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從「毒品」的歷史中窺探人類「文明」的進程

2017年10月9日，英國斯克萊德大學教授James Mills在上海大學文學院為聽眾帶來了一場題為「毒品與文明：一個歷史的考察」的講座，詳細地闡述了「毒品」與「文明」之間的交互關係。「毒品」和「文明」的定義「文明」是一個十分寬泛又宏大的詞，學術界對文明的定義莫衷一是。關於「文明是什麼」這一爭論持續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對文明的理解不盡相同。James Mills教授並不想將「文明」的定義複雜化，他認為「文明」僅意味著人類群體的社會管理。文明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誕生而出現的，一旦人類群體開始共同做出決定，一旦人類群體選出自己的領導並希望其採取某項措施，一旦人類群體開始根據職能進行分工，人類社會就產生了，文明就隨之而至。James Mills教授之所以僅賦予「文明」一個簡單的概念，是因為他想提供一個複雜的「毒品」定義。

James Mills教授何謂「毒品」？James Mills教授認為，廣義上的「毒品」是指那些能夠「改變人體狀態」的藥物。在這裡，將「drugs」一詞譯為「毒品」並不恰當。我們現在所認為的「毒品」是指那些能夠使人成癮的麻醉品和精神活性劑，如鴉片、嗎啡、大麻、可卡因等。所以說「毒品」（drugs）這一術語的定義是隨著時間推移不斷變化的。一開始，人類使用帶有麻醉功能和精神活性成分的藥物僅是為了治癒身體，而非娛樂目的。James Mills教授希望「毒品」能夠在歷史進程中決定自己的定義。換言之，他認為「毒品」就像人類文明的另一扇窗戶，我們能夠從「毒品」這一術語的定義中窺探人類文明的演進歷程。最初，「改變人體狀態」的藥物是指「醫學藥物」。當人類在身體處於病痛狀態時所服用的藥物，純粹是用於醫學目的。人們服用這些藥物僅是為了能夠使身體恢復正常的生理狀態。後來，「疫苗」也被歸於「改變人體狀態」的藥物。因為「疫苗」的出現使人們對某種疾病產生抗體並免受該疾病的困擾，它改變了人體的免疫系統。所以，James Mills教授認為「疫苗」也符合「改變人體狀態」的這一定義。最後，是改變人類情緒、精神、神經狀態的「精神活性物」(psychoactive substance)。起初，這一類精神活性物是用於治癒精神疾病的「精神活性藥物」（psychoactive medicine），隨後才逐漸演化為只用於娛樂目的的精神活性劑，這才是我們現代意義上所理解的「毒品」。娛樂目的包括改變直覺，體驗「宗教」經歷，逃避現實或焦慮、放鬆和社交等。從「毒品」這一內涵的變化過程，我們亦可以一窺人類文明進程的演進之一斑。人類與「毒品」的早期相遇在完成對「毒品」和「文明」這兩個術語的定義後，James Mills教授將「毒品」置於歷史領域中思考。他從考古學和文獻學兩個角度，考證了人類與「毒品」的早期相遇。「10000年前在墨西哥墓地發現的紅豆和仙人掌」和「在中國發現的約4500種大麻花粉的殘留」是最早能夠證明早期的採集-狩獵者攜帶大麻種子往南遷移到亞洲的考古發現。早在採集-狩獵年代，大麻被作為一種纖維使用。距今3500年屬於克里特文明的鴉片女神（Opium goddess）雕像、距今2500年畫有大麻植物的日本壁畫，以及中亞地區出土的裝飾著大麻和鴉片圖案的金器，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向我們訴說著人類早期文明與「毒品」之間的交融。此外，「毒品」還是早期文本敘事和創作的對象。在距今5400年的蘇美爾地區，下層民眾將大麻喻為「快樂的植物」。根據埃伯斯紙草書中的記載，鴉片作為一種鎮定藥物被用以安撫時常躁動的兒童。此外，印度吠陀文獻也提到，大麻是「幸福的源泉」，是「快樂的給予者」，是「幫助人類獲得快樂遠離恐懼的慈悲的解放者」等內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也曾提及「白罌粟」。James Mills 教授通過追溯人類與「毒品」的早期相遇揭示了「毒品」作為一種另類的歷史載體融於人類的早期文明之中。

