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俄國宗教歷史的演繹路徑(2)

　　對自由主義而言，一旦「否定」的過程啟動，神學家的盟友似乎就變得礙手礙腳，那些由於看到「基督教中沒有解決社會之渴的水」的人於是就離開了教會。自由主義的「重心由神的深刻性轉到純粹人的創造」，他們勢必要擺脫神學的羈絆，不會停留在形而上的狀態，或者被封閉在修道院里。自由主義的保守化有其內在的邏輯，在共同面對極權的時候，宗教主義者發生轉化，對鬥爭性很強的激進自由主義和平民知識分子傳承的民主主義，他們只能高掛免戰牌，惹不起躲得起，神學是他們阻擋強力的最後一道屏障，他們需要有一塊自主性的土地。　　另外，當勝利在望的時候，他們發現反對者比所要推翻的那個階級更不寬容、更加專制，於是便會從原來的立場上退下來。其次他們也看到，現實中俄國社會的差異太大，張力強度大，兩級的較量總是你死我活，對立的每一個階級、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是對上一個階段的徹底否定，總是在沒有積累的「白紙」上畫圖，處于思想建設的考慮，需要一個超越的整合力量，需要一種大家都能達成共識的平台。第三，俄國思想界的矮化。大家都在追求膚淺和粗糙的東西，不喜歡具有獨立價值和創造新的東西，總是對《簡明手冊》上的東西趨之若鶩，知識界患了躁動年代的焦慮綜合症，沒有長遠眼光，俄國需要有人與現實拉開距離，從事思想再造工作。　　他們提出，宗教是理性存在特有的對世界的態度，人的信仰就在他的行動里，比如托爾斯泰所說的對生命的理解，或者說生命的三種形式：為了自己的生命、為了上帝的生命和為了社會的生命，都使得他們需要從宗教的角度考慮問題。他們秉承著對市場和資本的批判態度，批判物慾橫流的世俗世界，認為西方意義上的現代性終究會沒落，耶路撒冷將重新歸來，宗教是人類精神中不可或缺的東西，回到「內省性」在所難免。比如別爾嘉耶夫把自己放在「尋道者」的位置上，他認為，馬克思之所以成為馬克思，他首先是一個思想上完全自由的人，他不屬於任何人，他的那句名言：「我只知道我不屬於馬克思主義者」，表明他一直保持著一種批判分析精神，沒有這一點就談不上馬克思。通過別爾嘉耶夫這些宗教家的努力，完善了東正教哲學體系，使它的解釋空間大大拓展，使「許多已經放棄了基督教的人頭腦中再次激起了對基督教的興趣」。　　與布爾什維克分道揚鑣原因很簡單：一方面是各自以「正統」自居，勢必會切斷「相容性」。另外是世界觀認知上的差異和排斥。別爾嘉耶夫說：「我經歷了俄國革命，且不是從外面硬塞給我的」，革命與原來人們期望的美好自由的願望相反，「在革命中自由被消滅，極端仇視文化、仇視精神的因素在革命中獲勝」。革命的勝利不但是基督教的危機，而且是人道主義的危機，「俄國革命同樣是知識分子的終結，革命永遠是不知感恩的，對知識分子特別不知感恩，知識分子曾為它做了準備，他卻對知識分子進行迫害，把他們拋入深淵，他們站在宗教大法官的旗幟下為了麵包而拒絕精神自由」。「革命不寬容精神文化的創造者，甚至敵視精神的價值」。而革命者既然無法容納原來的友黨，更遑論那些世界觀不同的唯心主義者，取得政權的布爾什維克又一次重複了彼得一世的路徑，而且這次教會的「社會主義化」比彼得的宗教改革更加猛烈和無情，俄國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輪迴。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該文發表時有刪節，同時刪去注釋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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