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東亞（二五）︱白的銀，黑的人

「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然而，許久以來，它似乎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如是說。他還特別提到中國完全不重視對外貿易：「除了對日本，中國人很少或完全沒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隻經營國外貿易。允許外國船隻出入的漁港，亦不過一兩個。所以，在中國，國外貿易就被局限在狹窄的範圍。」歷史從來不只是過去發生的事情，而是對過去的一種主觀描述。興起於現代的「鎖國」論述，以歐洲條約體系的到來作為分水嶺，把東亞歷史按照「從封閉到開放」的邏輯攔腰切斷。這套話語是殖民主義「文明」論述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有兩大支柱：一個是精神和信仰的「自由」——其本質是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另一個是貿易和市場的「自由」。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稱霸歐洲的時代，這兩個支柱高度重合。到了荷蘭和英國爭雄的時代，宗教因素隱藏到後台，開放貿易則走上前台，成了衡量一個地區「文明」的重要標準。這也是為什麼，在很多歷史敘述中，鴉片戰爭往往和清朝「拒絕自由貿易」緊密聯繫，構成因果鏈條。於是，和「鎖國」並列，近代東亞又被貼上另外一個暗示文明等級的標籤，叫作「閉關」。就像不提早期基督教在日本的恩怨、只用「鎖國」來指責日本拒絕西洋文化一樣，「閉關」也無視歷史的長期性和變化性，用一個極簡的概念來塑造中國和世界的對立。在英美史學界，東亞「閉關鎖國論」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日益受到質疑和批判，嚴肅學者早已拒絕前近代東亞孤立、保守、停滯的說法。儘管如此，在社會輿論中，封閉、守舊的前近代東亞形象，仍有很大市場。按照這種邏輯，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長期自外於大航海時代以來的全球化浪潮。囿於東亞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和「亞細亞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無法從內部生成，必須要等到歐洲文明的到來，東亞才被「納入」世界，「歷史」才會在這裡開始。就算我們把「全球化」的起始，定在（歐洲人主導的）大航海時代，把（歐洲）資本主義的鋪墊和展開，看作是近代世界體系形成的主要動力，也無法迴避一個問題：如果沒有東亞（以及非洲、美洲）世界的參與，新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怎麼可能在短時間內，在全球開疆拓土、所向披靡？實際上，這片後來被稱為「東亞」的區域不但從未自外於世界，而且是貿易全球化重要推手之一。16世紀以來全球貿易體系的快速擴展，恰和東亞區域政治格局的重組（包括日本統一和滿洲崛起）同步。兩者相互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全球化在本地區的面貌。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受諸多因素影響：氣候、環境、地緣政治、資源、技術等等。而人類社會對不同商品的需求，則是促成海外探險的主觀動力。跨區域的商品交換和人員流動並不是什麼現代現象：在歐亞大陸內部及印度洋地區，中國、日本、中亞、南亞、阿拉伯地區的商人早就開闢並主導了龐大的跨區域貿易網路。隨著對美洲和非洲的拓殖，歐洲人建立起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貿易通途，使得人貨往來在範圍、途徑和量級上大大提高。而歐洲殖民者來到東方海域貿易，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藉助了早已存在的跨印度洋-太平洋貿易網。早期全球化中最受歡迎的商品，包括槍支、酒類、絲綢、貴金屬、皮毛、糖、香料、茶葉、陶瓷等等。其中對東亞現代歷史產生特殊的影響的「商品」是白銀。學界對白銀流動史的研究已經頗為深入，隨之而來，東亞世界在早期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也被重新認知。白銀和上述其他商品都不同：它既是一種商品，又是一種貨幣，在16世紀前後逐漸成為東亞經濟圈內部，以及歐洲與東亞之間的最主要的貿易結算手段。它的生產、傳播、消費，連接起美洲、歐洲、中亞、東亞等地，成為流淌在全球貿易機體中的血液。按照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的說法，白銀供給在16世紀以來突然提高，結合了幾個方面的歷史演化，比如美洲、日本和歐洲銀礦產地的增加，水銀提純法帶來的產量擴大等等。