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濟喜:批判國學，是否需要「准入資格」--教育與文化

緣何成立國學院的講話與文章中，一直強調民族精神猶如民族的脊樑，而國學則是承載這種民族精神的學術文化載體，可見其用脊續是從這種含義上去用的，意思是很明確的，怎麼可能將「脊續」與「賡續」混同呢？」脊」字與「賡」字並不是什麼繁難漢字，袁教授不知據何而妄斷別人連這兩個字都分別不清？

　　漢字與拉丁文語系不同，在於它的以表意為主而輔之以表音，注重其形象與直觀，這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思維方式是一致的，因此取消漢字，走漢字拉丁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它會給中華文化帶來滅頂之災。漢字從人與動物的生理結構及動作出發來表達意思，是一種慣常的現象，在今天生活中也大量存活著。隨便舉例來說明之，比如說教誨往往用「耳提面命」，說心靈溝通用「心領神會」，說這個人慌亂往往用「手足無措」，「手忙腳亂」、「六神無主」等，這比用抽象的辭彙「慌張」、「慌亂」等往往要來得生動活潑。

　　在書面語言中，脊續以其生動形象的含義大量存在著，運用著，袁先生可以隨便翻翻內地與港台的書刊，可知此類用詞並不鮮見。尤其是在關於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論著中，更是常常用到。在文科的碩士與博士論文寫作中，也屢見不鮮。袁教授如果因忙於「批判」他人而無暇翻檢古籍與學術書的話，也沒關係，可以上網用「google」或「百度」搜索一下，看看究竟有沒有「脊續」這個辭彙在接續、承續意義上使用的。筆者這裡不想將這些條目一一列出來，以佔用寶貴的版面。

　　只是想說在資訊共享的年代，人們可以憑藉便捷的網路等工具和手段來辨別真假，識得是非。袁教授那些刻薄挖苦別人的話，是否正好用在他自己身上呢：「漢字繁多，筆者也有許多字不認識；但讓中學生幾千常用字掌握得熟練一些，比筆者強一點，應該是可以辦到的。」看來袁教授還是將這些話用來自勉吧！

　　筆者在上大學時學習過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其中有一篇《呂氏春秋·察傳》的文章，給我和同學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說的是孔子的學生子夏辨偽的故事。原文是這樣的：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

　　這段文字說的是孔子的學生子夏到晉國經過衛國時，路上聽到一人在讀史書：晉軍的三頭豬過了河。子夏隨即判斷，這是將「晉師己亥涉河」（即晉軍在己亥時分渡過了河）錯念成「晉師三豕涉河」，因為在古字的字形上，「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

　　所以衛國的那位讀書者將字念錯了，將意思弄錯了。《呂氏春秋》在引用了這類故事之後，啟人深思地提出：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之矣。

　　古人的這些話是語重心長的。他提醒人們，不要因詞語的相似而輕易地下判斷，不然的話，就會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錯誤。聖人尚且要慎重，何況對於今天一些半瓶子醋的「教授」呢！著名古文獻學者張舜微先生在他的《中國文獻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中引用了這個列子，提出：「這就揭示了字形因近似而誤的一個通例，給予後世校書的人以莫大的啟示。」（該書第65頁）袁教授因為「賡」字與「脊」字有幾分相似，便臆斷別人將「賡」字誤寫成「脊」字。因為字形有點相似而判斷錯了，這是古今常有的事，本不足為奇，但奇就奇在袁教授自己錯了卻反誣別人錯了，進而用極不莊重的口氣諷刺別人，這就令人貽笑大方了。人們知道，校勘古籍，辨別字形，最忌諱的就是袁教授那種似是而非、想當然的做法，如果讓他這樣的「教授」去校勘古人與今人的書，不知道要鬧出多少笑話與錯誤呢！

　　至於說到因為《漢語大詞典》中沒有收錄就不能用，就更是不能成立的幼稚說法。誰都知道，語言文字的生命力在於鮮活的現實生活，再完備的詞典也不能將人們所用的詞語一網打盡，更何況與生生不息的現實生活相比，詞典的收錄總是滯後的。

