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什麼樣的階級鬥爭是正確的，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是歷史發展的動力，是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什麼樣的階級鬥爭或所謂的階級鬥爭是違反歷史前進方向的，是違反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的，不是排除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它本身就是障礙。　　在談到人們熟悉的所謂「路線鬥爭」時，胡喬木指出，不能把黨內是非鬥爭輕易說成是路線鬥爭。在一定時期，我們用了「路線鬥爭」這個概念，正確表達了那個事物的實質。可是當這個名詞被濫用的時候，這個名詞的含義就變得不清楚了。不作分析，不加區別，對什麼問題一律搞所謂路線鬥爭，這使黨內生活長期處於不穩定、不正常的狀態。　　胡喬木這裡關於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論述，仍沒有脫離特定的時代色彩。但是，好在胡喬木的思想在迅速升華，不久以後，對於這兩個問題，他就有了更深刻、更切合歷史實際的認識，構成胡喬木政治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胡喬木還就全會有關變革所有制問題進行了闡釋。在談到所謂堵住資本主義的路時，胡喬木說道：什麼叫資本主義？副業經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還不是補充部分。小量自留地、家庭副業，是國家憲法上規定的，黨的正式文件所肯定的，也叫資本主義？所謂農業中的資本主義傾向是有的，但不能描寫成為到處都是，以致為了堵所謂資本主義的路，把所有的門路都堵起來，只留一個門。如果不把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界限分清楚，那麼，農業經濟就很難發展。　　當然，此後的認識發展很快，但是，在1979年的早春，這樣的論述對於人們來說，怎麼說也是十分新鮮的。三十七　　總結，是一種反思。作為黨內的理論家胡喬木參加前後兩次全黨歷史總結活動，並且擔負著十分重要的角色，這在中共理論界是絕無僅有的。　　1月7日，胡喬木在中宣部的一次碰頭會上作了另一個重要發言：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一些提法問題。　　胡喬木明確地指出，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有些舊的說法需要繼續清理。我們應該有足夠的理論上的勇氣，敢於提出問題，解決問題。要有遠見，能夠看到我們所處的歷史條件將向著什麼方向發展，使我們的思想理論工作適合於歷史發展的需要。　　胡喬木首先分析了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他沒有明確指出這一理論涵義，但是他說，通常講的政治革命，總是指推翻一個統治階級，奪取政權。這個口號在「文革」高潮中提出來，它同當時的實踐即「奪走資派的權」的實踐是聯繫在一起的，與後來的「老幹部=民主派=走資派」的反動公式也有重要關係。他提出，按照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階級鬥爭(無論是否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是完全可以正確處理的，這種正確處理是否要叫做「繼續革命」？今後，這種涵義不清的口號，在現實生活中仍然可以成為不安定的因素。　　在談到階級鬥爭問題時，胡喬木提出了很值得思考的一系列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在什麼範圍、什麼條件下存在？它是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或者能不能始終作為動力？它對社會前進究竟起什麼作用？生產鬥爭、科學實驗是不是也能推動社會前進？生產鬥爭與階級鬥爭的關係如何？等等。顯然，這些問題在當時來說還是很敏感的，提出來希望引起討論，這確實需要巨大的理論勇氣和深刻的政治識見。　　到寫歷史決議時，胡喬木對此問題認識更深入，更鞭辟入裡。毛澤東當時曾對英國人蒙哥馬利提出過這麼一個口號，說「中國有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對此，胡喬木寫了一段情緒激越的話：　　這是什麼邏輯？中國有八億人口，怎麼就接下來不鬥行嗎？假如中國只有八百萬人口，是否不鬥還可以？因為有了八億人口，一定要斗掉它一批才行，是不是這樣？這種話完全是一種武斷。用三段論式也不完全，大前提在什麼地方？小前提在什麼地方？　　當然，胡喬木這時對於一度甚為流行的「左」的概念的剖析，還處於開始階段。但是，這是一個可貴的開始。中共對於此前一段歷史的全面總結就是從這時開始的。這再一次證明了理論先導的真理性。　　以撥亂反正為基本內容的思想解放運動，其積極作用自不待言。但是，運動的連鎖反應顯然不都是正面的。人們擔心，中國會不會出現50年代中期蘇聯的那種局面，赫魯曉夫「揭蓋子」的潘多拉效應實在讓人記憶猶新。　　事實上，負面的情況比想像的要嚴重得多。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社會出現了足以威脅中共命運的兩種思潮：一種是教條主義地對待毛澤東的言論，懷疑甚至否定新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嚴重地阻礙了撥亂反正；一種是將建國以後乃至中共黨的歷史說得一團漆黑，產生懷疑毛澤東思想並進而懷疑中共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情緒。隨著時間推移，後一種情緒急劇膨脹，並迅速外化為一系列過急行動。一時間，「社會改革」和「思想解放」這兩面旗幟，被用來作為一部分人追逐某種政治目標的突破口。　　如何消除思想極度混亂的狀況，在繼續清除「左」的干擾、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基礎上，實事求是地總結中共歷史尤其是建國以來經驗教訓，正確評價毛澤東，恢復毛澤東思想本來面目，維護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成為當時化解錯綜複雜矛盾局面、繼續開創正確道路的唯一選擇。發動全黨總結出的第二份歷史決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中共中央就考慮在適當時候對建國以來黨的歷史進行總結，以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　　總結，是一種反思。反思就要既面對成就，也要面對錯誤和教訓。這並不是每一個政黨都能做出的姿態。中共不止一次地做到了。作為黨內的理論家，胡喬木參加前後兩次全黨歷史總結活動，並且擔負著十分重要的角色，這在中共理論界是絕無僅有的。　　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有兩點將是無法迴避的。一個是對於建國30年來功過是非的評價，與此相聯繫是對毛澤東功過是非的評價。在當時，這樣做，不僅需要巨大的勇氣，同時還必須具備敏銳的智慧。一位西方學者後來曾稱這是「一樁十分危險的政治事業」，他對此作了分析：　　這不僅因為，已故的主席的形象在群眾的心目中依然是神聖的，而且還因為，對後毛澤東主義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來說，不管他們對這位他們長期與之共事的前領導人懷有什麼樣的個人感情，他們所奉行的政治路線必然要回溯到歷史上的毛澤東。