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的教育之道

07-23

王陽明被後世評為「立功、立言、立德」的三真不朽之人，那麼，在這麼多的光環之下，他自己又是如何說的呢？《傳習錄》中記載了這樣一段對話，可能很好地反映了他的真實想法。

據說，有人曾當面稱讚王陽明說：「古來名世者，或以文章著稱，或以政事卓著，或氣節，或以勛烈被人稱道，而公能兼而有之。若除去講學一節，即為全人了。」王陽明卻笑道：「我願從事講學一節。即使盡除去其他四件事，也無愧於做個全人。」

顯然，王陽明一生集事功、文章、道德於一身，但是最令他本人自豪的還是創立學說，從事教育。他不僅是個偉大的思想家，同時也是一個積極弘揚並熱心從事於教育事業的教育家。他曾經在江西修建濂溪書院；在紹興、餘姚開闢稽山書院、創立陽明學院；在廣西興辦思田學校、南寧學校和敷文書院；還曾受聘為貴陽書院的主講，並集門人於白鹿洞講學。他為社會「辦教育、振道德、維統治」，其思想和理念雖然受到時代的局限，但是，他在教學中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總結提出了一些先進的教育思想理念，對現代教育依然具有重要的啟發和指導作用。他的教育思想是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

對於教育的意義，王陽明認為：教育是教人做人。而做人的楷模是「聖人」，所以教育應把人的內在精神轉化為道德的自覺，使「學者學為聖人」；此外，教育還擔負「昌明聖學」、教化人民的任務，教育必須起「化民凈心」的作用。王陽明認為教育是能夠教人學會做人的。他的教育最高理想就是要人們通過「致良知」，把內在精神轉化為道德上的自覺，使「學者學為聖人」。他直接提出了「聖人可學而至」的口號，鼓勵人人皆做聖賢。

王陽明最愛用種樹的比喻，來講他的教育思想。他認為教育的核心是道德教育，而人的道德意識培養就像樹木長成一樣，要有個過程。樹木總是先抽芽、髮根，然後生枝生葉。人們看到一棵大樹枝葉茂盛，為什麼不去想一想，樹木生命的源泉在哪裡呢？他說，沒有幼芽，何從長出干莖和枝葉？而幼芽生於根，因此樹木之本在於根，有根則生，無根即死。他以此說明良知是道德意識和一切思想的根源。人的道德意識，就是從父子之愛、兄弟之情這些最基本的道德意識開始，逐漸擴展到對百姓之「仁」和對萬物的愛。所以良知是「人心生意（即生命力）的發端處」。王陽明還把立志比作「植根」，他極為重視個人意志力量的培養，說人不立志，就像種樹不植根，只是白白栽培和澆水，這樣必然一事無成。

總的來說，王陽明的教育思想主要包含了以下幾個方面：

一、重視因材施教。

他說；「人要隨才成就」（《傳習錄上》），從童子到聖賢、從賣柴人到天子，都應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作為學功夫。人有不同能力、不同氣質，因此要根據個人情況隨才成就。對狂放的人，要從狂處指點他，使他謙虛謹慎；對於「狷」者，要從「狷」處引導他，使他遇事能處理周全。人的才氣哪能都一樣呢？他又說：「聖人哪能拘泥一個死的格式？只要良知的大是大非相同，就是各自為說亦無妨。比如這裡有一片竹林，竹林中的竹樹只要枝節大體一樣，便是大同。如果強求每棵竹的高下大小，每一枝節都相同，又怎麼能顯出造化的妙手呢？」

王陽明特別講對兒童的因材施教。他以為兒童的性情是「樂游而憚拘檢」（《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他們像草木剛剛萌芽，須順其自然才能使之健康成長，如果人地捆綁和摧殘，就會有害他們的生機。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如教他們洒水、掃地、應答、對對；引導他們「歌詩」以渲泄情感，「習禮」以動蕩血脈、堅固其筋骨，讀書以其志意，這都是有益於他們身心成長的。必須調動他們的興趣，鼓勵他們的情緒，他們才越干越愛干，樂而忘返。這就好像時雨春風披灑於花卉草木，使他們悄悄地萌動生機，不知不覺地長成。相反，若是幼芽剛剛長出，便遇冰霜冷雪，他們就會「生意蕭索」，一天天枯槁了。

二、立志、勤學、改過、責善.