　　這幾年現代漢語字典與詞典所收的條目一直在擴充和更新，但即使如此，與現實相比，它也總是落後的，即以現在常用的「簡訊」、「數碼」這類詞語為例，幾年前的現代漢語詞典何嘗將它們收錄進去！以字典與詞典沒有收錄就不能用或者說就是用錯了，這種「學理」不知道是從哪裡得來的。唐代的古文大師韓愈創用的「動輒得咎」、「搖尾乞憐」、「細大不捐」、「雜亂無章」、「落井下石」等詞語在當時也是沒有先例的，今天卻成了常用的成語，這是為什麼？袁教授是教哲學與歷史的，想必知道「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這句名言的。倘若照他的這種文化「凡是」論推理下去，豈不是他所推崇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催生的白話文也不能進入寫作領域了，也應當全部否定了。因為前人沒有用過，詞典中也沒有記載嘛！

　　順便說一下，袁教授的這篇文章暴露了他在治學時一貫採用的斷頭去尾的實用主義，他給別人列舉了三大「史實錯誤」，硬將不同意他將新文化運動視為中國現代化完美風暴的觀點統統歸納為「史實錯誤」，將不同觀點的分歧混淆成「史實錯誤」，言外之意，他就是史實與真理的化身。他為了讚頌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完美風暴」，不惜貶斥「五四」之前的從一八四0年鴉片戰爭之後到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前後的近代中國文化研究的巨大變遷。眾所周知，百日維新期間中國的文化研究已經出現了新的氣象，引發了辛亥革命時期的文化運動，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比如梁啟超、黃遵憲等人倡導的「詩界革命」、「文界革命」都是在十九世紀末提出的，他們非常自覺地引進西方的先進理念來研究中國文學，開現代文化研究之先河。我手裡拿的上下兩冊的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中國近代文論選》，便收錄了許多當時在文學理論領域具有現代文化研究意義上的論著；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由蔡鍾翔先生等人編著、黃保真先生執筆的《中國文學理論史》第五冊（近代文論部分）中專門有第三章《戊戌變法前後的文學理論》，列舉了大量的詳實的各個層面的材料，論證了這一點。復旦大學由黃霖教授等編著的《中國近代文學批評史》中對此也論之甚詳，人們可以參看，以辨真偽。因此，怎麼能說「除了寥若晨星的傳教士和外國漢學家的文章和著作外，19世紀中國幾乎是儒家經學的一統天下，談不上有什麼現代意義的中國文化研究」呢？上面舉出的這些事實與材料，足以證明袁教授的重大「史實錯誤」。

　　如果我們將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近三千年的學術史比做綿綿不絕的歷史長河的話，我們沒有理由否定我們今天的歷史是昨天的延續，包括我們使用的漢字是中華文脈的脊續（請注意：不是賡續），它猶如綿延脊走（這個詞大約現代漢語詞典中也沒有收錄，不妨一用）的山樑與長城。有時候，登上巍巍的長城，覺得它真像蜿蜒奔騰的中華龍，古人喟嘆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歷史悲涼，常常使人情不自禁地感到我們在今天缺了些什麼，應當做些什麼，從而引起了巨大的共鳴。在歷史研究領域，西漢太史公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提出的「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不僅應當成為研究傳統的箴言，也應當成為研究近現代歷史的座右銘。儘管歷史的包袱是多麼沉重，封建陰魂在今天依然作祟，對此應當堅決加以清理，但是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割斷歷史，仇恨古人。以反對古人，毀棄古人作為研究近現代史的思維，得無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之嫌乎？否定前人就是否定我們自己。這個道理是很簡單的。在十年動亂中，這個慘痛的教訓難道還不令人警醒嗎？！

　　同時，筆者也注意到一個基本的事實，「五四」時代那些批判傳統文化中糟粕的思想家與文學家，雖然言語頗多偏激之處，但是他們的國學根基卻是異常深厚的，比如魯迅與陳獨秀的國學根底，是現代那些動輒以批判傳統為樂事的人所無法比擬的。他們惟其古學根子深厚，所以批判儘管不乏片面，但是卻很少在常識上出現失誤的。相比之下，現在許多批判國學不遺餘力的人卻難以使人感到心服，因為他們缺少起碼的國學與傳統文化的根基，使人不免懷疑他們的批判到底有多少根據與價值。也因此提出一個值得今人深思的問題，批判國學，是否需要「准入資格」？筆者願就此問題向袁教授討教，並期待他的賜正。

　　□袁濟喜（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

- 作者： txwc 訪問統計：269　2005年06月18日, 星期六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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