毛澤東畢竟是中國革命的列寧和斯大林，儘管他在理論上、實踐上和個性上都與這兩位俄國領導人有很大的差別。像列寧一樣，毛澤東被公認為是革命的領袖和新社會的創始人；像斯大林一樣，他在四分之一多的世紀里是革命勝利後人民共和國的最高統治者。如果像1956年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那樣簡單地把毛澤東指控為暴君和篡奪者，不但會使人們對中國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治合法性產生懷疑，而且也會使人們對產生這個國家的革命道義合法性產生疑問。赫魯曉夫在1956年譴責斯大林時尚可以乞靈於列寧的權威，而對毛澤東的繼續人來說，除了毛澤東本人以外則沒有一個中國的列寧可以求助。　　不難看出，這位學者的上述分析，形式意義要遠大於其內容意義。事實上，鄧小平既具有重新評價毛澤東的勇氣，也具備重新評價毛澤東的智慧，出色地完成了這一「危險的事業」。　　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就語重心長地指出，最近國際國內都很關心我們對毛澤東同志和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敗以後，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志，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三十八　　經過胡喬木精心修改的講稿，從字面看，從頭到尾沒有一句是對毛澤東有什麼批評，但是無論黨內黨外，看了都全知道，雖然沒有直接批評，但是暗含著一種批評。胡喬木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　　鄧小平還說，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麼誇張。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當然，毛澤東同志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　　在不久後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關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談得更深入。他說，中國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經歷過無數次悲慘的失敗，是毛澤東思想才使約佔全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人民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並在1949年獲得全國解放，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這一系列偉大的勝利不但根本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世界的形勢。毛澤東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權主義的鬥爭分不開的，而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實行霸權主義正是取得了政權的馬列主義黨背叛社會主義原則的最顯著標志。毛澤東同志在他晚年還提出了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並且親自開創了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的新階段，從而為世界反霸鬥爭和世界政治前途創造了新的發展條件。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毛澤東同志同任何人一樣，也有他的缺點和錯誤。但是，在他的偉大的一生中的這些錯誤，怎麼能夠同他的不朽貢獻相比擬呢？在分析他的缺點和錯誤的時候，我們當然要承認個人的責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歷史的複雜的背景。只有這樣，我們才是公正地、科學地、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地對待歷史、對待歷史人物。　　鄧小平指出，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後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毛澤東同志的事業和思想，都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經驗的結晶。這與馬克思的情況一樣。恩格斯在評價馬克思的時候說，現代無產階級只是依賴馬克思才第一次意識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識到本身的解放條件。這難道是說個人創造了歷史嗎？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是這絲毫不排斥人民對於傑出的個人的尊敬；而尊敬，當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當做神。　　鄧小平一系列評論性的談話，給總結歷史、重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定下了大的原則。　　1979年的國慶在即。逢30周年大慶，給評價建國以來歷史提供了適當時機，中共中央對此十分重視，決定由葉劍英委員長代表中央發表講話。　　早在7月，中央就成立了講話的15人起草小組，由胡喬木具體負責。　　鄧小平提出，講話要有一些新的內容，要講出一個新的水平。　　8月12日，第一稿寫好。中央將其下發給各地、各部門討論。然後由起草小組作一次大的修改，9月初寫出第二稿，送給鄧小平審閱。鄧就講話稿對毛澤東在建國20多年各個階段的作用的提法問題，發表了原則性的意見。　　在修改過程中，牽涉到兩個大問題，一是對「文革」10年及此前17年的看法，二是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這也是即將開始作歷史決議的兩個關鍵問題。討論中分歧相當大，最後意見是，這次講話以正面鼓動為主，對前一個問題暫作基本總結，不作過多評論。胡喬木解釋說，這樣做，主要是考慮「現在提出一些基本的看法，那樣不致增加和擴大黨內的意見分歧，相反會縮小這些分歧，幫助黨內思想統一」。有些重要的問題，你不去講，分歧還是存在。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可能作出具體的全面的總結，時機不成熟。胡喬木提出，「這是一個慶祝講話，不是對過去三十年作全面的總結。那樣的總結只能在另外的時間經過另外的會議，經過詳細討論，作出正式的專門的文件」。　　關於毛澤東思想，胡喬木主張還是依照七大的提法，即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問題的複雜性不在於此，而在於對毛澤東本人的評價問題。關於這一點，鄧小平的要求是，無論如何不能發表叫人看了以後認為中共已經否定了毛澤東的國慶講話。這一要求讓起草人員花費了很大的心血。　　經過胡喬木精心修改的最後講稿的面貌是，在整個講話稿中，對毛主席的提法是採取了一個始終一貫的原則，從字面上來看，從頭到尾沒有一句話是對毛主席有什麼批評，但是無論黨內黨外，看了都會知道，雖然沒有直接的批評，但是暗含著一種批評。