白銀供給還受到與黃金、銅和水銀等其他金屬比價的影響。而在需求一側，宋元以來中原地區對銀的消耗，隨著白銀從域外不斷流入而持續增加。明代財政和賦稅改革，更加速了其在中原的貨幣化。白銀不但在商品經濟相對發達的沿海和江南地區大量使用，甚至流入到邊疆地帶，在西南少數族群社會中成為重要的禮儀性物品。儘管對中國到底吸納了多大份額的美洲白銀，學界有著不同的估計，但中國是當時世界白銀最大的流入地，應沒有疑問。中國自身並非產銀國，整個東亞除日本外，產銀能力也不強，而美洲白銀卻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不可或缺。可見，16世紀以來中國及東亞社會的繁榮穩定，早就和域外產品的輸入，特別是白銀的輸入密不可分，對外貿易的重要性毋庸諱言。僅從這一點出發，恐怕就不能簡單斷言，近代早期中國的對外貿易是被動和單向的。斯密和他之後的黑格爾一樣，是歐洲現代思想的締造者。他們的歷史解釋突出歐洲在人類發展過程中的核心作用，讓歐洲和非歐世界互為鏡像，彼此隔絕。他們強調局部「文明」的主導性，忽視在形成「現代」的歷史進程中，全球各個地區是一個互動的整體網路。在這樣的敘事中，不但「亞洲」在文明譜系中是邊緣性的，非洲和美洲也是如此。除了美洲白銀，早期全球化還有另一個遠渡重洋的特殊商品：奴隸，特別是來自西非的黑奴。資本、商品和勞動力的全面流動，才構成近代意義上的全球化，而奴隸不但是勞力，還是商品，某種意義上也是資本。在跨大西洋的三角貿易網路中，歐洲商船將酒類、槍支等運到非洲，交換當地人俘獲的黑奴。販奴船從非洲起航，先後將數以千萬計的人口輸送美洲的種植園，再將種植園中出產的棉、蔗糖、煙草等運回歐洲。這種三角關係從15世紀開始維持了數百年，直至19世紀奴隸交易才終止。把「人」與「奴隸」根本區隔，是自由主義經濟邏輯和政治邏輯的重要基礎。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市場條件下的勞動力，必須是對自己有充分支配能力的「自由人」。所以談到各地的勞動力，首先要討論的，就是他們算自由人還是奴隸。奴隸不享受為人的權利，沒有對財產、土地甚至自身的支配權。在這套邏輯主導下，18、19世紀歐洲的文明論述里，不但非洲奴隸、美洲及澳洲土著不算人，整個東方世界（包括中國）也多處於奴隸或半奴隸狀態，因為那裡的人不懂「自由」——這套話語打著種族主義烙印，以文明的外衣將掠奪、屠殺和壓迫合理化，同時也深刻影響了近代東方知識分子對自身歷史的認知。白銀和黑奴，來自於歐洲人對美洲和非洲的拓殖，是早期全球化的重要催化劑。東亞世界和白銀的聯繫更為緊密，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奴隸貿易的影響。當葡萄牙、西班牙的商船開進澳門、長崎等地，不但帶來了非洲黑奴，也擄掠當地人為奴。當年豐臣秀吉突然驅逐天主教士，其中一條理由，就是葡萄牙人大肆販賣日本人口至海外。但因為中國和日本奴隸在規模上無法和黑奴相比，對他們的關注相對不多。直至19世紀後半，中日大量苦力以契約勞工名義東渡美洲，仍引發他們是人還是奴的爭論，成為日後排華風潮之濫觴。對來到東亞的非洲黑奴，中日史料中都有記載。日本17世紀的繪畫中，有黑人奴隸隨「南蠻貿易」而來的圖像，為我們提供了難得的視覺資料。而最傳奇的故事，恐怕當屬織田信長（1534-1582）的一位黑人家臣，彌助（Yasuke，約1556年—？）。

彌助是歷史記載的第一位非日本人武士關於彌助到達日本前的經歷，記載並不清晰。有人猜測他是來自莫三比克的穆斯林，也有說法認為他可能是受雇歐洲某王公的非洲僱傭兵。可以確知的是他身高馬大，1579年作為耶穌會士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的侍從抵達日本。前面的專欄曾提到過，范禮安是耶穌會負責遠東事務的最高神職人員，也是沙勿略（Francis Xavier）之後對天主教在日本傳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范禮安確定耶穌會在日本應以上層路線博得政治地位，並和當時最有勢力的大名織田信長頗有私交。1581年3月，范禮安拜見信長，京都民眾爭睹他的黑人侍從，竟有踩踏致死者。織田信長聽聞喧鬧，便要求一見。日本史料記述，這位黑人二十六、七歲，身高在1米88左右，「擁有十人之剛力，體黑如牛」。信長十分驚訝，當場命他脫衣洗身，以確信其膚色是天生的。范禮安將他轉讓給信長，信長隨即給他賜名彌助。此時的彌助很可能已通曉日語，深獲大名的信任。很快，他成為信長的貼身侍衛，並被賜予武士身份，這是歷史記載中第一位非日本人武士。1582年，織田家臣明智光秀反叛，發動本能寺之變。彌助當時也在寺中，他在領主隕命之後，轉投信長長子織田信忠，但最終不敵就縛。明智光秀說他如動物般無知、又非日本人，將他發落在京都的南蠻寺，後不知所終。有學者認為，16世紀日本人對黑人並不歧視，因為當時還有其他受雇於大名的非洲人，地位高者甚至可擁有日本人為家奴。彌助的故事亦可視為早期全球化中，亞非交往的一段插曲。當然，隨著日本禁教，這類交往也就逐漸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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