這是王陽明在貴州龍場講學時為諸生所立下的四項準則。充分體現了其教育思想的最基本點。立志：是四項準則中最重要的一項。王陽明認為立志是為學的基礎和前提，並貫穿了為學的全過程。他曾說：「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書朱守諧卷》）。這就高度強調了「立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緊接著，王陽明提出了「勤學」一項，他說「已立志為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他要求學生「不以聰慧警捷為事，而以勤確謙抑為上」。王陽明提倡諸生勤學，不僅指讀書，也包括個人的思想品德修養。為此，他又提出了「改過」、「責善」兩項要求。「改過」是對己而言。王陽明認為凡人「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責善」是對人而言，即規勸別人改過。王陽明指出：「責善者，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即發現朋友的過錯要坦然相告，但又要注意方式方法，能讓他人真誠接受。以上四項準則，作為對學生的四點基本要求，無疑值得我們當代的教育工作者借鑒。

三、培養學生獨立與自主的治學精神.

王陽明提倡「學貴自得」，經常教導諸生要「自得於心」。要具有獨立思考與敢於自主的精神。他強調即使對於聖人的話，也不可輕信盲從。他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王陽明倡導的這種不迷信權貴，敢于堅持自己創見的治學精神，應當予以充分肯定。

四、堅持實事磨鍊與身體力行,不死守書本教條。

王陽明在年輕的時候就曾經親自去做格竹子的實驗，而在以後的教育生涯中，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從事政務和軍事活動。這種實踐經歷使他不把為學僅僅看作書本上的事，而強調實事磨鍊與身體力行。這正是他根據「知行合一」原則教人在實踐中鍛煉思想與意志、培養優良品質和行為習慣的治學方法。王陽明曾告誡學者們說：「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誰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傳習錄下》）可見，他主張即事即學，即政即學，身體力行，知行合一，不可離開親躬實踐而空談為學。王陽明經常教導學生通過事上磨鍊與身體力行，使自己的學業精進，道德品質得以發展和完善。王陽明的這些教育觀點，應當視為他在教育過程中對認知活動的正確總結。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王陽明一生不輟講學，他的教育事業曾出現過幾次高潮。最早在貴州講「知行合一」，以後在滁州督馬政，地僻官閑，他便在美麗的龍潭邊上設起了講堂。每次講課，環龍潭而坐者常數百人。後來在江西，直至廣西，都曾有大批學生追隨他。而居越6年，他的教育事業達到了頂峰，思想愈成熟，教學也愈簡易。《王陽明年譜》記他，「每臨講壇，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王陽明自己則說，他教人只是「致良知」三個字。有個朋友對他說，「致良知」我已經聽了。可是也需要您再講一講。王陽明說，這就須得你自己去求了，我也沒別的法可講。他舉例說，早先有個禪師，別人向他問「法」，他只把手中的塵尾提起。一天，他徒弟將塵尾藏起來，試看他如何設法。禪師尋找塵尾不見，就只空手提起。王陽明說，我這個良知，就是那禪師設法的塵尾，舍了這個，還有什麼可提得？王陽明的學說在朱熹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時代，為什麼能夠吸引那麼多的文人士子、中下層地主官僚，以至平民百姓，甚至令他們如醉如痴？除了客觀的社會歷史原因，如從自身學說來講，他在這裡可算是一語道破「天機」。「致良知」學說原來只是個因方設法的「塵尾」！它所倡導的不是千篇一律的道德原則，也不是標示「仁、義、禮、智」的抽象道德規範，不是如朱熹那樣外在的客觀「天理」，而是與每個人的性格、心理、知識、經驗結合在一起的道德意識、人生信念、心理慣勢和行為方式。王陽明以為「人胸中各有個」良知，這是你自家心中的「聖人」，「自家痛癢自家知」（《陽明全書》卷二十《答人問良知二首》），這是別人絕不可替代的。教育者的責任就是啟發每個人自有的良知，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或別人的良知強加給他。這個教法就是「因方設教」，「使人各求本性」。

以現代的眼光來看，王陽明的這些教育思想無疑是非常科學合理，是極具很超前意識的，他把學生從死氣沉沉的私塾中解脫出來，也打破了師道尊嚴的獨斷專伐，讓學生的身心得到了極大的解放，也讓學習成為一種活潑潑的充滿自由生機的思想交流、創造的活動。真正能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所以，我們現代的教育工作者應該好好地繼承和發揚王陽明的這些教育思想，這也是我們認識、學習心學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