胡喬木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　　為了回答黨內一些人認為中央對毛澤東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言論，胡喬木在起草過程中特別著重地強調，我們現在所執行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毛澤東確定的。對於毛提的口號、論斷，有些現在沒有提了，這是本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態度，按照真理的標準去決定哪些要繼承、捍衛，哪些要修改。　　講話發表以後，在國內外引起熱烈的反響。　　思想和組織上撥亂反正的逐步完成，為全面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提供了必須條件。中央決定選擇時機，對中共黨史尤其是建國以來的歷史，作一次全面總結。為此，1980年1月29日，成立中央黨史委員會，由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聶榮臻、鄧穎超、胡耀邦組成。黨史委下設黨史編審委員會，胡喬木是委員之一。同時還成立中央黨史研究室，胡喬木擔任主任。　　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會議決定提前召開十二大，同時決定恢復設立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領導下的經常性工作機構，選舉胡耀邦為總書記，萬里、王任重、胡喬木等11人為書記處書記。會議決定給劉少奇平反，為中央重新審查建國以來歷史掃清了一個大障礙。　　1980年初，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起草工作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鄧小平、胡耀邦主持，胡喬木負責。從起草小組的領導結構不難看出，中共中央是在進行一項重大理論工程。三十九　　鄧小平找來胡喬木，作了又一次重要談話。他語重心長地說，關於毛澤東的功過評價和毛澤東思想，寫不寫，怎麼寫，的確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丟掉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　　對於既熟悉黨史，又能準確地把握現實的胡喬木來說，擔當此重任是適宜的。　　胡喬木找來理論界、黨史學界著名專家學者，組成20多人的寫作班子，迅速開始了工作。　　在3月15日的一次談話中，胡喬木提出，起草工作要解決兩個難題，一個是為什麼發生「文化大革命」，一是毛澤東思想的實質是什麼。胡喬木還就兩個問題談了自己的初步看法。　　胡喬木認為，「文化大革命」及此前錯誤之所以發生，最根本原因「還是對階級鬥爭的認識和估計犯了錯誤。長期的階級鬥爭在黨內形成一種思想傾向，認為抓階級鬥爭是黨的最重要的工作。這種情況雖然有個人的因素，但不僅僅是個人的因素」。長期階級鬥爭中建立起來的黨，在轉到建設軌道上時，沒有轉成功。與此相聯繫，把政治作用估計到不適當程度，說政治統帥一切。既然政治統帥一切，而階級鬥爭又繼續存在，繼續發展，結果就變成階級鬥爭統帥一切。還有一個因素，是國家民主化進程中斷以及國家政治、經濟、文化落後等。　　至於毛澤東思想，胡喬木最初設想，是逐條敘述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一系列問題觀點，包括哲學理論貢獻、群眾路線、三大改造、自力更生為主、兩類矛盾、兩條腿走路、中國工業化道路等。　　鄧小平的指示改變了胡喬木的想法。　　3月19日，鄧小平召集起草小組開會，談了他對決議的有關想法。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提出三條原則：一是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二是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評價；三是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　　鄧小平強調，「總的要求，或者說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就這麼三條。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他說，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同志平反以後，在一部分人中間思想相當混亂。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同志平反，認為這樣做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為，既然給劉少奇同志平反，就說明毛澤東思想錯了。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對的。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對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黨內黨外國內國外都很關心，不但全黨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注意我們怎麼說。　　鄧小平談到，總結過去是引導大家面向未來，總結歷史應持宜粗不宜細的原則，「對歷史問題，還是要粗一點、概括一點，不要搞得太細。」　　鄧小平要胡喬木儘快搞出稿子來。有了稿子，就有了討論基礎。　　鄧小平的講話，使起草的思路頓時明確起來。這樣，不到10天，胡喬木就將一份詳細的寫作提綱送到鄧小平手中。　　鄧小平肯定了提綱，重申核心問題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但是，心之所想未必能形諸於手。等到初稿出來的時候，鄧小平很不滿意。他說，稿子沒有體現原先的設想，就是要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另外，在具體寫法上太沉悶，不像一個決議。　　鄧小平提出了進一步的思路，要求「重點放在毛澤東思想是什麼、毛澤東同志正確的東西是什麼這方面。錯誤的東西要批評，但是要很恰當。單單講毛澤東同志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他說，「毛澤東同志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　　稿子只得推倒重來。一時間，胡喬木的壓力很大。　　經過1個多月的努力，拿出另一個稿子。稿子出來後，中央決定在全黨範圍內討論一次。參加討論的前後共4000多人，中央印發了討論簡報。討論時意見紛紛，主要的建議，是該說的可以突出地說，可以不說的乾脆去掉；粉碎「四人幫」以後這一段要補寫上去；另外篇幅不宜太長，力求簡明扼要。　　在此期間，鄧小平接見了義大利記者法拉奇，就國內國際十分關心的中共有關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發表了重要談話。　　鄧小平說，儘管毛澤東過去有段時間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毛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　　在談到毛的錯誤時，鄧小平明確地說，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毛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問題性質是不同的。