左圖為鴉片女神（Opium goddess）雕像；中圖為畫有大麻植物的日本壁畫；右圖為中亞地區出土的裝飾著大麻和鴉片圖案的金器。「毒品」的流通與服用方式的創新隨著16世紀航海時代的開始，原本封閉孤立的地理格局被打破，世界各地交往日益緊密，物種交換也與日俱增。James Mills教授指出，地理大發現為「毒品」的流通及服用方式的創新提供了契機。首先，以鴉片服用方式的變化為例，16世紀之前人們通常 「吃」或「喝」鴉片。而隨著原產於美洲的煙草在舊大陸廣泛傳播。人們開始將鴉片與煙草進行融合，開始「吸食」鴉片。這種更為便捷的「吸食」方式很快興盛於17世紀的明末中國，並迅速流傳至中國東北、朝鮮、菲律賓，甚至遠播日本。在1627年滿族人建立的後金政權與朝鮮的戰爭中，滿族士兵就曾使用當地一種名為「madak」的「毒品」，用以緩解負傷士兵的痛苦，而這種「madak」的服用方式正是「吸食」。自此，人們成功的將毒品作物與煙草巧妙的結合，使「吸食」鴉片成為一種「潮流」。在19世紀科學技術迅猛發展之際，人們從植物中提煉出了濃度更高的「人工合成毒品」，其中以「可卡因」和「海洛因」最具代表性。19世紀以前南美地區已流行通過咀嚼、浸泡可可葉來提神。到了1860年，德國科學家Albert Niemann從可可葉中提煉出了單獨的植物鹼，並正式將其命名為「可卡因」。緊接著，1862年Wilhelm Lossen發布了可卡因的化學提煉公式。新型「人工合成毒品」層出不窮，其服用方式也在更新換代。1803年，德國化學家Freidrich Wilhelm Adam Serturner成功提煉出嗎啡。「嗎啡」之名源於希臘夢神，以其顯著的鎮痛與制幻效果受到人們的極力推崇。在1827年嗎啡正式上市後，嗎啡不僅被廣泛用於醫療領域，而且也迅速替代鴉片，成為癮君子們的「新寵」。科技的進步促使著毒品以更快的速度推陳出新。因此，在嗎啡問世不久，另一種強度更高的新型毒品很快得以問世。1874年英國倫敦聖瑪莉醫院的化學家C.R. Alder Wright將嗎啡與其他物質相融合，研製出了效果更佳的二乙醯嗎啡即「海洛因」，其強度是普通嗎啡的2/3倍。1898年上市之際，人們將它冠之以「英雄」之名。就其服用方式而言，相比較吸食鴉片的方式，人們服用嗎啡與海洛因的方式也有了相應的創新。1843年，Alexander Wood利用活塞原理，發明了真正意義上的真空靜脈注射器。人們將其運用於合成毒品的服用，與嗎啡、海洛因等實現了完美的結合。利用真空靜脈注射器，直接將毒品注射於血液之中，能使服用者感受到稍縱即逝的快感，這是其他服用方式不曾具有的。因此19世紀後，毒品注射也逐漸成為毒品服用方式的主流。毒品種類的增多以及服用方式的推陳出新，不僅是世界範圍內物質交換的體現，更是一部人類科技史的縮影。政府對「毒品」的管制及其遭遇的阻力「毒品」的濫用日益引起人們的恐慌，政府開始逐漸採取措施對「毒品」進行管制。早在1604年，英國的詹姆斯一世國王就頒布了「禁煙法令」（A Counter-blast to Tobacco）對煙草吸食者和售賣者進行處罰。1796年，由於中國沿海地區鴉片泛濫，中國清政府明令禁止鴉片進口。James Mills教授指出，1910年中國政府對可卡因的管制，1914年美國政府頒布的《哈里森法案》，以及1914年英國政府頒布的《領土保衛法案》（DORA）中對麻醉品的相關規定，都體現出社會精英分子對「毒品」消費者的擔憂。20世紀初期，由於「毒品」局勢的複雜化，人們逐漸意識到必須通過國際合作才能實現「毒品」管制。James Mills教授以時間為軸線，簡要地梳理了國際「毒品」管制體系的形成與發展。James Mills教授認為，國際「毒品」管制體系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政治經濟議程的推動。與此同時，「毒品」的管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James Mills教授指出，「毒品」管制的阻力，一方面體現了殖民主義的權力關係，另一方面是由於只強調「毒品」供應的控制，而忽視「毒品」需求的疏導。除此之外，「毒品」管制議程的滯後性削弱了監管和執行方法的落實。對「毒品」長達一個世紀的管制，並沒有消除「毒品」濫用現象。James Mills教授指出，據2017年世界衛生組織的一份數據統計報告顯示，有2.5億人口使用過非法藥物，和3000萬的吸毒者。「毒品」問題仍然是困擾人類社會的一大頑疾，「毒品」管制依舊任重而道遠。James Mills 教授將「毒品」視為人類文明演進的一個示標器，簡述了一部「毒品文明史」。從「毒品」和「文明」的定義，以及二者早期的「相遇」，到毒品在世界範圍的交換、流通以及毒品消費方式的不斷演變，到各國政府對毒品的管制及政策實施所遇到的阻力。人類文明的進程，也正顯現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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