我們要實事求是講毛澤東的錯誤，同時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說，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個人的創造，包括老一輩革命家都參與了毛澤東思想的建立和發展。　　鄧小平的談話在國際上引起強烈的反響，同時也給決議起草工作指出更為明確的思路。起草小組很快拿出了又一稿。　　10月25日，鄧小平找來胡喬木，作了又一次重要談話。他語重心長地說，關於毛澤東的功過評價和毛澤東思想，寫不寫、怎麼寫，的確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繫的一大批老幹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不能丟。丟掉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對毛澤東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僅是對毛澤東個人的問題，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也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總之，不把毛澤東思想，即經過實際檢驗證明是正確的、應該作為我們今後工作指南的東西，寫到決議里去，我們過去和今後進行的革命、建設的分量，它的歷史意義，都要削弱。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大錯誤。」　　整整一個冬天，胡喬木率領起草小組，基本上沒有休息。次年3月，拿出了比較滿意的稿子。鄧小平看了以後表示，決議稿的輪廓可以定下來了。他同意胡喬木的意見，說「文革」要寫得概括。四十　　起草決議，使胡喬木有機會重新系統地思考建國以來中共和中國社會所走過的路，重新思考建國以來一系列重大問題。胡喬木在這些問題上的卓越見解，構成了胡喬木政治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胡耀邦建議，初稿最好拿給一些直接參与重大歷史事件和決策的老同志審閱。陳雲向鄧小平建議，決議稿可以專門加一篇，講講解放前黨的歷史，寫黨的60年。他說，60年一寫，毛澤東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　　起草小組又經過1個多月的勞動，5月初，終於拿出最後的稿子，準備提交六中全會討論通過。　　6月底，中共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六中全會高度評價胡喬木負責起草的這份決議，指出該決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論，對建國三十二年來的重大歷史事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確的總結，科學地分析了這些事件中黨的指導思想的正確和錯誤，分析了產生錯誤的主觀因素和社會原因，實事求是評價了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決議》肯定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確立的適合我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正確道路，進一步指明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工作繼續前進的方向。全會認為，《決議》的通過和發表，對於統一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認識，同心同德地為實現新歷史任務而奮鬥，必將產生偉大的深遠的影響。」　　在預備會議上，鄧小平肯定了決議起草工作，肯定了胡喬木付出的艱苦努力。　　胡喬木代表起草小組，在全會上對歷史決議作了幾點說明。他說，「這個決議稿是二十幾位同志一年多的集體作品，中經多次修改，我只是參加了一部分的修改工作。稿中的重要觀點很難分清是哪一位提出的，許多是中央領導同志提出的，許多是四千人討論時和三月三十一日向五十二位同志徵求意見時提出的。五月十六日決議稿雖經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討論過，但如有不正確不適當不明了之處，以及其他缺點，都應由我負責。」　　歷史決議起草前後，是胡喬木思想最為活躍的時期之一。起草決議，使胡喬木有機會重新系統地思考建國以來中共和中國社會所走過的路，重新思考建國以來一系列重大的問題。胡喬木在這些問題上的卓越見解，構成了胡喬木政治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於胡喬木的這份政治遺產，限於本書的篇幅，不能做到一一展開論述，但有兩個問題不能不重點說明：一個是文化大革命；一個是中國為什麼犯二十年「左」傾錯誤。　　在中共歷史和國際共運史上，「左」和右作為政治範疇，歧義紛紜，曾經困擾著許多理論家。1989年胡喬木訪美期間，發表了《中國為什麼犯二十年「左」傾錯誤》的著名演講，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輿論界認為，晚年胡喬木的有關論述，構成了中共意識形態領域關於這個問題比較成熟系統的理論見解。　　關於「左」和右，毛澤東有一個經典的界定。他說，事物在時間、空間里運動，如果我們走到正確位置的前面去了，這就叫做「左」傾，就脫離群眾了；如果落在群眾的後面，就是右傾。　　在胡喬木看來，導致「左」傾產生的根源，是主觀與客觀不一致，客觀世界跟自己的主觀世界發生矛盾，致使主觀上的各種想法成為一種臆想。表現在革命過程中，容易犯急於求成的錯誤，誇大主觀的力量，誇大群眾的覺悟，貶低敵人的力量，誇大敵人的困難，而低估革命取得勝利需要經歷的困難。這些情況，既發生在馬恩時代，也發生在列寧時代。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中共也曾犯過這樣的錯誤。毛澤東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糾正了革命過程中的這種錯誤，取得了勝利。毛澤東的不朽貢獻，更多是就此而言的。關於這一點，並沒有多大的分歧。　　問題在於，建國以後，這樣一個曾經力挽革命於狂瀾中的偉大人物，為什麼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推行著一系列「左」的做法，重複著他自己曾經力主糾正的「左」傾錯誤，甚至在一定意義上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胡喬木認為，這首先是由於理論上陷入了誤區。毛澤東以群眾覺悟作為標尺來界定「左」右，只具有相對的意義。即便在革命時期，這種定義也不能算是嚴謹的。胡喬木舉例說，秋收暴動時，提倡殺人放火。毛說他親自點過火。一放，周圍的農民都跑了，群眾根本不贊成。這就無所謂跑到群眾的前面還是後面。因為好好的房子為什麼要燒掉呢？再如解放戰爭期間老區土改以及「文革」期間的打、砸、搶，等等，這些跟群眾的覺悟根本沒有關係。但毫無疑問，這些都是「左」的做法。　　由此看來，「左」傾並不都是革命者的認識超前，孤軍深入，群眾跟不上。像上面那些事情本身就是不對的，群眾越覺悟，就越反對這種做法。　　在革命時期，往往將「左」傾錯誤發生的社會根源歸結為小資產階級思想方式。1945年的歷史決議，就講小資產階級從狂熱轉為消沉，因此左右搖擺。還說，抱著小資產階級思想參加到黨內來的人，還是保持了小資產階級思想，因此產生了這些錯誤。事實上，這種思維方式一直沿襲到建設時期，1959年彭德懷批評毛澤東，不就是用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個令毛十分惱火的辭彙嗎？　　胡喬木認為，這是一種簡單化、庸俗化的解釋，容易犯實用主義的錯誤。犯「左」的錯誤，有小資產階級思想方面的根源，也有不是小資產階級思想方面的根源。歷史需要分析，需要「非常仔細地、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要研究小資產階級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面，究竟有沒有這種願望。如果說有的，那麼這種解釋就是合理的；反之，這種解釋就是不合理的。　　用主客觀世界矛盾的角度解釋「左」傾錯誤的根源，可以看出，在社會主義時期同樣存在著急於求成的錯誤，同樣是誇大一個方面，貶低另一個方面，對客觀世界作歪曲的、片面的理解。在這樣的情況下，「左」的錯誤一般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治上，一是經濟上。四十一　　上世紀80年代末，胡喬木試圖從5個方面闡述從1958年到1978年20年間中國最高領導人和領導層所犯的「左」傾錯誤及其長久延續的原因。　　政治上，其中也包括文化上的「左」傾錯誤，就是對新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客觀的、充分的、全面的認識，一遇風吹草動，就容易誤認為又來了什麼階級鬥爭，使階級鬥爭的影子始終籠罩在許多人的思想里。人們無法準確地理解和判斷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樣，其中包括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狀況，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狀況。在空想社會主義者那裡，社會主義社會應該一切都是和諧的，都是合乎理想的。但是，事實遠非如此。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兩大類的矛盾，應該說是毛澤東的貢獻。這是一個認識了的事物。但是，認識了的事物，並不一定能夠永遠正確地認識它。條件一變，又會發生錯誤的認識。經濟上的「左」傾，也同革命時期急於求成的心理一樣，希望建設能夠很快地取得成功。誰不希望中國迅速成為一個富強的大國，這個希望完全是正確的。希望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也不是中國所特有的，哪個社會主義國家都希望自己儘快地超過資本主義國家。要實現這個希望，是遠比希望本身要複雜得多的問題。　　以上兩個方面，自然都不是能以階級根源來解釋的。關於這一點，胡喬木有一番精闢的解釋。他說，因為這不單是一個階級根源問題，而更多的是一個認識問題。對於社會主義改造以後所發生的錯誤，用階級根源來解釋，路就找錯了，不可能找到正確的答案。「因為人犯錯誤，並不都是因為有個什麼階級根源，不但在沒有階級的社會裡，人會犯錯誤，就是在階級社會裡，人犯錯誤也不能都說是由於階級根源，如科學家搞試驗經常要犯錯誤，你說這是什麼階級根源？這是胡扯。」即便是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左」傾錯誤，也不能用階級根源來解釋。　　上世紀80年代末，胡喬木提出了「二十年『左』傾錯誤」的著名命題。　　這個命題的基本內涵是由中國第二代領導層核心人物鄧小平提出來的。但是，將其上升到理論高度並從歷史角度加以系統闡釋的，則是中共第一支筆、鄧小平時代的第一大理論家胡喬木。　　胡喬木試圖從5個方面闡釋從1958年到1978年20年間中國最高領導人和領導層所犯的「左」傾錯誤及其長久延續的原因。這無疑是胡喬木理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一個原因，胡喬木認為，是中國領導層主要是毛澤東，企圖以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增長速度更高的超速度來推進中國的經濟，並認為這個速度是可能的。理由是：中國有共產黨的領導，有幾億渴望擺脫貧困落後狀態的人民，而現在又已經有了強有力的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早的成功，特別是幾億農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參加了合作社，使成功地領導中國革命20年以上的毛澤東相信，社會主義制度加上群眾運動將是萬能的武器。他認為，這樣將使中國既能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勝過西方國家，也能勝過不那麼重視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政治覺悟來發展經濟的蘇聯。毛澤東的想法，顯然得到了黨內富有群眾運動經驗的大量幹部的響應，甚至一向比較務實的領導人也同意，至少無法反對，試試新的方法。1958年的大躍進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　　第二個原因，是相信經濟建設不能離開階級鬥爭。胡喬木認為，中國50年代前期，確實充滿著階級鬥爭。1956年，中共宣布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匈牙利事件、反右派鬥爭，成為階級鬥爭還沒有過去的證明；而蘇中關係的惡化，使中共提出反對修正主義的口號，這個口號很快就被用到黨內，最後導致全國範圍內的「文化大革命」。經濟領域，先是以「政治統帥經濟」，接著是「抓革命，促生產」。在這樣的方針之下，經濟工作的目標、方法，管理。領導人員和工作人員的選擇，以至具體項目和指標的決定，都可以變成含有階級鬥爭的意義。這種觀念能夠形成並且在一定程度上為多數人所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這不能不說是由於階級鬥爭的思維慣性和行為慣性的影響。　　第三個原因，是追求某種空想的社會主義目標。隨著1958年的大躍進，中國產生了對於共產主義理想的狂熱。這期間出現的把工農商學兵、政治經濟社會結合在一種組織內的農村人民公社，企圖把鄉村烏托邦化。農村人民公社曾被認為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這個事實表明共產主義理想多麼天真。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都是依靠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推進的。　　姑且不論這種運動有多大程度的真正的群眾性，它之不適宜於經濟工作是顯而易見的。直到「文革」結束，群眾運動的工作方式才逐漸被中國承認為並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必需品。　　1958年以後中國經濟工作所追求的另一個和最重要的主題是革命化或不斷革命。1963年以後，經濟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樣，以反修、防修，批判資產階級、防止資產階級復闢為中心，這種觀念在「文革」中發展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的主要目標已經由發展生產力，一變而為純潔生產關係，再變而為純潔國家權力和意識形態。不幸的是，這裡所說的「純潔」的實際含義，是用空想的原則取代比較切合實際的原則。純潔的程度愈高，就意味著經濟愈停滯。毛澤東始終沒有放棄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願，但是在事實上，經濟建設在社會主義的事業中的地位愈來愈低，遇到的人為障礙愈來愈多，「抓革命，促生產」也只能成為一句空話。　　關於空想社會主義這個因素，在撰寫「歷史決議」時，胡喬木堅決主張不寫進。當他步入思維的晚年，他終於寫了出來。關於這種以平均主義、自給自足、不斷發動群眾運動和不斷革命為具體內容的空想社會主義目標的來源，胡喬木認為，比較切合實際的解釋是，中國以農村為基礎的長期革命戰爭中行之有效的原則和經驗，被認為是推動新社會發展的神聖而萬能的準則。既然共產黨領導的農村革命戰爭能團結人民戰勝強大敵人和其他種種困難，為什麼不用同樣的方法和精神來建設社會主義呢?既然革命軍隊和革命根據地所實行的供給制、官兵平等、自給自足、群眾運動和革命信念原則在革命戰爭中無往而不勝，為什麼革命勝利以後不永遠堅持和普遍推廣這些原則呢？ 四十二　　胡喬木在最後的10年中，有相當一段時間在思考，「文革」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它是如何發生並演變成那樣一場撼天動地的全民族運動？在很大程度上說，胡喬木的思索，帶動了中國理論界對於這場災難的思索。　　第四個原因，是50年代到70年代國際環境的惡化和對於國際環境的過火反應。「左」傾錯誤通常都是某種封閉狀態的產物。美國對中國的封鎖、包圍和軍事威脅在長期內使中國處在備戰狀態，台灣反攻大陸的企圖加深了中國的危機感，50年代後期中蘇關係的惡化、60年代後期蘇聯對中國採取的軍事包圍和威脅的戰略，等等，都是國際環境惡化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黨的主要領導層覺得全世界似乎都打算圍困和扼殺剩下的僅有的革命聖地，戰爭的威脅也使中國把經濟放在服從於戰備的地位。正因為如此，作為世界最後的革命堡壘，中國國內必須高度革命化，並且承擔各種國際主義的革命義務。這種獻身精神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說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什麼能夠忍受長期「左」傾政策帶來的困難。　　第五個原因，是中國的文化的落後和民主的缺乏。在胡喬木看來，中國經濟政策中有許多明顯的幼稚性和極端性，既是經濟落後的表現，又是文化落後的表現。貧困產生某種貧困的文化，其典型的表現是把「一窮二白」當做中國的優點，這種貧困的文化顯然加重了消除貧困的困難。大躍進、人民公社和「文革」，以及對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學說和社會主義原則的誤解，都表明了這一點。在革命戰爭的長期發展過程中，中國農民的直接貢獻確實比知識分子大得多，大多數知識分子當時被認為是站在資產階級和地主方面。加入共產黨並在黨內具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在1927年革命失敗時有許多人對革命喪失信心，而在革命復興的過程中，又有一批人成為極端「左」傾教條主義分子，使毛澤東和其他革命家的有成效的努力遭到嚴重損失。這種情況，使毛澤東和黨的相當數量的幹部形成對於知識分子以及教育、科學、文化和知識本身的長期的輕視和偏見。這就使文化和經濟處在容易被摧殘的境地。　　上述原因的客觀存在，並不意味著「左」傾錯誤尤其是極端形式的長時間的錯誤不可避免。因為中國社會遠不是沒有迅速發展經濟和文化，遠不是在發展經濟和文化方面缺乏必要的指導人才和廣泛的群眾支持。1956年前中國經濟政策的「左」傾錯誤不存在至少不明顯，就是例證。通過這個時期的實踐，中共黨和毛澤東的政治威望都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1957年後，革命任務已經完成，社會主義的主題需要由革命鬥爭轉向和平建設。這時，中共黨內存在著兩種趨勢。一種是適應歷史的變化，繼續從實際出發，力求中國經濟在新的制度下穩定發展，同時繼續完善新的制度。這是黨內和國內大多數人的願望。另一種趨勢卻不能適應歷史的變化，堅持要求沿著過去長期的革命軌道前進。毛澤東作為第二種趨勢的代表顯然更為突出，這樣，他就不可避免地脫離群眾，不可避免地要求藉助於個人作用和個人威信，最後導致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第一種趨勢沒有能在1957年後牢牢地保持優勢，第二種趨勢由個人的悲劇演變成民族的悲劇，很明顯，這是由於制度的缺陷，是由於缺乏國家民主和黨內民主的強有力制度。在胡喬木看來，建立這種制度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而這種制度一旦建立，個人專斷和其他明顯的嚴重錯誤就不會發生。　　晚年的胡喬木寫道：「儘管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在表現自己的意志的時候，受到種種條件的限制，有過種種迷惘、困惑和失誤，但是客觀地審視人民共和國四十年的歷史可以發現，他們所選擇的社會主義並不是跟『左』傾錯誤相聯繫，而是跟經濟進步、文化進步、社會進步、政治進步相聯繫的。代表這種根本趨勢的是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六年的中國，特別是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九年的中國。」「儘管『左』的傾向仍然需要警惕，但是總的說來，改革和開放不可逆轉，就如同一個成熟的人不可能返到少年時期的荒唐一樣。」　　將析「左」與批「左」看作胡喬木政治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同意的，甚至不能為多數人所同意。因為在不熟悉中國政治運作的某些人看來，把析「左」、反「左」與胡喬木的政治思維聯繫起來，無論如何是不合適的。胡喬木對此是有感覺的。　　胡喬木離開人間之後，他的故交從不同角度和層次上談到過胡喬木的政治情懷。稱他是詩人的有之，稱他是歷史學家的有之，稱他是理論家和思想家的也有之。唯獨沒有人將與「左」掛起鉤來。事實上，不了解中國政治的人，便很難了解胡喬木這樣一個一生為政治服務、追求政治思維的人的理論品格，當然也不可能了解胡喬木。　　鄧力群說，「喬木確實是憂國憂民，憂得很深」，「幾十年來，沒有看到他放聲大笑過」。　　鄧力群的這段話引出胡喬木一位舊知常念斯的一番感慨：　　我想這不僅如力群所說，和他的性格有關係，而且是埋藏在他心底的、對革命事業感到的痛苦。他對毛澤東既忠誠又敬佩，又痛感他在最後二十年里的錯誤為全中國造成的巨大危害，這在心靈里不能不是一個巨大的負擔。他逝世前幾年認真思索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為什麼會長期犯「左」傾錯誤？僅僅提出這個問題就需要多麼大的勇氣!按說已經有了黨的歷史的兩個決議，在一般人會覺得已經交待過去了，但對參與起草這兩個決議的喬木來說，這個歷史的巨大痛苦一直壓在他心上。　　我們不妨再看看胡喬木對於「文革」的論述。「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個歷史時期，其影響所及，顯然不止是一代人。隨著時代的推移，它逐漸成為當代中國人心中永難釋懷的情結之一。最初幾年，受到過迫害和衝擊的人們，很多不肯原諒造成這場災難的始作俑者。紆解這個情結，既是政治及社會穩定的需要，也是富有責任感的思想者們所應做的工作。　　人總不能生活在夢魘中。　　胡喬木在最後的10年中，有相當一段時間在思索，「文革」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它是如何發生並演變成那樣一場撼天動地的全民族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胡喬木的思索，帶動了中國理論界對於這場災難的思索。因此，這種思索，自然可以說是胡喬木政治遺產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四十三　　對「文革」進行理性總結，是在《歷史決議》形成過程中。胡喬木關於「文革」的觀點也逐漸形成。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開始醞釀對建國以來的歷史作一個決議。胡喬木敏銳地感覺到，總結這段歷史，將面臨著兩個相互聯繫、極難避開的難題。一個是毛澤東思想的實質，一個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評價。沒有「文革」，關於毛澤東思想的實質就不成問題；但是，歷史無法假設。在國慶30周年的講話中，談到「文革」時，胡喬木只作出了簡單的評述：「問題是在當時國內外錯綜複雜的情況下，對國內和黨內的政治形勢作了不符合實際的估計，並且採取了不正確的鬥爭方針和方法。」這只是對「文革」產生的原因，作出了一個政治與組織層面的描述。然而，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這種描述是深刻且適宜的。　　對「文革」進行理性總結，是在《歷史決議》形成過程中。隨著討論的深入，理論界對於「文革」的認識也逐漸深化，開始觸及文革性質、歷史根源等深層次問題。胡喬木關於「文革」的觀點也逐漸形成。　　關於「文革」的性質，胡喬木主張用決議稿的寫法，即說它是一場內亂。在討論過程中，意見並不是統一的。有人建議，對「文革」還是叫十年動亂好，這當然也是社會上一般的看法。胡喬木說，「這不行，動亂沒有政治含意。這是我們國家的一場內亂」。他也不同意將「文革」看成是反革命運動，因為內亂不一定是反革命。內亂裡面有反革命的因素，就是有叛亂的因素，但是這個叛亂沒有成功。「這個十年，整個就是內亂，這是一個很特殊的局面」。胡喬木這一思想寫到決議後變成了這樣一段話：「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了「文革」，整個運動的理論基礎就是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其核心內容是：在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並且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還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最好的形式。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裡。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按毛澤東的話說，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　　這一理論不僅寫入了中共九大、十大的政治報告和黨章中，而且還寫入了四屆人大通過的憲法中。它實際上是毛澤東晚年在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問題上的「左」傾論點的總概括。《決議》對此分析是：「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　　對於《決議》的分析，胡喬木有過重要而精闢的補充。他說，沒有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就既談不上經濟上的革命，也談不上政治上的革命，因此，按照科學意義上的革命，「文化大革命」不能在任何意義上稱為一個革命；它不是用一種什麼先進的生產關係代替一種落後的生產關係，也不是用一種先進的政治力量去代替一種反動的政治力量。「文革」實際是一場沒有革命綱領、革命對象、革命動力和依靠力量的所謂的「革命」!　　談到這個問題時，多年來的思維定勢決定了人們往往要找所謂的「階級基礎」。胡喬木斷然否決了這種思路。他鄭重指出，濫用所謂「階級根源」去解釋不能用階級根源來解釋的那些問題，其結果只能走向反面。解釋「文革」發動的原因，這一準則是適合的。　　胡喬木認為，「文化大革命」究竟符合哪個階級的利益，誰能夠答覆這個問題？而且，「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究竟存在哪些階級？「文化大革命」時當然還存在一些階級，現在也存在一些階級，像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等等，那麼「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這種行為，這個十年的歷史，符合於哪一個階級的利益？你說符合無產階級利益，大家不承認，這不成問題了。你說符合資產階級利益，哪一點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這個講不通。好多資本家被掃地出門，搞得家破人亡，這怎麼說符合資產階級利益呢？說符合小資產階級利益，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究竟什麼階級是小資產階級？我們不能從天上掉下來一個小資產階級，天上掉不下來，地上原來存在著，還有它的殘餘勢力，我們還可以講。我們不是講封建地主階級的影響到現在還存在嗎？不錯。可是，歷史上的小資產階級，就說是農民吧，「文化大革命」符合農民的利益嗎？是農民要求取消自由市場、自留地？這些辦法，符合哪一省農民的利益？這是講不通的。那麼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符合知識分子利益嗎？「文化大革命」恰巧是把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打倒了，不但打倒，有許多人都打死了。所以，我們不能憑空捏造出來一個階級根源，這並不說我們要避免給毛主席安上哪一個階級的帽子，我們要對歷史負責任。假如我們作這樣的分析，不但不能解決任何問題，而且會把問題搞得越來越糊塗，並且使得我們的子孫後代還要受我們這個決議的災難，結果認為我們的黨里還有什麼階級鬥爭，還有什麼階級，因此造成「文化大革命」。這十年的歷史，恰恰證明了，社會上一個人犯錯誤，以至一個黨犯錯誤，不能專門從階級去找根源，如果這樣找，我們也無法糾正錯誤，反而要把「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繼續下去，還是階級鬥爭擴大化。不能用階級鬥爭去解釋的問題，硬要用階級鬥爭去解釋，那麼，在我們黨內就要沒完沒了地進行階級鬥爭。四十四　　「文化大革命」已過去近30年。21世紀的人們憶起這場民族災難的時候，會同時憶起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這個《決議》，同時也會憶起《決議》起草的主要負責人胡喬木關於這場民族災難的深刻的分析。　　關於「文革」發動的原因，《決議》列了兩條。一是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於繼續探索。歷史特點決定了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問題時，容易把已經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仍然看作是階級鬥爭，並且面對新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又習慣於沿用過去熟悉而這時已不能照搬的進行大規模疾風暴雨式的群眾性鬥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鬥爭的嚴重擴大化。同時，由於複雜的國際原因，關於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竟成了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在黨內，不同意見之間的爭論也被當做所謂的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或所謂路線鬥爭的表現。這一系列「左」的觀點，是「文革」之所以發動的深刻理論原因。二是中共在面臨著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新任務因而需要特別謹慎時，毛澤東的威望也達到高峰。毛澤東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使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出現了嚴重的不正常情況。這可以說是「文革」得以發生的直接原因。　　胡喬木同意《決議》的分析，但是，他認為從某種程度上看，這樣的分析也許是不夠的。當然，有些原因存在，但是不一定要寫下來；反過來說，沒有寫，並不是否認這些原因的存在。毛澤東那樣熱衷於發動「文革」，顯然有個人性格方面的影響因素。不過，寫出這一點，不但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往往會越說越說不清楚。此外，晚年毛澤東身上存在著把馬克思主義愈來愈簡單化的思想傾向，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到上世紀80年代後期，胡喬木相當強調另一個因素，就是晚年毛澤東思想中的空想因素與「文革」的聯繫。這個問題在起草《決議》時不宜提，同時以當時的認識水平也是無法說清楚的。關於這一點，最初是1987年11月答美國記者索爾茲伯里的提問時提出來的。在這次談話中，胡喬木將晚年毛澤東、鄧小平與「四人幫」加以比較，提出的一個公式性的看法：毛澤東是革命加空想；鄧小平是革命加科學或實際；「四人幫」則是假革命加破壞和陰謀。　　這一公式究竟有多少真理性，這要由歷史來檢驗。筆者所要說的是，能將包容敏感而深刻時代內容的歷史人物作如此簡潔的比照和剖析，同樣需要敏感而深刻的理論思維能力。　　赴美訪問期間，胡喬木提出，中國犯二十年「左」傾錯誤的原因之一，就是追求某種空想的社會主義目標。從生產關係的演進看，按大躍進、人民公社以及反修防修等一系列社會運動的邏輯發展，「文革」的發動是具有歷史必然性的。1963年以後，以反修、防修，批判資產階級、防止資產階級復辟，成為各項工作的中心。這種觀念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演變成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按照這種思想，在國內，人們只要追求革命覺悟，而不應該追求物質享受和社會富裕，因為富則修。這樣一來，社會主義的主要目標已經由發展生產力，一變而為純潔生產關係，再變而為純潔國家權力和意識形態。這就為「文革」的發動提供了理論基礎。　　最後一個問題是，究竟由誰來承擔「文革」這場民族災難？　　《決議》明確指出，毛澤東應負主要責任。　　胡喬木認為，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因為馬克思主義者對待這樣重大的問題不能不著重分析歷史背景，而不應著重個人責任。在這一點上，胡喬木同意鄧小平的觀點，即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　　「文化大革命」已過去近30年。21世紀的人們憶起這場民族災難的時候，會同時憶起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這個《決議》，同時也會憶起《決議》起草的主要負責人胡喬木關於這場民族災難的深刻的分析。　　六中全會以後，胡喬木的主要精力放到修改黨章和憲法上。這次黨章的修改過程相當長。為了清除十一大黨章中「左」的錯誤，繼承和發展七大、八大黨章的優點，系統地總結歷史上黨的建設的經驗和反映現實生活的要求，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就決定對黨章進行修改。早在1979年冬天，修改工作就開始了。整個修改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下進行的。1980年1月，中央決定正式開始修改黨章工作，鄧小平要求儘快提出一個修改草案。為此，成立了黨章修改小組，由胡喬木實際主持起草。不久，起草了初稿，於1980年2月提交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此後，由中央書記處印發給黨政軍各單位徵求意見。7月，修改小組根據收集的意見，拿出了又一稿，提交七中全會討論。七中全會通過了這個修改草案，決定將黨章草案提交黨的十二大審議通過。會後，胡喬木曾就黨章的修改問題回答了新華社記者的提問，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胡喬木曾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時隔二十多年後，胡喬木又一次主持了憲法的修改工作。1980年9月10日，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五條的決議》和《關於修改憲法和成立憲法委員會的決議》，會議還通過了憲法修改委員會名單，葉劍英任主任委員，宋慶齡、彭真為副主任委員。15日，憲法修改委員會成立，並成立了秘書處，胡喬木任秘書長。　　經過近一年半時間的討論，1982年2月，形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討論稿)》。在2月27日憲法修改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胡喬木就修改草案討論稿作了長篇說明。會議逐條討論了修改草案，確定了修改意見。4月，憲法修改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召開，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和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關於提請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交付全國各族人民討論的建議》。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開，胡喬木走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頂點。在這次被稱為標誌著鄧小平時代全面開始的大會上，胡喬木進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5年後，中共十三大召開，胡喬木被選入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從政治的前沿退居二線。這以後，胡喬木做了很多的事。就胡喬木與毛澤東這個主旨來說，書寫到這裡，早該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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